1991年冷戰的結束給美國公民宗教帶來了建國以來最大的挑戰。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國家身份主要是通過與無神論共產主義的對立來定義的。隨着蘇聯的解體，美國需要一個新的敘事來證明其作為世界主導力量的角色。

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戲劇性地重申了美國公民宗教的力量。在恐怖襲擊發生後，美國人在湧向教堂的同時，也史無前例地展示了對國旗的崇拜。星條旗潮水般地出現在汽車、房屋、衣服和身體上。“天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成了一種國家禱告，但禱告中的傳統基督教的神已經被美國公民宗教的神所取代。

喬治·W·布什總統本人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他對9/11的回應體現了基督教與公民宗教的這種融合，他的演講充滿了聖經語言和意象，但最終的信息總是一樣的：神選擇了美國來領導世界與邪惡鬥爭。 當布什宣布在反恐戰爭中各國“要麼與我們站在一起，要麼與我們對立”時，他正在宣告美國在神的歷史計劃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場始於 1630年的轉變今天似乎已基本完成，美國公民宗教在許多方面已經取代了傳統基督教：學校里每天對國旗的宣誓、體育賽事前要演唱國歌、退伍軍人節和陣亡將士紀念日要舉行精心儀式、拉什莫爾山和國家廣場成為朝聖之地。正是這些實踐將美國人團結在教派界限之外，定義了美國社區成員身份的共同崇拜行為。

這種轉變對美國的傳統基督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曾經的道德權威的主要仲裁者，發現自己需要與有線新聞網絡和社交媒體平台競爭，以影響會眾的信仰。曾經在公共道德事務上擁有無可置疑權威的基督教領袖，發現他們的宣告要受到政治試金石的檢驗。曾經是美國身份主要象徵的十字架，已被星條旗擠兌到私人空間。

這種轉變最明顯的實例來自對美國國家象徵不敬行為的反應。2016年，當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在國歌播放期間單膝跪地抗議警察暴行時，全美各地的反應是迅速而猛烈的。數百萬從未認為自己特別虔誠的美國人，爆發出信徒親眼目睹了對神褻瀆般的憤怒。

國旗和國歌的神聖性已超越了單純的愛國主義，觸及了美國人內心更深的層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轉變正是在美國宗教多樣性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時發生的。今天的美國是數百萬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數十種其它信仰的信徒的家園，同時也有一個快速增長的“非宗教人士”群體。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個傳統基督教不再能提供的功能：一個共同的神聖遮傘，所有美國人，無論其私人宗教信仰如何，都可以聚在用一個遮傘之下。

然而，這種統一是有代價的。美國公民宗教崇拜的是一個奇特的神靈，祂的主要屬性是祝福美國的軍事冒險和聖化其經濟體系。這種宗教情懷要求對國家的忠誠高於一切其它，包括傳統的宗教承諾。當美國公民宗教與傳統基督教發生衝突時，它通常成為獲勝一方。當國旗被賦予神聖的意義，焚燒它就成了褻瀆。當憲法成為聖經，對其進行不同解釋就成了異端。當美國本身成為神的選定國家，批評美國就成了批評神。

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這種轉變的一個鮮明例證。2020年3月，當全國各地的州長發布居家令時，也同時要求關閉教堂，這傳達一個明確的信息：在現代美國，商場比聖所更神聖、商業比聖餐更重要。 曾經作為美國社區道德中心的教會，發現自己被降級到與娛樂場所相同的類別，屬於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不是基本需求。

這就引出了美國從十字架到星條旗之轉變所提出的最深刻的問題：當一個社會的主要崇拜對象成為其自身時，會發生什麼？傳統宗教，儘管有其缺陷和失敗，至少指向了超越眼前社區的事物，指向可以制約人類驕傲和野心的超驗價值觀。相比之下，美國公民宗教傾向於聖化美國的權力和繁榮，使得美國民眾難以進行健康社會所必需的道德自我批評。

這種轉變的後果在今天的美國文化中隨處可見。曾經可以通過訴諸共同的道德原則來解決的政治辯論，現在變成了圍繞美國身份的不同願景之間的爭鬥。每一方都聲稱對美國的真正象徵含義擁有獨家解釋權。結果是一個社會保持着宗教信仰的強烈熱情，但缺乏可以緩和這種強度的超驗視角。

他們現在如何討論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的作用呢？前幾代人可能會辯論特定的軍事干預是否根據基督教的正義戰爭理論而在道德上是正當的，而當代美國人更有可能辯論這些干預是否服務於美國的利益或反映美國的價值觀。現今的道德框架已不可能譴責美國的行動違背了普世原則，幾乎總是以其獨有的價值觀為這些行動提供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