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城镇乡里，到处张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语，整个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大动荡的前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杀气。

记 得到农场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电车，突然发现电车上一片死寂，没有人一个人说话，人的脸在车外一个个驶过去的路灯的荧光下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黑， 让人感到慑人。多年来我总不能忘记那个夜晚向我显示的恐怖，和当时心中突然袭来的在这个长夜中出现的无比孤独。我相信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已经从各种气息中闻 到了血的腥气、预感到了一场血光之灾将要登上中国之陆。虽然人们尚不知道这场灾难来自何方，为什么而来，是谁去杀谁？当然人们更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心 脏，北京高大和讳莫如深的红墙之内，琉璃瓦之下，两个巨头已经不共载天到剑拔弩张的地步，黑雾和怒气正从他们的脚下升起，变成黑色的乌云，将整个京城笼罩 到黑雾之中，然后这些黑云要慢慢弥漫、向整个中国扩散，覆盖住整个中国，像一条条黑龙，张开血盆大口，悬压在中国一个个城镇乡里的上空，等待着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这个血雨腥风来到的前夕，被卷进了灾难。

农场党委听到邵兰新汇报，四队出现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嚣要消灭解放军，党委书记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党委秘书徐仁芳为首的工作组，去四队处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党委秘书徐仁芳山东人，部队转业。但是徐仁芳看起来不像一个军人，白净的脸，整齐的五官，文秀沉静，说话也是文质彬彬的，更像一个文人。

其 实一个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决定于读书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说起话来却是一付鲁莽和无知，不同的只是由于有了博士学位讲起蠢话来更是不容 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却显得内秀和很有涵养的人也到处可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他的身份、职务、经历和当时的极 左气氛使他也在阶级斗争烽火中冲锋陷阵，但是肃杀的气氛仍然不能吞没他稳重的个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于自己没有受到很多教育，对有高等学历的人有着一种天 然的尊重。这种秉性在共产党的部分老干部中屡见不鲜，他们由于自己不能进入和懂得所谓高深的学问，而表现出对知识殿堂和有学问的人的敬畏。反而这种对学问 和有学问人的敬重，在解放后大学生中爬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却无迹可寻了。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当学生时为了要求进步，入党升迁，不得不荒废学业， 肚子中通常没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后，为了自己在学业上的损失，显示了一种对不问政治只读书的人，乃至知识的怨恨。正是这种心态，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对这些 被他们称之为白专的人下手尤为残忍。

一个斗争现刑反革命丘德功的大会在徐仁芳的主持下开始了。

斗争会，这个人类历史上空 前的名词，对于外国人恐怕会像外星上的童话，对于中国人的后代子孙恐怕也难知其详了。虽说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则，斗争会未必就会绝后， 但是百年后的中国斗争会肯定会与他们爷爷奶奶曾经经历过的斗争会大相径庭，可能会添上那时候的中国政治，甚至高科技的特色。如果我不在这里多解释几句，外 国人查百科全书，子孙查历史书，肯定会望洋兴叹，徒劳无得。因为这些不上大堂﹐但是却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东西，中国人是从不将它记载在正 式文字中的。

斗争会源出于土地改革，共产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将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在分地前，必须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先将地主批倒斗 臭，这样农民分地时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从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说。诸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看，土改斗争会往往要经过共产党 派出工作组，反复动员，农民才能发动起来。而我们这里说的六十年代的斗争会无论从形式上，参加人的心态上说已经与土改斗争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没有 一本小说反映曾经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生活重要内容的这种小说。

六十年代斗争会不是从土改斗争会脱颖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脉应该是反右运动。 反右从共产党请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开始，要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直到党认为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不能再言了，就发 生工人农民“不答应”了，走上讲台，要与右派辩论。右派在“工人农民”的讨伐下，不经一击，辩论会很快就变成了右派认罪会。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以中国 人不宽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愤怒”的右派的朋友、亲人、和同事，义愤填膺的，跃跃欲试争取进步的，心怀叵测的和心惊胆战的都必须一 个个上场，轮番与右派划清界线，表示愤怒，这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斗争会诞生了。

斗争会，从五七年诞生，到六十年代，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 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右后的任何单位都具有对自己的下属开斗争会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具有将一个下属打成与历史上的奴隶地位一样卑微的地富反坏 右的无上权利。这个单位党委无法无天的权利已经使社会上的公检法系统形同虚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国人，其做人的基本权利实际已经毫无保障， 丧弘至尽。

斗争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党的积极分子反而不太上场，愈是亲近的同事、朋友、同学、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场，愈要无情。所以从人性上说，斗争会的残忍和冷酷，它的亘古未有，世界独特，正是定位在这第二特点上。

今天有人去责备那时的中国人愚蠢和无情，未必见得公平。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处于其境，都未必会比那时的中国人潇洒。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置于地狱之边，一个个党的积极分子虎睁圆眼看着你是否划清界线，否则就会将你也推入那个万劫不复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从？

