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臧小林先生惠贈的小說《玫瑰壩》， 我只是漫不經心地翻開，想讀幾頁就打住，
因為我已經多年不讀中國書，尤其是中國小說了。
一個從小就嗜書如命的人，上小學時省下早飯錢去買書，
坐在小人書攤上看畫書忘
了回家，老了搬家除書外什麼都可以扔，到今天不看中國書，感到無書可看，這個
痛苦的歷程，真是一言難盡。
其實在毛澤東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明目張胆將文學變成共產黨的宣
傳工具時，我並沒有感到這個政策與我有什麼關係。因為那時候，五十年代的書店
里還充滿了老舍，茅盾，郁達夫，徐志摩等舊文人的作品和解放前留下的各種翻譯
小說，透過這些窗口我仍舊可以看到中國古代、近代社會和世界文化的基本面貌。
而且那時候的出版商還是從舊社會過來的， 他們的業務水平仍舊在對中國文化發生
影響，從很多出版物中都能感到他們的敬業精神和鑑賞力。
但是事情在悄悄地變化，那些描寫解放後社會的文學作品已經開始在變成共產黨政
策的宣傳品了。這些作品成了一個公式，先是寫在共產黨的政策發布前的社會怎樣
糟糕，人們已經無法忍受了，這時候共產黨的政策像及時雨一樣降臨了，於是社會
大變化，人們開始在對共產黨無限感激的心情下過起幸福的生活。而書裡的人物千
變一律，哪本書都可以套來套去，無論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柳青的《創業史》，
浩然的《金光大道》 等等都在重複這個公式。這些作品並不要時間的見證，因為
共產黨本身政策的變化，就宣布了它們的死刑，所有這些宣傳品現在都成了堆在圖
書館裡的廢紙，一堆沒有人去問津的被人遺忘的垃圾。
人們可惜的並不是這些作品的垃圾化，而是由於它們霸占，傾銷，控制了中國文壇，
使中國從四九年以來社會的真正面貌變成了空白。沒有一本書敢於去記載，描寫中
國人的實際情況。 也正是在這半個世紀裡，中國人遭受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苦難和
浩劫，光餓死的農民就有幾千萬。至今不要說沒有留下名字和死的情況，而且確實
的人數也弄不清，誤差竟然在千萬級，二千萬？ 三千萬？ 還有人說四千萬。這真
是一個不負責任到極點的國家和民族，還有什麼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這個國
家裡人命連商品都不如，因為商品還有貨主去保護，而這個國家底層人民的生命得
不到任何保護，這樣巨大數目的人死亡了，至今連個最起碼的數字交代和責任反省
都沒有。
隨着上一代人慢慢地死去，了解這些情況的人會愈來愈少。人們不禁要想，難道中
國人的那段歷史，尤其是受苦最深的農民的苦難生活，就這樣被共產黨隱瞞了？然
後被當代人遺忘了？最後對後代人不僅成為空白，而且成為根本不存在和從來沒有
發生過的事情？從中國目前烏煙瘴氣的文化和出版物來看這個趨勢是幾乎肯定的，
從充塞老幹部傳記，美女作家亂編亂造，升職提薪需知，皇宮皇帝秘史，魯迅全集，
發財捷徑，對成人童話鼻祖金庸和少女懷春鼻祖瓊瑤的挫劣模仿，為了哄騙文學獎
而塑造的奇形怪狀的叫做中國農民的怪物 ，或者對其他港台商業文化粗製濫造的模
仿等等當代中國文化垃圾場上，人們看不到一點真正反映中國人民實際命運，感情
和生活的東西。
當這個歌黨媚權的公式被應用一次，十次，百次的時候，這個社會不會有感覺。但
是當這個公式被應用十年，二十年，以至一個時代的時候，一個時代的精神和思想
死去了。於是出現一個時代的文化空白，一個斷層，於是這個民族悄悄地演變成一
個只有物慾和只講謊話的物種，當然這個物種自己還渾然不知，因為他們沒有思想
