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是我最崇拜的女人。

我见过美丽的女人，也见过善良的女人，更见过聪明、能干的女人，而能将这些优点集于一身的最完美的女人，唯有我的姨。

姨是妈妈的姐姐，大妈妈7岁，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应该72岁了。

据妈妈说，她们姐妹俩是那个小村庄里唯一被家里送去读书的女孩子，而且，读完了小学读中学。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送女孩子读书，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女孩子长大是要嫁人的，嫁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省吃俭用供别人家的人读书，岂不是有点傻？这要得益于我那曾经教过私塾的姥爷，姥爷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家的女孩子就是要读书。

姨和妈读书的成绩都优秀，升初中时都是被保送去的。姨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而是到城里参加了工作，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供弟弟妹妹上学，从此以后，像家长一样照顾自己的一弟一妹，照顾整个家族，用她的无私、宽容和奉献，成为家族的精神支柱。这个担子她挑了一生，不曾放下。

姨美丽。她不是一般的美丽，而是非常美丽。

我家远离姨家千里之外，姨总是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来看我们。小的时候，四旧早已经破除了，崇尚的是劳动人民的美---脸蛋黑里透红，浓眉大眼，斗志昂扬。人们穿着清一色的黄和兰，越朴素越美，如果打了补丁就更美了。每个人都往这个标准靠拢，连我这个小孩子为了不被看作另类，都要在裤子膝盖处缝上两块大补丁。可姨不是。

姨是那种漂亮，优雅得震撼人的美丽。姨应该有1米65左右，在那个年代算是高个头儿。白净的皮肤，大而亮的眼睛，浓密的睫毛，挺直的鼻梁。姨的衣着打扮现在想起来完全可以用“前卫”来形容。那时候正在灭资兴无，妈妈将“布拉吉”（连衣裙），高跟鞋，口红这些象征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物件统统藏了起来，只是在高兴时偶尔拿出来穿上偷偷在镜子前照一照，马上就收起来。可姨每次来我家，总是穿着合体的衣着，颜色和式样透着精致，不同花色的丝巾衬托着涂着淡淡口红的唇。当戴着墨镜，穿着裙装，外罩风衣的她，清风般柔和顾盼地走在我家附近的时候，她的披肩卷发随着脚步的节奏在阳光下跳跃，玻璃丝袜亮晶晶，高跟鞋清脆坚定的声音不知踩碎了多少羡慕又嫉妒的目光。

真的，我家那一片房子住的都是知识分子，不乏气质才华都很出众的女人，可和姨一比，就像麻雀见了凤凰。小伙伴们奔走相告：“小青家来了个女特务！”---请原谅，那时候我们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就是电影里的女特务了。

其实，姨每次都是和姨父一起来的，可奇怪的是，多少年来每当回忆起姨走在路上的飘逸的时候，姨父的样子却模糊不见了。姨父也是个非常出色的人，高大英俊，气度不凡。也许小孩子全部心思都被姨的美丽所占据了吧。我常常凝望仙女一样的姨，思绪恍惚地想：该不会是因为靠近苏联（俄罗斯），受水土的影响，姨的眼睛才这样深邃，面庞才这样动人？

姨的漂亮和优雅一直持续到老。

姨的善良，聪明和能干也远非其他人可比。

妈的一个远房表姐从小和她们一起长大，她对我说：你姨呀，从小就聪明能干。六七岁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她的单衣呀，棉衣什么的就都自己做了。她是我们孩子头儿，大家做什么都要听她的。

妈上学后，学校里的老师一听她是姨的妹妹，马上对她另眼看待。妈说，姨是天资聪颖，她是刻苦勤奋。为了不辜负姨的妹妹这个“称号”，她只有拼命地学，劳动时抢着干，年年当三好学生，五好标兵。妈说，她之所以个子矮，就是那时候劳动时挑担子压的。

姨的心灵手巧远近闻名。姨最擅长绣花，手锈，机绣样样精通，她绣的牡丹鲜艳欲滴，菊花清风傲骨，绣的动物活灵活现，大到床单，被罩，枕套，门帘，小到手帕，我们的衣服上的小装饰，各种掛饰，一应俱全。至今，我们家还收藏有很多姨的绣品。

小的时候，一年要有半年的时间在姨家。印象最深的是姨画的鞋样。那个时候时兴自己做鞋，用布头抹上浆糊一层层沾到一起，叫打“胳膊”，晾干后，再一针一针纳成鞋底。用纸剪成鞋样，画上各种图案（大多是花鸟鱼虫之类），再用复印纸将图案印在布上，绣出来，然后按鞋样将鞋面剪下，与纳好的鞋底缝在一起，一双独一无二的鞋子就做成了。工序都是一样的，好看不好看就全在于鞋面了。姨画的鞋面信手捻来，巧夺天工。远近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成群结伴地来到家里要鞋样，姨下班回来，每每都面对着一屋子求画的人，她总是和声细语地耐心指导，有时还按照人们的喜好当场画鞋样，每个人都会满意而归，于是又有更多的人来。

