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丘山按：我已经好久不写政论了，最近写起中国道义的价格，看来一时不能完成，先将完成的部分的初稿放出来，以飨读者。
因为是未完成的初稿，所以将来修定的定稿可能改变很大。
道义的代价在中国是如此高昂，它比钱， 比房子，比女人，比知识都要昂贵，都要血腥……
我一直为一件事件纳闷，因为它的历史答案和民间的传言，与我期盼的回答完全不一样。
我小时候问过母亲，日本侵略中国时，老百姓子哪里生活最好过？使我吃惊的是母亲毫不犹豫的回答和平军。所谓和平军就是国人共所吐弃的汉奸和卖国贼汪精卫的军队。
同一个问题在南洋侨胞那里也得到证实，这些人抗日战争后就漂流过海，去东南亚侨居，后来的历史结论和政治宣传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只凭自己的记忆论事，对汪精卫的政权也是感激多于指责，而且对于汪是汉奸的论断付之一笑。
反差这么大，问题出在哪里呢？
读高阳写的“粉墨春秋汪精卫”，对于汪精卫上任与日本签约的场面有这么一段描写：
“签字日期定在11月29日。汪精卫知道，只要这天在”协定书”写下”汪兆铭”三字，他的一生，就不必等到盖棺，便已论定。可是他无法逃避。袁世凯曾经说过，他是让他的儿子及亲密僚属，把他硬架到火炉上去的，而汪精卫连这句托词都没有，火坑是他自己愿意跳的，现在到了他兑现这句话的时候了。
在他人看，他真是所哀有甚于死者！在礼堂前面的台阶上，两行眼泪，滚滚而出；双手抓住头发使劲地拔、使劲地拉；咬着牙，鼻翅不断翕动，”哼、哼”之声，变成”恨、恨”之声。在场的”文武百官”，都为他的神态吓得噤不能声。
但有很多人在心里想，当年曹彬下江南，李后主”最是仓皇辞庙日，不堪挥泪别宫娥”，大概就是这般光景。
突然之间，乐声大作，那不是”教坊犹奏别离歌”，而是欢迎阿部特使的军乐。这时，站在汪精卫身旁的周隆庠，轻轻说一句：“先生，阿部特使来了！”
“喔、喔！”汪精卫抬起一双失神的眼，茫然四顾。
头上还是一头乱发；而干外交官都有一把随身携带的梳子；周隆庠在汪精卫抹眼泪时，已将他的头发梳整齐了。”
这哪里是参加上任的典礼，分明是应着他自己说的向地狱中跳。
那么他为什么要向火炕中跳呢？
是贪图一时的权力？
是馋涎荣华富贵？
或者是像他自己说的曲线救国？
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本文的主题。将汪精卫铸成秦桧式的跪像让万人唾弃，或者将他竖立成一个忍辱负重的民族英雄，供小民瞻仰，是本民族驾轻就熟，乐此不疲的把戏，何劳我插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学库中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恶魔，让人敬畏得五体投地的圣贤，已经遍目皆是，无论在哪一个集合中加上汪精卫都不会改变本族的人文大观。
本文的题目既然是中国道义的价格，论述的中心就是围绕中国、道义和价格。
既然汪精卫一上任就已经将道义卖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中国人就自然成了他的债主(不是日本人)。而这个债务的名目就是卖国，就是汉奸，这在本民族的道义条目中是赫然名列前茅的大款项，足以令汪精卫望而生畏。作为这样重大债款的债务人，汪精卫的心态已经不可能意气风发，只能处于低调，努力偿还来弥补自己的形象。汪集团的二号人物陈公博， 三号人物周佛海也都正是在这个潜意识和基调下与日本人周旋，讨价还价，包括加强沦陷区的物资供应，暗中保护和营救国民党特务等等，来偿还他们的道义债务。
汪临亡时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这段话清楚表达了他在卖国和汉奸债务压力下战战兢兢的心态。汪死后陈公博接任时的申明也说“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 其言清楚地流露了对蒋政权讨好的心态。但是无论汪集团怎样低调， 怎样努力还债，终久没有得到重庆和中国人的谅解。日本投降后，陈公博被蒋政府枪决，周佛海被判无期徒刑。如果汪不病死的话，恐怕也难逃枪决的命运。
这个实例清楚说明了道义的力量和道义的价格。做好事与做坏事，比起道义本身来说对于中国人是无足轻重的， 一个集团，一个个人行事处世的实际功效根本无法与道义的价值抗衡。 一个处于负道义的人，也就是欠了道义债务时，不管这个人怎么偿还，也很难得到中国人的谅解，尤当这个负道义涉及到民族大义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失去得到谅解的希望，哪怕他做的全都是对债权人有利的好事情。
说到这里，本文的主角还没有上场，上面的文字只是一个引子，本文的重点是论述与负道义处于对立位置的正道义。明目张胆的负道义在本族毕竟如凤毛麟角，何况处于负道义的人已经是一付战战兢兢讨饶的死猪样子，岂能掀起恶风巨浪，真正和本族哀荣相共的是正道义，它与本民族的缠绵到了生死攸关的程度，才是本文关注的中心。
清朝诗人赵翼说过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意思就是每百年就要出一个枭雄，树起正道义的大旗，将天下搞得惊世骇俗，惊魂未定。
一个得到众星捧月，成正道义的伟人，其对中国民族的影响会令反道义者望尘莫及。
与处于反道义的人的哀莫大于心死相比，占有正道义债权的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不是战战兢兢，不是低三下四，他往往溢骄奢淫逸而不惭，占横蛮霸道而不觉，施残忍酷烈而不忏，他毫无顾忌、理直气壮地伤害债务人而不惧，而所有他的作为都会在道义的旗蟠下化成理所应当，众望所归，最后誉满天下。