和精神。 等到這個公式已經被人們淡化，不再被人們熱用的時候，這個由謊言生成
的物種卻無法還原了，他們從應政治需要的謊言垃圾堆中， 被轉讓到各種胡編亂造
和色慾名利的商品文化中去沉淪，去紙醉金迷，去醉生夢死，這大概就是中國二十
一世紀初的文化國情。
如果中共統治的前三十年，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殺死中國的文化和思想，那麼
毛澤東死後的三十年，就不是光共產黨這個屠夫了，由共產黨文化生成的只知物慾
和專講謊話的物種已經由共產黨培育出來了，他們也加入了對中國文化大屠殺的行
列。這種大屠殺不但表現在整體民族中真正學者和作家的絕種，表現在整體民族的
不讀書， 或者閱讀興趣的低下和商品化，而且也表現在共產黨制度中誕生的出版商
除了特有的政治敏銳外，已經缺乏對於作品優劣的判斷力。比這可能更壞的是他們
根本就沒有想去判斷優劣，而只對作品出版能給他們帶來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
關係利益感到興趣。當然我們今天沒有足夠的理由去責怪中國的出版商，在官員貪
污腐化，醫生敲榨勒索，商人造假和全民墮落的時代，為什麼出版商就要獨善其身？
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像別人一樣用他們的職業手段去謀求自己的利益？應該說中國文
化的現狀，包括出版商的現狀正是現代中國社會這顆墮落樹上應該結出來的果實。
這是一塊失去了思想、精神的土地，一個沒有靈魂的物種和國土，他們已經不知道
自己的位置，而理所當然地以為他們的祖先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是和他們一樣的。
他們已經根深蒂固地認為人類就是只說謊話和只求物慾的生靈，所以當他們戴着勞
萊士，穿着聖¨洛朗，開着法拉力逛來逛去的時候，他們已經無法體驗到羞恥感，
卻是認為自己正坐在地球的頂峰上領帶着本世紀世界的潮流。
我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下帶着對這個民族的鄙夷去讀《玫瑰壩》的， 誰知出乎我自己
意料的，我竟然看下去了，因為它完全出乎我的估計之外，不是我設想應該遇到的東西。
那種英雄化了的共產黨，或者惡魔化了的共產黨，或者美女作家的幻想，或者一個
個文痞為了聳人聽聞而生編硬造的人物，這些都沒有出現，而代之於這些，我竟然
在這本書中看到了活生生的中國人，與書本已經久違了的中國人啊，尤其看到了在中
國苦難中飽經煎熬的中國農民。看了三分之一，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興奮，在我的
博客上寫下：
偉大的中共農民史詩-玫瑰壩
我一直在等待中國出現一部偉大的
不是謾罵的
徹底揭開共產黨統治畫皮的小說。
我一直懷疑中國人有沒有能力將它寫出來。
當我讀玫瑰壩到一半時，我感覺它來了。
這幾句話引起《明鏡》主持何頻先生的注意，他委託我對謝寶瑜先生做一個訪談，
這樣就產生了讀者現在讀的這篇文章。我很認真地寫這篇文章，寫得很慢，很艱苦，
因為面對這樣一本講真話的書，如果我講不出真話的時候，最好是沉默。
作者謝先生謙虛地說我的評價是過譽，我現在要給大家一個解釋，為什麼我這麼說，
尤其要說清楚為什麼它是一部史詩。
一部史詩必須符合二個條件：一是必須鴻篇巨製；二是必須忠於真實。
首先我們論述它是鴻篇巨製，《玫瑰壩》確實是氣勢宏偉壯觀的大手筆。
從篇幅上講中國四大名著《水滸》五十六萬字，《紅樓夢》七十三萬字，《三國演
義》八十萬字，《西遊記》八十六萬字，而《玫瑰壩》六十一萬字，所以是名符其
實的鴻篇巨製。從規模上講玫瑰壩從土改開始，歷經互助組、合作社、反右、大煉
