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一）給回憶插上翅膀

看到標題你一定笑了，只聽說過讓幻想插上翅膀，哪有什麼給回憶插上翅膀？只有幻想才能任其無邊無際地翱翔，回憶只是對往昔的追念，插上翅膀，豈不成了胡亂編造？

其實我並無編造的意思，只是覺得自己如今虛度六十有三的歲月，再加本人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記憶力就極差，還自不量力企圖寫一點回憶的東西，又沒有能力寫出那種既系統又有教育意義，還能夠傳之千古的文字，只能信馬由韁想到哪寫到哪，也算是一種自娛自樂吧。信馬由韁的空間雖然很大，但感覺總不及插上翅膀的自由度更高。雖說飛到哪算哪，但我還是保證能回憶起多少就寫多少，絕無半點虛構。

我大約從三歲開始記事的吧，這一點也是經過考證的。我記憶當中有在長沙躲防空洞的經歷，原先一直誤以為那是抗美援朝時期躲美機轟炸。每當城市上空防空警報拉響之時，我就被大人領到一個小小的土洞裡邊，這樣的洞是在嶽麓山的山邊隨便挖的那種簡易的小洞，只能容下一兩個人，我就一個人躲在那小小的洞裡，眼睛看着洞頂和洞壁露出的樹根、草根之類，直到警報解除才敢出來。後來還常常聽到大人們告誡說，不要隨便撿地上丟棄的鋼筆之類的小物件，因為那有可能是美軍細菌戰所用的載體。常有傳言說，美軍用飛機投下帶有細菌的鋼筆等物，誰要是貪財將其撿回，就中了美國佬的奸計。所以很多年以來我都深信不疑地以為我在防空洞裡躲的是美國的轟炸機。直到退休之後，我突然問自己，長沙離朝鮮那麼遠，美國飛機能夠轟炸到這裡來麼？後來問母親，他說當年躲的不是美軍的飛機，而是白崇禧的飛機——原來如此！於是我上網搜索了一下，長沙解放是1949年的8月，廣西解放是1949年的12月，白崇禧的飛機轟炸長沙應當就是這期間的事了，也就是我剛滿三歲不久。換句話說，就是三歲時的我已經能夠記住一些事情了，哈哈，還真不賴！以後的文章我將寫下自己三歲往後的點滴記憶——那是一種與當今80後、90後的年輕人完全不同的一種經歷。談不上有什麼教育意義，恐怕也不會有多少人願意浪費自己寶貴的時間去讀。管他的呢！權作無所事事時的自我娛樂吧。

朝花夕拾（二）原湖南大學的孩子們

我這裡說的湖南大學可不是現在的湖南大學，我在前面加一個“原”字以示區別。那是1953年院系調整之前的湖南大學，其校長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達先生，53年院系調整之後湖南大學被五馬分屍，該校從此不復存在，教職員工像“磚”一樣被搬到了需要他們的祖國各地，李達也被“搬”到武漢大學任了校長。後來是否因為決策者覺得解散湖南大學是一個天大的失誤，所以五年之後在原址又重新開辦了“湖大”，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湖大”被折騰了一回。

我開始記事的時候，我父親已經在湖南大學任教了，我們家住在嶽麓山上，據後來長輩們說，我們家住的地方叫八大家（現在記起來應當叫“桃源村”），聽起來好像那裡只住了八戶人家一樣，我們住的是小平房，每兩戶人家住一棟房子。與我家隔壁的是蕭傑五教授，他後來調到武漢大學任教務長，他的小女兒蕭YM和小兒子蕭YL與我年齡差不多。還有一個曹庭藩教授，後來調到中山大學任教務長，他的女兒（名字不記得了）與我們年齡相差無幾，這幾個就是我們每天在一起玩的小夥伴。

那個時候我們家還沒有自來水，每天僱人把家裡的水缸挑滿。天然氣、液化氣更是聞所未聞。燒的還是煤面，要兌上黃土才能燒，好在我們住在山上，黃土可以就地取材。大人們買菜要到一個叫棉花廠（音）的地方，好像並不遠，棉花廠附近有一座桔園，我們家每年花兩塊錢買一棵桔子樹，其實就是買斷這棵樹一年當中所結的全部桔子，照理說我們這些小孩子應當不會缺桔子吃，但不知為什麼我們還是喜歡爬到桔園的樹上去偷桔子，然後被守園人追得滿山遍野地亂跑。

我們這幢房子建在山坡上，從後門出去可以看到山坡被削去了一塊，每當下雨的時候，被削去的，失去植被保護的地方就突然冒出許多泉眼，大股的泉水就從這泉眼裡涌了出來，在房前屋後形成“江河湖泊”，我們就站在雨地里考察一條條小的“支流”如何匯成“長江大河”的。

我們房前的空地並不大，再往下，比我們地勢更低的地方不知是什麼單位的辦公室，房前屋後種了許多樹，樹叢之中還有一隻籠子，籠子裡邊關着一隻猴子，我們這些無所事事的小朋友就常常去逗那隻猴子玩。我們從地上撿起一塊石頭，將石頭舉過頭頂，嘴裡高呼“敬禮！”那猴子就乖乖地將手舉到頭頂作敬禮狀，於是我們這些頑童也都開心地大笑起來。有一天我的好朋友李ZF從很遠的地方來找我玩，我向他介紹了這隻有趣的猴子，並讓猴子表演了它給人敬禮的絕技。於是李ZF也學着我的樣子舉起一塊石頭高喊一聲“敬禮”，誰知這隻潑猴竟然不賞臉，它抓住籠子的木門拼命搖晃，嚇得我們沒命地逃走。

李ZF和我是怎樣認識的，我已經記不得了，他後來小學和高中都與我同學（不同班），他的媽媽是我高中時期的代數老師（鄒容宜老師），她和教我們幾何的蕭樹靜老師都是學校里最德高望重的教師之一。我後來在學校舉行的數學競賽中得過一次第二名，這與她們兩位老師的教導是分不開的。

我們的童年生活應當是非常幸福的，沒有人逼迫我們去學習各種文化知識，每天早飯後大家不請自來地聚在一起談天說地，比較小的孩子總愛說：“今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稍微大一點的孩子就立馬糾正說：“今天晚上還沒到呢！”即使遇到下雪天，我們的集會仍然照常進行，我們穿着套鞋一邊把地踩得溜滑，一邊天南海北地瞎聊。

我們這些無人管束的小孩每天就像野人一樣在山上跑來跑去，那時候嶽麓山沒有買門票一說，多數時候我們都是打赤腳，就那樣在灌木叢里亂竄，腳被扎出血了，回家搽點紅藥水就OK。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紅，秋天漫山遍野的毛栗子，自然界的萬物好像都是為我們而生似的。毛栗子是一種灌木，其果實可以理解為小人國的板栗，果實外面裹着帶刺的厚皮，採下之後，放在地上用穿了鞋的腳搓，以除掉扎手的刺，剝掉皮，就露出像小號板栗那樣的東西，其味道也與板栗無異，只是太小，吃半天也也塞不滿牙縫。

山上所有的地方我們都玩遍了，還有幾座水泥修的墳墓，直到我成年之後，才知道其中的一座就是蔡鍔將軍墓。

愛晚亭當然也是我們的必游之處，因附會小杜“停車坐愛楓林晚”的著名詩句而得名，不過我們並不會欣賞風景，只是將其作為歇腳之處而已。直到幾十年之後，我花錢買票重遊了嶽麓山，才體會到愛晚亭真稱得上長沙風景之最。我去的那天是秋天的下午，放眼向嶽麓山望去，滿山的樹葉被秋風染成紅色、綠色、黃色等五顏六色。柔和的陽光從山頂投射下來，使人感覺眼前的山景好像有幾千個層次，簡直美不勝收。

那年頭我們還未聽說過有動物園一說，不過嶽麓山本身就是一個天然動物園，連如今在自然界已經絕跡的老虎豹子都有，我們這些頑童晚上都不敢出門，躲在家裡時常有人看見豹子就在院子裡咆哮。老虎甚至被人看成是人類的大敵，而堅決予以捕殺。記得我曾看見為民除害的解放軍從山上下來，他們用大槓子抬着打死的老虎，而受傷的打虎英雄被人用轎子抬着。雖說我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還真沒有哪位家長不讓自己的孩子出門的。主要原因大概是那時的孩子沒有現在金貴，再加遇到老虎的概率畢竟較低。

我們這些小傢伙最津津樂道的還是飛機、汽車。因為那個年代飛機、汽車在小孩子看來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東西，我們常常非常自豪地說湖南大學有十二架飛機和六百輛汽車。不過這也並非吹牛，那些都是國民黨軍隊逃跑時丟下來的財產。十二架飛機也是實數，不過這些飛機都已經不能飛了，連輪子都不知到了何處，全都用磚砌的墩子支在地上，機艙門可以隨便打開，我們這些孩子就爬上爬下地玩，這可比如今小孩子們玩的飛機高檔多了。

六百輛汽車全都是卡車，也不知道還有多少能夠開動，而且當年汽油奇缺，所以每輛卡車的車廂上都有一個高高的圓鐵筒，據說這些汽車都是燒木炭的。我猜想也許是木炭在鐵筒裡邊完成由炭變一氧化碳的化學反應，然後用一氧化碳作汽車的燃料。這樣的老爺車上路之後還經常拋錨，於是路人就被司機“熱情”地邀請來參與推車的“互動活動”，等到汽車發動起來之後，凡是參與了“互動”的人，不論大人還是孩子，都有幸獲得免費乘汽車兜風的“重獎”。

當年嶽麓山上有一片油桐樹林，雖說油桐果是重要的工業原料，但不知其有沒有產權單位，只見油桐樹年年結果，就是沒見有人採摘。於是這片樹林也就成了我們的領地。我們爬到樹上，摘下油桐果，然後把這些多得數不清的油桐果像皮球一樣從山上滾到山下，堆積在山下的路旁，慢慢地與泥土化為一個整體。

五十年代初，國家已經開始了戰後的重建，有許多過去的墳墓在建設中也被人刨開，那些白骨和骷髏被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某天我看到一個“發掘現場”後，當晚就做了一個惡夢，夢見一個小朋友把骷髏套在自己的頭上向我猛撲過來，嚇得我從夢中驚醒，第二天就發起燒來，不過此後我看見骷髏就不再害怕了。

雖說我們這些孩子都是小文盲，但沒有哪一個家長擔心自己的孩子將來會輸在“起跑線”上，我們每天除去吃喝就是玩樂，沒有其它事情需要干的，更不必說上什麼學前班了。不過小孩子天生就有一種模仿大人的能力。那時候全國都在“抗美援朝”，到處都聽到大人們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還有，“赫啦啦，赫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倒美帝野心狼！”我們這些小孩子就跟在後面亂哼哼。不過歌詞的意思我們往往並不懂。比如說，大人們唱：“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我把“來自”聽成了“癩子”，湖南話“癩子”指的是瘌痢頭，我始終弄不明白為什麼是“癩子”老百姓，難道老百姓都是瘌痢頭？

有一天我無師自通地模仿起父親的簽名，他的簽名寫得非常潦草，我並不明白什麼點、橫、撇、捺，只是依樣畫葫蘆而已，結果大人看過之後大加讚賞，讓我飄飄然起來，從此之後我開始有了一項工作——就是像街頭玩雜耍的猴子一樣逗大人開心，只要有客人來，我就向他們表演我的書法“功底”。而我也沉浸於這樣的自我陶醉之中。

到我六歲那一年，我開始踏上了“起跑線”，因為湖南大學開辦了一個幼兒園，我有幸成了其首批學員，當然也是其最後一批學員，因為一年之後，湖南大學就被解散，幼兒園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不過幼兒園並不教文化知識，所以我們還是沒有踏上真正的“起跑線”。

幼兒園在我的記憶當中就是唱歌、跳舞和吃西瓜，我現在還保存着當年孩子們跳舞和吃西瓜的照片。

幼兒園離我家很遠，中午吃的飯要自己從家中帶去。我每天早上獨自一個人沿着山路走到幼兒園去上學，所有的同學都一樣，從來都沒有哪個家長擔心自己的孩子會有什麼危險，所以接送孩子是聞所未聞的事情。有一天早上下過一場大雨，山路比較滑，我一不小心滑到水溝里，帶的飯菜也翻到溝里餵了王八，於是我大哭着回到家中。大人只是勸我不要哭，幫我換了衣服，重新帶好飯菜，而後我還是一個人拎着飯盒上學去了。

