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更年期

                                                              李公尚

从美国到中国探亲，回到魂牵梦绕的故地，喜犹未尽，却发现国人正经历着社会更年期。国家机能内分泌失调，社会秩序生物钟紊乱，民族精神免疫力下降，群体情绪抑亢性不稳，是这个社会更年期综合症的临床表现。

我的家人依旧住在北京的那个机关家属大院里。星转斗移，儿时的记忆早已物逝人非。连过去每天早晚去打开水的锅炉房都俨然成了“大户人家”，阔绰起来。原来的开水龙头，现变成数控电子插卡开关。昔日的烧水师傅，一洗前“卑”，趾高气扬地做起了专营水电煤气网络等充值卡的“老板”。“一阔脸就变”，先前他谦恭宽厚，演变为骄横刻薄。对打水忘记带卡的人，无不奚落到痛快淋漓。可算得“人生得意须尽欢”。

那天早晨，我去锅炉房打开水，微笑着向路遇的一位邻居致意问候——这是在美国生活多年养成的习惯——然而，邻居立即警惕起来，从头到脚反复打量我，然后瞪着惊恐的双眼，作仓皇逃匿状绕步而行。我这才注意到，这位邻人大约是位女士。

说“大约”，是因为国人喜逐潮流，致阴阳失调，遂以异性化为时尚。这位邻人用绿黄杂色染就刺猬短发，初见难以让人判断其性别，如同人们见了神鬼不敢去猜想它们的雌雄一样。她冲我横眉冷对，令我惊奇地多看她一眼，依稀记起二十年前住在后楼那位参加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小姑娘。那时她甜美清纯，每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便自豪地对人说：“瞧，那是我们院儿里的。”

我打了开水原路返回，见路边聚集了几位邻居，微笑着向她们问候。那位绿顶短发女士位于其中，乜斜着我，下巴向我一翘，低声对众人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人，真奇怪，我从来就不认识他，他见了我就冲我笑，而且笑得很怪，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意味……”

她身边一位女士瞟着我，故意用让我听到的音调问她：“是不是神经病？冲你笑一定不怀好意。男人冲陌生女人笑，就是想非礼，想耍流氓。现在这个大院里住的人越来越复杂，什么乱七八糟是人不是人的都能住进来。家属委员会也不管，影响我们正常生活。”

绿顶短发女士听了，提高嗓门说：“你们说，这算怎么回事？我可是个正经女孩儿，从小家里就教导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们是知道的。我又没有招惹他，他就那样……不行，找地方说理去，找家属委员会去维权……”

我心中一震，一种“故人知君，君不识故人”的苍凉涌上心头。怎么过去亲切和睦的邻居，现在已如此冷漠多疑？

         傍晚，我外出回来，进入家属院儿时，门卫正严格检查每一位出入人员。大院儿门外的街道对面，架着好几台摄影机，围着看热闹的人，堵塞了街道。有行人抱怨：“拍电视也不挑地方，家属院门口有什么好拍的？”

回到家中，院儿里的家属委员会主任正和我弟弟谈话。弟弟告诉我：“下午家委会发了通知，让所有外面临时住在院儿里的人前往家委会登记。我已经帮你登记了。主任是来了解今天早晨发生的一件事。今天早晨，住在我们后楼的一位叫王玉玲的女邻居出门锻炼身体，被陌生人调戏。还好，她自救能力强，坏人没得手。后来她到家委会去维权，让家委会赔偿她精神损失，闹得沸沸扬扬。连记者都叫来了，挤在院门口，要求采访。那些香港记者和外国记者摆得阵势最大，把稿件都编好了，就等着拍摄几组有影响力的镜头。”

弟媳说“王玉玲经常没事找事，总想弄出点动静来引人注目。一些媒体称她是“维权律师”，其实她根本没学过法律。今天她硬说调戏她的坏人就住在咱们楼里，可咱们楼哪有那种人？楼上楼下都是离休的老领导，他们的孩子也都不在身边。”

家委会主任说“我通知门卫不许记者进院儿采访，王玉玲就拿着香港记者写的一篇“大陆中央国家机关内部流氓横行”的报道，逼迫我签字，这简直是荒谬。很多政治谣言就是这样制造的。这种无稽之谈一旦发表，经国外网络媒体一转载，一些动机不良的人随意评论几句，那种“外媒揭露中国政府机关乌七八糟，国外学者网友一同大力挞伐”的舆论就铺天盖地了。“

