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更年期

                                                              李公尚

從美國到中國探親，回到魂牽夢繞的故地，喜猶未盡，卻發現國人正經歷着社會更年期。國家機能內分泌失調，社會秩序生物鐘紊亂，民族精神免疫力下降，群體情緒抑亢性不穩，是這個社會更年期綜合症的臨床表現。

我的家人依舊住在北京的那個機關家屬大院裡。星轉斗移，兒時的記憶早已物逝人非。連過去每天早晚去打開水的鍋爐房都儼然成了“大戶人家”，闊綽起來。原來的開水龍頭，現變成數控電子插卡開關。昔日的燒水師傅，一洗前“卑”，趾高氣揚地做起了專營水電煤氣網絡等充值卡的“老闆”。“一闊臉就變”，先前他謙恭寬厚，演變為驕橫刻薄。對打水忘記帶卡的人，無不奚落到痛快淋漓。可算得“人生得意須盡歡”。

那天早晨，我去鍋爐房打開水，微笑着向路遇的一位鄰居致意問候——這是在美國生活多年養成的習慣——然而，鄰居立即警惕起來，從頭到腳反覆打量我，然後瞪着驚恐的雙眼，作倉皇逃匿狀繞步而行。我這才注意到，這位鄰人大約是位女士。

說“大約”，是因為國人喜逐潮流，致陰陽失調，遂以異性化為時尚。這位鄰人用綠黃雜色染就刺蝟短髮，初見難以讓人判斷其性別，如同人們見了神鬼不敢去猜想它們的雌雄一樣。她沖我橫眉冷對，令我驚奇地多看她一眼，依稀記起二十年前住在後樓那位參加中央少年廣播合唱團的小姑娘。那時她甜美清純，每每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我便自豪地對人說：“瞧，那是我們院兒里的。”

我打了開水原路返回，見路邊聚集了幾位鄰居，微笑着向她們問候。那位綠頂短髮女士位於其中，乜斜着我，下巴向我一翹，低聲對眾人說：“就是他，就是這個人，真奇怪，我從來就不認識他，他見了我就沖我笑，而且笑得很怪，是那種說不出來的意味……”

她身邊一位女士瞟着我，故意用讓我聽到的音調問她：“是不是神經病？沖你笑一定不懷好意。男人沖陌生女人笑，就是想非禮，想耍流氓。現在這個大院裡住的人越來越複雜，什麼亂七八糟是人不是人的都能住進來。家屬委員會也不管，影響我們正常生活。”

綠頂短髮女士聽了，提高嗓門說：“你們說，這算怎麼回事？我可是個正經女孩兒，從小家裡就教導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你們是知道的。我又沒有招惹他，他就那樣……不行，找地方說理去，找家屬委員會去維權……”

我心中一震，一種“故人知君，君不識故人”的蒼涼湧上心頭。怎麼過去親切和睦的鄰居，現在已如此冷漠多疑？

         傍晚，我外出回來，進入家屬院兒時，門衛正嚴格檢查每一位出入人員。大院兒門外的街道對面，架着好幾台攝影機，圍着看熱鬧的人，堵塞了街道。有行人抱怨：“拍電視也不挑地方，家屬院門口有什麼好拍的？”

回到家中，院兒里的家屬委員會主任正和我弟弟談話。弟弟告訴我：“下午家委會發了通知，讓所有外面臨時住在院兒里的人前往家委會登記。我已經幫你登記了。主任是來了解今天早晨發生的一件事。今天早晨，住在我們後樓的一位叫王玉玲的女鄰居出門鍛煉身體，被陌生人調戲。還好，她自救能力強，壞人沒得手。後來她到家委會去維權，讓家委會賠償她精神損失，鬧得沸沸揚揚。連記者都叫來了，擠在院門口，要求採訪。那些香港記者和外國記者擺得陣勢最大，把稿件都編好了，就等着拍攝幾組有影響力的鏡頭。”

弟媳說“王玉玲經常沒事找事，總想弄出點動靜來引人注目。一些媒體稱她是“維權律師”，其實她根本沒學過法律。今天她硬說調戲她的壞人就住在咱們樓里，可咱們樓哪有那種人？樓上樓下都是離休的老領導，他們的孩子也都不在身邊。”

家委會主任說“我通知門衛不許記者進院兒採訪，王玉玲就拿着香港記者寫的一篇“大陸中央國家機關內部流氓橫行”的報道，逼迫我簽字，這簡直是荒謬。很多政治謠言就是這樣製造的。這種無稽之談一旦發表，經國外網絡媒體一轉載，一些動機不良的人隨意評論幾句，那種“外媒揭露中國政府機關烏七八糟，國外學者網友一同大力撻伐”的輿論就鋪天蓋地了。“