七歲時我到了上小學的年齡，1953年9月我成了湖南大學子弟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印象當中我們當年的小學校就是如今要買門票才能進去的“嶽麓書院”，不知是否記錯。與上幼兒園一樣，沒有哪個家長送孩子去上學，我是由隔壁的蕭YM姐姐領我去上學的，她只比我大一歲，那年讀二年級。一年級一共兩個班，是按年齡分的班，蕭YM見我的個子比較高，就自作主張把我領到那個年齡大一點孩子的班上去，結果完完全全是冤假錯案，我就這樣一直錯了一個星期才“撥亂反正”回到自己的班上。

感覺從我家到小學並不遠，因為劉光華教授的女兒（LL姐），上小學的時候因為家離學校比較遠，她中午就在我們家搭夥，當然是因為我家離小學比較近的緣故。我至今還記得LL姐餵我吃麵條的情形，她把長長的麵條卷在筷子上，用嘴吹冷了再餵到我的嘴裡。巧的是，LL姐的丈夫就是我大學的專業課老師陳JZ先生。

從此我就開始摘自己的文盲的帽子了，我們所學第一課的課文是：一，開學了。第二課的課文是：二，我們上學去。

——這就是我的起跑線！

誰知小學只上了一個月，湖南大學就因院系調整而停辦，教職員工被安排到全國各地的其他高校，僅我知道的就有：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現在叫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範學院（現在稱為華中師範大學）、華中農學院（華中農業大學）中南財經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和中山大學等院校。

大人們都在準備搬家的行李，我也沒有閒着，我把自己家門口種的草花的種子採集下來，用紙包成一個個小包，準備帶到武漢再種起來。這其中有牽牛花、雞冠花、指甲花等等。不過到武漢之後，由於家中沒有可以種花的院子，花也就沒有種成。

我們在湖南大學時期的小夥伴從此各奔東西，大多數今生再也無緣見面，慢慢地連他們的名字都已經忘卻。不過到武漢之後，我又有了新的朋友，那將是下一篇回憶的內容。

朝花夕拾（三）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初到中南財經學院）

我們家搬到武漢的過程並不複雜，因為那時候的人們沒有多少私人財產，住房和家具都是從單位租來的，每個月的租金才幾毛錢。所以我家的全部家當用兩隻“瀏陽鞭炮”的木箱就裝下了。

父親新的工作單位是中南財經學院，這是一所由中南地區多所高校財經專業合併組建的新學校。不過主要還是由原中原大學的大部份，以及湖南大學財經學院的全部合併而成，該校的行政幹部多為原中原大學的職工，專業教師則以原湖南大學的教師為主。感覺上還是湖南大學的人多一些，因為我們的鄰居基本全都是由“湖大”過來的，我們的小朋友也幾乎全是“湖大”過來的，也有少數是從廣州來的。雖說大人們也許有幫派，但小孩子絕無此等事情。

順便提一下，中原大學是1948年由鄧小平任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創建,後來由河南遷到武漢，1953年院系調整時，在中原大學的地盤上整合出了中南財經學院和中南政法學院，這兩個學校就是如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前身（文革時期曾改名為“湖北大學”）。

到火車站接我們的汽車是一輛吉普車，就是老電影裡邊美國兵開的那種吉普，車後掛着一個拖斗，我們家的全部家當就裝在那個拖斗里。

學校一下子騰不出那麼多房屋讓新來的教工居住，一開始我們住在校區內的一幢平房內，與原“湖大”的那種平房不同，感覺是辦公用房改的，很長很長的一條走廊，兩邊就是一間間的房間，沒有廚房，也沒有廁所。蔡次薛教授住在我家對門。他的孩子蔡XP與我同年，小兒子叫蔡FP，比我們小兩歲。蔡XP很有畫畫的天份，讀小學的時候他的畫就被送到莫斯科展覽，在他的影響下，我也開始喜歡起畫畫，不過始終都只是自娛自樂的水平。

由於正規的小學已經開學一、兩個月，我們不能插班，財經學院只好臨時開辦了一個子弟小學。教師由我們同學的媽媽們臨時客串。學生不是太多，所以兩個年級在一個教室上課，老師給一年級同學講課的時候，二年級的同學就做練習題，反之亦然。同學大部分都是從“湖大”過來的。潘PY是個例外，他是廣州人，有一個老夫子的爸爸。潘PY的姐姐很有音樂天賦，彈得一手好鋼琴，於是有樂團要把他姐姐招去做專業演員。此等事情如今可是家長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就是傾家蕩產也要讓子女去當演員做明星，為的是將來出名露臉賺大錢。但潘PY的父親卻認為一個教授的女兒去做演員有辱斯文，那是給祖宗臉上抹黑。樂團的團長多次上門做工作，潘的爸爸竟然以斷絕父女關係相威脅，最後把一個天才的藝術家扼殺在搖籃里了。

剛到一個新的環境，我們這些小孩開始還特懷舊，總喜歡用“湖大”的強項與“財院”的弱項相比。因此大家在聊天之時言必稱“湖大”的六百輛汽車和十二架飛機，好像那些飛機汽車是自家的私有財產似的。但畢竟武漢是一個比長沙要大許多的城市，畢竟“當年的“湖大”位於長沙的市郊，而“財院”則位於武漢的市區。所以我們的生活有許多完全不同之處，我將在以後的回憶里一點一點地予以介紹。

因為家裡沒有廚房，所以一日三餐我們多在食堂解決。大人們在食堂都規規矩矩地排隊，而小孩子是以插隊為榮，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全新的體驗，說到底，小孩子懂得些什麼？當然這都是大人們放縱的結果。

當年武漢的大學都沒有院牆，“財院”是個例外，其實院牆也是形同虛設，因為在同一院牆內有三所學校，三所學校的大門均可自由進出。最東邊是工農速成中學，也就是後來的華師一附中，中國的保爾吳運鐸的夫人就是從該校畢業的。中間是中南政法學院，西邊是財經學院，財經學院約占此院內四分之三的面積。此外在校園外還有教工宿舍區，分別是校北區、校東區和千家街宿舍區。

記不得過了多久，我們就搬到了新建的教工宿舍，李ZF家搬到了千家街，我們家搬到蛇山腳下的校北區中緊挨馬路的那一棟，與“財院”教學區隔着一條馬路，這條馬路名叫熊廷弼路，是紀念明代兵部尚書熊廷弼的，文革時期改名為武珞路。那時的樓房一般都只有三層，我們這一棟也不例外，一共兩個門棟，我們家住在東邊的那個門棟一樓，一個門棟每層 住兩戶人家，但中間並沒有門隔開，所以兩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樣。我們家住西頭，鄭麟翔教授住東頭，他家一共五個孩子，兩個男孩，三個女孩，由於孩子多，只好全睡在一張雙人床上。老大鄭CQ比我大一歲，老二鄭CH（女孩）與我同齡，老三鄭CM比我小一歲。由於那時在一塊玩的孩子往往年齡也就相差正負一歲，所以他們家最小的兩個妹妹因為太小，不屬於我們這個“團體”的成員。鄭CQ不光是他們家的老大，也是我們這群孩子的“老大”，不論是下象棋還是打乒乓球，我永遠都不是他的對手。住在我們樓上的是張仁介教授，他的父親當過毛主席的老師，因此他們家多次收到毛主席寄來的信和錢，讓我們小孩子們佩服得不得了。他們家有兩個與我們年齡差不多的女兒，小名分別叫大麵包和二麵包，兩個“麵包”都是我的同班同學。前文提到的劉LL姐的家住在西邊那個門棟，LL姐我很少見到，也許她那時住校去了，但她還有幾個妹妹一個弟弟和父母住在一起，不過因年齡不相當，所以不屬於我們這個“團體”的。值得一提的是她那個弟弟劉JH，比我小兩、三歲，是個小帥哥，家中又有好幾個姐姐，所以自小就喜歡文藝，併到處參加演出，我們稱其為“小梅蘭芳”，可惜最終還是沒有從事文藝工作，後來與易ZT一起去了廈門大學，繼承其父的衣缽做了教書匠。易ZT就住在劉JH那個門棟的三樓，他雖然只比我小几個月，但是並沒有參加我們這個“團體”，也許是夫子氣太重，不屑與我們在一起瘋玩，他和同一門棟的定GK是一個獨立的“小團體”，因此我們“客氣”地把他稱為定GK的“狗頭軍師”。易ZT還有一個弟弟，爺爺也和他們住在一起，他爺爺留着長長的鬍子，很有些仙風道骨，有非常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因此易ZT的文學功底可以說是“祖傳”的了。由於易不“參加”我們這個“團體”，當有一天我們聽說他爺爺用炭盆烤火時把家裡木地板點着了，全家為救火一陣忙亂，我們這伙不懂事的孩子竟然還幸災樂禍地為其進行免費的宣傳。不過到讀高中時，因為都喜歡中國畫的緣故，我們又重新交往起來，那是後話。

囉嗦了半天，此文好象應當結束才對，自己感覺通篇都是流水賬，缺少一個能使之“傳之千古”的主題，下面我只好再給其點點“睛”吧：

我想說，世上的事情都是此一時彼一時，我們不應固守不變的思維模式。比如說，我在電視裡邊看到李永波的兒子腦後拖着一根小辮辮，沒有人會嘲笑他，反而說他“很酷”。而我在“財院”子弟小學時，有一個張姓的同學，他父母相信給男孩子留一根小辮子好養活些，因此那時的他有與現今李永波兒子毫無二致的髮型，卻因不合那個時代的時宜，被我們當成取笑的對象，免費贈送他一個“張小辮”的雅號。

時間真是一個可怕的東西，它能把一個生機勃勃的年輕生命變成日薄西山的老人，它還能把人們的好惡來個乾坤大挪移，讓你不明白自己今天所做之事明天是否仍然正確，你今天的時髦也許明天就被人斥之為老土。

希望大家通過此文能夠了解一點點我們這一代人與現今年輕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模式，你就當我們是老土，用我們的“土”來搏你們飯後一笑，這就是我寫此文的初衷。

朝花夕拾（四）武漢——最“市民化”的城市

（說明：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以前人民幣100元僅相當於現在的一分錢，一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一元錢。為便於現今年輕人的理解，本文中所說的人民幣金額是經過換算的。）

讀二年級的時候（1954年秋），中南財經學院子弟小學停辦了，所有的學生都轉學到閱馬場小學讀書，這個學校大門正對着“紅樓”（辛亥革命紀念館），也就是辛亥首義時的武昌軍政府舊址，為1961年國務院公布的全國第一批重點保護文物。黃興的拜將壇就座落在學校大門口，後來拜將壇的紀念碑重修成紅色的，我們每天早上沿着熊廷弼路上學的時候，太陽光照在紀念碑上反射出像一團火樣的光芒。那個時候熊廷弼路的兩旁有許多小鋪子，路邊人行道上還有很多早點攤，武漢人有一個在外面“過早”的習慣，也就是在馬路旁的小吃攤上買早點吃。一般的家庭每天給孩子三、五分錢“過早”，一般三分錢可以買一個“面窩”或是一對“米粉粑粑”，我多半是買那種米粑粑，是用發過的米粉，在一個平底大鐵鍋里炕成一面焦黃焦黃，一面白嫩白嫩，兩個（一對）圓粑粑連在一起，起鍋後再合扣在一塊，吃的時候香香的，鬆軟可口，還略帶一點甜味。往往一鍋可以同時炕好多對，我們這些小學生就先把錢交給小販，然後等着粑粑出鍋。小販收了錢之後就問大家：

“是不是每人一對？”我們生怕把自己漏掉，於是大夥齊聲回答：

“是每人一對！”於是小販就大聲說：

“只有‘美人’才有！醜人沒有！”於是孩子們和小販就一起開心地大笑。

當時我家的經濟條件比較好，所以父母一般每天給我五分或一毛錢“過早”，這使我得以攢下“私房錢”，然後用私房錢買文具、玩具或是小人書等，那時一本小人書也就幾分錢，最貴的也才一毛幾。不過多數時候我還是捨不得花錢買，街邊有許多出租小人書的書攤，花一分錢就可以租幾本小人書坐在書攤邊的小板凳上看個夠。另外，我們每天放學回家要路過省圖書館，省圖書館還專門有一個兒童閱覽室，我們小學生只要把“學生手冊”押在那裡就可以免費借閱小人書。這樣一來，我的私房錢當然捨不得輕易用來買小人書了，而是買些小玩具、零食或文具等。

那時街頭有一種“轉糖”的小販，花一分或兩分錢就可轉一次“轉盤”，轉盤和現在商場抽獎的轉盤類似，不過是水平放置。上邊畫着各種動物的圖案，你轉到什麼圖案處，小販就隨手用熔化的糖稀在大理石的石板上澆出該動物圖形的糖塊來。一分錢轉出的是內圈所繪動物，圖形簡單，用糖量也較少；兩分錢轉出的是外圈所繪圖形，圖形複雜，用糖量較多，最複雜的圖形名稱叫“板龍”。這種小販屬於民間藝術家是肯定的，他能夠用糖稀隨手“繪”出各種動物圖案，但我更懷疑他也許還是“海歸”的“物理學博士”，因為他對重力和摩擦力的把握是如此精確，以致你無論怎樣轉也不可能轉到“板龍”。有一天，也不知是因“物理學博士”的閃失，還是我一不小心觸發了自己的特異功能，竟然讓指針紋絲不動地停在了“板龍”上面，“真是樂死人，真是樂死人！”……

