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27/2011

    暴政与劫难以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进行农垦生活。直到1979年1月7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驱逐到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在炎炎烈日下，被剥夺了财产的城市居民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即使到了目的地，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城市居民遭到大掠夺、大迫害，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华人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有20万华侨非正常死亡，另有10来万人成功逃亡）。

　　在红色高棉的“民主柬埔寨”政权四年不到的执政期间，还执行“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当时的柬埔寨华人多数经商，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埔寨共产党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殃。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

　　据历史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说，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中国当时对民柬有足够的影响力，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中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中国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尽把此事当成他国内政,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没有制止对同胞的屠杀，国内也从不作任何报道，并且还与波尔布特耳厮鬓磨，打得火热。不少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所谓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共产党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

　　上世纪中叶，越南有近150万华人，其中约90%是在越南南方（也就是南越）。早在五十年代，吴庭艳上台后，就实行排华的政策，主要是限制华人的经济，不允许华人经商，原因是因为当时华人的经济实力过于强大，吴庭艳害怕华人控制南越的经济。1956年8月21日，南越颁布法令，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1957年4月17日，又宣布华侨身份证一律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