我敘述了早晨我去打開水時的見聞，便問王玉玲是什麼人。家委會主任說，她就是院內鍋爐房燒水老王的女兒。上高中時參加過香港辦的一個什麼“世界小姐”選美比賽，得了個中國華北賽區亞軍。後來接到一個什麼“世界婦女民主基金會”的邀請，去美國參加了一個月的“世界自由之女夏令營”。高中畢業後報考電影學院，沒考上，就當了空姐。前些年和香港一位有錢的富商結了婚，後來發現她丈夫在加拿大另有家室，就尋死覓活。鬧到最後，得了一大筆離婚賠償費，回到父母身邊。她沒有工作，一直住在院兒里。據她說，很多男人追求她，她一個都看不上。這兩年她常帶一些外國人到她家裡，被一些港台媒體稱為“接近中共高層的消息靈通人士”。

我問，對於這種無理取鬧的人，為什麼聽之任之？

家委會主任說：“現在上面一味強調社會和諧，處理事情要人性化。下面也弄不清“人性化”的界限，所以對這種到處蓄意碰瓷的人，只能勸說了事。

那天，家屬院兒門外的記者們翹首恭候的“中央國家機關群體維權事件”終於沒有發生。第二天早晨我去打開水，再次遇見炸着綠色刺蝟短髮的王玉玲，她嬉皮笑臉地沖我吹口哨。我依然微笑着向她致意問候，她卻舉起豎着中指的雙手，在眾人的掩笑之下，搖頭晃腦地搔姿弄臀。

一個星期後，我回到三十多年前曾上山下鄉知青插隊的村莊，正趕上當地的村鎮換屆選舉。觸目之處，氣氛群情激昂，民眾劍拔弩張。茫然環顧，村民已不是那時的村民，村莊也不是那時的村莊，只有“籬笆牆的影子還是那麼長”。當年村里最好的建築，我曾添磚加瓦參與建蓋的那排兩層“知青樓”，早已沒了蹤影。過去村民低矮粗陋的土牆草屋，代之以“超英趕美”的幢幢樓宇，那時傳說中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共產主義夢想，已被各家的手機電腦汽車摩托車的喧鬧遺忘。

正在競選連任村委會主任的趙遠山，是當年大隊會計趙慶林的兒子，剛在鎮上的電視台發表完競選演說回村，帶領了一百輛租訂的婚慶轎車浩浩蕩蕩排在村口，等待接村裡的選民到縣裡預訂好的大酒樓去吃飯發紅包。

他的競選對手王希鋼，是當年大隊民兵連長的兒子，由村里所有少數姓氏的村民推舉，挑戰村里趙姓大戶的常年霸權。他承包村裡的鋁礦，用掙到的錢供應兒子留學美國。他兒子在美國佛吉尼亞大學主修“國際政治”，受過托馬斯•傑佛遜的徒子徒孫們親口傳述的民主要義 ，現在休學回國，專門幫助他參加競選，洋為中用地演繹着“打虎需要親兄弟，上陣需要父子兵”的古訓。

         王希鋼的兒子教給王希鋼，在選前一個月用重金租下縣裡所有網站的主頁，雇用多名網絡寫手製造散布輿論。此時，他們父子倆租用了二十台大客車，拉着村民們剛從縣裡最好的酒店吃完飯回村。村民們下車時，每人手裡提着一隻昂貴的“耐克”名牌鞋——這是王希鋼的兒子實施的“選舉激勵機制”，以和“國際民主制度”接軌，即：參加選舉的人每人先發一隻名牌鞋，等王希鋼被選上後，再發另一隻。

村里還有幾個躍躍欲試的競選者，因勢單力薄，財力不夠，影響不大。但他們抱定“你能幹，我也能幹，我選不上，你也別想選舒服了”的“民主觀念”，以“公正合法，不被收買的自由競選人”標識，在不同場合拋頭露面。

提着一隻鞋的村民們剛下車，兩位“自由競選人”便手持擴音器迎向前去，揭露給選民請客送禮，屬於違法賄選。吃飽喝足又得了實惠的村民們根本不理他們，一看到趙遠山租的轎車等在村口，趕緊把鞋系在褲腰帶上，呼親喚友一轟而上地往趙遠山租的各輛轎車裡擠，大呼小叫着再到縣城去風光一頓。