首義路口有一家私營的“華生”文具店，該店面積在二十平米以下，文具的品種卻很多，而且價格低廉，除老闆外，沒有其他店員。老闆對人很和氣，有時候我們買文具差個一、兩分錢，老闆也就算了。每天華生文具店開門都很早，有一天我們早上上學的時候發現該店竟然沒有開門，中午放學路過之時才得知老闆在店內上吊死了，又過了很多天，華生文具店才重新開張，此時該店一步跨進了社會主義的門檻，變成國營的，而且還一攬子解決了兩、三個人的就業問題。

紅樓東邊的一條馬路叫“武昌路”，此路穿蛇山而過，與山那邊的“民主路”相連。那個穿越蛇山的洞不知為什麼老百姓稱其為“鼓樓洞”（古樓洞？），鼓樓洞的洞口鐫刻着民國大總統黎元洪題寫的“武昌路”三個大字。那個年代從武昌路到黃鶴樓一帶異常熱鬧，賣各種食品、小商品、玩雜耍、演皮影戲、看西洋景，甚至還有看相算卦的。我們一般花個一毛錢可以買許多“洋畫”或是“紙炮”，這些都是當年男孩子喜歡的玩意兒。洋畫的玩法其實和打“撇片”差不多，不同的是撇片不用花錢，是用煙盒折成三角形的東西。男孩子喜歡玩的還有玻璃球，武漢人稱為打“珠子”，還有“打棒”等等許多遊戲。女孩子最喜歡的就是跳橡皮筋和“跳房子”，當然男孩子也玩跳房子。在學校裡邊課後玩得最多的，還是滾鐵環、踢毽子，跳八關和打陀螺。陀螺多數為自製，其大小形狀各異，我們用鞭子抽打着互相撞擊，武漢話叫“擂”。

還有許多遊戲不能在此一一介紹，真要寫下去的話，一不小心也許就要誕生一部傳世巨著《一“萬”零一夜》來！總之比起如今小孩子玩的電子遊戲，當年我們所玩遊戲肯定要更加豐富多彩。

如今的孩子課餘之時喜歡踢足球，那年頭我們也喜歡踢球，不過小孩子踢的是一種叫“小皮球”的橡皮小球，一個小皮球大約要三、四毛錢。有一次我們班的同學們你一分我兩分地，好不容易湊錢買了一隻。班上有一個同學，塊頭比我們大一圈，且力大如牛。他拿着小皮球說：

“我一腳可以把小皮球踩破。”

全班同學都笑得直不起腰來——見過吹牛的，沒見過這麼能吹的。他見大家不以為然就接着說：

“如果我踩破了，不許要我賠！”

大家認為要將皮球踩破，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於是異口同聲地說：

“絕對不要你賠！”

結果悲劇就這樣發生——我們班的集體財產在這位仁兄一跺腳之間就爆裂開來，大家簡直是欲哭無淚！恨不能賞他一個“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大帽子。

“黃鶴樓”離我們學校不遠，其實那時候黃鶴樓早已不存在了，歷史上黃鶴樓屢建屢毀，最後一次重建於1867年（清同治七年），1884年（清光緒十年）因附近民房失火，殃及黃鶴樓也被燒毀。黃鶴樓的舊址比現在重建的“樓基”更靠近江邊，當時那裡還建有一座樓，老百姓都稱其為“黃鶴樓”，其實此樓應叫“奧略樓”才對。 此樓為1907年張之洞的門生因追慕張之洞，集資而建，初名風度樓，樓成之後，張之洞據《晉書·劉弘傳》中“恢宏奧略，鎮綏南海”字句，改名奧略樓，奧略樓的牌匾亦為張之洞手書。1955年因修建長江大橋而被拆除。我覺得此樓既然建在黃鶴樓的原址，而且歷代的黃鶴樓外形均不相同，故老百姓稱其為“黃鶴樓”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當年黃鶴樓下熱鬧非凡，跑江湖賣藝的以及賣各種小商品的攤販多不勝數，由於當年“城管大軍”還未組建，所以此處旺盛的人氣才得以維持。

我們剛到武漢時，街上公共汽車還不是很多，一般市民出門很像老電影裡解放前的情形，滿街跑的都是“黃包車”，後來又被三輪車所取代。再後來搞社會主義改造，那些個體車夫組織起來，成立了“合作社”，在比較繁華的地段一般都有三輪車的車站，但也可以像現在叫的士一樣招手即停。

那時候長江上還沒有橋，從武昌到漢口或漢陽必須乘船，江上有小划子可乘，因其安全係數較低，乘坐的人較少，一般人都是乘輪船過江，現在這種輪渡在武漢依然還有，但因如今武漢已經建成的長江大橋有六座（另有兩座在建），還有一條過江隧道，所以乘坐輪渡的人，多數只是為了遊覽江景而已。

朝花夕拾（五）武漢的夏天

武漢的夏天往往讓外地人覺得很恐怖，如今家家都有了空調，夏天早已不是那麼令人生畏，不過我還是異常懷念五十年代那種沒有空調，甚至沒有電扇的大夏天。那時候我覺得夏天才是孩子們最開心的季節。

不知道過去地球的環境是否對人類更友好些，感覺天氣並沒有現在這麼熱。那時白天常常有很大的南風，我們總是找一個陰涼的地方，比如樹底下，或是兩座樓房之間。一邊聽着樹上的蟬鳴，一邊剝着蓮蓬，一邊做老師布置的作業，或者是看看課外書。那年頭“假期補課”還未被偉大的中國人民所發明，所以暑假作業一般不出一個星期就能搞定，其餘時間就全歸我們自己掌握。什麼《水滸》、《三國演義》甚至《金陵春夢》等大部頭的書，我都是在上小學期間讀的。

我們不能再像在長沙時那樣打着赤腳隨意地跑來跑去，因為出門就是當年被稱為“洋灰路”的水泥馬路，夏天被太陽曬得滾燙滾燙，讓你無從下腳。於是小孩子們每人腳蹬一雙“呱嗒板”，也就是木板制的拖鞋（那個年代塑料拖鞋還未問世），穿在腳上雖說硬了點，不過走在路上呱嗒呱嗒的別有一番情趣。我們沒有什麼紳士風度的顧忌，光着膀子上街也屬正常，當然上學的時候還是沒人敢於打赤膊。熱得有點受不了的時候，我們隨便找一個自來水的龍頭，讓涼水從頭到腳澆個透，那才叫做酣暢淋漓呢！

每到吃晚飯的時候，風卻突然停下來，屋外的樹葉好像被釘子釘住的一樣，紋絲不動。於是太陽下山之後，大家就把自家的竹床搬到屋外，我們由於住在單位的大院內，所以就把竹床搬到院子裡，那些臨街居住的市民，乾脆就把竹床擺在馬路的人行道上，一眼望不到頭，被人稱之為“竹床陣”，相當地壯觀。大家都和睦相處，互相謙讓，沒有人為爭地盤而大動干戈。

為了睡得更愜意一些，先還要往地上潑水，乾渴的大地吸收着水分，嗤嗤地冒着熱氣，水很快就干透了。然後大人和孩子人手一把芭蕉扇坐在竹床上開始聊天。當然這時候少不了還要互相謙讓地大啃特啃用井水浸過的西瓜。

小孩子永遠都屬於坐不住的，於是相邀在竹床陣里躲貓貓，或者到草叢之中捉螢火蟲。等到玩累了，再回到自家的竹床上躺下，學着杜牧的樣子“臥看牽牛織女星”。那個時候城市的燈光還沒有現在這樣璀璨奪目，所以天上的星星顯得特別繁密。於是大人們給我們講牛郎織女的故事，講嫦娥為什麼要奔月。還有太陽、地球、月亮、北斗星和北極星等等。我感覺武漢的大人們特別有才，他們天文地理無所不曉。大人們把芭蕉扇比喻成圓圓的地球，我們中國在地球的上方，美國在地球下面，於是孩子們總愛傻傻地問：

“美國人在地球的那一面，他們是否頭朝下地生活呢？他們為什麼不會掉下去呢”

……

雖然天很熱，但街上仍然不乏小販賣混沌和蓮子湯的吆喝聲。此時清風徐來，我們於是被瞌睡蟲征服，慢慢地合上雙眼，直到太陽照到屁股上才回到室內——繼續睡。

……

如今東湖早已不復當年，令我不得不十分地懷念五十年代的東湖。雖然那時候乘車去東湖十分不便，公共汽車異常稀少，公汽的車頭與卡車十分相像，感覺就是用卡車改裝的。等車是件必須有很高涵養的事情，急性子的人也許更願意“坐11路”（走）到東湖。

不過到了東湖，你不得不感謝東湖的美麗與寧靜。不論是等車還是走路，都是物超所值。那一清見底的湖水，誘惑着你迫不及待地跳入水中，炎熱的天氣更增加了你的滿足感。我們就這樣在湖水中自由地游着，每當我潛入水中，看着自己身邊的水草，我感覺自己就是一條魚！我像莊子一樣地問自己，難道我是一條正在做夢的魚，夢見自己由魚變成了人？

蛇山的抱冰堂和東湖的長天樓，同屬武漢的最佳飲茶之處，長天樓當然是套用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句子而命名。我感覺此樓取名“長天樓”，真是將典故用絕了。坐在長天樓上，眼觀時而波平如鏡，時而波濤洶湧的東湖，望着對岸水天相接之處的磨山，你真想不出還能有比王勃這神來之筆更傳神的描述。

在東湖上泛舟，那是另一種享受，那時候東湖上有一種小划子，每一隻小划子可以乘坐七、八上十名乘客，從東湖風景區到珞珈山要一毛錢。我們從岸上小心翼翼地上到船上，小船左右搖晃着，膽小的女生往往被嚇得發出尖叫聲。等大家坐穩了，船家用漿點一下岸邊，於是小船就像箭一樣離弦而去。隨後船家盪起雙槳，船頭劈開水面，拍打着波浪發出啵啵的響聲。遠處青翠的珞珈山歷歷在目，近處湖水像水晶一般清澈透明，懸在水中的水草，以及穿插其間的游魚均清晰可見，讓你抵擋不住誘惑而把手伸入水中，撈出一串串略帶魚腥味的水草來。

順便提一下，1954年是我在武漢度過的第一個夏天，那一年武漢經歷了有水文記錄以來最大的洪水，老師們都防汛去了，所以我們也就度過了一個特別長的暑假。那一年武漢人民成功地戰勝了歷史罕見的特大洪水，與1931年洪水決堤，漢口一片澤國形成鮮明的對照。

朝花夕拾（六）五十年代武漢冬天的回憶

去年夏天我就“鬼話”了此文的寫作計劃。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誰知天算也有不如人算的時候。我所居住的城市展開了“雞的屁”的攻堅戰，把我們小區劃入了河*蟹拆*遷的範圍。約九千戶的強制拆*遷，令周邊樓盤的開發商們歡欣鼓舞且聞風而動，他們以五八年放衛星的速度立馬把樓盤的價格由七千元一平米改寫成了一萬六千元一平米。而它們施捨給草民的所謂拆*遷補償費才五千六百餘元！此事使“到處都是鶯歌燕舞”被幻化成滿街看不盡的雞飛狗跳——現如今在城*管大軍的強大攻勢之下，滿大街的新舊樓房一座一座地被變成廢墟。如今呈現在眼前的，有如地震過後的斷壁殘垣。這當然要使我心情大壞，以致失去了用筆描繪“河*蟹社會”的精神動力。

當然時間老人的步伐誰也無法阻擋，光陰似箭寒來暑往，一眨眼功夫，“春風又綠江南岸”，眼下酷暑也將來臨，我若再不動起筆來，那就有違首長“與時俱進”的諄諄教導，此時我只能“化悲痛為力量”，強迫自己回到電腦桌旁，重新開始我計劃中的寫作。

