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鄰盜斧，李聖龍先生的主觀臆測——離譜了 來源：參與 作者：陳樹慶 李聖龍先生在2005年初發表在博訊論壇上的一篇貼文，題目是《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的質疑/李聖龍》，筆者當時曾經看到過，覺得很荒唐，一笑了之，也沒把它當回事。不想一年前冒出一個既無實名代表人物、也無具體地址和聯繫電話的隱身人“華夏黎民黨”，因筆者撰文《民主不是誰的專利，民主黨更不是誰的私產》批評它挑撥國內民主黨人與海外民主黨人王軍先生的關係，惹得“華夏黎民黨”“龍顏大怒”，一改過去將筆者“欽定”為“堅實民運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褒獎”，立馬將筆者“指示”為中共“國安特務”，接連發起了一系列的組合拳“圍剿”。其中一招就是將《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的質疑/李聖龍》那篇舊文章在數個網站上的“華夏黎民黨”博客里“往事重提”。來而不往非禮也，本文權當作者應招的第一個回合。 《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的質疑/李聖龍》 關於2004年12月29日杭州12名民主黨人因起草《中國政黨法》草案遭杭州市公安局審查一案。筆者認為，這是王榮清、陳樹慶、單稱峰三人因在受質疑的前提下為洗脫嫌疑所合演的一場戲，是一個假像。當然，在完成這個計劃的同時，王榮清、陳樹慶、單稱峰也利用了一些民主黨人的真誠和簽名。筆者對王榮清、陳樹慶、單稱峰的質疑，主要是在同他們的交往中得以逐步發現的。就筆者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的質疑，筆者於2004年9月份曾與幾個友人談起過。在此，筆者有必要就自己的觀點作些必要的說明。首先就王榮清、陳樹慶、單稱峰個人情況作些簡單介紹。 王榮清，男，杭州人，住杭州市，1999年涉民主黨案，曾多次受審。 陳樹慶，男，杭州人，住杭州市，1999年涉民主黨案，曾受審。 單稱峰，女，杭州蕭山人，住杭州市，1999年涉民主黨案，曾是民主黨人吳義龍女友,被判勞教二年。 筆者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的質疑，既是一種意外的發現，也是單稱峰對筆者進行某些活動時不斷暴露破綻的結果。筆者原本並不認識他們，與陳樹慶也只是偶爾通過幾次電話，不曾見過面。認識他們，了解他們，實是偶然。2004年6月底，筆者是在無界網上看到一份民主黨人的資料（見附件），出於好奇，便與其中人物進行聯繫，其中也包括單稱峰小姐。經與單稱峰幾次聯繫，筆者便與單稱峰小姐在杭州采荷賓館相約見面。第一次見面是在2004年7月16日（這個日期是單稱峰告訴筆者的，筆者早已忘了）。當晚，筆者與單稱峰一起共進晚餐，而且海闊天空，談了很多很多。第二天，單稱峰還特意約王榮清一起共進午餐。自此之後，單稱峰幾乎每個星期雙休日都與筆者見面。剛開始筆者與單稱峰只是在杭州相見，到後來，至8月初及11月底，單稱峰便在每個雙休日到上虞來與筆者見面（筆者當時住在上虞）。在單稱峰與筆者來來去去之間，筆者與單稱峰小姐也擁有許多相同的觀點和話題，也擁有個人間的友誼，但，也有致命的矛盾和分歧。其中，最致命的矛盾便是筆者對單稱峰、王榮清及陳樹慶的質疑。因筆者對1999年5月7日中國大陸駐前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一案真相中對江澤民朱鎔基的質疑，故遭受中共嚴厲的迫害、打擊及監控。因此也遭受中共對筆者眾多形形色色的特務活動。至今為止，筆者所遭遇的各種特務已不下十人。在筆者遭遇的特務中，有筆者的員工、筆者的商界夥伴、也有試圖進入民運的人士（如上海顧則徐，黃繼海。關於顧則徐、黃繼海的情況筆者將另作介紹）。 筆者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的質疑主要是基於下列理由： 一， 筆者首次與王榮清、單稱峰在杭州會面時，曾就民主黨的建黨意義向王、單提出建議，筆者道；“從兩岸統一及國家民主化的角度考慮，與其建民主黨，不如建中國國民黨大陸黨部更有意義”。