我叙述了早晨我去打开水时的见闻，便问王玉玲是什么人。家委会主任说，她就是院内锅炉房烧水老王的女儿。上高中时参加过香港办的一个什么“世界小姐”选美比赛，得了个中国华北赛区亚军。后来接到一个什么“世界妇女民主基金会”的邀请，去美国参加了一个月的“世界自由之女夏令营”。高中毕业后报考电影学院，没考上，就当了空姐。前些年和香港一位有钱的富商结了婚，后来发现她丈夫在加拿大另有家室，就寻死觅活。闹到最后，得了一大笔离婚赔偿费，回到父母身边。她没有工作，一直住在院儿里。据她说，很多男人追求她，她一个都看不上。这两年她常带一些外国人到她家里，被一些港台媒体称为“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灵通人士”。

我问，对于这种无理取闹的人，为什么听之任之？

家委会主任说：“现在上面一味强调社会和谐，处理事情要人性化。下面也弄不清“人性化”的界限，所以对这种到处蓄意碰瓷的人，只能劝说了事。

那天，家属院儿门外的记者们翘首恭候的“中央国家机关群体维权事件”终于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我去打开水，再次遇见炸着绿色刺猬短发的王玉玲，她嬉皮笑脸地冲我吹口哨。我依然微笑着向她致意问候，她却举起竖着中指的双手，在众人的掩笑之下，摇头晃脑地搔姿弄臀。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三十多年前曾上山下乡知青插队的村庄，正赶上当地的村镇换届选举。触目之处，气氛群情激昂，民众剑拔弩张。茫然环顾，村民已不是那时的村民，村庄也不是那时的村庄，只有“篱笆墙的影子还是那么长”。当年村里最好的建筑，我曾添砖加瓦参与建盖的那排两层“知青楼”，早已没了踪影。过去村民低矮粗陋的土墙草屋，代之以“超英赶美”的幢幢楼宇，那时传说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梦想，已被各家的手机电脑汽车摩托车的喧闹遗忘。

正在竞选连任村委会主任的赵远山，是当年大队会计赵庆林的儿子，刚在镇上的电视台发表完竞选演说回村，带领了一百辆租订的婚庆轿车浩浩荡荡排在村口，等待接村里的选民到县里预订好的大酒楼去吃饭发红包。

他的竞选对手王希钢，是当年大队民兵连长的儿子，由村里所有少数姓氏的村民推举，挑战村里赵姓大户的常年霸权。他承包村里的铝矿，用挣到的钱供应儿子留学美国。他儿子在美国佛吉尼亚大学主修“国际政治”，受过托马斯•杰佛逊的徒子徒孙们亲口传述的民主要义 ，现在休学回国，专门帮助他参加竞选，洋为中用地演绎着“打虎需要亲兄弟，上阵需要父子兵”的古训。

         王希钢的儿子教给王希钢，在选前一个月用重金租下县里所有网站的主页，雇用多名网络写手制造散布舆论。此时，他们父子俩租用了二十台大客车，拉着村民们刚从县里最好的酒店吃完饭回村。村民们下车时，每人手里提着一只昂贵的“耐克”名牌鞋——这是王希钢的儿子实施的“选举激励机制”，以和“国际民主制度”接轨，即：参加选举的人每人先发一只名牌鞋，等王希钢被选上后，再发另一只。

村里还有几个跃跃欲试的竞选者，因势单力薄，财力不够，影响不大。但他们抱定“你能干，我也能干，我选不上，你也别想选舒服了”的“民主观念”，以“公正合法，不被收买的自由竞选人”标识，在不同场合抛头露面。

提着一只鞋的村民们刚下车，两位“自由竞选人”便手持扩音器迎向前去，揭露给选民请客送礼，属于违法贿选。吃饱喝足又得了实惠的村民们根本不理他们，一看到赵远山租的轿车等在村口，赶紧把鞋系在裤腰带上，呼亲唤友一轰而上地往赵远山租的各辆轿车里挤，大呼小叫着再到县城去风光一顿。