武漢的冬天一般都不太冷，近些年由於生活水平的提高，房屋的門窗大有改進，許多人家還添置了取暖設備，所以較之北方城市的冬天來，還不是那樣令人刻骨銘心。

不過五十年代的冬天卻讓我永生難忘。有人說大水過後必有大寒。一九五四年我度過了在武漢的第二個冬天，那一年的冬天特別漫長，氣溫也出奇地低。那時由於室內一般都沒有取暖設備，再加“沒有不透風的牆”，致使室內也可滴水成冰。室內自來水的龍頭經常要被凍住，每天早晨只有用開水澆到龍頭上，水管之中才能放出水來。我甚至懷疑每天早晨醒來之時自己的頭髮是否已經被凍在枕頭上了。凍瘡也就成了那個年代小孩子最“時髦”的常見病，每到冬天，孩子們的小手都凍得與饅頭無異——而且還裂着血紅的口子。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取暖設備，多數人家都是用炭盆烤火，一家人圍坐在炭盆邊，一邊烤火一邊吃着烤年糕和烤紅薯，還真有點其樂融融的氣氛。而晚上睡覺時，怕冷的老人們在被窩裡要抱着“湯婆子”才能入睡。所謂“湯婆子”其實就是熱水袋上一輩產品，一般是由白銅或黃銅製成。當然被認為屁股上有三把火的小孩子，是並不需要此類設備的。

五四年的雪下得特別大，馬路上覆蓋着的一層厚厚積雪，也被汽車壓得結結實實，而且整個冬天雪都沒有融化過。為了安全，汽車車輪上不得不箍着防滑鏈。由於那個時代汽車還屬於“稀有動物”，所以馬路成了孩子們的“溜冰場”。我們拉着自製的雪橇，就這樣度過了我們的“馬路年華”。

與今天的小學生一樣，上學的時候書包是必需的裝備，除此之外，許多人手上還拎着一隻“烘籃”。烘籃有銅製的也有陶製的，銅製的也稱作“手爐”，陶製的那一種是把一個小小的陶盆放在小竹籃裡面，陶盆底下鋪着爐灰，爐灰上面有幾塊燃燒着的木炭，所以被稱為“烘籃”。上課的時候可以用來烘手或腳。

我們的教室是本身就可以稱作文物的那種平房，通透性特別好，致使八面來風。上課時每過十分鐘左右，在老師的一聲號令之下，全班同學就一起用“跺腳”來禦寒，如果幾個班級同時跺起腳來，其聲勢絕不亞於那滾滾春雷。

冬天最值得回味的還是豐富多彩的課間活動。課間休息時大家都是靠運動來對抗嚴寒。打雪仗、玩雪橇、跳八關、踢毽子、跳繩，還有什麼“擠呀麼擠油缸呀”等等。當然過年前後放鞭炮玩紙炮等更是孩子們不可或缺的遊戲。那個年代，放鞭並不被認為有什麼危險。因此什麼“拉炮”呀“摔炮”呀之類的統統都不在禁止之列，所以常常被一些調皮的孩子用來搞惡作劇。

常常有人將“拉炮”拴在門上，當你拉開教室的門時，一聲巨響可以把你炸得找不着北。更有思想活躍的發明家，如我同桌的那位仁兄，上課時他把“拉炮”的一頭拴在桌子上，另一頭拴在前排女生的辮子上。當老師讓那名女生回答問題時，其轟動效應難以言表。這位仁兄還另有一項非職務發明，他把紙炮里的火藥剝出來，放到硯台裡邊用墨磨，於是火藥發出連續的輕微的噼啪之聲，有一次正當他忘乎所以地享受這天籟之音時，也許是火藥量沒有把握精準的緣故，一聲爆響引起了老師對他的特別關照，於是把一名有可能成為愛迪生式發明家的孩子扼殺在搖籃之中。

總之，鞭炮的各種玩法我們全都是無師自通的。我們捨不得將一掛鞭炮在瞬間放完，而是將其拆散，一隻一隻地慢慢放。每個孩子手中拿着一根用草紙捲成的“紙媒子”，把鞭炮插在石頭縫或雪地里，用紙媒子點着之後觀察其巨大的“爆炸力”。有時我們抓住鞭炮一端，點着之後再拋向空中，當其炸開來時，感覺比現今節日的禮花更加絢爛奪目。

有一次我去買“衝天炮”，老闆給了我一隻大號的鞭炮，我不認識這是什麼玩意，就說，我要的是衝天炮呀！老闆說這就是衝天炮。我所知道的衝天炮是那種帶一根竹籤的，將竹籤插在地上，點火之後便沖天而起。我問沒有竹籤怎麼玩？老闆說，拿在手上點火呀！

我興沖沖地回到家裡，把“衝天炮”拿在手中點着，結果悲劇由此而生。伴隨着一聲巨響，那隻大號的鞭炮炸得我差點就地翻了個空心跟斗，兩眼如放電般閃出無數金星，耳朵裡邊嗡嗡之聲幾乎讓我窒息，剎那間我下意識地腳底抹油丟下鞭炮掉頭就跑……待了一會兒，覺得沒有什麼危險了，好奇心驅使我再次從地上撿起那隻大鞭炮，想看看這麼個破玩意兒為什麼威力竟然如此巨大。說時遲那時快，那個大鞭炮再次在我手中燦爛開花，炸得我手指麻木得似乎失去了痛覺，眼中金花亂舞，耳朵里嗡嗡之聲“繞頭兩日”之後方絕。這個代價讓我從此知道了老闆賣給我的其實是一種叫“二踢腳”的東西。

冬天永遠與“過年”有着割捨不斷的聯繫。那年頭“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被人視為美德，因此只有過年時孩子們才能穿上新衣。初級階段的許多人家，往往只有過年時才能夠美美地大餐一頓。因此孩子們往往剛剛過完新年，就盼着下一個新年早點到來。只有過年時他們才好意思向家長提出自己夢寐以求的要求——直到如今，我們這一代人還常常用“每天都像過年一樣”來形容我們的幸福生活。

“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這句話確是永恆的真理……

春姑娘到來時，馬路上的積雪開始融化，白天化雪產生的雪水在陽光的照射下化成縷縷薄霧，從早到晚經久不散。而在背陰處的屋檐下掛着幾尺長的冰柱，晶瑩剔透美不勝收。

冬天離我們一天天地遠去，然而那美好的回憶卻永遠地留在了我的心中。

朝花夕拾（七）我們的“遊戲人生”

如今的孩子們自進入幼兒園開始，便失去了童年的樂趣。他們被學習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為了老師的職稱和工資，以及家長們的虛榮心而在“起跑線”上不斷地掙扎。

回憶我們那個年代，學習只是被當作人生必須的過程之一，至於成績如何，也許老師們出於自己的職業道德還有點在乎，但家長們並不在意自己孩子在學校的成績排名（學校也從來不搞這些名堂）。所以就近入學才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於是乎小學讀下來之後，我們這六年的生活便濃縮成了“遊戲人生”四個字。其它內容隨着歲月的增長而被逐漸磨滅。

每天放學之後是否有家庭作業我已經沒有印象了，只記得放學後大家勾肩搭背結伴而行，一路上還邊走邊踢石頭。那年頭腳上穿的多半都是自家做的布鞋，布鞋碰石頭的結果不難想象，過不多久布鞋就變成“空前”不“絕後”的“涼鞋”了，大拇指也不甘寂寞地從布鞋裡嶄露出“頭腳”。路過省圖書館的時候有時會進去借幾本書看看，但多數時候還是直接奔家而去。丟下書包我們就去打兵乓球、跳房子或是玩“官兵捉強盜”等遊戲，我一直不明白“強盜”高呼“到了牢”時，反而是“強盜”勝利了，不知此種說法出自何典，也許是因為“強盜”劫獄成功吧？

晚飯後我們丟下碗筷就相約出來在院子裡玩“打游擊”或“官兵捉強盜”的遊戲。有時候我們百無聊賴也會站在院牆後面看馬路上的行人。因為財經學院校北區的地面比馬路要高一大截，所以從馬路上看院牆很高，其實從裡邊看，院牆卻很矮，我們站在院牆後面，頭可以從牆頭上露出來。我們看到一對對戀人從牆下走過時，我們就用小石塊“叮”他們，然後趕快躲起來。夏秋季的夜晚我們還去草叢裡捉螢火蟲，或是在亂石堆里捉蛐蛐兒。（注“叮他”是武漢話特有的詞彙，不知怎麼個寫法，其意思是扔出去打他）

五十年代因為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原因，各單位都熱衷於跳交誼舞。財經學院也不例外。隨着蹦嚓嚓的音樂節奏，一對對男女摟抱在舞池裡旋來轉去。我們這些小孩子就在他們旋轉的間隙之中玩躲貓貓，居然還互不相擾。

每個周末，財經學院的大操場上都要放映露天電影。但除去打仗和反特的電影外，我們一概不看。有一次因為信息錯誤，導致我們竟然漏過了《智取華山》這部電影。

那時的電影雖然不乏經典之作，但人物多數都被臉譜化了。人物一出場，小孩子們立刻就能判斷出他是“好人”還是“壞人”。比如特務都是戴鴨舌帽的，歪戴帽子口叼香煙的必定是“蔣匪兵”。有一次我們爬宿舍後面的蛇山，忽然看見一個戴鴨舌帽的傢伙，於是大家一致認定此人必為“刮民黨的特務”無疑，愛國家愛人民的我們學着電影裡邊那些小英雄的樣子，跟在這個“狗特務”的後邊監視他，不過最終還是未發現他搞了什麼破壞活動。

校北區家屬宿舍旁邊是財經學院的校醫院，住院部的窗戶就對着家屬區。在此住院的大學生被我們當成非常了不起的大知識分子。他們居然還會裝“礦石收音機”，於是我們就虛心地拜他們為師，從此我們知道了“固定礦石”和“活動礦石”，還有什麼線圈之類的。我敢肯定地說，即使是如今留洋的無線電專業的博士，一定也沒聽說過什麼“固定礦石”和“活動礦石”吧？更不要說調什麼礦石的“靈敏點”了。我現在自豪地說，當年的我們全都知道！哈哈哈哈……

如今的孩子們在遊戲中如果受了傷，家長們一定要千方百計找一個下家賠付醫藥費。所以如今的學校也學乖了，輕易不組織什麼活動，以免惹上天價的賠償官司。

記得我有一次在宿舍區的籃球場上玩，有幾個學校的管理人員抓了我們的差，讓我們這些小孩幫忙撿散落在球場上的碎磚瓦。我們都是屬於祖國的花朵那一類好孩子，都是精力旺盛的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於是大夥都很賣力地干。我的好朋友鄭CM抓起一塊塊瓦片飛快地往身後丟去。誰知該我倒霉，其中一塊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我的眼睛。萬幸的是，受傷的地方是白眼球，醫生說只要再偏一點，我的眼睛就失明了。嚇得鄭CM當晚從夢中哭醒，他夢到我的眼睛瞎了。當然我的父母並未因此去和任何人打官司，而是自己付了醫藥費，根本原因還是，那個年代醫院還未成為謀財的地方，一般的家庭也還付得起。

後來的結局是，我的白眼球上留下了一個黑色的斑點。一直到很多年之後，我每次到醫院去體檢，醫生都說我的眼球上有一個痣，最搞笑的是一次某位大教授居然叫來一大群實習的學生，指導他們觀察這臨床上難得一見的“病例”。

朝花夕拾（八）我從武漢大學畢業拿的卻是小學文憑

1957年我父親的工作從中南財經學院調到了中科院武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武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所長是由武大校長，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達先生兼任。有人一定會說我把“社科院”錯寫成了“科學院”，其實我沒錯，“文革”以前，在中國文理是不分家的，當年中科院的院長一直是由大文豪郭沫若先生擔任。

這樣一來我家就從蛇山的南麓搬到了洪山的北麓。在科學院選中這塊風水寶地之前，如果你從洪山寶通寺一側爬上山頂，可以看到滿目蒼涼的洪山北坡，眼前全是半人多高的茅草，“風吹草低”沒什麼牛羊可“見”，隨着風起風落，在茅草叢裡若隱若現的僅有密麻麻的墳包。

科學院自然是不信鬼神的，於是刨掉一部分墳墓，建起了三棟辦公樓和五、六棟宿舍樓。我們剛搬過去的時候，走在路上隨時會踢出一堆白骨或是骷髏頭什麼的。至於全部墳墓都被遷走，那已經是幾年之後的事了。

當年由於此處沒有什麼像樣的馬路（院內的馬路也是碎石路），門牌號碼不好編排，於是有人建議按樓房編號，稱作洪山××號。不過老百姓一般習慣把洪山南麓稱為“洪山”，若把北麓也稱為“洪山”容易造成混淆。於是此處便被命名為“小洪山”。後來有人想當然地認為施洋墓一側的山峰是“小洪山”，而把寶通寺一側的山峰稱為“大洪山”，其實是以訛傳訛。

前文說過，那個年代小學生上學並沒有擇校一說，幾乎全是就近入學的，因此居住在“小洪山”地區的小學生，全部被安排到“水果湖小學”（現在的“水果湖一小”）上學。那個年代的公務員還沒有什麼特權，自然水果湖小學也就還不是“貴族”小學。由於我父親除在“哲社所”任職外，還被武漢大學聘為教授，於是我就成為一個特例，轉學到了離家稍遠的武大附小，從五年級下學期開始我就成了一名在武大附小念書的學生。

