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伯恩賽德將軍（Burnside）留下那副標誌性的連鬢鬍鬚一樣——一個人如果把外表做成了“記憶鈎子”，人們就很容易在歷史裡偷懶：不再追問你的判斷、你的責任、你的代價，只記住你最醒目的那一部分。伯恩賽德的鬍鬚被後人戲謔地改寫成英語裡的 sideburns，這是少見的“人名變通用詞”的詞源故事；也像一則政治寓言：一個國家常常更願意記住可笑的細節，而不是艱難的教訓。

詹姆斯·A·加菲爾德（James A. Garfield，1831–1881）就恰恰是被這種“歷史偷懶”吞沒的人。他是美國第20任總統，任期從1881年3月4日到同年9月19日——短得像一聲被掐斷的嘆息。遇刺身亡並不稀奇；任期短也不稀奇：更早遇害的是林肯，更短命的是哈里森。於是他在總統名錄里往往顯得寂寂無聞。但如果只用“死得早”或“幹得短”去概括他，那就等於只記住伯恩賽德的鬍子、忘掉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代價；只記住一個人的結局，忘掉他原本可能帶來的國家路徑。

也正因此，網飛的四集迷你劇《雷擊元首》（Death by Lightning）才顯得珍貴。它像一把鈎子，把我們從“歷史梗圖”的舒適區里拽出來：不是為了告訴觀眾“誰殺了總統”（這沒有懸念），而是逼你直視那種更難看的東西——制度如何腐蝕國家，政治如何獎勵表演，權力如何在分贓與派系裡變形。劇集的重要史實底色來自坎迪斯·米勒德的非虛構作品《共和國的命運》（Destiny of the Republic），但它更像一部制度史與心理史交叉的政治劇：分贓制度（spoils system）如何讓官職變成戰利品，共和黨內部派系如何把國家當籌碼，改革如何在妥協、交易與算計中被拖到“不得不發生”的那一刻。

一、這部劇真正拍的是：政治怎樣讓人學會壞、也怎樣逼人學會好

在這三小時多的敘事裡，最有力的並不是刺殺現場，而是人物之間像齒輪一樣互相咬合：加菲爾德、吉托（Guiteau）、阿瑟（Arthur）、康克林（Conkling）——每個人都不是單線條的善惡符號，而是鍍金時代的政治溫室里長出來的產物。

劇中加菲爾德的溫和、克制與穩重，被刻畫得很“安靜”，卻不軟弱：他不像今天某些人那樣靠羞辱對手來證明自己強大；相反，他幾乎病態地在意“讓所有人都還能坐在同一張桌子前”。這類人很難在短視頻時代成為“熱搜人格”，但他們恰恰可能是制度在裂縫邊緣最需要的“結構膠”。

康克林為前總統格蘭特造勢結束時，以阿波馬托克斯巨石（Appomattox）這一隱喻，把“鐵杆派”陣營的氣勢推到高潮。

相對地，康克林的蠻橫、傲慢與老辣，是典型的派系領袖氣質：把官職當油水、把忠誠當籌碼、把國家當舞台。他不必親手開槍，卻能把政治生態調教成一種“誰更敢耍狠誰就更有效率”的競技場——在這種生態里，改革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敵對陣營的戰果；國家不是共同體，而是派系的戰利品。

“鐵杆派總管”阿瑟，在加菲爾德離世後繼任總統，痛改前非，推動並實施了旨在根治“戰利品制度”聯邦第一個有實質意義的公務員改革法案。

而阿瑟的弧線之所以動人，正在於它寫出一個“被制度養壞的人”也可能被責任逼出良知：他起初是分贓機器的熟練工，後來卻在巨大壓力下走向改革——這不是洗白，而是揭示一種更殘酷的現實：當政治生態爛到一定程度，連“變好”都可能是靠災難推進的。

二、吉托不是“瘋子”這麼簡單：他是分贓時代的“極端產品”

劇中由麥克費登飾演的刺客吉托，是另一把刀。創作者沒有把他簡單處理成“精神病人”，而是用荒誕的悲劇把他放回時代結構里：一個衣衫襤褸、四處欠債、居無定所的人，卻堅信自己“應該得到”體制的獎賞——因為在分贓邏輯里，政治參與不是公民責任，而是投資行為；忠誠不是原則，而是股份；競選不是公共討論，而是利益分配的前奏。

吉托不是為理念殺人，而是一個政治巨嬰，在體制拒絕給他舞台後，決定用子彈強行“出道”。

他在白宮走廊里遊蕩、試圖與權貴搭話的尷尬，不只是個人滑稽，更是一種制度羞辱：當國家把職位當酬庸，把政治當分贓，一個邊緣人也會在這種敘事裡產生可怕的自信——他不是在問“我能為國家做什麼”，而是在問“國家欠我什麼”。

