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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毒氣彈後遺症	2010-06-16 08:48:48


	高溫來得悄無聲息。哈爾濱道外一棟上世紀80年代的老樓里，難耐酷熱的李臣脫得只剩背心和褲衩。於是，那些暗布在手掌、小臂、胸口、大腿上的隱秘傷疤，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65歲的李臣呈現出與年齡不符的老態。因為營養不良，掉了6顆牙，口腔糜爛滿嘴黑色。6年前做心臟搭橋手術，從右大腿借了一根動脈，60厘米長的刀疤像一條青色的蛇埋伏在大腿內側。他撩開背心，露出心臟手術的刀口，“醫生打開胸腔的時候說，我的內臟都糜爛了。” 　　1974年10月20日凌晨，時年29歲的水手李臣，在佳木斯疏通航道，被日本軍隊侵華時期遺留在江底的一枚芥子氣及路易氏氣混合毒彈誤傷，神經系統、內臟器官受到損害，後遺症相隨至今。　　這是2010年6月1日的下午，但說起36年前身體上每一處傷疤的來歷，絲毫不差。悲憤一點點浮現在李臣臉上，眼裡充盈了淚水。如果可能，李臣說他願意選擇忘記這段歷史。但是傷口就像那條潛伏在大腿內側的蛇，時刻齧咬着他。　　1996年，李臣選擇向日本政府訴訟、索賠。曠日持久的跨國官司持續了7年，2003年雖然一審勝訴，但是終審又被駁回。“每次去日本，日本法官、政客，他們都表示同情，但就是不辦正事。”何去何從，讓這個喪失了勞動能力的老人頗感迷惘。　　跟李臣一樣，在齊齊哈爾，40餘位“8·4”毒氣彈受害者，在維權和隱忍之間，進退維谷。　　夕陽籠罩下的齊齊哈爾北疆花園小區，車輛熙攘，一派忙碌。往來的人們幾乎忘記，2003年8月4日，此處還是一片泥濘的工地，日軍遺留的5枚芥子氣及路易氏氣混合彈的意外挖出，猶如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原齊齊哈爾社科院院長曹志勃說，當年正趕上“非典”過後，因此外界盛傳齊齊哈爾又被不明毒氣彈襲擊，人心惶惶。　　曹志勃出版過《日本化學戰爭史錄》，他說，“8·4”事件之前，幾乎每年齊齊哈爾都會從工地挖出日本人遺留的炸彈或者毒氣彈。但是直到“8·4”事件之後，這一過去秘而不宣的事實才逐漸為外界知道，引起了重視。　　齊齊哈爾是當年日本關東軍516部隊的大本營，這個部隊以製造化學武器見長，齊齊哈爾因此成為日軍化學武器生產基地和中轉站。撤退時，日軍將大量毒氣彈埋藏在齊齊哈爾地下。根據曹志勃等人搜集的數據，在中國，當時日本軍遺留了大約200萬枚毒彈，但是日本只承認有40萬枚。　　“8·4”事件之後，齊齊哈爾新開工的工地，施工前多了一個慣例，先用儀器探測地下是否有異常情況。具有荒誕意味的是，齊齊哈爾是綠色農業基地，但是無人知道，齊齊哈爾地下究竟還有多少日軍遺留的毒氣彈，以及它的準確方位。　　距離北疆花園小區3公里的新化小區，一棟普通居民樓的2層，“8·4受害者辦公室”的牌子懸在門口。一個月前，預感到對日訴訟可能敗訴，42名“8·4”毒氣彈受害者，每月花600元租下這間房子，自發成立了這個民間組織。他們中間，有團長、副團長，均由受害人擔任。　　33歲的牛海英是辦公室的秘書長。2003年8月4日，經營廢品回收站的牛海英，從河南籍農民工李貴珍和於為手裡收購了5個模樣怪異的鉛桶，按廢鐵的價，支付了400元。　　李貴珍在收購站當場砸開了鉛桶，類似芥末的濃烈氣味瞬間揮發。“‘唰’就進了鼻子，感覺難受極了，嗓子發緊，滿臉通紅，家人還以為我喝酒了。”牛海英說。他們不知道，強大的芥子氣及路易氏混合毒氣，迅速侵入了他們的呼吸系統、神經系統，腐蝕了他們的皮膚和器官。儘管在地下埋了多年，這個劑量的毒氣彈仍然足以讓成編制的部隊喪失戰鬥力。　　李貴珍和於為當即不斷嘔吐，踉蹌離去。當晚牛海英等人身上潰爛、起泡，呼吸困難，被送往醫院搶救。　　泄漏的毒氣彈像是推倒了一組多米諾骨牌。撿廢品的李貴珍和於為，收廢品的牛海英，清理毒氣彈淤泥的王成，廢品站的小工劉建明，以及後來把鉛桶販賣到鋼廠的梁波，乃至鋼廠的看門師傅，凡接觸者無一倖免。另一撥人則因為接觸到被毒氣污染的土壤中毒，楊樹茂等人花10元錢從工地買來一卡車土，為新蓋的房子墊院，被污染的土灼傷了雙腳。陳紫薇等4人，當年還是10歲左右的小孩，在院子裡玩土先後中毒。事後搶救的當地203醫院證實，均為芥子氣中毒。　　