鋼、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年人災、社教、一直到文化革命結束，跨越了毛澤東主
政時的全部歷史時期，不可謂不是氣勢磅礴。
現在我們論述為什麼說它忠於真實，而且真實到驚心觸目。
對一個已經與真實脫離了半個多世紀的民族去談忠於真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記得我在舊文《為什麼這塊土地只長一種草? 》中寫過這麼一段話，
“七十年代年的一個夜晚，我在山海關火車站換火車。骯髒、 擁擠、吵鬧的候車室
內充滿了劣質煙草的氣味，幾個香煙夾在耳朵上的人坐在地下打牌。一個母親坐在
凳子上打盹：她的胸口敞開着；孩子在乾癟下垂的奶子上吸奶。一個精神病人站在
進口處，手指着天空，頭仰着，半天也不動。我想如果我將這個景象照下來，登到
報紙上，人們一定說這是抗日戰爭時的景像。如果我說不對，這是解放後的真實景
像，人們一定說我誣衊新社會。
問題出在哪裡呢？人們已經看慣了報紙上，電影中，照片中出現的新社會和人，而
不認識實際的新社會和人了。”
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恐怕會非常難以理解和想象對於一個已經被與真實隔離，而在
謊言中生活了半個世紀的中國人要重新看到真實和認識真實會有多麼艱難，而對於
一個中國作家要去寫出這個真實無疑更是比一般中國人看懂真實更是雪上加霜了。
他們可以寫出聖賢中國人，或者妖魔中國人，就是無法碰到真實的自己和真實的中
國人。
而謝先生是怎樣越過這些懸崖陡壁的？ 因為在共產黨的歌頌模式的對面，對於大部
分對共產黨的統治有着反感的中國人來說都有着一個強烈的誘惑，那就是在共產黨
的神廟的對面，建築一棟與它完全相反的魔窟，而作者可以在這個魔窟中意淫這些
陽間的上帝，釋放所有被壓在心間對共產黨的不滿以至仇恨，從而感到解脫。在這
兩座大山之間，對於愛憎分明的中國人來說，連一條羊腸小道都不存在。當他們在
叫喊所謂的寫中間人物時，他們還是迷失在上帝和魔鬼的陰霾中找不到窗口，而只
是幻想將上帝和魔鬼合到一起，再一除為二，生成他們的人物和故事。即便在這樣
的困境中，他們或者歌頌，或者仇恨，或者教育別人，或者聳人聽聞，就是不想重
返真實，寫真真實實的人和事情。
但是謝天謝地，我們總算等到了一個謝寶瑜，他將自己緊緊的綁在真實的柱子上。
謝寶瑜先生非常智慧地選了一個令他無法脫離真實的主人公馮東明，這個主人公不
是共產黨的英雄，也不是反對共產黨的英雄，而是一個崇拜共產黨卻得不到共產黨
信任的，努力在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小知識分子。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真實，因為在
共產黨的文化王國里和反對共產黨的文化王國里找不到他的地位，他甚至根本就不
應該存在。當謝先生將這個人物帶給讀者時，讀者很自然就跟他進入了中國真正的
社會，隨主人公對共產黨的困惑而困惑，隨主人公對社會的彷惶而彷惶。主人公在
這裡的位置是如此謙卑，而不是像所有嚴肅的中國書中的主人公(共產黨的和非共產
黨的)帶着手術刀來對社會指手劃腳，然後準備動手術。這個主人公的位置確定了本
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當然要說清這個特點可非三言二語。首先我們不能想象
在這樣一本描寫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史書中，作者不去將共產黨的宗旨和動機給讀者
做一個忠實的交代。如果沒有這個部分，這本書不要說不能稱為史詩，而充其量也