沒想因此卻引來了王榮清急切想了解筆者是否是中國國民黨員的強烈意願。在與單稱峰、王榮清的第二次會面時，王意外地向筆者提出是否通過筆者向中國國民黨總部提議先由中國國民黨發表一個在大陸建立分部的聲明。王的提議着實讓筆者感到意外，由此也引起了筆者對王的些許質疑。筆者在事後與單論及因此對王的質疑，單也未置可否。 二，在筆者與單稱峰的頻繁接觸中，2004年9月初筆者將《團結起來。。。》一文先行第一電郵給單稱峰，並告知單欲發布該文。但單即回郵說暫時不要發布，說需要修改，待星期日到筆者處幫助筆者修改。後雙休日（9月4日及9月5日）單來上虞筆者住處，筆者將打印文稿給單看，未見單修改此文。但意外的是，9月6日上午8：00時左右，上虞市公安局一民警帶保安7-8人，到筆者住處，在未向筆者出示任何有效證件，及未說明任何事由的前提下以強制手段把筆者綁架至上虞市公安局，扣留筆者6-7個小時。期間，後由上虞市公安局國保隊一金姓隊長對筆者實施了審查，有事沒事的查問筆者一些對公安來說已是老生常談的事宜，將筆者拖在上虞市公安局。但是，在筆者從上虞市公安局回到住處時卻發現筆者住處已有盜賊進入的跡象，居室內一旅行保險箱鎖已被撬開，連煤氣灶都有翻動的痕跡，室內財物到一樣不少。碰到這樣的竊賊，筆者自是覺得奇怪。但事實也並不奇怪，這是一個查看筆者所寫文章的竊賊，而不是竊取筆者財物的竊賊。當然，此竊賊的作案時間掌握得極為巧妙，恰好乘筆者受上虞市公安局綁架之機行竊。對此情況筆者實是質疑是否是單稱峰通知竊賊到筆者住處來查看筆者什麼東西的，由此筆者即產生了對單稱峰的強烈質疑，對單的質疑筆者事後也對單稱峰坦誠相告，單答覆是筆者多心了。後來雙方也未再就此事論及什麼，雙方‘友誼’依舊，單照舊雙休日到筆者處來作客。 而且，類似的情況筆者在廣西南寧也碰到過一次。2004年6月7日中午，筆者與友人東海一梟先生在南寧青秀山遊玩歸來，同回到筆者下榻的賓館時，發生了一出類似的小插曲：倆人並肩走到樓梯口時，遙見（約百米吧）幾個大漢從筆者的房間魚貫而出。筆者一驚，大呼：有小偷！倆人急起而追，那些漢子迅速消失在樓梯口（有一人留在過道打手機，原以為是隔壁客人，經查不是，說好留下作證的，後找機會溜了），筆者繼續追，東海一梟叫一個服務員電話通知賓館保安部，一邊下到門口通知門童嚴密注意可疑人員。後見房內行李都在，門鎖亦完好。通知派出所，不久來了倆警員（後又來一警官，據說是所長），簡單問了問情況，說類似事件，發生過多起了。我們要求查看賓館監視錄像，被拒，答曰只有警方才有權觀看。他們看後說該房處於死角，錄像監控不到（其實那間房正對着另一頭的監視錄像頭），遂不了了之。賓館方面為筆者換了間房。 三：9月24日上午8：00時前後，單稱峰出乎異常地從杭州打電話給筆者，並以極其急促的語氣告知筆者；“杭州公安局昨天（9月23日）到王榮清家裡去抄家了，抄走了很多東西，王榮清也被帶到公安局去了，公安並向王榮清查問你的情況，主要好像是在收集你的證據，對你可能很不利，你要做好準備哦”。筆者問單稱峰；“你是怎麼知道的”。單答；“是陳樹慶打電話告訴我的”。筆者再問單稱峰；“陳樹慶是怎麼知道的”。單答；“是王榮清打電話告訴他的”。筆者回話；“王榮清被抄家與我又沒關係的，你不必大驚小怪的，說得挺嚇人的”。單答；“不管怎樣，反正你自己小心就是了”。當即雙方結束電話。次日一早，單稱峰又打來電話，告知筆者；“王榮清昨晚已回家了，好像查的不是你，與你關係不大”。筆者答；“本來就沒關係，是你硬要說成與我有關係的，這可能是公安為了威懾我才這樣做的”。單答；“是陳樹慶告訴我這個消息的”。筆者答；“陳樹慶故意製造恐怖氣氛，他有何居心”。雙方遂草草結束通話。 對於此事的發生，筆者實是理解為是單稱峰與公安意圖通過製造威懾事件來阻止筆者對於餘姚公安局在迫害筆者一案中的責任追究。餘姚市公安局為阻止筆者追究迫害一案的責任，可以說是使用了種種手段以阻止筆者的正義行為。餘姚公安局所使用的手段有；企圖利用金錢私了、製造司法不公、通過司法不公剝奪筆者合法財產、及利用銀行貸款 威脅筆者所屬公司等種種手段以阻止筆者對餘姚公安局的責任追究。