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屬於農耕文化，後來融入了游牧文化。有人把這一文化稱之為黃色文化，藉以和西方的海洋文化即藍色文化區別。農耕文化的特點是王道樂土，即在王權保護下的自然經濟。篇幅原因這裡不再細談產生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翻開中國歷史，有哪一個王朝是通過選舉產生的？一個都沒有！為什麼？這是由中國地理環境以及人文因素決定的。幾千年形成的歷史想一下子改變，難度可想而知。遠的不說，就拿當今的事來說，中秋和端午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共和國政府在前五十年一直以移風易俗為藉口不把它當成假日對待，可是老百姓仍然把它當成是重要的節日，以至於這屆政府順應民意把這兩個節日變成法定節日。通過政權的力量改變一個民俗節日都這樣難，遑論改變政體。如果短期內有人真得要進行政體的改革，真不知道要戳出什麼亂子來。天真的戈爾巴喬夫搞了個新思維，想以此改變蘇聯的困境，哪成想會因此徹底葬送了蘇聯，使一個超級大國在短短的時間內落伍成為一個二流國家，這個教訓還不深刻嗎。再說一個切實的問題，如果現在中國搞歐美的政體，試問軍方會答應嗎？他們會像西方國家的軍隊一樣聽從政府的號令嗎？有槍就有權力，這在近代中國是一個通行的規則。在文化大革命中，滿腹文韜武略的毛澤東對軍隊都退讓三分，有人不知深淺地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不久即遭到軍界的反抗，最後不得不以犧牲王、關、戚為代價來換取軍界的支持，偉人都如此，遑論後來者。所以，中國的政體改革得慢慢來，起碼得要形成滋生民主意識的土壤，急不得，急了是要鬧出亂子的。

第三，一黨執政，權力高度集中在現階段並非壞事。我國正處於歷史關鍵時期，需要應對的敵對勢力和潛在的敵對勢力很多，高度集權並非是壞事。高度集權可以集全國之力辦大事，五六十年代餓肚子勒緊褲腰帶搞出了二彈一星就是最明顯的例證，更不要說建國初期的川藏公路，文革期間的成昆鐵路等一些巨大工程。這些成就對鞏固國防、使中華民族能自信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再如，2007年因美國的次貸問題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出口，西方一些人由此預言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必將終結。可現實情況是，中國成功地抵禦了金融海嘯的衝擊，經濟仍然保持高速運行，聯想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以及近幾年中國軍事工業的迅猛發展，人們可以看出，一黨執政的體制優勢是巨大的。實際上，中國經濟能保持三十年高速發展，創造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蹟，根本的原因是一黨執政高度集權的結果。這種體制優勢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西方人也許對此不屑一顧，也許內心羨慕而不敢說出來（讚揚一個“專制國家”會遭致攻擊甚至下台），總之，體制優勢所產生的巨大社會功效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

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一黨執政高度集權所產生的體制優勢而導致經濟騰飛的並非中國一家，還有許多國家通過這樣的路取得了驚人的業績。新加坡、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的經濟高速發展都是在一黨執政期間取得的。台灣在蔣經國一黨專政時期經濟獲得快速發展，反倒是實行了兩黨制後，經濟卻陷入了困境，如果不是背靠大陸，台灣經濟會慘到什麼樣？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日本看似多黨執政，但從二戰戰後到1990年代的四十五年時間都是自民黨一黨獨裁，日本的經濟恰恰是在這個時期飛速發展，奠定了世界經濟強國的地位；新加坡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一直是一黨執政，這裡不再贅言。同樣的，多黨執政造成證據長期不穩定甚至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例也很多，稍加留意就可發現，這裡不再舉例。

綜上所述，並非西方的政體是強國的必經之路。採取什麼樣的政體，需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來決定。目前，以我們這樣的一黨獨大、集團力量強盛的國情，倡導學習西方搞政改，既不明智也缺乏理性。相信執政黨內有許多人士也在思考如何建設一個民主富強的國家的問題，他們對問題的理解可能更深刻，憂患意識更為深切。我這樣說。並不是說不要政改，而是提倡穩妥地搞政改，首先得找出當前問題的結症是什麼？然後再對症下藥，把一切問題都歸結於一黨專政不科學也不民主。經過三十年的改革，經濟上我們現在和美國已經沒什麼區別了，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卻是一個二難問題，一方面國力上升，一方面社會問題嚴重，似乎經濟改革已沒有空間，所以有人把思路往政改上引導，仿佛如不進行政改，國家的發展就失去了動力。我認為這樣的認識是輕率的。

中國自1840年以來就處於不停地救亡圖存的變革之中，無數英雄人物為這個古老的文明國度屈膝折腰，嚴復、魏源、林則徐、和孫中山都是這樣的英雄。歷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和鄧小平，毛澤東不負眾望，以高超的治國謀略和浪漫主義的理想胸懷，為這個國家的圖存復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偉大事業，以現實主義的視角為國家的振興殫精竭慮，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兩個偉人的業績，在近代世界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這是世界範圍內的共識。我們為中華民族有了這兩位偉人而慶幸，也為他們的局限性而惋惜：上世紀50年代後期的頭腦發脹和漫長的十年文革，使中國的經濟與發達國家相比滯後了二十年；如今三十年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積澱了觸目驚心的社會問題。毛鄧的功與過，反映了中國偉人政治的優點和缺陷。偉人因他的一系列過人的膽識而被人們所擁戴，但最終也因失去制約而導致嚴重失誤。這是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應當很好的繼承，無端的謾罵和過高的吹捧都不是正確的態度，只有對他們的功過進行揚棄，前進的路才能順暢，政治才能日臻成熟。

中國的政改，應當圍繞如何把偉人推上歷史舞台而又制約他不隨心所欲而起步，不應當拘泥於建設什麼樣的制度。讀一讀現今的憲法，沒有哪一條哪一款不好，但它起到了制止獨裁腐敗的作用嗎？同樣的，美國的三權分治也不是靈丹妙藥，它制止了越南戰爭、科索沃戰爭、入侵伊拉克和入侵阿富汗等一系列惡舉嗎？把現今世界上任何一種制度吹捧得天花亂墜或者是貶低得一無是處的人，要麼是短視、要麼是無知或者是別有用心。當年，當我們高歌“英特耐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時候，何曾想到共產主義運動陡然會江河日下，同樣的，現在有人極力鼓吹資本主義終結歷史的時候，我們也應當持嚴重懷疑，有人喜歡把野雞毛插在頭上充英雄，單純的顯擺炫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人拿着帝國主義的津貼，干着瓦解中國的勾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