牛海英的臉當時腫脹變形，眼睛不斷流淚，腹部潰爛一直不癒合，大夫把爛肉切除，最後爛了一個大洞。大多數人在醫院待了3個多月，在傷勢癒合後，失去了勞動能力。陳紫薇這些當年受傷的孩子，很小就輟學。32歲的河南籍農民工李貴珍受毒氣侵害最厲害，身體90%都長了水泡，搶救18天死亡，留下一對女兒和妻子。　　2004年，42名“8·4”毒氣事件受害者選擇了和李臣一樣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提起跨國訴訟。但無論較早的李臣，還是後來的“8·4”受害者，他們在針對日本政府的訴訟中，無一勝果。　　失敗的訴訟　　5月28日下午，在北京，由“齊齊哈爾毒氣受害者”中日律師團召開的說明會上，日本律師三坂彰彥帶來一個壞消息，42名受害者針對日本政府的訴訟，5月24日在東京地方法院敗訴。　　會場的氣氛有些沮喪。失望之情寫在與會的三名“8·4”事件受害者臉上。33歲的牛海英，46歲的楊樹茂，19歲的陳紫薇，他們謹慎地組織着措辭，表達着各自的憤怒。楊樹茂說，“日本人的毒氣彈，應該讓他們拉到日本去，不能讓這些毒氣彈再害無辜的中國人了。”他的話贏得了長時間掌聲。　　中國政府很早放棄了對日本政府的戰爭賠償，但是民間受害者卻堅持伸張自己的權利。他們的行動，得到了來自中日兩國律師的幫助。　　身材瘦小的王選是這個活動的召集人之一。作為民間對日索賠的活躍人士，王選說，“那些仍然埋在中國地下的化學武器，像定時炸彈，將來可能還會有人因此生命受到威脅。” 　　黑龍江北辰律師所的羅立娟律師說，官司雖然敗訴，但是取得的一個成果是，東京地方法院首次承認，毒氣彈系日軍遺留，承認毒氣彈“對中國原告的生命、身體加害甚大，對原告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和肉體的苦痛”，但卻以化學武器和毒劑遺留範圍大一時無法調查清楚，且對齊齊哈爾做不到優先調查處置而免除了日本政府的責任。　　2003年12月，日本政府曾迫於壓力，拿出了3億日元，折合人民幣2000多萬，按傷情支付給“8·4”事件受害者。牛海英回憶說，齊齊哈爾政府告訴受害者這筆錢是前期藥費和生活費，日本人的說法則是處理費。羅立娟律師說，每年日本國會有一筆100億到200億日元的費用，專門用於處理銷毀遺留毒氣彈，3億日元是從銷毀公費里拿出一些作為收回的成本，僅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並非給受害者的賠償。　　即便這筆錢，也並沒有完全發到每個受害者手上，一名受害者稱，發現少了10幾萬，到手後平均每人20多萬。一核對原來醫院扣除了搶救費用，3個月的住院時間，每人扣了折合10多萬。但是醫院花去的錢究竟明細是多少，受害者稱至今並不清楚。　　牛海英還記得，當天在嫩江賓館發放存摺時，一位領導表態，健康是多少錢買不來的，表示會和日本政府交涉。但是，此後也沒了下文。至今，他們再沒有得到來自日本或者中國的任何一筆政府救援。　　日方律師協調人李樓介紹，1999年中、日政府達成《關於銷毀中國境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備忘錄》，日方提供的只是“化學武器處理工程費”，而沒有對於受害者的醫療救助、生活救助、社會保障，亦無專門機構負責。　　羅立娟認為，更為不幸的是，“8·4”受害者基本都是農民工，或者城市勞工階層，文化程度不高，沒有醫療保障系統，面臨後遺症反覆發作及後續治療的壓力。　　原本這些受害者散居在齊齊哈爾各地，幾年間，孤立無援的他們互相聯繫起來，決定繼續主張自己的權利，向日本政府索賠。　　羅立娟律師最早幫助李臣打跨國官司，此後，“8·4”受害者群體也加入到原告行列中。其間義務加入的日本律師多達200多個。　　羅立娟先後帶受害者去了40多趟日本，日本律師也來了16趟中國。每一次不光是參加訴訟，還要參加各種活動，在各種場合，向日本團體、市民，講述當年日本在中國留下的毒氣彈，給中國人尤其是青少年帶去的傷害。最多時見過3000多人。　　曾經有主管部門暗示羅立娟，不要代理受害者官司，羅立娟拒絕了。為了湊集經費，她賣掉了房子。　　日本法律沒有期限性，需要不斷補證。李臣的案件從1996到2003年一審出結果間隔了7年，在“8·4”之後，一審判決勝訴，這是迄今針對日本政府的眾多訴訟中唯一的勝果，但是終審又被駁回。　　李臣這些年的變故很淒涼。當年和他一起做工的師傅因毒氣侵蝕過早離世。