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秋 记得在中国文革即将结束，中国政治诡异动荡的一九七六年，自己还在草原读中学。虽然那时中国大部分地方社会秩序依然比较混乱，然而在草原的学校却出奇地宁静，学风远较内地大城市浓郁。自己住的医院家属院有个受管制的清洁工，这个三十多岁的受管制分子单身一人，白天在医院拉灰打扫清洁，晚上进了自己昏暗的宿舍从不出门。听周围伙伴讲，这是一个因为偷听敌台被打为『反革命分
子』的医生。自己的父亲也说，这个曾经的医生毕业于内地名牌大学。从他的眼神和口气，觉得父亲非常尊重这个古怪的『反革命分子』。 这个人虽然受政治迫害被管制，晚上家里倒也热闹。有医生去他住的房
间闲聊，还有一些医生家属和护士给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吃送喝。据说他曾经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医生，被管制后还有很多藏民慕名他的医术，从很远的账房到他那
那间黑屋子就医。在那知识分子稀缺的年代里，虽然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被当政者严加防范和打压迫害，但他们依然显示他们的宝贵和重要；在那样贬低知识
分子的高压环境中，『学而优则仕』并未失去千百年来形成的强大力量。 有一次我在做数学时遇到了难解的题，我父亲让我去找他，我其实有些不太愿意，心里矛盾重重，觉得自己一个长在红旗下的学生，去找一个『反革命分子』帮助自己辅导，心里觉得有些怪怪的。不过到了他那里，看到他态度和蔼，和平常的长辈没什么两样，心里也慢慢平静了下来。他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用浓重广东口音一步一步给我讲解功课。 我在他的辅导下，不但很快完成了功课，而且还纠正和解决了以前一系列概念中的是似而非的难点，末了，他还和我说起了香港和遥远世界发生的事。但我基本没听懂他在讲什么。就在我自己整理书本文具准备回家的时候，却清清楚楚突然听到他如歇斯底里一样骂了一句：『他妈的共产党……』，听到这句话我的头发立刻竖了起来，心里害怕起来，甚至还感觉到和一个『反革命分子』在一起的恐怖。当我屁滚尿流跑到家里把这一切告诉我爸爸，爸爸紧张地告诫我一定不要把他说的话告诉其他人，否则会打断我的腿。 这也算是我在少年时期在偏远的青藏高原的果洛大草原，第一次和中国知识分子打交道吧！当时尽管年少，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领教到温文尔雅和歇斯底里的情绪如此突兀转换，当时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分裂及压抑的特质。 这些陈年旧事，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给我的第一直观感受，今日在这谈得也就是就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即将把话题转入正题之前，交代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大家都清楚，中国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本身就十分隐晦庞杂，今贸然提笔，费脑不说，确是感到有些
文浮和自不量力，但不久前答应了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做这篇『命题作文』，无奈只有硬着头皮落笔。在这么小篇幅里妄论如此大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题材，实在令自己汗颜，心怯自知！ 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有着无穷答案的问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离不开其所生存的政治背景，因而政治因素也常常为知识分子带来个人命运悲剧的结局，这种悲剧命运又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让知识分子的『理想』、『政治功利』及『犬儒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人文关系，而在多数情形下，很多知识分子政治理想最后又被政治功利牺牲排斥或吞噬，最后演化为为数众多的愤世嫉俗『犬儒』，从而调绘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主色。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为了壮大自己的自身实力，各国积极延揽人才。国与国之间生死攸关的政治博弈，打破了本来以贵族阶级为主体的政治体制，使得原本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和在本国不得志的贵冑士大夫，有了机会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并产生了频繁的人才流动，逐步形成了一个没有阶级差异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这一时期里，这群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个人利害与国
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人生哲学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他们相互影响及标新立异，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笼。这群知识分子在『百家争鸣』的宽松学术环境中，既追求政治理想，也追求政治功利，凭籍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的百家人文思想，同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等其他轴心文明一样，在春秋战国多方力量角力博弈中，
营造出一个灿烂的『哲学思想爆炸期』。 在当时，代表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
子、墨子等学术思想，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等学术流派的『百家』，也为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的『仕』和各阶层产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一
个可以批评政治、抗衡王侯的价值系统。然而，儒家的『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腾文公下》的功利主义本质，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使命、功名三位一体的思想结构。而后来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理想及责任的充实，衍生出中国耻感特色的知识分子性格形态。而这种知识分子性格，最后亦成为了国家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民族文化性格和知识分子的性格这种相关关系，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对待自己的追求，却是采取某种二元式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所谓『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西泽的事情归西泽管』。现代之前的欧洲知识分子是远离世俗的，不是沉湎在知识的理性世界之中，就是在向往上帝的天国。