只能算做作者的自說自語，一部中國風格的單向批判書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如果
要做這個交代卻本書面臨着兩個足以使它滅頂之災的陷阱，第一個陷阱是差不多
所有反共作者都難以逃避的將共產黨妖魔化，如果謝先生也重蹈這個覆轍，那麼本
書的價值也就像我們在網絡上常見的反共論文了。第二個陷阱是由於共產黨這套道
理本身非常枯燥乾癟，對這樣一系列政治運動理論的長篇複述會使這本書變得特別
無味，以至無人能讀下去。而現在這兩個陷阱卻由馮東明這麼一個特殊人物的出現
而巧妙的越過了，他對共產黨的崇拜，他在自己不能理解共產黨政策時候的自責，
他為理解共產黨、解釋共產黨所作的不懈努力，自然而然地將共產黨從執政以來一
個個政策的來龍去脈和道理交代得淋漓盡致。這個交代使謝先生的腳牢牢地站在堅
實的大地上，一個非常公正和實事求是的立場上，共產黨並不是妖魔，不是生而俱
來專門折磨中國人的。而且聽起來他們想要做的事還是想造福人民的，但是最後他
們做的事情卻給中國人帶來了可怕的災難，這是為什麼呢？作者另外一個令人印象
深刻的成功就在他沒有將自己的理念，答案和說教塞給大家，而躲過了一個使本書
落入一種新宣傳物的命運，而這種命運對於共產黨下長大的中國人去寫書是幾乎不
可避免的。謝先生只是將真實帶給了讀者，讓大家自己去面對真正的真實，自己去
求索為什麼。真實和真理之間的區別就在於面對真實的書每一個讀者都可以有他自
己的真理，而面對真理的書只有一個真理，那就是作者的真理。
但是要是說作者在這本巨著中對於共產黨的理論和惡行完全沒有批判和表達自己的
態度，那就錯了，只是這種批判和態度作者不是用理念和說教來完成的，而是用事
實和結果來表現的。儘管書中也常常用女主人公陳素芬樸實直覺的一句話，輕輕撥
打這種貌似有理的共產黨政策理論的七寸。雖然是輕輕，往往令人不能忘記，感覺
勝似批判的洋洋萬字大文。但是作者真正的批判還不是在這裡。事實上他的整本書，
都是在為完成一個致命的批判做準備，那就是用馮東明的經歷，一個對共產黨無限
信任，而得不到共產黨信任的人的經歷， 一個每次將對政策不理解都歸之於自己水
平不夠，一個每次受到打擊都歸之於自己沒有改造好的人的經歷，一個對共產黨虔
誠到誠惶誠恐的人的經歷，在將故事向前推進，而為最後的打擊做準備。而這個准
備從本書的開始就在進行，一直到馮東明知道陳素芬死了的時候，這個對共產黨信
任得這麼虔誠， 這個在共產黨面前謙卑得無以復加的人終於絕望和瘋狂地喊出“素
芬，我們一起逃吧，逃到緬甸去，逃出這個整人害人的火炕。”，才爆發出來。令
人不寒而慄的是就在這個時候馮東明都沒有去罵共產黨，沒有去責備共產黨，而只
是絕望的嘶喊，逃走，遠遠離開這個黨。這個嘶喊出於這麼一個終生篤信共產黨的
人的口，勝過任何責備，重於任何謾罵，它令人痛楚徹骨，它令人淚迸腸絕。這時
作者用全書蘊蓄的力量對共產黨作出了奮不顧身的一擊， 到了這裡書已達到最高潮，
無法再向前繼續，只有結束， 留下無數個為什麼和無盡的憤恨給讀者。
王守倫是這本書中另外一個令人無法忘記的人。中國自中共執政以來有多少文人和
作品描寫了中國農村的幹部，只要稍許比較一下他們，就會發現共產黨下的御用文
人們應共產黨的政策需要塑造的人物是多麼虛偽和荒唐。從現實生活中取材的王守
倫真實到很難用中國人熱愛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劃線去歸類，他的荒淫與其說是
道德敗壞，不如說是在一個權力無制約的情形下，人性的完全發泄。這種權力無制
約引起的荒淫不但對於沒有受到什麼教育的底層農民，就是對於目前已經有了各種
高級學歷的共產黨高官也是表現得同樣透徹，肆無忌憚和骯髒。不同的只是沒有受
到教育的底層農民的荒淫離道德更為遙遠，而更接近動物的本性。但是也正因為它
更接近動物的本性，它在另外一種情形下也同樣表現得比高等道德的持有者更為直