这 里说地狱和火海，绝非夸大之词。沦为阶级敌人的严酷确实与陷身地狱只在伯仲之间，它超过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它意味着不经任何审判，不允 任何辩护，不存在任何上诉可能，一个小小的单位党委，转眼之间就可以令一个人丧失工作，家庭，变为像奴隶一样的贱民。贱民在中国社会的意义就是，不管走到 哪里，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残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没有申辩的权利。而且一旦沦为为贱民，就是阶级敌人，终身都是敌人，永无期满之日。其影响将延续到子 孙，他们无论升学和分配工作都由此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这么一个荒唐的，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系统司法的，使每一个 普通人离地狱只是近在咫尺的制度，既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了，到了文化革命发展到它的顶峰。而后由于政府的官员在文化革命中自 己也尝到了这个制度的残忍和不公平，而暂时的被搁置，不再被使用。这里说暂时，是因为，造成这种荒唐制度的根源并没有被充分认识，而待到受过这个制度直接 伤害的官员慢慢将这些记忆淡忘，或者离开人世以后，新的少壮派再在中国升起的时候， 它完全可能卷土重来。

丘德功的斗争会就在群情鼎沸的口号声中开始了：
打倒现刑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军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会场一片肃杀，尤其像我这样已经被戴帽子的反动分子更是提心吊胆，喊口号时拳头举得高高的，声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们说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会场中间，低着头，脸苍白和憔悴，显然已经多夜无眠。

首 先是汪深发言，他有板有眼地叙述了，他怎样在办公室办公，下班的工人怎样一个个走过队部门口，然后大部分人都过去了，最后来了丘德功，扛着锄头， 一边走一边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队部门口唱起我是一个兵，最后一句唱的是消灭解放军。他当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听了一遍，还是消灭解放军。

汪深说完， 大家愤怒的叫起口号：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坚决要求严办反革命丘德功！

接 着是批判发言，几个显然已经事先安排好的发言一个个轮流过去。最后是主持人徐仁芳讲话，他的话也是这类会议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批 判，进一步交待你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对抗是死路一条。讲到这里，看来会议应该接束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对丘德功说，丘德 功，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帮助你，你对大家讲一讲你的认罪态度。

徐仁芳出乎常规的给了丘德功一个说话的机会，连丘德功自己都没有料到，谁也不知道徐仁芳为什么这样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马上反映过来了，他的机会来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来，跪了下来：

“请大家饶了我吧，我就算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会傻到大白天去唱消灭解放军，我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我不为自己想，还要为她们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们怎么活下去啊”

说到这里丘德功已经声泪俱下，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将两条腿挪动着，跪到了汪深的面前：

“汪师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过去如果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这里我向你赔罪，汪师傅啊，消灭解放军和消灭蒋匪军，两个音很接近，很容易听混的，告诉大家你没有听清楚吧！”

谁也没有想到斗争会会变成这个样子，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北京的大学中，马上就会有要求入党入团的进步分子跳起来，声色俱厉地指着丘德功的鼻子叫邱德功老老实实，不要演戏，可是这里不是北京，下面坐的不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工人有跳出来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着徐仁芳， 现在应该是主持会议的主持人严词呵斥丘德功站起来，回到会场中间去，可是徐仁芳像个没事人一样，他的眼神中闪出一种迷离的光芒，望着我们看不到的空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汪深尴尬地面对着跪在地上向他求饶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这个时间继续了大约一分钟，这是极为静寂的一分钟，大家都屏气敛息的看着汪深，等待他说话，终于一个工人家属不能忍耐了，叫了起来：
“汪师傅，丘德功在问你呢，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

“我，我”
汪深支吾着，不知说什么好。

从干部转为工人的李云飞忍不住了：
“汪深，你听清楚就说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就说没有听清楚，大家等着你说话哩！”


李 云飞出身烈士，深得领导信任，过去在人事保管挡案。但是他有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别强的理解力，却没有起码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将他理 解的事情和东西，不管是否合乎时宜，用非常极端和尖锐的语言立即表达出来的爱好，他这种没有理智和原则的紧跟形势的第一反应能力，使他始终处于当时正确的 大风大浪的尖头上，而毫不意识不同时期风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对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强烈的第一反映能力所累，由于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领 导和工人，最后被从干部贬为工人，在队里当康拜因手。

会场上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顶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来，
“我，我，我没有听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这句话，等这句话一到，连想也没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没有听清楚，这话怎么能够随便说呢？”

然后徐仁芳大声地加重语气说：

“散会！”

这个斗争会就这样虎头蛇尾，结束了。徐仁芳回去后向党委书记报告汪深没有听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忆这些旧日的往事时，仍不得不对徐仁芳在那个如履薄冰的阶级斗争时代中显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气肃然起敬。

不 幸的是，虽然丘德功逃过了这一劫，这一劫最终是不会放过他了。他的莫须有的尾巴已经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国家政治风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个人做主。 现在不管是邵兰新、汪深、徐仁芳，甚至农场的党内书记茹作斌，都无法再控制丘德功的命运，这就像一个气球，一旦发出，即便线被剪断，飘到了中国的政治天 空，它的命运只能随着天空的风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滚，去喜怒哀泣， 地下望着的人只能叫喊兴叹， 再无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