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日盗暴露，民国4年(1915年)，印尼侨胞韩希琦联络南洋各华侨团体声讨袁世凯，于是年9月15日，发电文痛斥袁贼“变更国体、紊乱国宪，实全国国民之大敌”，之后又连续3次通电，指斥恢复帝制终使“大局瓦解、强邻乘之”。12月，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到云南策动成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韩希琦向印尼华侨黄仲涵、郭春秧等筹募巨款，支持讨袁之役。与此相呼应，缅甸仰光华侨亦发起劝募“国民捐”、“爱国捐”，李庆标率先认捐，共筹集28万多缅元。接着，中国革命党缅甸筹饷局成立，李庆标被推举为筹饷委员，在其努力下，又筹得20万元，汇回祖国作为孙中山讨袁斗争的经费。民国21年，因李庆标在辛亥革命及反袁护国运动中，积极办报筹款支持革命，被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聘为顾问。

　　在袁世凯篡夺政权后,革命党见人心可用，就有意组织华侨讨袁军回国，在加拿大的革命党人组织军事社进行训练。1915年秋，袁世凯在国内用筹安会“劝进”为皇帝，军事社社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讨袁。以“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命名，一时报名参加者约500余人。1916年2月整队到日本横滨集结候命，5月上旬，进入山东潍县，归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不久即参加暗袭济南的战斗。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停止进攻，等候政治解决；并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召开国会的主张。黎元洪表示同意孙的意见。随着袁世凯“南柯一梦”的破灭，华侨义勇团也宣告解散，并发表公告，说：“袁贼无道，窥窃神器，国家濒危，千钧一发”，我们这些海外赤子，“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于是集合同志，联翩回国，组织华侨义勇团”，现在“袁贼自毙，余孽受诛，国会恢复，大局粗安”，为了“不应苦吾父老昆仲之负担”，并表明我们“并非希荣谋利之徒”，所以决定“解甲归田”，“各自复回本业”。孙中山先生在讨袁军事结束后，发表了《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高度赞扬海外华侨从军讨袁，万里归来参加革命事业的壮举，“不特为中华革命军之光荣，于国民思想，亦大有关系。”孙中山还专门向归国参加讨袁之役的华侨发了嘉奖电文。

　　海外华侨还积极地参政议政，回国参与组织临时政府事宜，服务于南京大总统府及各省政府，在革命政权建设中也是一股重要的积极力量，如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的广东省归善县人廖仲恺（1877－1925），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廖仲恺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1919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支持孙出兵讨桂和北伐。1924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6月任广东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伍廷芳是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曾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和大元帅府司法总长、代总统等职。马超俊曾任广东农工厅长、建设厅长、南京市长等职。黄三德曾任中国铁路总公司顾问。黄芸苏曾任大总统特派广东宣慰委员、大本营秘书、大元帅府秘书兼广州市财政局长。马湘、黄湘均是孙中山卫士长、少将副官。孙中山南下护法及成立革命军政府时，多次化险为夷，与黄湘、马湘密不可分，特别是陈炯明叛乱时，两人奋不顾身地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也有不少华侨谢绝了孙中山和广东军政府的邀请，没有回国“当官”。如司徒美堂在复电中说：“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岑发琛也复电表示：“窃乃粗人，安敢受禄荫庇乎!”孙中山对华侨“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的高尚品质十分赞赏。

　　点点滴滴的追忆、一个个“毁家纾难”的义举，讲述着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化不开的历史渊源，更揭示出海外华人与祖国之间血脉相连、荣辱与共。

　　　　　　陈树庆

　　2011年12月2日完稿于中国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