武大附小的學生基本上都是武大、水利電力學院以及測繪學院的教工子弟（現在後兩個大學加上湖北醫學院都已併入了武漢大學），也有少數是附近村莊農民的孩子。那時候從武大到小洪山之間除去菜地、稻田、藕塘之外就是墳地。我每天上學和放學都要一個人從亂葬崗子走過。

那時候看電影是人們最主要的娛樂活動，一般都是露天電影，5分錢一張票。武大附小有時也放電影，每次只收2分錢。如此巨大的優惠，我當然不會輕言放棄。如此一來，我不得不在電影散場之後一個人從亂葬崗子走回家。當年我十二歲左右，雖說不信鬼神，要一個人從沒有路燈，有時甚至連星星和月亮都沒有的墳地走過，想想也真夠“偉大”的了。雖說是野地，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型野獸，僅有狗獾、刺蝟、田鼠、蛇等等。墳地里除去蟲鳴之聲外，感覺有點安靜過了頭。若碰到陰風乍起，其氣氛還真有點瘮人。我真不明白當年我父母為什麼會那麼放心。看看如今即使是高中生，晚自習後，走在燈火輝煌的瀝青馬路上，學校還要求父母到學校去接。我真不知道是社會進步了呢，還是另有其它的什麼原因……

話說我一個人晚上從墳地里走過的時候，其實心裡還是相當害怕的，我手中握着一個手電筒，眼睛完全不敢向前看，只是低着頭看着手電筒照在地上的光圈，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動着步子。當有一隻老鼠從腳邊竄過時，我的寒毛都會豎立起來。若果此時還有另外一個人在這條小路上走的話，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喜還是憂。喜的是有一個“同類”給我壯膽，憂的是，不知來者是“鬼”還是“壞人”，因此我還必須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也許那人與我的想法一致，所以我們就這樣一路和平共處地走下去。

由於家離學校有點遠，因此有段時間我中午就在大學的學生食堂里搭夥。吃過午飯離下午上課還有一段時間，我們就在武大的校園內亂竄。最近看到有文章介紹東星航空的老總蘭世立，他在武大讀書時，曾經到各宿舍撿牙膏皮以補貼生活。其實到大學生宿舍撿牙膏皮，是我們的“發明專利”，我們就經常作此營生。當年如果撿到錫的牙膏皮，一個可以賣3分錢，3分錢可以買一個雞蛋，還是相當可觀的！現在東星航空已經破產，我們就不找蘭總要“專利轉讓費”了吧。

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爬珞珈山玩。山頂上有一座用角鐵建成的幾十米高的鐵架子，據說是測繪學院所建，沒有人告訴我們攀登會有什麼危險，因此我們就經常爬上去，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很遠處的風景，放眼四望，蔥蘢的樹木覆蓋着大地，由於沒有高樓大廈，所以僅有少數房屋從樹叢里露出紅瓦來。北面的東湖感覺就是嵌在這綠色世界裡一面明亮的鏡子。山風襲來，特別令人心曠神怡。

山上還有許多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碉堡，我們手中握着權當衝鋒鎗的樹棍，一邊把石頭當成手榴彈扔出去，一邊高喊着：“你們被包圍了，繳槍不殺！”而後衝進去將其堡壘“占領”。一次當我高喊着“繳槍不殺”，並第一個衝進某座碉堡時，眼前的景象讓我一時反應不過來：“敵人”是一對男女，那個男人正在鎮靜自若地提褲子，“敵人”沒有投降，反而是我這名無畏的“戰士”嚇得立即倒退了出來。

一次午飯後我們在靠近“三區”的山上發現一個山洞，第二天我們帶了一個手電筒去探險，我手握電筒走在最前面，發現洞裡堆着許多大小不一的石頭，石頭上還有火燒過的痕跡。這時後面的人說看不見，要我轉過身來給他們照亮。我的眼光隨着手電的亮光移動着，突然發現在石頭縫裡插着一把刺刀，我立馬衝過去把刺刀從石頭縫裡拔了出來。大家都非常高興，並一致決定這把刺刀誰也不許獨吞，是所有參加今天活動者的共同財產。

回到學校，我們就在自來水龍頭底下磨我們的刺刀，同學們都用極其羨慕的眼光看着我們。

下午學校召開了一個全校師生大會，說是在某個廁所里發現了“反動標語”，於是校長把我們幾個人找去，向我們了解發現刺刀的詳細經過。意思是這把刺刀是寫“反標”的“美蔣特務”留下的，並要我們把刺刀暫時交由他保管，破案之後再還給我們，一直到小學畢業，校長也未把刺刀還給我們，也許是“美蔣特務”未能抓到？

1958年全國大煉鋼鐵，武大也建了不少土高爐，還辦了磚瓦廠等工廠，我們這些小學生就被安排去磚瓦廠勞動，幫大學生們搬磚。

1958年9月12日毛主席視察了武大校辦工廠，我是第二天才聽說的。那個時代的領導人，出行時雖說也有“安保”，不過並沒有刻意地把領導與群眾隔開，因此我的一些同學都見到了毛主席。不像現在我等草民即使是見一個區長都比登天還難。

此時的學校，學生除去上文化課之外，又開設了“勞動課”，也就是讓我們小學生開荒種地。荒地學校周邊就有，但學校沒有鋤頭等工具，要學生從家裡帶來，我家當時還未置辦此類東西，因此我在上勞動課時往往無所適從，也就常常被老師認定是勞動態度有問題。據說這些都是要記入檔案的。

大概也就是從58年開始的吧，我們小學生也開始有了對你終生不離不棄的“檔案”。我們小小的年紀就要被打上“階級烙印”。每個人都要在檔案里填上“家庭出身”，並被告知這就是父母所從事的職業，我於是在這一欄填上了“教員”兩個字。但老師卻用審犯人的眼光看着我，要我回家問清楚，自己家解放前三年靠什麼生活，還要了解我的祖父是幹什麼的。意思是不把我的家庭出身定為“地主”，老師還真不甘心。從此我才知道我的父親是一名遺腹子，我的祖父是一名私塾先生，因教書不賺錢而改為習武，一次在練“飛檐走壁”時不慎摔死。這樣我就一直把“教員”的家庭出身填寫到“文革”結束。總算沒有享受到“地主”的特別待遇。不過後來我終於知道，我的祖父和父親雖然都是不折不扣的教師，但我的曾祖父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由一個窮光蛋突然暴發成大地主的暴發戶。還好，那時候的班主任老師並沒有進一步了解我的曾祖父是什麼的幹活，於是才使我倖免於難。好在現在社會總算“進步”了，“暴發戶”成了被人們所景仰的一類人，一般還會被授之以“兩會代表”的頭銜。我想我的後代再也不會因此而受到歧視了吧？

拋開政治因素，我在武漢大學度過的一年半時光還是無憂無慮的。那時候武大周邊還沒有這麼多高樓，反而是有許多的農田和魚塘。我們到生物系後面的竹林里去偷砍竹子，然後做成魚竿釣魚，還在池塘裡面划船玩。宋ZX就是教給我釣魚的小朋友；魏DQ的媽媽在農村，因此他就和在武大圖書館工作的父親住在圖書館裡，有時晚上他就在書庫里睡覺，有此特權，使他讀了很多書，古典小說名著全都看過，因此他經常給我們講隋唐演義等故事；陳DJ則是從初中到高中都與我同學，如今我們都已經失去聯繫四、五十年了，不知如今他們過得可好？

1959年我從武大附小畢業，於是拿到了我的第一個畢業文憑——小學畢業文憑……

朝花夕拾（九）一粒芝麻的故事

1959年我小學畢業進入初中學習。由於離我家最近的中學是十五中（當時還沒有水果湖中學），因此小洪山地區的孩子全都在十五中念書，十五中解放前是一所教會學校，校名是“博文中學”，而且還是一所男中，不過我們入學時已經是男女合校了。

58年全國都在“大躍進”，“全民”辦教育一時成為時尚。中科院武漢分院也辦起了一所“武漢科技大學”（與現今的武漢科技大學毫無干係），還有一些研究所也紛紛辦起了“大學”。當年的“科技大”，教授是是不缺的，但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完全要白手起家。所以學生入校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參加建校勞動，他們用“罐頭牆”建起了“小洪山9號”，這就是“科技大學”的校舍。各個中學都紛紛搶着與“大學”聯姻，此時十五中就被冠以好聽的“科技大附中”的名字。而十四中則被稱之為“武大附中”（與如今的武大附中風馬牛不相及）。

1958年“大躍進”破壞性“發展”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了全國性的三年大饑荒，從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時間裡，全國經濟處於極度的困難之中。官方的文件都歸之於三年的“自然災害”以及前蘇聯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所以官方的提法有時候也將其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當然時間其實不止三年，經濟的恢復至少也是63年以後的事了。所以我三年的初中生活就與“困難”兩個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最令人難忘的“困難”其實也就是“吃不飽”這一條。從1955年開始，國家開始了對糧食的“計劃供應”，不過由於當時副食還比較豐富，所以對人們的生活影響還不是太大，到59年的時候，大家就開始覺得“吃不飽”了。那時我們正處於長身體的時期，中學男生每個月的定量是33斤，按現在的標準，感覺是不是還有得多？不過那時由於糧食短缺，大米白面都是粗加工的，如當年最好的麵粉被稱之為“八一粉”，也就是一百斤小麥要出81斤麵粉，把以前用來餵豬的麩皮都貢獻給人類吃了。有小麥麵粉吃還是好的，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吃玉米麵、高粱面、大麥麵、紅苕乾等等。這些雜糧都是粗加工的產品，令人很難下咽（與如今成功人士所吃的“粗糧”是不能劃等號的，他們吃的是精加工後的產品）。由於肚子裡沒有油水，對我們來說，如果不考慮後果，一頓吃個一斤飯是輕而易舉之事，這樣一來，33斤糧食顯然就不夠吃了。

有一個故事，講的是有一位老先生，由於要把糧食省下來給家中長身體的孩子吃，在給學生上課的時候，肚子餓得發昏。突然他發現講台的桌縫裡有一粒傳說中的芝麻，就是那種好多年都沒有吃過的燒餅上面掉下來的芝麻。這位老師的眼睛發着幽幽的綠光，就像黃鼠狼看到了雞一樣。他開始琢磨怎樣把這“天上掉下來”的芝麻吃到自己口中，而又不在學生面前斯文掃地。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發現了一個天賜良機：有幾個學生正在聊天，沒有聽他講課。他把桌子一拍，大吼一聲：“不要講話！”嚇得那幾位仁兄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其實他拍桌子的時候眼睛並沒有離開桌面，當他看到那粒芝麻已經按照既定方針從桌子縫裡蹦到桌面上來時，一陣莫明的喜悅湧上心頭。此時他假裝翻書的樣子，把手指在口裡沾了一點口水，然後迅速地把芝麻粒從桌子上粘起，而後送進了嘴裡，並且在心裡不斷地念叨着“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有一段時間，中午我在學校食堂搭夥，上午第四節課的下課鈴聲一響，我們就不顧一切地向食堂衝去，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第一名衝到食堂。因為那時候大米飯是用瓦缽蒸的，每缽半斤，食堂按每個班搭夥的人數將蒸好的飯放進一個籮筐里。我們衝進食堂後先找到自己班級的那個籮筐，眼睛快速地將所有飯缽掃描一遍，看哪一缽的飯多些，光是多還不行，因為如果水放得多，煮出來的飯體積自然就要大些，所以還要把手伸進瓦缽，使勁地按，要選體積既大還比較硬的那一缽，真所謂高才捷足者多得。

話說有一天我的好朋友陳S，聽到下課鈴聲之後，立即不要命地向食堂飛奔，他感覺到自己有點像飛一樣，即使是奧運冠軍也不會比他快，竟然第一名跑進了食堂。不過很快他就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因為他發現自己身後居然沒有一個追隨者，一打聽才知道自己不經意間居然走到了時間的前面——剛才聽到的其實是下第三節課的鈴聲！

為了改善師生的生活，全校的學生都被動員起來養豬，那個年代食堂絕對不會有剩飯剩菜，養豬的飼料全靠學生們課餘時間到學校後邊的池塘去撈浮萍。快要過年的時候，老師宣布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大好消息——豬已經養“肥”，大家可以分到豬肉吃了！為此我們都激動了好幾天，不過感覺到時間似乎已經凝固，大家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覺。終於盼來了分肉的那一天，有的人還特意從家裡帶來一隻大號的鋁飯盒，希望把“肉”帶回家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