受傷後的李臣失去勞動能力，在醫院治了3年，此後接受救濟過活。最難的一次，“過春節兜里只有1塊9毛3。”他喝了4瓶敵敵畏自殺，被搶救過來。　　李臣2000年斷過一次腿，透視骨質疏鬆已呈蜂窩狀，包括心臟病，均被診斷為和毒氣受傷後器官病變及精神壓力有關。他拖着病體多次去過日本，“見過小泉，不回答我們，跑了。也見過福田康夫。黨首基本都見過，不管是右翼，還是左翼。” 　　維權的困境　　齊齊哈爾，東北，乃至整個中國，還有多少毒氣彈埋藏在地下？何時清理完畢？據中日律師團調查，僅黑龍江一省就分別於上世紀40、50、60、70、80年代發生了約10起日本遺留化學武器泄漏造成中國公民嚴重人身傷亡事故。而“8·4”事件後又分別於2003年在齊齊哈爾、2004年在齊齊哈爾（兩次）、敦化、2005年在廣州發生了化學武器爆炸、泄漏而造成的傷亡事故。　　根據中方提供的數字，自1945年以來，日本遺棄的化學武器已經造成至少2000名中國人死亡。僅2003年至2005年，就發生4起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傷人事件。　　王選講，日本有關網站把處理的地點、炮彈所有的都是公開的。但是中國方面還沒有公開信息。　　最新的研究指出，到目前為止能夠確定的日本化武泄漏對受害中國公民造成的人身傷害為：死亡，終身殘疾，致癌性病痛，皮膚、內臟、神經系統的各種疾病；喪失全部或部分正常生活能力、勞動能力。　　但是目前日本政府採取的措施，只是針對毒彈處理，針對受害者沒有相關措施。訴訟雖然也承認事實，但是不包括賠償。王選說：“日本政府其實很想知道中國的態度。” 　　即便在已經公開合作的環節，王選也認為日方行動遲緩。1999年7月，《關於銷毀中國境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備忘錄》中，日本政府明確表示，要誠懇地履行《禁止化學武器公約》規定的化武遺棄國的銷毀責任，原則上以2007年4月處理完畢為目標。　　按照規定，日本為處理和銷毀遺棄化學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資金、技術、人才和設備。發現的化學武器原則上不運回日本，而由中方建設處理化學武器的倉庫進行處理。遵從這個協議，日方從2000年開始第一次到中國挖掘、處理化學武器。　　曹志勃說，現在採取的措施是，在齊齊哈爾某地建了一個託管區，日本人只是出錢讓中國保存，新發現的炮彈和毒彈都存放在那裡。“每處理一枚大概花費2500美金，但是達不到無毒化處理。”這些毒彈將來怎麼處理？如果再次泄漏怎麼辦？曹志勃說並沒有良策。　　事實證明，第一個10年到期，“處理完畢”的目標並沒有完成。日本外務省宣布，日本已向禁止化學武器組織提出申請，要求延後5年到2012年。　　2012年的延後期限眼看又要到了，這個工作的進展依然緩慢。據介紹，1999年兩國協議達成以來，日方僅“移動式”（密封、倉庫保管）處理了中國境內的日本遺留化學毒彈4.4萬枚，如果以日本調查的40萬枚計算，也僅僅占全部遺留化武總數的十分之一。　　5月26日，42名毒氣彈受害者與中日律師團簽訂了新的委託合同。再次取證後，將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按照約定，起訴階段的全部費用，由中日律師負擔。如果敗訴，則全部免費；勝訴律師取得25%的費用。　　日本律師團協調人李樓稱，“繼續上訴，要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視，仍然遺留在中國境內的毒氣彈如何處理，需要找到解決之道，防止新的悲劇。” 　　牛海英說，毒氣彈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牛海英後來去公共澡堂都被拒絕，“8·4”事件兩年後和丈夫離了婚。楊樹茂稱，他們之所以繼續訴訟之路，最大的心願，要促成日本方面成立一個基金。如果再發現中國境內的受害者，就用這筆錢進行救助，避免悲劇重複發生。　　羅立娟也給李臣打了一個電話：“李大哥，這個月去日本作證，你再跑一趟？”李臣在電話那頭表示，“要去。傾家蕩產也要把官司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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