一位老的村民爭先恐後地從大客車上往下擠，不慎被村民們酒後吐在車上的污穢滑倒，爬起身上前抓住司機，大叫“明食賠糖，明食賠糖（民事賠償）”。司機掙開他的手，生氣地說“賠糖，賠糖，賠你個鳥！你們吐髒了我的車，我還沒讓你們賠呢！”那村民一聽，下車躺在車輪下大喊救命，說不“賠糖”就是侵犯“人錢（人權）”，破壞“明主”選舉。他的親屬見了，高喊着“我們要正當圍錢（正當維權）”，鼓動其他村民砸車。

王希鋼此時不願節外生枝，趕緊和他兒子帶領他的助選團隊前來勸阻，老人的親屬高喊：“我的選票我做主，不幫我們討錢，你就不是明主。”王希鋼急忙向老人和他的親屬保證，一定要向巴士公司討說法。說着，悄悄塞給每人一個紅包，轉身催促司機趕緊開車離去。

眾村民擠上趙遠山租的小轎車車隊，驚天動地地向縣城駛去，王希鋼和他的兒子趕緊帶領助選團隊回家寫微博。他們在剛才的酒席上，從“酒後吐真言”的村民口中，搜集到諸多趙遠山任職期間貪污腐敗的道聽途說，需要加工成章，編成段子，在網絡上散布。王希鋼的兒子負責把這些材料發表在歐美的華人網站上，並進行評論，以製造“外媒”和“外國學者”的輿論。

晚上，我住在村里原來老房東的家中，後半夜，村裡的大喇叭突然吼叫起來。嘶啞的聲音急迫地鼓動村民，到縣政府去討說法，要公道。老房東出門去打聽了一會兒，回來“撲通”一聲跪在地上，老淚縱橫地對我說：“孩子小不懂事，在外面惹了禍。求你給我做主，幫忙去救我孫子。”

原來，趙遠山和助選團隊帶着村民到縣裡的酒樓喝酒，席間，許多村民收到手機短信，說趙遠山的兒子和外地的富商暗中勾結，出賣村裡的一個村辦企業，以償還他兒子在外面欠的高利貸賭債。這個村辦企業一旦被賣出，所有在這個企業里工作的村民，都將被新來的工人頂替。看到這條消息，一些村民開始借酒鬧事，故意損壞酒店的設施。導致了不同意見的村民之間酗酒互毆。

酒店人員報警後，公安人員前來維持秩序，帶走了尋釁滋事人員，其中包括老房東的孫子。趙遠山為了向村民們有所交待，提出為民請命，帶領村民到派出所去要人。村民們包圍了派出所，趙遠山的助選團隊打電話告訴媒體，說警察破壞民主選舉，無故抓走正在參加民主選舉籌備大會的合法選民。一家境外媒體正在當地採訪基層直選，記者們得到消息後，不辭勞苦，興高采烈地連夜趕來，進行現場報道。

被拘留的鬧事人員酒醒後，派出所對其進行批評教育並予以罰款。趙遠山不想把事鬧大，以免讓競選對手有機可乘，所以趕緊答應代繳罰款並賠償酒店損失。

第二天早晨，被拘留的鬧事村民被釋放後，眾多記者驅車跟着村民們回村，要當面採訪他們如何受政府迫害。趙遠山對手機短信引起的這次意外非常惱火，怕記者進村後鬧出更大的麻煩，就讓他的助選村民阻止記者進村。他的助選村民對記者們說：你們要進行採訪可以，但必須先交一大筆的採訪費，才能進村。

記者們聽了目瞪口呆，急忙上前解釋。這時，村里突然湧出一夥村民，在幾個“自由選舉人”的帶領下，舉着“民主選舉不民主，選出的都是黑社會。”“強烈要求上級政府派幹部來管理村政”的標語，吵鬧着要見記者。趙遠山見狀，慌忙指揮他的助選村民上前堵截，不許他們和記者接觸。

記者們見狀，急忙搶拍鏡頭，結果和阻止他們採訪的村民發生了肢體衝突。隨着村民們越聚越多，記者們很快就被村民們搶走了報道器材，打得抱頭鼠竄。一位外國記者依仗自己是外國人，自以為享有特權，不屑逃跑，結果被村民捉住，二話不說就搶走了他身上的所有物品，脫掉他的外衣，把他抬着扔出了村。

外國記者赤身裸體地逃到村外，心有餘悸和等在村外的中國同事見面後，一改垂頭乞憐之相，氣焰囂張起來。如同挨了打的狗見了主人，有了底氣，掉頭衝着身後的村莊，口不擇言地破口大罵：“中國人難纏！一給民主就都變成土匪。給你們民主是讓你們反對你們政府的，你們卻越搞越獨裁！我要向全世界揭露你們這群土匪！讓你們他媽的永遠也好不了！”

                                            2012年7月31 日

                                                        於美國佛吉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