姨是典型的“嘴一份，手一份”，勤快，泼辣。姨有三个儿子，都很淘气，可姨的家里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床单床罩，被罩枕套，各种帘子都是白底锈花的，每周必换。一到休息天，就是姨的“劳动节”，洗洗涮涮从不停歇，她的眼里总是有活要干。姨最看不上的就是懒惰。

记得那时还常常有“逃荒”的人到家里乞讨，每次姨都是一句：“来了，快进来！”像迎接来串门的老相识一样，把他们让进院子，端出饭菜，搬出凳子让他们坐下慢慢地吃，嘴里还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他们聊天，现在想想，大概是姨怕他们尴尬，所以故意和他们拉家常。如果赶上饭口，就让他们上桌和家人一起吃饭。末了，还要包一些馒头饼子之类的干粮塞到他们手里，一再嘱咐：“路过再来啊。”姨说，这些人都是家乡遭灾了，所以才出来乞讨，年成要是好，他们可是种庄稼的好手呢。

为了不增加姨的负担，妈妈初中毕业后也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进了工厂。也许一直在姨的羽翼下的妈妈，也想独立安排生活吧，工作不到一个月，她就响应号召，远离故乡，来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军工企业。这一切都是瞒着姨的，她知道的时候木已成舟。（在妈的一生中只有两件事违背姨的意志， 这是第一件，也是第一次。第二件事就是嫁给了我的爸爸。此是后话。）

姨有很多政界的商界的朋友，姨认为弟弟妹妹在身边可以给他们关照，所以，在姨的努力下，下放在黑龙江小山沟（我们叫它夹皮沟）的舅舅举家迁回，妈妈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儿子也来到了城里。她的一生也都在努力，让唯一的妹妹回到家乡她所在的城市，可一波三折，却终究没有实现。于是，我们一家成了姨心中永远的痛---不是痛苦的“痛”，而是心疼的“痛”。

计划经济年代，所有的主副食都要凭证凭票供应，姨便托铁路上的朋友，运来各种食品，从鱼肉大米白面到土豆粉条豆粉……常年如此。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经常和爸爸妈妈一起到铁路的货运站，从火车上卸下麻袋，用独轮车往家推的情景。直到前些年，姨还不时的往我家邮寄粉条，我有时在电话里和姨聊天委婉地告诉她，现在物质丰富了，这里什么都能买到，姨说，你那里肯定买不到纯正的黑龙江土豆粉！其实，用金钱永远也买不到的是这份发自心底的牵挂。做姐姐做到这样，我想是天下无双了。  

姨一辈子喜欢女孩儿，一心想生个女儿，可却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妈和爸说，妹妹出生时，姨听说妈又生了个女儿，急忙和姨父千里迢迢赶来，想说服爸妈将妹妹交给他们抚养，爸妈思忖再三，拒绝了。现在我们还时常拿这件事逗爸妈：“妈，当时你怎么就没同意呢？而且，姨还答应仍然管你叫妈。”妈说：“自己的孩子，舍不得。”

姨非常喜欢我。也许因为我是女孩儿；也许因为熟悉的人都说我像她。

小时候到姨家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迎下班的姨。沿着铁路一直向西，我走在铁轨上，就像体操运动员在走平衡木一样。远远的，看见姨披着一身晚霞，全身沐浴在金色中，蹲下，张开双臂，我跳下铁轨，跑到她的怀抱中。

上小学了，一年往往有半年是在姨家附近的小学里上的。一次，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开大会，忽然，我听到校长在喊我的名字，要我上台唱歌，五岁的我蒙蒙懂懂地上台，懵头转向地唱了一首《北风吹》，在热烈的掌声中，又蒙蒙懂懂地回到原来的位置。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那是个什么样的大会，为什么让我唱歌？我觉得蹊跷，更因为毫无准备就被人“揪”上了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懊恼。于是，我打定主意不和姨说。没想到一进家门，姨迎上来，拉着我的手：“看你，上台唱歌也不事先告诉我，好给你穿件新衣服！”原来是和我一个学校上学的三哥当了传声筒。姨嘴上是埋怨，可脸上分明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我的成长过程，尤其回忆起我的童年，似乎与姨家密不可分：门前我嬉戏的小河，围着听我讲故事、看我跳舞的小伙伴，炉火上沸腾着香气的牛奶，空气中青草的味道，铁道南水炉的长鸣声……

小时候所有的人都说我像姨，觉得我像姨一样聪明漂亮，有主见。现在人们仍然说我像姨，是因为他们从我对家庭，对父母妹妹的责任感中看到了姨的影子。我承认，潜意识里，姨是完美女人的化身，是我的偶像，有意无意中，我在向姨学习。我对姨的崇拜，不只是晚辈对长辈的尊敬，还包含着女人对女人的惺惺相惜。但我知道，我没有姨那么漂亮，没有姨那么泼辣，也没有姨那么聪明能干。不过，我对家庭、家族的责任感，对父母妹妹的照顾，是发自内心的，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我相信一定是家族的遗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