一位老的村民争先恐后地从大客车上往下挤，不慎被村民们酒后吐在车上的污秽滑倒，爬起身上前抓住司机，大叫“明食赔糖，明食赔糖（民事赔偿）”。司机挣开他的手，生气地说“赔糖，赔糖，赔你个鸟！你们吐脏了我的车，我还没让你们赔呢！”那村民一听，下车躺在车轮下大喊救命，说不“赔糖”就是侵犯“人钱（人权）”，破坏“明主”选举。他的亲属见了，高喊着“我们要正当围钱（正当维权）”，鼓动其他村民砸车。

王希钢此时不愿节外生枝，赶紧和他儿子带领他的助选团队前来劝阻，老人的亲属高喊：“我的选票我做主，不帮我们讨钱，你就不是明主。”王希钢急忙向老人和他的亲属保证，一定要向巴士公司讨说法。说着，悄悄塞给每人一个红包，转身催促司机赶紧开车离去。

众村民挤上赵远山租的小轿车车队，惊天动地地向县城驶去，王希钢和他的儿子赶紧带领助选团队回家写微博。他们在刚才的酒席上，从“酒后吐真言”的村民口中，搜集到诸多赵远山任职期间贪污腐败的道听途说，需要加工成章，编成段子，在网络上散布。王希钢的儿子负责把这些材料发表在欧美的华人网站上，并进行评论，以制造“外媒”和“外国学者”的舆论。

晚上，我住在村里原来老房东的家中，后半夜，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吼叫起来。嘶哑的声音急迫地鼓动村民，到县政府去讨说法，要公道。老房东出门去打听了一会儿，回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对我说：“孩子小不懂事，在外面惹了祸。求你给我做主，帮忙去救我孙子。”

原来，赵远山和助选团队带着村民到县里的酒楼喝酒，席间，许多村民收到手机短信，说赵远山的儿子和外地的富商暗中勾结，出卖村里的一个村办企业，以偿还他儿子在外面欠的高利贷赌债。这个村办企业一旦被卖出，所有在这个企业里工作的村民，都将被新来的工人顶替。看到这条消息，一些村民开始借酒闹事，故意损坏酒店的设施。导致了不同意见的村民之间酗酒互殴。

酒店人员报警后，公安人员前来维持秩序，带走了寻衅滋事人员，其中包括老房东的孙子。赵远山为了向村民们有所交待，提出为民请命，带领村民到派出所去要人。村民们包围了派出所，赵远山的助选团队打电话告诉媒体，说警察破坏民主选举，无故抓走正在参加民主选举筹备大会的合法选民。一家境外媒体正在当地采访基层直选，记者们得到消息后，不辞劳苦，兴高采烈地连夜赶来，进行现场报道。

被拘留的闹事人员酒醒后，派出所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予以罚款。赵远山不想把事闹大，以免让竞选对手有机可乘，所以赶紧答应代缴罚款并赔偿酒店损失。

第二天早晨，被拘留的闹事村民被释放后，众多记者驱车跟着村民们回村，要当面采访他们如何受政府迫害。赵远山对手机短信引起的这次意外非常恼火，怕记者进村后闹出更大的麻烦，就让他的助选村民阻止记者进村。他的助选村民对记者们说：你们要进行采访可以，但必须先交一大笔的采访费，才能进村。

记者们听了目瞪口呆，急忙上前解释。这时，村里突然涌出一伙村民，在几个“自由选举人”的带领下，举着“民主选举不民主，选出的都是黑社会。”“强烈要求上级政府派干部来管理村政”的标语，吵闹着要见记者。赵远山见状，慌忙指挥他的助选村民上前堵截，不许他们和记者接触。

记者们见状，急忙抢拍镜头，结果和阻止他们采访的村民发生了肢体冲突。随着村民们越聚越多，记者们很快就被村民们抢走了报道器材，打得抱头鼠窜。一位外国记者依仗自己是外国人，自以为享有特权，不屑逃跑，结果被村民捉住，二话不说就抢走了他身上的所有物品，脱掉他的外衣，把他抬着扔出了村。

外国记者赤身裸体地逃到村外，心有余悸和等在村外的中国同事见面后，一改垂头乞怜之相，气焰嚣张起来。如同挨了打的狗见了主人，有了底气，掉头冲着身后的村庄，口不择言地破口大骂：“中国人难缠！一给民主就都变成土匪。给你们民主是让你们反对你们政府的，你们却越搞越独裁！我要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土匪！让你们他妈的永远也好不了！”

                                            2012年7月31 日

                                                        于美国佛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