由單、王、陳合演的此次威懾事件，更加深了筆者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更多的質疑，筆者認為，特別是單稱峰，極有可能是公安用於掌握筆者行蹤並多方面協助公安的特務嫌疑人。事後，筆者將對單稱峰的質疑告知幾位友人，同樣也告知了單，單不承認。但筆者當時與單的關係依舊。 四，2004年10月10日前後，又發生了令筆者對單稱峰產生質疑的一件事。因筆者與單稱 峰幾乎每晚都有電話聯繫。基於對單稱峰的質疑，筆者有時也故意不與單聯繫，以此測試單的反應。某日，筆者連續兩天不與單聯繫，沒想到單卻向上虞市公安局報警查詢筆者行蹤，以及使用了極其反常的手段通過網絡查詢筆者一友人的電話並向筆者友人詢問筆者的行蹤，單對此行為的解釋是‘關心筆者’。對單這樣的行為，筆者並不理解為是單對筆者的關心，而是認為；1，單欲完全掌握筆者的行蹤。2，單欲通過此舉試探筆者友人對筆者失蹤時的反應。而單做這種測試的目的只有公安才是需要的。由此，筆者對單的質疑也就越來越深。 五，2004年10月11日，單電郵筆者一信函，其中有段話頗有意思，信中說；“而期間，我已說過永別，永別是永遠不再見面的意思，我已經真的不想再見到你，但公安找我卻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也許可以對你的事情有所幫助，失去這個機會比較可惜，所以，你到杭州來，我沒有反對，我與你見了面，我要看看你我之間的關係，才能確定要不要幫你，才會知道怎樣去面對公安，對他們說些什麼，怎樣說對你是有幫助的，怎樣做對你是無益的（有可能需要這樣做，但害你是不會的）。儘管你不承認這次與公安見面能起什麼作用，我卻很自信，但是你太讓我失望了”。需要說明的是；單信中的‘永別’一說是源於筆者對單的質疑引發雙方之間的爭執時雙方各自所說的‘狠話’之一，而單所說‘你的事情’是指筆者打官司一事。單在此信中說明單自信在公安中可以起到對筆者打官司產生作用。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單如果是一個完整的民主黨人，她能對筆者的官司產生作用嗎？公安會被她所影響嗎？當然不會。但如果單不是一個完整的民主黨人，如果單是一個‘特殊的’民主黨人，或者說是一個被公安所使用的民主黨人，那麼，她確實可能具備對筆者官司產生正反兩方面影響的可能，只要她願意，她或許是可以產生一定的作用的。而這，又增加了筆者對單的更多質疑。 六，楊天水的被捕。筆者本不認識楊天水，與楊也從未見過面。有關楊的情況也是從單這裡所得到的消息。2004年7月底前後某日，筆者與單同在杭州采荷賓館。當時單對筆者言，說要見見一朋友，是首次見面的新朋友。筆者問是何人，單答覆是南京楊天水，筆者說你去見便是。單便匆匆前去。在隨後的時間裡，筆者也多次從單這裡聽到有關楊天水的消息，說什麼楊要搬到杭州來住諸如此類的話題，後來楊天水果然從南京搬到了杭州。筆者也在網絡上看到楊天水有關與王榮清及單互相接觸的一些文字。但不幸的是，楊天水在搬來杭州不久，便於12月25日在杭州被捕，並被移送至南京公安局。此前，筆者對單在與楊天水的交往中也稍有質疑。及至聽到楊天水的被捕，及楊天水為何要從南京搬到杭州來住的種種疑問，不免對單稱峰及王榮清又有了更多的質疑。至於單、王與楊天水的箇中緣由，也只有楊天水自己才更清楚了。關於楊天水的被捕，筆者對顧則徐、黃繼海也甚有疑慮。 七，自2004年11月底開始，筆者一直指責單是一特務，經常通過手機短信對單提出種種質疑（筆者手機是被監聽的）。老實說，筆者在指責單的做法中也使用了極不合理的言辭，甚至有損及單人格的言辭，在此應該向單稱峰致以深深的歉意。但是，讓筆者覺得意外的是，筆者的這種做法到也引出了一些讓筆者覺得意外的收穫。 2005年1月2日下午．筆者在動態網上看到有關12名杭州民主黨人（包括單稱峰）遭杭州公安局審查一案（其中王榮慶被拘留）。（註：筆者在餘姚打開動態網的方式是通過筆者信箱lishenglong1970@hotmail.com內的一個郵件來打開的，除此方法在餘姚無法打開動態網站）。順便需要說明的是，令筆者驚異的是往常在餘姚遊覽動態網總會遭遇強烈干擾，而那天卻出奇的順利，絲毫沒有任何干擾。這也是使筆者覺得奇怪的事情，是不是有人希望筆者從動態網上看到杭州民主黨人遭審查一案，以消除筆者此前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等人的質疑。 