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我們看見班主任老師端着一隻臉盆進了教室，不用懷疑臉盆裡邊就是那傳說中的“豬肉”。全班同學都屏住呼吸，睜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師分肉。老師在眾目睽睽的監督之下，把我們一個一個先後叫上講台，當我們含着熱淚幸福地接受老師“授予”我們的豬肉時，我們發現其實每個人分到的，是一塊僅僅與紅棗大小相當的肉塊，而且是一塊帶着肉皮，肉皮上長着茂盛豬毛的“板刷肉”。大家三呼萬歲之後就這樣開始享受我們的幸福人生。

朝花夕拾（十）憶我初中時的老師和同學

——此文所述內容絕無編造，都是那個特定年代所發生的故事，與當今的老師無干，請勿對號入座。

從小學到高中我一共念了七個學校，再加記憶力欠佳，所以大多數老師和同學的名字現在都想不起來了。現僅將零碎的幾個片段記錄於下。

端木夢錫是初一時教我美術課的老師，他是國內小有名氣的一位畫家（牛×吧，現在哪有畫家教初中生的？），記得他曾在課堂上把自己出版的一些畫作拿來給我們看。端木老師擅長畫梅花，而且是一位長壽的老人，他一百多歲時（上世紀九十年代），報紙上還對其有過報道。他並沒有教我們畫中國畫，而是教我們畫素描等。我畫國畫的啟蒙老師其實應該是我的同班同學，初二時從北京轉學來的李JF，李JF在北京見過大世面，他居然還有一套《芥子園畫譜》。在財經學院曾經與我住對門的好朋友蔡XB此時也與我同班，因此我們幾個就經常在一起交流學畫的心得。李JF不光畫畫得好，而且文章也寫得好，他寫作文從來不按老師出的題目寫，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每篇作文都要寫完一本作文本才打住，而且我們感覺他的作文就是小說，成為大家爭相傳閱的對象。不知道為什麼老師會特許他自由命題，並且給他打高分。

李JF的家離學校不遠，每天中午他都回家吃飯。那個時代手錶還只是少數人擁有的奢侈品，中考的時候，他不聽我的勸阻，認為借一個手錶戴着可以掌握時間，結果中午在家睡過了頭，遲到半個小時以上，於是僅僅初中畢業的他就參加了工作。後來我到北京、漢中、瀋陽等地都一直與他保持着來往，反而是調回武漢之後卻失去了聯繫。

和李JF相反，在語文學習上我可慘了，我對老師出的作文題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老師在給我的作文評分時也總是很吝嗇。不論我怎樣揣摩老師的喜好，她從來都沒有滿意過，總是給我判一個剛剛及格的3分，好像如果給我判了4分她們家就要破產似的。當然我要感謝她的是，她也從來沒有給過我不及格的2分。

有一次老師出的作文題目叫做《新民歌一首》，雖然我覺得“民歌”應當采自民間，而不能由我等初中生坐在教室里浮想聯翩。但為了那可憐的3分，我還是不得不勉為其難。不過我採取了一項大膽的行動，想看看老師到底是對我寫的文章不滿意呢，還是對我這個人不滿意。於是我找了一本雜誌，從上面抄了一首“民歌”，要說這才是真正符合題意的，因為這才是采自民間的“歌”呀！為了不讓老師覺察出我是抄的，我還故意在作文本上留下幾個墨坨坨。不幸的是，老師仍然只肯賞給我一個可憐的3分。由此可知，老師不滿的其實是我這個人。

我至今卻依然覺得被這位老師判3分應當是我的光榮，其實在我心裡，她只是一個誤人子弟，狗屁不通的人而已。比如我們的語文課文中有一首歌頌“大躍進”的詩歌，其中有這麼一句：

“高大的手腳架聳立在雲間。”

老師不知道“手腳架”為何物，將此句讀成“高大的手腳，架聳立在雲間”。並自作聰明地解釋說，工人階級是偉大的，因此他們的手腳就應當是高大的“手腳”云云。

那個時代政治已經開始升堂“掛帥”了，因此政治課也就成了“主課”，誰要是政治課不及格，那就甭想升學或就業，這樣一來政治老師自然屬於很牛×的一類人。我們的政治老師姓江，留着一個與當年阿飛們一樣的“飛機頭”，因此同學們都稱呼其為“江油子”。不過儘管政治課很牛×，但那個年代還有一個公認的說法，叫做“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當然後面還有一句叫做“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所以同學們上政治課時往往偷偷地做數學題。話說有一天，江油子正在噴着吐沫星子講國內國際大好形勢的時候，有幾位仁兄正在那裡“對答案”，他們嘀咕着幾加幾等於幾。江油子憑着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嗅到了一個“加”字，並立即給他們下了“政治結論”。江油子瞄了他們一眼後不屑地說，你們在底下搞什麼名堂都別想瞞過我，你們看，那邊幾個同學正在“談家務事”呢！

我們班的植物課是由校長親自操刀上陣，校長的絕對權威是不容置疑的。他講課的時候每個人都必須畢恭畢敬地聽講。我同桌的那位仁兄聽得也很認真，還邊聽邊用紅藍鉛筆在課本上畫槓槓。也許是那天校長心情不好吧？他發現竟然有人沒有把手背在後面挺直腰杆聽他講課，立馬過來揪着那位仁兄的耳朵把他拎了起來，質問他為什麼不聽講。那位仁兄可憐兮兮地說，我是在劃重點。校長一巴掌“忽”將過去（“忽”，武漢土話，不知怎麼寫法），口中罵道：“劃你媽的個鬼重點！”

初三時為了貫徹黨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我們這些住在洪山及以東地區的學生被“調整”到馬房山中學就讀。這一年給我印象最深的，也是一位教“靈魂”課（政治課）的老師。他上課時總是滿臉堆笑，是那種讓人特尷尬的笑，因此學生們送給他一個“皮笑肉不笑”的雅號。

“皮笑肉不笑”也有不笑的時候，那就是發現有人不記筆記的時候，此時他的笑容立刻在臉上凝固起來，並飛速轉化為苦大仇深的樣子。

我一向都不記筆記，因為覺得老師其實根本沒有什麼獨立見解——完全是照本宣科。與其看筆記還不如直接看課本好。但因為“皮笑肉不笑”的關係，“靈魂課”成了我必須要記筆記的一門課。

“皮笑肉不笑”寫黑板的時候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邊念邊寫，往往還沒寫完，他就已經把要寫的內容念完了。有一天我突發奇想，想要和他開個玩笑。當他邊念邊寫的時候，我奮筆疾書，我的筆幾乎與他的聲音同時打住。而後我把手背在身後，身體坐得筆直，等着看“皮笑肉不笑”隨後的表演。

“皮笑肉不笑”寫完黑板，臉上掛着他那經典的微笑，轉過略顯發福的身體。他一眼就看見挺直腰杆坐得筆直的鄙人，他臉上的笑容像書頁一樣立刻翻了過去，變成申討美帝時候的樣子，他質問我為什麼不記筆記。我手捧筆記本，很紳士地站起來，恭恭敬敬地說：“老師，我記了筆記。”

老師疾步走到我跟前，拿過我的筆記本，掃描完畢後大聲地呵斥說：“為什麼記得這麼亂！”

天呀！我忘記了最根本的一條：老師永遠都是正確的，特別是作為統帥和靈魂的政治課老師！（註：那個年代有句話叫做：政治是統帥，政治是靈魂。）

朝花夕拾（十一）“生為中國人何必學洋文”

“生為中國人何必學洋文”這句擲地有聲，振聾發聵的豪言壯語，不知是哪位大俠的原創。當我等外語很爛之人坐在考場上“兩手摸白紙，兩眼望青天”時，只要在心中默念這句氣吞山河的句子，我們就能臉不變色心不跳地去面對那沒完沒了的考試。

我學外語是從初一開始的，那時候我們與“老大哥”的關係還是“同志加兄弟”，因此全國人民學的幾乎全是俄語。

對於初一的孩子來說，我所知道俄語唯一的用處就是可與蘇聯的孩子通信，大家互贈郵票、硬幣等小禮物，據說北京有的孩子居然用幾張郵票“換”回了一雙溜冰鞋。

我學俄語一開始就輸在起跑線上了。現在回憶起來，覺得主要原因還是與老師執行的死記硬背的教學方法有關——這讓我把學俄語當成了很枯燥乏味，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俄語有着與漢語完全不同的語法結構，老師在一開始就沒有把其與漢語的異同交待清楚，而是只要求我們去死記硬背，並且教到哪裡算到哪裡。

我們如此天真地用漢語去套俄語的結果，就是我的一位喜歡獨立思考的小夥伴，堅持認為俄語中的“斯基”就是漢語中的“同志”要不然為什麼蘇聯電影裡總是稱一些人為某某“斯基”呢？

當學到名詞的“性”時，我思想開了會小差，沒有把“名詞”這個“關鍵詞”聽進耳朵，還以為所有的詞，包括動詞都要分陰性、陽性和中性。這就給我學習時的邏輯造成了混亂。現在不學俄語了，我才知道，俄語中所有的名詞都有“性別”的，包括我們漢語中根本就沒有“性”的概念的桌椅板凳等沒有生命的物件。我們漢語中“男學生”、“女學生”的區別就是“學生”前面的定語不同而已，俄語裡面卻是詞尾要做不同的“變化”，例如“赫魯曉夫”夫人的姓要寫成“赫魯曉娃”。除去“性”之外，名詞還有六個格，動詞還有六個位等等無窮的變化，這麼多的“性”、“格”和“位”再加人稱的不同，排列組合起來，用漢語裡面的“千變萬化”這個詞來形容是一點也不為過。我感覺俄國人在講一句簡單的話語時，其腦袋肯定轉得比電腦還快，否則腦子一定要被轉迷糊的。

後來學到一個字母，現在已經不記得怎樣寫了，這是一個漢語裡邊沒有的“彈音”，由於我的舌頭屬於那種“沒有在理髮店裡卷過”的（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語），我始終發不好這個音，從此之後我對俄語的學習徹底失去了信心。再後來中蘇關係漸漸地從“同志”變成了仇敵，學好俄語對我們來說已經變成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所以從初一一直到大學，我的俄語成績就總是與不及格為伍。

有一天我終於明白，學外語與學習其它課程一樣，絕對不能僅靠死記硬背，主要還是要提高自己學習的興趣，這樣才能學得會記得牢。當我在大學圖書館裡發現有許多蘇聯出版的優秀科普讀物時，我突然明白自己可以通過讀這些書來提高自己的俄語水平，但此時“文化革命”已經開始，而“讀書越多就越蠢”等“最高指示”正指導着我們的一切，從此我就不再學習俄語了。

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現在對於我來說，已經不存在可與不可的問題，還是把我失敗的教訓，也算是“道”吧，講給後來者以供參考。

朝花夕拾（十二）站在馬房山上“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我們

1961年為了儘快恢復被“天災人禍”破壞的經濟，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於是從初三開始，我們這些住在洪山及以東地區在十五中就讀的學生被“調整”到馬房山中學。

馬房山中學原本就是一所普通中學，不知為什麼後來改成師範學校，而“八字方針”又把其折騰回了普通中學。由於沒有學生，於是把我們從十五中“調整”過來——沒有人在意我們是否願意——那個時代的國人，每個人就是一塊磚，哪裡需要就往哪裡搬。而原先的那些師範生們也不知道被“提高”到哪裡去了。我在武大附小時的同學陳DJ、魏DQ、宋ZX等此時又與我被“搬”到了同一個班級。

那時候還沒有珞獅路，從街道口有一條通向馬房山的碎石馬路，盡頭就是如今的武漢理工大學的校門口。當年這裡坐落着大門相對的兩所大學——武漢工學院和武漢城建學院。“文革”時，城建學院停辦，武漢工學院更名為湖北農機學院。1969年底為執行“林副統帥”的“一號通令”，北京建材學院遷來武漢，順理成章地占據了城建學院的校園，被改稱為武漢建材學院。文革後，武漢城建學院遷到關山異地重建，再後來併入了華中科技大學。而馬房山的兩所大學曾先後更名為“武漢工業大學”與“武漢汽車工業大學”，最後又與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合併成了現如今的“武漢理工大學”。

那個年代，武漢的大學一般都沒有院牆，再加珞獅路是後來才有的，所以我們每天上學都必須向南穿過武漢工學院的校園。馬房山中學再向南就基本上全是農田和荒地，甚至連農舍都很少，有的是大片的亂葬崗子，一直延申到南湖岸邊。那時候南湖面積比現在要大一倍，“文革”後才被“硬道理”“發展”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那些亂葬崗子應當很有些年頭了，大多都是“無主”的墓地，70年代以後，此地陸續被一些企、事業單位徵用。一夜之間，所有的墳頭都因此而幸運地後繼有人，幸福地找到了自己的“後人”，不幸地是，它們都被自己的“孝子賢孫”們按每個一百元的價格賣給了徵地者。着實讓那些“孫子”們發了一筆小財。