接，因而顯出動物的慈性。例如，當玫瑰壩面臨着餓死的威脅時，王守倫毫不猶豫
的選擇了瞞產。這一旦被發現他會毫無疑問地被共產黨送上祭壇作為犧牲。像他的
荒淫一樣赤裸裸，他的人性的另外一個方面也是赤裸裸和不設防的。反過來對於權
力無制約下的道德持有者來說，決不會選擇瞞產這種違反黨性和將自己置於非常危
險的做法。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守倫這個個性所以飽滿，因為他真實到既不是真正的
共產黨，也不是中國任何一種道德系統，禮教系統可以概括包羅的，他只是一個更
接近原始人的本性，一個真正的中國農民，他的故事顯示了一個主要靠動物本能生
存的人被放在共產黨權力無制約系統中的表現和悲劇，能夠寫出這樣的悲劇也正是
本書真實到驚心觸目的又一個例證。
謝先生顯然很善於寫女性，玫瑰壩中四個主要的女性陳素芬、范淑君、王春花和魏
錦雯個個栩栩如生。陳素芬的自然和善良，范淑君的理性和謹慎，王春花的潑辣和
機靈都令人難以忘懷。
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是陳素芬，這個人物令我想起張賢亮在綠化樹中寫的馬纓花，張
賢亮先生以二十年右派的代價得到了這麼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價格不可謂不貴。
無論從美學角度或者人文角度看陳素芬在文學上的深度和意義都超越了馬纓花，陳
素芬的性格美在於她的善良，她的與世無爭和自然主義幾乎到了聽天由命的佛學的
深度，到了黃老之學的無為境界，而這個女人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她達到這一
切都出於她本身善良， 自然和內向的天性，正像她對共產黨政策的不屑也不來自任
何理念，信仰和教育，而只是出自看問題時的單純，而這種單純又出自她的本性。
一個挑戰的問題是這個人物在中國農村到底存在嗎？尤其在共產黨的中國存在嗎？
我在農場勞改時，與底層的婦女有過接觸。我們到處可以看到范淑君，看到王春花，
看到魏錦雯的影子，但是我確實沒有看到陳素芬的跡象。陳素芬在中國文學中的出
現具有極大的美學價值，我一邊很喜歡這個人物，另一面又對她的存在沒有信心。
陳素芬可能代表着很多有着陶淵明傾向的文人對於理想女人的一種憧憬，在這樣的
文人心目中，陳素芬可能已經到了一種完美境界。陳素芬可能存在的一個希望正基
於她沒有受到學校教育，中國文人相信女子無才便是德，沒有受到學校教育就意味
着沒有被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教育毒化，也沒有被中國士大夫的道德污染。她興許就
像中國野地里開的一朵自生自滅的小花。中國畢竟遼闊廣袤，希望在某個被共產黨
污穢漏掉了沖刷的那麼一點小小地角，無聲無息地開過這麼一朵自然的花，產生了
陳素芬這樣一個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不注意的美麗的個性。
謝先生筆下的女性似乎都比男性更為潔淨，有些像《紅樓夢》說的，女人是水做的。
如果要苛求我對《玫瑰壩》提個希望的話，作為那個時代生活過來的人，感覺到今
天人在回看那個時代的時候，常常忘記了實際情形。共產黨如日中天的時候(反右到
林彪死)，從中國神州望去，滿目都是強烈要求進步的中國老百姓，而今天這些老百
姓都不承認當年自己充滿階級鬥爭覺悟和要求進步的樣子了。其中女性，尤其受過
教育的女性，在那個時代表現的激進絕對不亞於男子。中國的女性比男子更容易受
正統吸引，而且在信仰一種信念的時候，往往比男子更偏激。與范淑君經歷相仿，
但是是自己求得此地位並以此為榮，就像今天以二奶為榮的，被很多其它落後於這
