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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回忆:彭德怀临终前高喊“不用毛泽东的药”(一) 2011-03-22 15:07:08

医生回忆:彭德怀临终前高喊“不用毛泽东的药”(一)

核心提示: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当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不分昼夜地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指征。他终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1年3月12日B05版,作者:杨汉勤,原题:《彭德怀最后的日子》

杨汉勤,1939年6月生,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消化系主任医师兼门诊部主任。先后在武汉、北京及广州等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曾负责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医生。

在生命最后的两个月,癌症已转移,他周身疼痛难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对疾病,他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却时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见毛泽东!”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完全不能说话,布满着血丝的眼睛,却从早到晚一直睁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

文革中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

             文革中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

1953年彭德怀和毛泽东

                1953年彭德怀和毛泽东

“145号”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那时,我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彭德怀,那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战功显赫的元帅?毛泽东曾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颂过他,此时却成了专政对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务,我心里不免一阵紧张。然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能推辞。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我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看不出他曾指挥千军万马

接班后,我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得知他的详细病情:

彭德怀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起不来,于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初诊为直肠癌。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中央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医院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术前的准备工作。4月26日,医院为彭德怀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我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发,那倔强的消瘦的铁青的方形脸庞,那深沉有力且蕴含着几分忧郁的眼睛,那宽厚的总是紧闭着的微微向下弯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结,呆滞而忧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显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 我也没有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 

 

“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此后,我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身体每况愈下,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对自己的病总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里,自行清洗大便,为假肛换熬料。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

他激愤难平地说:“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 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每次查房,总听见他喃喃自语:“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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