“八字方針”貫徹的結果就是崩潰的經濟稍有起色，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人們把一切能夠利用的空地都利用起來。馬房山中學也在周邊開墾了許多荒地，在上邊種紅薯，也就是武漢人稱之為“苕”的那種作物，武漢話中，“苕”就是“傻子”的意思。因此到了收穫的時候，大家在把“扒”出來的“苕”在空中傳遞的同時，口中高呼“苕接倒（着）”，真是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於是我們都笑得前仰後合地直不起腰來。

和十五中一樣，食堂也是用瓦缽蒸飯（有時候蒸的是紅苕干），每人一缽。但是那些住校生喜歡把飯缽端到宿捨去享用，吃完後卻總是“不記得”將其送回食堂。為了解決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食堂不得不安排人到宿舍“回收”。問題是這些住校生個個都是了不起的發明家，他們中間沒有產生個把“諾獎”得主者確實是歷史的錯誤——他們把飯缽的功能大大地加以擴展，使其晚上還兼職做“夜壺”。大家都知道，那個年代還沒有“消毒公司”，於是大傢伙在吃飯時常常驚異地發現，飯缽中“飯”的顏色有時與高級動物的某種排泄物驚人地相似。大有想摧殘“革命事業接班人”身體健康的嫌疑，為了使革命事業後繼有人，“接班人”們只得把飯缽放在宿舍窗台上，把其想象成“蔣該死”的形象，懷着滿腔的“階級仇恨”，用彈弓將其一個個擊碎，從此“接班人”身體的茁壯成長終於有了保障。

根據物質不滅定律，飯缽雖然並未被消滅，只是從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但卻造成了食堂“後繼乏缽”，此後食堂學習了其它單位的經驗，改用搪瓷臉盆蒸飯，這一先進方法被許多單位一直延續用到了九十年代。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從此中蘇交惡被公開化。中國毅然面對着“反帝”和“反修”的兩條戰線。

1962年“蔣匪幫”瞅准了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從海上和空中向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省派遣了43股617名武裝特務，這就是當年所說的“竄犯大陸”。

和全國人民一樣，我們這些中學生個個都是好樣的，我們站在馬房山上“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在享受着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同時，我們時刻不忘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在“帝、修、反”慘無人道的統治下，吃不飽、穿不暖。於是我們勒緊自己的褲腰帶，以支援“亞非拉”的人民，支援他們“反帝、反修”的革命鬥爭，我們牢記領袖的教誨：“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

就在初中畢業的前夕，為了回擊“竄犯大陸”的“蔣匪幫”，我們的許多同學，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毅然放棄自己的學業投筆從戎，加入了光榮的人民解放軍，成為“毛主席的好戰士”。當然大多數同學選擇的還是升學之路。

那個年代的人，對於升學似乎沒有現在這麼看重，對於重點中學好像也沒有什麼追求，老師和家長也不過問我們要考哪一所學校。我的志願完全是自己選擇的，由於有過被十五中“調整”的經歷，所以對十五中有了牴觸情緒。我在兒時的許多好友都在華師一附中讀書，再加該校校園與財經學院相通，是我小時候經常去玩的地方，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第一志願填報了華師一附中。其它有關“華師一”的情況，其實我一點都不了解，也不覺得有打聽的必要。

那時的中考雖說也考外語，其實只是參考成績，並不影響錄取。但我初三時的班主任誤導了我，說華師一附中是重點中學，外語成績肯定要計入總分。前文說過，我的俄語“終生”都在及格線以下掙扎，所以害得我把俄語當作了複習的重中之重，幾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背單詞上了，可悲的是，最後俄語還是沒有逃脫不及格的命運。

其實和普通中學一樣，重點中學錄取時，外語同樣不計分，得益於此，最後我和陳DJ兩人如願考入了華師一附中，入校後我才知道，華師一附中雖說不像十五中那樣具有悠久的歷史，但因在湖北省內高考排名中名列前茅，所以該校早已是名聲在外。進入該校，被人認為是一隻腳已經跨入了大學之門——事實果真如此嗎？

朝花夕拾（十三）多彩的高中生活

看着如今的中學生被升學競爭壓得喘不過氣來，感覺到我們那個年代的生活還真有一點豐富多彩。

1962年秋季我進入華師一附中讀高中，對新的環境我沒有一丁點陌生的感覺，因為我兒時的好友李ZF、孫DX、易ZT，還有許多閱馬場小學時的其他同學，大家又在此相聚了，而李ZF的媽媽鄒容宜老師則成了我的代數課老師。

華中師大一附中前身為“中南實驗工農速成中學”，由潘梓年等著名革命家於1950年創建。1958年在保留“工中”的同時，被改為普通中學，校名為“華中師範學院第一附屬中學”，在我們入學的時候，“工中”還有在讀的學生，所以我們在讀諸葛亮《出師表》的時候，故意把“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讀成“工中、附中俱為一體”。

我高一時的班主任是楊裕生老師。他人品高尚，學業精湛，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好老師之一。

楊老師第一次和同學們見面時，用很濃重的江西口音講的第一句話是：“‘我*’是江西老表囉”。此話一出，立即給了大家一種無比的親切感。（*：普通話中無此音，只好以“我”字代替）

因為家中經濟並不寬裕，楊老師沒有手錶，每次上課時他都像變戲法一樣從鼓鼓囊囊的中山裝口袋裡掏出一隻鬧鐘，就是電影《國慶十點鐘》裡邊那種“雙鈴馬蹄表”，他把馬蹄表橫過來放在講台上——因為如果正着放的話這隻“表”常常要鬧罷工——有時候鐘停了，老先生還不得不拿起來搖兩下，以推動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楊老師不僅課講得好——曾經有記者在我們上課的時候來給他拍照——他還有超強的動手能力，那時候還是電子管的鼎盛時期，當市面上剛開始有晶體三極管賣的時候，楊老師居然買來裝了一台晶體管收音機。要知道，當時一隻低頻小功率三級管就要十二元錢！而一般中學老師每月工資都不會超過60元，這也許就是他家庭經濟比較拮据的原因之一吧？

鄒容宜、蕭樹靜等老教師教學水平之高是不必贅述的。蕭老師教的是幾何課（我有幸當了她的幾何課代表），她對學生就像慈母一樣，遺憾的是，高中畢業後，我卻是最後一個到學校去看她，為此她對我很有些埋怨，如今這已是無法彌補了。

教我們的一些青年教師，課也講得非常引人入勝。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們班的幾何是由一名剛剛大學畢業不久的老師教的（很遺憾，我把他的姓名忘記了），他在講解題目時，一步一步地引導着我們的思路，每解完一道題，他最後總要用武漢話拖着長長的音調說：“這就解（音“改”）決了……！”後來每次當他分析完一道題目後，我們全班同學就與他一起用武漢話高呼：“這就解決了……！”

高中時代是我的知識面急劇擴大的時代，這應當得益於那個年代高考的“指揮棒”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揮舞，讀大學並非人們的唯一出路。是否讀大學，也不是可以自由選擇的，首先取決於家庭的經濟條件，許多家庭經濟困難的孩子，小學畢業就參加了工作。還有一條從來未被官方公開承認過的“條件”，就是“家庭出身”如果你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秀，但你卻沒有“考”上大學，那只能怪你像天蓬元帥一樣投錯了胎，組織上內查外調，“掌握了”你不知哪一代祖宗為“剝削階級”之一分子的“確鑿證據”。因此對於許多人來說，學習的動力表面上是“為人民服務”，是像歌中所唱“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我們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鬥。其實心底里僅僅是自己的興趣而已。

學校圖書館裡豐富的藏書，以及課餘之時的許多業餘活動小組（強調一點，那時全是免費的），這些都為我們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創造了條件。像趣味數學、物理、化學，還有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等書籍我看了不少，這些對我提高自己的學習興趣大有益處。

每天課餘的體育運動也是我們生活的必需。我身高1.80米，在那個營養不良的年代，屬於“高人一頭”者，得益於此，我參加了校籃球隊與田徑隊，由於身體單薄，又沒有體育方面的天賦，所以始終屬於坐在板凳上的“觀察家”。我們這一屆學生，可以說是“華師一”歷史上群眾體育開展得最輝煌的一屆，1965年我們獲得了第二屆全運會基層單位田徑通訊賽全國總分第二的優異成績（山東實驗中學總分第一）。1964年“華師一”獲得了武漢市中學生的足球冠軍，而我所在的籃球隊也獲得了武昌區中學亞軍（冠軍為省實驗中學，當年市里沒有組織過中學生籃球賽）。1965年中學生籃球賽沒有賽完，但我們戰勝了冠軍實驗中學隊，遺憾的是卻輸給了第三名的三十三中（文華中學）。後來在體育界小有名氣的袁ZS、鄧DZ等人就是我們中間的佼佼者。我本人雖說在體育成績上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但是身體素質卻大有提高，順利地拿到了三級運動員證書，在進入大學後的體檢中，右手握力185斤，左手握力也有145斤，而肺活量也由初中時的兩、三千提高到了五千，上體育課時，500克的手榴彈很輕鬆地被我擲出了54米，這一切連我自己都頗感意外。

文藝演出是我所在班級許多同學的特長，一般每次校內的演出活動一等獎非我班莫屬。也有一次意外，因為易ZT他們班排演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片段太震撼了，給人以專業劇團演出的感覺。而他們班的編導就是易ZT！我從小就缺少文藝細胞，屬於五音不全者，那時候凡是大合唱類的節目，要求全班每個同學都必須登台。我不忍心用自己的“歌聲”殺害聽眾的細胞，於是“君子動口”不出聲，這也算是我對這個世界的巨大貢獻之一，因為我開創了如今明星大腕們假唱之先河，成為他們的祖師爺。

中國畫和篆刻仍然是我的愛好之一，與我同班的鄒QJ同學和少年時期的好友易ZT，再加十五中時的好友蔡XB、李JF，我們這些人每周都要在一起聚會交流，每個人把自己的習作拿來由大家進行評點，我們還互贈畫作，我生日的時候，易ZT把他畫的壽桃、壽酒配上詩作送給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五個人一同從珞珈山上一路走到東湖岸邊，看到眼前的美景，一向文思敏捷的李JF，面對東湖波濤，他張開自己的雙臂，作“詩性大發”狀，不過在他口中發出一連串的“啊”聲之後，卻戛然而止沒了下文。我想大概是“眼前有景道不得，中天題詩在後頭”吧！大家一致要求易ZT回去後寫一首詩以記此遊。易ZT也真的不負眾望，他用宣紙把為此而作的一首七言律詩抄給我們每個人，現在只記得其中的一句是：“桃紅李白山花發”，其它通通忘記了。如今易ZT蹲在城頭上拉屎——露大臉了，聞其名，如雷聲貫耳，想要巴結他而不得其門。真後悔自己“文革”時為什麼會把他贈送給我的書畫當廢紙丟棄。保留到今天的話，至少也可以“呼兒將來換酒嘗”吧？

朝花夕拾（十四）我和文時兄

Z文時是我高中時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但是一開始我們好像並沒有什麼交集。他的文科成績特別優異，是班上的語文課代表，每次寫作文，老師想不給他高分都難，老師把他的作文當作範文在班上進行講評已經成了常態。與他相反，我的文科成績屬於想恭維的人都擔心被我理解成“挖苦”的那種。俄語總在及格線以下掙扎，作文能得一個4分（五分制）就要對老師感恩戴德，甚至還有過得2分（不及格）的輝煌歷史。

那個年代，國人以瘦為基本體型，“帝修反”說中國老百姓五個人才穿一條褲子，而且還要餓肚子。在當時大好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卻因為過於蒸蒸向上，身體長成了豆芽菜一般，不情不願地給“帝修反”們提供了口實。還好，Z文時同學的體型卻可以歸入為國爭光的胖墩之列，所以大家送了他一個“發麵”的雅號。

不記得是否從高二開始，Z文時突然對數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的數學成績突飛猛進，而且已經不滿足於課堂上老師所教的那些內容。當時我是班上的幾何課代表，因此經常在蕭樹靜老師那裡看到他問一些很深很深的問題，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樣我們之間開始有了很多共同的話題。他總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在學習方面的一些心得和我交流。這樣我們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這時候我才發現，他除去體育成績稍差之外，其餘功課在班上都是頂尖的。其實他的體育也不差，比如他打乒乓球就所向披靡，而且對籃球等運動也非常喜好。可惜這些都不計入體育成績。由於體型的原因，要計入成績的田徑項目是他的弱項，致使拖了他體育分數的後腿。