種時代潮流的女子艷涎的巾幅，在這兩個緊緊相連的 極端時代中，是女子的主流。
最後談一下戴福林。
《玫瑰壩》以極大的篇幅描述地主和出身不好的人在共產黨統治下受到的非人待遇
和虐待。戴福林這個形象的出現是玫瑰壩這本書的另一個看點。 也許我孤陋寡聞，
在我的印象中，《玫瑰壩》是第一部將注意力投向本人出身於反動階級，卻以比共
產黨百倍的瘋狂和狠毒去執行共產黨政策，“蹂躪”階級鬥爭的文學作品。共產黨
的階級鬥爭已經很可怕了，經過這些人去“糟蹋”，去“蹂躪”就更慘不忍睹了，
在《玫瑰壩》中對此有非常出色的描述。
戴福林這一人物形象對於中國文學，甚至中國政治的意義可以說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這是千千萬萬的被壓迫和被侮辱的“賤民”，或者“奴隸”為求生存的掙扎和與命
運的背水一戰。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常常告誡他的繼承人，反動階級人還在，心不死，他們隨時準備
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千萬不能忘記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對於反動階級的鎮壓和
壓迫從來沒有手軟過。可是如果你現在打開共產黨領導的檔案，也許會大吃一驚：
這個所謂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裡面的共產黨領導人竟然
沒有幾個是工人農民，而很多是出身不好的。這個情形愈到上層愈清楚，到了最上
層政治局一級恐怕只剩下兩種人，太子黨和出身反動階級的人。如果順這些人上爬
的軌跡循序下去，會發現在它的兩旁倒着一排排他的同類。他們就是踩着他們同類
的身體，一節節爬上去的。當然踩出這條路不但要心狠手辣，因為他們的主要政績
和功勞就是靠折磨和虐待階級敵人得到的，而且也充滿驚險，隨時會摔下來，戴福
林就是半截摔下來了。
有趣的是就算政治局裡全部都變成出身反動階級的人，也不會像毛澤東說的反動階
級奪回了失去的天堂。因為這些出身反動階級的人彼此是不成幫系的，他們的仕途
完全是見不得陽光的個人奮鬥。那怕他爬到共產黨主席的位置，他們還是小心翼翼
的與他們的反動家庭劃清界線，並以與紅色家庭的公主聯姻為榮。他們是從千千萬
萬的他們的同類的屍體中爬出來的魔鬼。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哪個作家能夠將這些人
的經歷寫出來，一定會令世界觸目驚心。從這個意義上說，《玫瑰壩》是這個主題
的開拓者。
我們能夠在共產黨用錢收買良知，收買靈魂，收買道德，甚至收買人類文明的燈塔
諾貝爾的時代，得到一本《玫瑰壩》是非常幸運的。《玫瑰壩》的出現對於陷落在
謊話災難中不可自拔的中國人並不是一個必然，只是一個異數。現在至少我們的子
孫有可能了解超越十億的中國農民在二十世紀付出了怎樣慘重的代價為中國這個民
族贏得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燈紅酒綠男貪女淫的泡沫文明，那些冤死的靈魂至少有
了一個歸窩。不過《玫瑰壩》的出現離能夠被流傳下去，被子孫誦讀還有非常大的
距離。在中國這麼一個正統壓制“邪門”的地方，從古到今，真正能夠流傳下來的
真知灼見只是大海一滴，大部分都被社會吞噬埋葬了。《玫瑰壩》所以還能有一線
生機，因為它跑到國外來了。但是就是在海外環境中，它畢竟還只在非常少的人中
流傳。它能不能被更多的海外人士讀到，讀到後會不會被愛國志士打假，都是不可
預料的。它離國內人能普遍讀到的距離就更遙遠了。
但是不管怎樣我相信《玫瑰壩》到了今天這個程度，要它無聲無息的死亡已經是不