老實說，看到12民主黨人遭審查這則消息，筆者既覺同情，又覺可笑。同情的是那些受單、王、陳所利用的民主黨人，可笑的是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因身份有所嫌疑，便想用這種不痛不癢的苦肉計來掩飾，想想實是可笑。 當晚18：00左右，筆者用手機與友人老梟通電（筆者手機是被監聽的）。老梟提及道：“在網上看到你的朋友單稱峰及杭州多名民主黨人被杭州警方審查，你可知此事”。筆者答；“我剛知道，可能這是假像，不可信的”。老梟道；“你怎麼才剛知道啊”筆者道；“我與他們已有一個多月不曾聯繫了”。老梟道；“他們到是很快都出來了”。筆 者答；“是呀”。 至1月3日中午，當筆者再度打開信箱時，卻發現信箱內的所有郵件全被刪除，那個可以用來打開動態網的郵件早已不見蹤影。筆者頓時吃了一驚，過後一想，到也理解，我把人家單稱峰、陳樹慶、王榮清的可疑身份亮相，人家不把我的信箱刪掉才怪呢？省得你以後在動態網站又看到什麼有關消息暴露別人的可疑身份。 據悉，王榮清目前仍被拘留中。當然，在筆者看來，這，全是假像。 八，關於陳樹慶。 筆者不曾見過陳樹慶。對陳樹慶的了解，完全來自於單稱峰和王榮清。事實上來說，陳樹慶更像一個在單稱峰及王榮清身邊無所不在的隱身人，像一個在幕後的操縱者。關於對陳的質疑，完全來自於對單及王質疑的延續。如2004年9月24日單打給筆者的威懾電話，就是由陳樹慶與單與王共同合作表演的。 在單在上虞筆者住處時，筆者還是與陳樹慶偶爾通過幾回電話的，當時陳樹慶打電話給單，正巧單不便接聽，筆者代單接聽過幾回陳的電話，在僅有的幾回代接電話中，筆者發現陳在與筆者通話時極為謹慎。 讓筆者對陳產生質疑的另一個因素是，當單與筆者一起時陳幾乎每天都有打給單的電話 ，如此密集的電話讓筆者覺得極不正常，以致引發筆者認為陳是單的上司什麼的。 在2004年11月初，筆者基本已經得出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是一個‘可疑團伙’的結 論。 在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的質疑中，另有部分更具說服力的證據，但因涉及相關敏感問題，筆者無意就次作文字上的說明。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是一個‘可疑團伙’。而陳在其中可能擔任頭目的角色。至於他們所起草的《中國政黨法》草案，筆者認為這是為了洗脫來自各方面對單、王、陳質疑的需要。至於12月29日12名民主黨人遭審查一案，則是為了進一步洗脫嫌疑的需要。特別是自11月下旬以來，筆者以狂轟爛炸接連不斷的手機短信方式質疑單時，對單、王、陳來說，都有必要就洗脫嫌疑做進一步的工作，於是便出現了2004年12月29日12名民主黨人遭審查一案。筆者認為，這就是2004年12月29日12名民主黨人遭審查一案的由來。但是，老實說，這樣的案子在表面上對推動中國民主還是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的，也正因如此，所以也才能夠起到為特務們洗脫嫌疑的作用。 但是，從整體及長遠而言，這樣的事情的出現，對中國的民主還是有巨大的危險性的，因為，他可以在關鍵時刻使民主遭到巨大損失。這也是特務的作用和意義。如同楊天水的被捕。 浙江餘姚 李聖龍 2005-1-5 陳樹慶對《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的質疑/李聖龍》一文的答覆與解釋： 一、記得小單（單稱峰）和老王（王榮清）當時跟我說，李聖龍先生可能與國民黨高層有聯繫，大陸的民主力量包括我們中國民主黨如果能和國民黨聯合起來，對於促進中國民主事業的發展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雖然懷疑李聖龍先生可能是“吹牛”，但也沒有理由反對小單和老王與他（李聖龍）接觸。 二、李聖龍先生在上文中說將《團結起來。。。》電子郵件已經發給了小單，如果小單要出賣他，中共當局手上就有了《團結起來。。。》，還用得着派特務去偷查？我估計當時因為李聖龍與我們的人如小單頻繁接觸，當局可能想從他那裡查出我們的什麼把柄。