我們兩人都很有個性，喜歡獨立思考，記得我們之間發生過兩次爭吵，以致一段時間我們還互不搭理。

有一次，我們討論國際上所定的十二海里領海是怎樣劃定。我堅持認為是把每個國家最外緣的領土（包括海島）用直線連接起來，再向外劃十二海里。他不同意我的說法，認為應當是從大陸向外劃十二海里，因此台灣就處於公海之上了。現在我當然知道錯的是我，但當年我卻堅持認為自己是正確的。還有一次是他看到報上登載的，某高級領導人出國訪問的消息，他說該領導人有兩個老婆。理由是報紙上登載的消息說到，那位高級領導的隨行人員中有“夫人×××、×××……”，“夫人×××”之後用的是頓號，這就充分證明那位高級領導有兩個老婆。而我堅持認為我們偉*光*正的領導都是人民的表率，絕對不會一夫多妻的。經過“文革”的洗禮，我了解到許多高級領導其實歷史上都有過四、五個老婆，但他們在每個時期確確實實只有一任夫人，而且也不會在媒體上加以宣傳。因此我們兩人應當算是打個平手吧。當然為這些小事爭吵而至於互不搭理，事後我們自己都覺得太過幼稚，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就又和好如初了。

我們那個年代是一個大樹英雄的年代。學雷鋒，學鐵人，學董家耕、邢燕子，還有侯雋。

不知從高几開始，我們就接受了大量“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思想“教育”。所謂兩種準備就是“接受祖國的挑選”，直白點說就是，“考”不上大學就到“廣闊天地”去“戰天鬥地”，去修理地球。

接受了十幾年“正面教育”的我們，對來自“上面”的話百分之百地相信，相信農村是“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廣闊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相信我們都是“朝氣蓬勃的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我們有能力“戰天鬥地，從而改變整個世界”。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我們對是否能夠考上大學並不是特別的期待，有的同學甚至下定決心和自己的“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放棄高考投身到農村去“大有作為”。

後來的實踐當然是給我們這些思想幼稚之人最好的教育。其實我們哪裡有能力改變世界，我們只是被動地被世界改變着自己的命運。我們每個人的命運不是在冥冥之中，而是在現實社會之中早已被人給安排好了。

一九六五年高三畢業後我考上了大學，雖然我的外語基本上就是交的白卷。

當年高考時規定，不到三十分鐘不許交卷。面對似曾相識的俄文字母，我臉不變色心不跳，三十分鐘一到，我便大義凜然地搶了頭卷。一位仁兄榮獲“亞軍”稱號，他隨我之後走出教室，我虛心地向他請教，那段俄譯漢的文字是什麼意思。那位仁兄說，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只是在答卷上寫上“和電影《英雄兒女》中的王成差不多”。看來他肯定要比我高得多！因為我連“和王成差不多”也沒猜出來。

遺憾的是祖國沒有挑選比我高得多得多的Z文時，為什麼？……

在當時的氛圍下，人們不敢詢問原因，心中的疑問只好壓在心底。改革開放後，“左”的錯誤終於得到糾正，當年的謎團也慢慢被解開。原來，我們上高三時，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政治審查的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這就是祖國沒有“挑選”Z文時的真正原因。

祖國沒有選擇Z文時，Z文時卻只能接受祖國對他的“安排”。他毅然離開自小生活的傷心之地武漢，去了“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新疆。至於他們在新疆的生活，當然沒有詩中描寫的那麼浪漫。也許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將要伴隨他們的終生，從此惡劣的氣候條件和壓抑的思想情緒樹立了他們對人生新的定義。朱MS同學在他的博客中對此有許多感人至深的記述（http://blog.sina.com.cn/u/1652426610），讀後不得不讓人潸然淚下。

與此同時，我高高興興地走進了大學的課堂，繼續我那無憂無慮的學生時代，吃香喝辣，“每天都像過年一樣”。國慶之夜我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狂歡活動。我沒有忘記把自己幸福的感受告訴那遠方的朋友，我給他寫了信，他在給我回過一封信之後就不再來信。很顯然，由於我們所處的地位不同，我不能理解他當年的處境，我們之間已經沒有多少“共同語言”。再後來，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瀋陽，幻想着摘掉自己“臭老九”的帽子，從而成為“領導階級”之一員。於是我迫不及待地寫信告訴了我那前途渺茫的朋友。他還是只給我回過一封信。之後我們就失去了聯繫，走過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的幾十年歲月。

再次相見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後，我們都回到了江城武漢。我們的相見僅在華師一每次校慶的聚會之時。Z文時已經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專長來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買下了三套象徵事業成功者的房產。而作為“工人老大哥”的我，卻落入了慘遭社會遺忘的角落。此時我想對他說的只是：我住了三十年的老屋正面臨“被拆遷”，我要怎樣才能讓自己的損失最小化呢？

歷史印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話。我們工人階級因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是：“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在全世界人民獲得解放之前，“工人階級”變成了成都市一座被遊人觀賞的雕塑，變成了一個從終點回到起點的一個“圈”。每次會面，我們之間除去一些禮節性的問候之外，共同的話題已經越來越少。也許他像當年的我一樣，很懷念我們過去的友誼，但我卻找不出多少共同關心的話題。我只是希望，再過三十年，我能從“河西”回到“河東”，而他在“河東”等待我的到來。我們之間又有許多講不完的共同話題，我們重新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而爭得臉紅脖子粗。但是我要問自己的是：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我還能有三十年嗎？

註：關於文中提到的“成都市一座被遊人觀賞的雕塑”，請參閱下面的鏈接：

http://bbs.kechuang.org/read.php?tid=30884&page=e

1988年，成都一環路竣工。作為竣工紀念，雕塑“工人階級等於零”在這一年安放在了

成都老工業區的中心，一環路水碾河路口。

後來這雕塑名聲大振，只要是老成都人沒有不知道的。可以找不到水碾河（一個很大的地名），但是問他工人階級等於零在哪裡，誰都可以講出個東南西北。所以，乘着道路改造的機會，這個雕塑第一時間被拆除了。

現在安放在成都工業博物館。 與這個雕塑齊名的還有“農民不准進城”等等。

朝花夕拾（十五）我的故居

看到標題，有人就笑了：

“故居”一般是指那些名人曾經居住，並且被當成“文物”而保留下來的建築，你一介草民也配（！）有故居？我當然有故居，難道我是住在馬路上不成？那可是有損天朝光輝形象的哦！

有意思的是，在武昌蛇山為吸引遊客而大拆民居搞“透綠”工程的時候，我的故居居然也被作為“文物”而保留，並且被修葺一新。當然這一切並不是因為那是我這樣的草民也配有故居的緣故。

蛇山上的民居在“透綠”工程中幾乎全部被拆除，只保留了徐旨乾公館、高亞鵬公館和李書城公館（兩棟）等4棟“有紀念意義”的民居，據說是按照“整舊如舊”的原則予以修復保留，成為蛇山景點的一部分。

而我的故居就是被稱為“徐旨乾公館”者。

徐旨乾（1894——1985）國民黨陸軍中將。湖北漢陽人。保定軍校及陸軍大學畢業。歷任營長、團長、參謀處長、旅長等。抗戰時期，任浙江省溫台防守司令、第十集團軍參謀長、軍訓部第八督訓處處長等。徐參加過武漢大會戰和滇緬抗戰。抗戰勝利後，任湖北省軍管區副司令。1949年去台灣。1985年在台北病逝。

1949年徐旨乾隨“蔣該死”“猖惶出逃”台灣後，此處房產就被收歸“國有”。該房位於蛇山南麓龍華寺左側，始建於民國二十二年。

我們家從長沙搬到武漢之後，剛開始住在財經學院校內的平房裡，後來又搬到校北區的新建樓房內。也許是因為當時我父親擔任分管教學的副院長的原因，大約在1955年初我們又搬到了校北區院牆外的那所小院。當年財經學院除去我們家之外，還有院長馬哲民先生也是單獨住的一棟小樓，可見在解放初期知識分子還是很受重視的，而且生活待遇也很好。後來呢？

馬哲民1950年任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兼教授，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調任中南財經學院院長。在此期間，曾兼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市政協第一、二屆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民盟中央第一、二屆常委，民盟湖北省及武漢市委員會主任委員。好景不長，1957年他幼稚地相信“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被打成了武漢地區“頭號右派分子”。馬哲民先生晚景淒涼，他被從獨立小院內掃地出門，臨終前幾年癱瘓在床，日常生活全靠他那個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兒子打理。1980年逝世後才被平反昭雪。

我家所住小院與龍華寺一牆之隔，沿着校北區東邊的院牆有一條小巷，沿小巷進去不遠有一個小院，前後兩個門。進門後有前後兩個院子，前院是一個小花園，有一個獨立的門房，一直空置在那裡。院中小路的兩旁種着整齊的冬青樹，院子裡有石桌石凳，還有一棵樟樹（此樹如今還在），每年春天院子裡落滿了樟樹的老葉，而嫩綠的新葉也同時生長出來，透着一股生機勃勃的氣息。窗前還有一棵櫻桃樹，雖說每年都要結很多櫻桃，不過沒等櫻桃成熟，就紛紛落下地來，難怪民間有句話叫做“櫻桃好吃樹難栽”。最讓我開心的是，緊靠龍華寺院牆處有一株很大的桑樹，那時候小孩子們一般都養蠶。所以我的小夥伴們每天都到我家來搭着梯子爬上樹採摘桑葉，桑椹成熟的時候，我們個個都吃得嘴唇發烏。站在桑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龍華寺那邊已經破敗。裡面沒有了和尚更沒有菩薩，似乎是做了倉庫什麼的，除去一間早先的大殿之外，其餘均是普通的民房，房頂紅瓦的縫隙之中生長着一些石蓮和苔蘚之類的植物。那時候孩子們口口相傳唱的一段歌詞是：“尼姑和尚翻了身，他們兩個結了婚”。現如今龍華寺也被修葺一新，大殿裝飾得金碧輝煌的，裡邊還住進了僧人，難道他們對“翻身”和“結婚”並不感冒？

院中的主樓是一幢青磚紅瓦的西式建築，帶有閣樓，也就是魯迅先生文章中時常提到的“亭子間”。由於樓下的房間已經夠住了，所以閣樓就空着。後來我母親所在部門有個大學畢業不久的許叔叔，因為沒有地方住，我父母就讓他住在了我們樓上。沒想到的是，許叔叔57年被打成了“右派”。他被強制趕到鄉下勞改，臨行前的那一幕至今我還歷歷在目。他泣不成聲地說：我是一個苦孩子出身，是共產黨讓我翻身得了解放，並培養我讀了大學，感恩還來不及呢，我怎麼會“反黨”？

我當時只是一個11、2歲的孩子，對於什麼政治之類的完全沒有概念。財經學院校園裡貼滿了“反擊”“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的大字報和漫畫。但我們並不了解其內涵，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身邊的“右派分子”都是一些好人呢？

值得慶幸的是，許叔叔“文革”結束後終獲平反，並從鄉下回到武漢，有一天他突然來到我家，說是路過我家到水利電力大學（如今已併入武大）去給學生講課。

我家的後院有幾間平房，是做廚房和儲藏間用的，上閣樓的木樓梯也在後院中，因此上下樓就不與樓下相干。

現在宣傳說，該處建築已經被“整舊如舊”，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如用面目全非來形容還差不多。現如今前後院子都沒有了，原先的“紅”瓦也換成了“灰”瓦，後院閣樓的樓梯也沒有了，因此是否還有閣樓也不得而知，整個結構都已被改變，還談什麼“整舊如舊”？當然連歷史都是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更何況所謂的“歷史建築”了？

“任意打扮”的目的，前者是為了欺世盜名，而後者則是為了大發洋財。

1957年9月，因我父親工作調動的原因，我們搬離了“故居”，在此居住的兩年多時間內，雖說天朝在政治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我們這些小孩子還是不解其中真味。站在一個孩子的立場上說，那幾年還真是一段快樂的時光。

（2011.11.11）

後記：今天到蛇山去踏青，發現我的故居門前的介紹文字說此建築為“高亞鵬舊宅”。那麼我此文中稱其為“徐旨乾公館”是錯誤的。之所以發生這個錯誤，是因為幾年以前，當蛇山南麓的民居因為透綠工程而決定拆除時，有一天報載徐旨乾公館發生了火災，並附有照片，當我乘車路過該處時發現被燒的房屋就是我的故居，因此使我先入為主地一直認為我的故居就是徐旨乾公館。現在重新上網搜索後，發現該建築確實是高亞鵬公館（有關高亞鵬的介紹幾乎沒有，只說其是一名商人），現特在此予以說明。（2012.3.27）

又記：最近在網上看到“我的故居”現在的正式名稱又變成了“徐旨乾舊居”，並被列為武漢市重點保護文物。我估計這棟房屋大概經歷過多次產權變更，所以名稱也被多次改變？當年我在那裡居住時，產權是國家的，我家只有居住權。（2026.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