太可能了。
附錄：
對謝寶瑜先生的訪問
1。 你是怎麼想到寫這本書的？什麼時候開始寫的，歷時多久？
答：我是在1998年下半年開始寫這本書的。在此之前我每天都過得很緊張，忙着考
這樣學位，那樣執照。 1998年我拿到會計師執照時突然意識到，自己開業雖然可以
多掙一些錢，卻非常辛苦，覺得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掙錢似乎是本末倒置，沒有
多大意思。那段時期我剛好學會了在電腦上打漢字。有一天，我的腦子裡突然閃過
一個自己也許也可以寫一部小說的念頭。開始的打算是寫一個革命幹部和一個地主
婆之間的愛情故事。因為這種愛情很特殊，估計沒有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生活經歷
的人難以理解，所以決定增加一點歷史背景。當時也沒有擬個大綱。也許是靈感突
然降臨，也許是自己的心中多年來積累起來的一些東西正等待着宣泄，一下筆，人
物、場景和細節似乎就自己涌了出來。故事似乎有自己的生命，正急於表現自己。
很多時候，我有一種被故事推着走的感覺。有時候睡到半夜，突然被故事裡面的一
個人物或者場景驚醒，不寫下來，就不能重新入睡。2001年初有了一個初稿，然後
作了一些修改，到 2001年9月就基本完成了。後來稿子一直沒有動過，直到2005年
10月準備出版印刷的時候才再次修改了一遍。
2。你的書寫完至今天已有十多年了，你能不能說說它出來後經歷的困難和你的努力。
答：2001年9月稿子基本完成後打印了兩三份，在幾個朋友中傳看。一個朋友帶了一
份稿子去中國大陸幫我聯繫出版社。據他說，雖然有一些編輯對這個稿子感興趣，
但是在領導那裡通不過。與此同時，我寫信去台灣香港等地的一些出版社聯繫，也
沒有得到正面的結果。就這樣拖了好幾年，後來才接受了一個朋友的建議，在2006年
一月自費出版印刷了這本書。
書印出來後，因為沒有發行的渠道，很難找到讀者。後來我有幸在網上結識了一些
朋友。感謝這些朋友的大力推介，通過郵購，《玫瑰壩》這本書在海外慢慢地找到
了一些讀者。這些讀者又成了我的新朋友。他們不僅用種種方法向別的讀者推薦這
本書，有的還慷慨解囊，購買多冊《玫瑰壩》來贈送給當地圖書館或者自己的親朋
好友。從前年開始，這本書在中國大陸也有了一些讀者。今年年初，在一些朋友的
幫助下，《玫瑰壩》通過蘋果公司的iTunes 店出了電子版。非常感謝這些新老朋友。
如果沒有這些朋友的大力支持和熱情介紹，這本書早就被湮滅了，根本不可能走到
今天的這一步。
3。 你的書中的故事和人物是不是都有原型，從寫法看，讀者很會認為馮東明是你
自己的影子，但是從歲數看不是，為什麼你對他如此了解？
答：《玫瑰壩》是一本小說，其愛情故事是虛構的。書中的人物可以說都有原型，
但不是一對一的原型。書中的一個人物往往綜合了現實中的好幾個人， 而現實中的
一個人又可以“分身”而加入書中的好幾個人物。書中的馮東明當然不是我。我生
於1956年，那時候書中的馮東明已經在玫瑰壩鄉當了好幾年的副鄉長了。 不過，說
馮東明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也不錯。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一些經
歷移植到馮東明的身上去了。同樣，我也把自己的一些經歷移植給了書中的其他人
物。
我對像馮東明這樣的基層幹部的確非常了解，這與我的生活經歷有關。1972年我初
中肄業後去了縣農場當知青。後來我被縣農業局“借”去充當“果樹技術員”，搞
果樹病蟲害防治和果樹整形修剪之類的技術指導，跑遍了全縣的每一個角落，和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