實際目標是對準小單、老王甚至我，而非李先生，是李聖龍先生神經過敏了。 三、9月23日公安當局傳喚王榮清，我們有義務儘快通知近期與我們接觸較多的同道，提醒作出必要的防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這是我們多年來的操作慣例。而李聖龍先生不僅沒有這方面的“鬥爭經驗”，看來早已被迫害得精神崩潰，還杯弓蛇影、草木兼兵，不具備作為一個優秀將士“處事不亂，臨危不懼”的品格。 四、自從李聖龍與我們掛上鈎後，我們就將他的安危考慮到了我們的安全保障範圍之內。我們不允許自己的任何一同志“被失蹤”，這不僅是個人情義問題，更是組織對於成員的責任問題。小單公開向公安要人“找李聖龍”實際上就是在“失去聯絡”的情況下迫不得已的一種非常手段，懷疑他（李聖龍）可能在“公安手中”。此舉實際上證明我們冤枉了當地公安國保，但更遺憾的是，小單關注同仁並準備呼籲相救的好心腸卻被李聖龍先生當做了“驢肝肺”。 五、對於小單一個女孩子單獨去外地（上虞）為民主黨聯絡、發展同志，我既不便陪伴“保駕”，也很不放心，只好約定每日必須“報一平安”或“問一平安”，這是應該做好的基本“保安”工作。無論小單，還是李先生回電話，只要讓我知道小單平安就好了，電話里沒有必要說太多的話（我沒有把握確定我或小單的電話是否被竊聽）。 六、小單一直說李聖龍先生比較有才華，力圖將他介紹和發展成我們的一個骨幹。但當時無論從網絡或者從傳言，我都無法了解到李聖龍到底為民主人權事業有甚麼“實績”，懷疑他“言過其實”，反對小單、榮清等人在他（李聖龍）身上化太多的精力。所以小單付出巨大的熱情與努力不僅沒有得到應有效果，反而被誤解的情況下，是有一定壓力的，抱怨李聖龍的氣話例如“永別”、“再也不見”自然在所難免。 七、楊天水先生的起訴書、判決書網上都有，沒有跡象表明我們浙江任何人有做出對不起他的事。在楊天水先生被俘期間，當時的情況看來只有一個藏頭藏尾假名為“天下大勢”的隱身人趁勢對天水先生造謠陷害、落井下石，包括我在內的浙江民主黨人為天水先生的呼籲也是不遺餘力的，網上有文章可考。再過幾年，天水先生也就要釋放了，相信還有更多的情況可以讓他自己來澄清好了。 八、《中國政黨法草案》事件，與李聖龍一點關係也沒有。當然，如果他當時已經被發展成我民主黨員，也許會邀請他一起參與修改署名，可惜他一直未取得我們的確信，當然他也始終沒有信任我們。把《中國政黨法草案》及十二個署名民主黨人被傳喚事件與李聖龍聯繫起來，可能是李聖龍太自以為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實際上在在整個事件中，至少我都沒有想起他一丁點。甚至在政黨法和十二民主黨人被傳喚事件後，我們誰都把李聖龍先生淡忘了。 九、一個真正有實力的人，與戰友合則能協同作戰；與戰友分則能人自為戰，獨闢蹊徑甚至另闢一片天地。攻則能抓住戰機果敢堅決，守則能意志堅定“與陣地共存亡”。李聖龍在認識、接觸小單、老王前後，個人處境沒有任何變化。直到如今，也沒有看到他的《團結起來。。。》發表或對中國民主事業作出實績（據說在王榮清和我都還在背着中共當局強加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坐牢期間，李聖龍先生安全順利地達到美利堅合眾國，現已“移民”自由世界了，有待查證，當然最好是李先生自己出來說話）。看來也只不過如此，唉！當時小單和老王的確對他寄予了太大的“希望”了。 “忠勇誠信、守望相助”可以在單稱峰、王榮清、毛慶祥、林輝、呂根松、王東海、鄒巍、徐光、樓裕根、余鐵龍、力虹、葉建、聶敏之、樓保生等等民主黨人之間存在，李聖龍可能與我們雖有共同的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但在性格上看來的確與我們還不是同路人。 李聖龍《對單稱峰王榮清陳樹慶的質疑》一文，相信是他真實心理狀態的寫照，從某種意義上講仍不失為難得的一篇好敘述，它從一特定的角度反映了在民主黨創組黨早期的危險、艱難、還有誤解與委屈等等……雖然這些困難甚至犧牲，在堅定的民主信念下，都算不了什麼。 陳樹慶 2012年6月24日完稿於中國杭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