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还是信仰系统，其背后都有一套远离功利的形而上学的传统。 然而，中国文化的精神不同于西方，它既不是宗教型的，又非知识型的，从先秦开始，中国文化就表现出消解忽略形而上学及理性批判的倾向，体现为一种道德至上的人文精神。正如国学大师徐复观指出：『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天道天命开始；但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从天道天命一步一步的向下落，落在具体的人的生命、行为之上。』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不是像西方那样，追求形而上的世界，而是眼光向下，脚踏实地，以德立人，力图实现自己的功名，以实践浸润于儒家哲理的人文理想。 由于中国文化缺乏像欧洲文化中那样的法律和约定那样循序渐进的传统，无法从体制结构约束专制，因此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只能依赖儒家所建构的礼治。但礼仅仅是立足于个人的德性，而立足于德性上的东西依赖于自身的道德约束，这就对人性有很高的要求，要求人们有高度的教养，但我们无法达致社会每一个人具有高的道德水平，而当持有道德成为自己的利益或福利时，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却发现，人可以没有道德，但也可以通过嘴巴得到道德，还可以通过贬低别人而使自己立于道德高地而不败。 于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程中，『嘴巴道德』大行其道，皇亲国戚
达官贵人贩夫走卒无不为『嘴巴道德』而陶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相比，可谓是『嘴巴道德』的先驱和倡导者，他们或写或画或著书立说，孔圣人、朱熹、
纪晓岚等无不如此，不能不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和这些『嘴巴道德』有着莫大的关系和示范。 中国儒家德性文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主要支点，促成了知识分子使命、功名及政治理想破灭的思想结构特征。由于道德尺度只是各人的内心体验和判断，或只靠感觉自己内心安否，而无法作客观的判定。这种只能信自己而无法信于别人的德性，若不上升而向下坠落，便会转为自私自利的自然欲望。 在如此主观的德性文化之下，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也分化成为几部分人，一小部分是少数怀有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无能为力，只有听凭道德说教下的道德沉沦，而这种道德现实又让这群知识分子背上了毁灭其政治理想的十字架；另一部分则是自利自利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无内在的德性『自力』，也无外在约束他们的宗教或法律的『他力』，最后以欺上瞒下、尔虞我诈的品性，合流汇入权贵阶层或利益既得者阶级。 但最值得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犬儒阶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是当代一群对伦理、社会风俗、社会体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以及大众社会中拒绝被收编的愤世嫉俗的人。 『犬儒主义』一词是从欧洲哲学中翻译过来的一个概念。苏格拉底曾经把幸福解释成灵魂的幸福。把个人的欲望下降到最低点，努力作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自主的人，这便是最初犬儒主义者的理念。无疑，作为四大古典希腊哲学流派之一的早期犬儒主义，具有非功利的正面道德意义。 而当代犬儒主义早已和古希腊犬儒主义大相径庭，他是一种『以不相信
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犬儒主义者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不相信别人的热情，不相信别人的义正辞严，不相信有所谓正义的呼喊，他们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他们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他们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冷漠』、一种『不反抗的清醒』、一种『不认同的接受』，独善其身，只要自己不受伤害即可。 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的犬儒
主义的重要特点就表现为政治冷漠。大众犬儒主义是大众对现代政治的无可奈何的不满和抗议。 但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
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犬儒主义在其他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但是普遍到一般人觉得左手、右手之间的信任都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这种危机是整个公众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 说中国当代犬儒主义，不由得让人想起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这位几次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作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1975年流亡法国，1981年归化为法国公民。他以自己洞察人性的作品在全球掀起了多次『昆德拉热』，尤其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 在这股『昆德拉热』的旋风中，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故意没有言明的东西，就是昆德拉提供的一些有别于犬儒主义知识分子的另类思想资源——独立的人格和对『真』的忠诚。昆德拉说：『要活在真实中，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除非与世隔绝。一旦有旁人见证我们的行为。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如果我们都得适应旁观者的目光，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无一是真了。』对中国当代的『臭老九们』来说，这些力道十足的思想资源华丽而深沉，正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所不能给予的知识分子所必须的人文营养素。而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言，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又是那么不可或缺。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态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生存方式。然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碰撞以及体制的局限，是扭曲产生犬儒知识分子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不能令人释怀的纠结和悲情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