中国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正道义价值的民族之一。中国古代二军对垒时，不像西方双方主将骑着马，走到战场中间做最后的条件谈判，而是先开始骂战。骂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对方觉得道义欠缺，锐气大减，威势顿失。看中国古战场上的双方唇枪舌战，其骂人之凶狠，阴损，就知道千年后的今天，中国子孙在网络上的表现原来是有血源和基因可溯的。记得看过一本古文小说，其中一个主将被对方骂得狗血喷头时，不是像惯例那样大叫一声“气死我也！” 举着大刀冲杀过去，而是大叫一声“气死我也！” 跌下马去，死了。这个记录足以说明中国祖先在骂人的艺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可以不出刀枪，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置对方于死地。
正道义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二军，二个政权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二十世纪的中国道义已经直指本族的每个族体，所谓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这个意思说，掌握了天下兴亡道义的人，天下人都欠了他的债了，连匹夫都不能放过。
正道义的中国政治家的高低就在于这个匹夫有责，在于能让多少感到欠了他的债了。一个蹩脚的中国政治家只能让身边的几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中等的中国政治家可以让一个群体，一个政党的人都欠他的债，而一个卓越的正道义的中国政治家能够让全国的成年人都欠他的债，而一个天才的正道义的中国政治家能够让未开智的小孩和年老力衰的老太太也感到欠了他的债。说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已经可以将蒋介石和毛泽东一分高下了。
试以蒋公语录瞥其所好：
“所以我一贯的用道义来感召部下，要大家自重自爱，养成高尚独立的人格，自己知道「有所不为」。我相信这种办法最后必然成功，一般将领最后必然能体会到我的用心的。 ”
其道义只是感召部下，可叹，可叹。
“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九一八」后二十日日记. ”
耿耿于怀于己身，又怎能让匹夫为其奔走呼号，洒血捐躯？
其实但就族人投蒋所好， 称其为公，也已足见高下了。何为公，洁身自爱罢了，所以蒋何能为上等中国政治家？
而毛被全族人称为红太阳(虽然目前大部分中国人不承认称过(：))，太阳者，日也，岂是区区公者可比？
年青时毛日的语言就充满骚动：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让族人心甘情愿去当炮灰， 当了，还不知道怎么当的。 但是这个语言也只能煽动年轻人， 毛那时的火候还没有炉火纯青。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顿时不一样了，毛日向中天移动，开始挑动群众斗群众了，匹夫也难免其责了，天下匹夫，岂有不受欺侮和不欺侮别人的，于是开始反抗。不过还有死角，毛日还在升。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妇女要顶半边天。”
这个高帽子戴得，这下中国人，连妇女一下都进去了，但是还有不上钩的死角，那些熟读史书的书油子，唯利是图的奸商可不容易有责任感。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凡是反动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这下书斋里的老先生也坐不住了，弄堂里的老太太也蠢蠢欲动了，谁也怕被挤出群众队伍，被当反动的东西打，大家都赶紧往群众里头钻。不过还有漏网的，那些成天跳橡皮筋玩小皮球的小孩子们还在逍遥自在，毛日仍要升。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亿万小鬼戴着红袖章，从课堂里杀出来了，首遭其害的就是他们的老师。
中外古今有哪一个正道义政治家能将十几岁灵智未开的小孩子也煽起来的？ 没有，唯有我大中华毛日也。现在毛日撒手西去，这些已成徐娘半老的当年孩子惹下的祸，打死的人，无人领帐，买单，成了历史遗难问题。最后的结果看来还是我族的传统老法子，好事说谎涂鸦，坏事不说遗忘。
有一个正道义的重要特征是必须说清楚的，也就是正道义与警察和特务政治的区别。不说清楚这个问题，现代人和将来人就会认为那些生活在毛时代的人，他们的祖先，都是弱智，都是奴性，而自己是既聪明，又清高。而生活过那个时代的所谓弱智，奴性，又怕后生笑话，也就满嘴毛贼，好象个个早就是与毛日对着干的英雄，噤声不提自己也曾经像当今北朝鲜的愚民那样热泪盈眶地叫喊毛主席万岁，竞相献媚。
尤甚于此，不说清这个问题，毛日时代人们的真正精神状态， 实际情形很快就会像苏轼的大江东去，被谎言淘尽了。同时不说清这个问题，现在的后生还真的会觉得自己很聪明，换成他们在那个时候，个个都是后羿，毛日早就被他们从天上射下来了。
正是
父辈事后伟大
儿孙业前高明
横批：千年不变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