吉托走向絞刑架時吟唱的那首《我要去見主了》（I Am Going to the Lordy），像一曲時代輓歌：荒誕、刺耳，又讓人不寒而慄。它提醒我們：一個社會最危險的不是出現一個極端人，而是出現一整套能不斷生產極端人的機制。

三、加菲爾德的“高山之巔”：語言為何能把一個人推向總統，也能給國家定調

加菲爾德贏得共和黨提名那一刻。

如果說劇集最“燃”的場面是哪一個，那一定是1880年共和黨全國大會的提名演說。康克林先用阿波馬托克斯的隱喻把會場情緒推到沸點，掌聲像鐵皮屋頂上的暴雨。然後加菲爾德上台——他不急着罵分贓，也不急着秀立場，而是把視野從會場拉向“爐邊的選民”、從浪花拉向深海：決定共和國命運的，不是此刻的喧譁，而是多數人在安靜處做出的判斷。

這類演講之所以可怕，不是因為它辭藻華麗，而是因為它完成了一次“國家敘事的重新配線”：把黨爭降格為泡沫，把原則抬升為海洋；把派系之爭從“誰贏”轉為“我們是誰”。他呼籲團結，也堅持底線：伸出橄欖枝，但必須承認聯邦戰爭的是非；邀請重建兄弟情誼，但不能用遺忘交換和平。

這就是“加菲爾德式政治家”的核心能力：在分裂時仍能說出共同體語言，在激情里仍能保留程序與邊界，在道德與政治之間找到可持續的通道。這類能力能讓一個人從“重要但非核心人物”變成全國政治中心——因為當國家的心理結構出現裂縫時，公眾會本能地尋找能把裂縫翻譯成未來的人。

四、把視線拉回今天：我們缺的不是熱鬧，而是那種“把對手當人”的政治倫理

卡通人物咖啡貓名字的來由就是加菲爾德總統。

從歷史觀點看，美國今天的許多爭議與焦慮——國家本質、制度公正、權力邊界、執法是否政治化、選舉合法性、公民權利、國家認同是否走向排他敘事——都不是第一次出現。危機敘事會更新措辭，但主題往往反覆回潮。真正決定走向的，常常不是問題“新不新”，而是掌舵者有沒有能力在衝突中維持制度的共同語言。

而這一點，恰恰是當下最稀缺的政治資源。今天的政治舞台太擅長獎勵表演：羞辱能換來傳播，狠話能換來掌聲，誇張能換來剪輯。可國家不是短視頻，制度也不是綜藝節目。越是在“我們是否還能彼此承認”的問題上，越需要加菲爾德式的克制：敢于堅持底線，也敢於降低敵意；能動員民眾，也能約束權力；能講價值，也能尊重程序。

這不是溫情主義。恰恰相反，這是對現實最冷峻的判斷：當政治把對手徹底去人化時，制度就會把每一次衝突都升級成“非你即我”的生存戰；而一旦進入生存戰邏輯，任何邊界都會被重新談判，任何權力擴張都會被包裝成“必要”。

五、因此，這篇文章真正想說的不是“懷舊”，而是“投票標準”

加菲爾德和夫人克瑞特。在加菲爾德去世後，她着手收集並系統整理了丈夫留下的文件與往來書信，以確保他的政治與歷史遺產不被歪曲或遺忘。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她實際上創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座總統文獻檔案館，為後世系統保存總統文書資料確立了先例。

我推薦《雷擊元首》給中文觀眾，不是為了讓大家“認識一個被遺忘的總統”，而是為了讓我們重新練習一件被現代政治偷走的能力：識別什麼是領袖，什麼只是舞台生物。加菲爾德未必完美，他甚至會在政治交易中做出令人不適的妥協；但他身上有一種對制度與共同體的基本敬畏：他本能地拒絕把國家當成派系獎盃，也拒絕把權力當作私人忠誠的延伸。

所以，當我們說“今天需要加菲爾德式政治家”，並不是說需要一個道德偶像，而是說需要一種政治性格：

• 不把對手當敵寇，而把對手當仍可共治的同胞；

• 不把權力當戰利品，而把權力當託付；

• 不用羞辱替代政策，不用煽動替代治理；

• 不把“贏”當終極目標，而把“還能一起活下去的制度”當底線。

也因此，選票的意義從來不只是“支持誰”，而是“我們願意把國家交給什麼樣的人”。投票不是情緒宣泄，而是制度自救。歷史不會給我們完美候選人，但歷史會一再提醒：當一個社會把表演當能力、把狠話當魄力、把動員當治理時，真正的賬往往要由下一代來結。

加菲爾德的悲劇，是他跨過了那道從政治人物到國家領袖的門檻，卻沒能擁有足夠的時間，把語言兌現為制度；而我們的悲劇，可能是我們明明擁有選票，卻把它當成了掌聲。我們不必指望再出現一個加菲爾德——但我們至少可以在每一次投票時，問自己一句：我投的是一位能讓制度繼續運轉的人，還是一位只會讓人群繼續沸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