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LAMAR 的時候，學校有一二百個台灣同學，只有一個大陸學生，後面又陸續來了幾個，但最多的時候也沒有超過十個，那時剛開放不久，大陸人都沒有錢，雖然都是高乾子弟，但手頭都緊俏。

我是以訪問學者去的，我想還是拿個學位回去好，將來回國有好處， 我將這個想法與導師WHITE 說了，他非常支持，他說他幫我付學費。 所以我在做研究同時，也去上課，就與台灣同學有了很多接觸。

那年LAMAR撥了一大筆錢做獎學金，專門到台灣招了近二十個已經有碩士學位的人來讀博士，這些人非常優秀，大部分是大學的講師，無論學問和智力都是一流的，後來在美國我再沒有機會遇到這樣高智商的台灣人，才知道我遇到那批人在台灣也是卓然不群。當然這些人嫌學校差，後來大部分都轉走了，那是後話，我都離開了。

兩岸隔了這麼久，雙方都對對方很好奇，我們常常在食堂吃飯時相互交換一些信息。 一開始很謹慎， 說話時都是探索性的，往往乘周圍沒有人的時候，問一些敏感的問題。那時候台灣在美國的勢力很大，學校里有職業學生，監視其他人的行動。倒是我沒有顧慮，孤家寡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們非常驚奇我的直率，什麼都說，還是公費的，當他們知道我勞改過後，對我非常同情，常常問起我勞改的生活，我告訴了幾個片段，他們聽的時候眼睛常常紅紅的。

一開始，雙方說話大部分都是無關緊要的問題，有時候會突然假裝無意問一個問題：這些問題才是他們真正想知道的，有一個同學問我，是不是在大陸小鄧（鄧麗君）比老鄧還受歡迎，我說大家確實非常喜歡鄧麗君，他們聽了恍然大悟，特別高興，說還以為報紙造出來騙他們的，竟然還是真的。他們經常拿報紙上看到的一些消息來與我核對，尤其一些在毛澤東時期的政治迫害的問題。　

我也參加他們學生會主辦的一些活動，尤其是迎新會。我倒是蠻喜歡他們的這種會議式樣的，沒有主席台，也沒有主持人，圍成一個圈，誰都可以講話，有幾個組織的人，也只是站在圈中央，講起話來比大家方便一些而已。然後，就是每個人介紹自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高個子的年紀比較大的念電機研究生的人，他年紀輕輕，頭頂已經微禿了。他的介紹是這樣的，我這次來這裡發憤苦念書，什麼其他事情都不干，否則太對不起我的老媽了，這次離開台灣時，我老媽給我跪下來了，求我這次一定要拿個學位回去， 光宗耀祖，否則他們再也丟不起這個人了。 我在這裡求各位大哥大姐，以後我半夜敲門來問功課時，千萬幫忙給我開門。後來我跟他的私人關係很好，他常來問我功課，他的商業觀點很強，每問一次，都要報答我一下，或者給我帶點吃的，或者領我去哪裡一下，因為他有車，很方便。我告訴他不必這樣，我願意幫他，但他仍堅持。其實我蠻喜歡這個人的，直爽，又幽默。每次和他出去，他總是抄近路，從人家草地穿過去，一邊穿，一邊說，我們中國人現在時間有限，不能像他們那樣死板。然後他補充說： 我是很愛國的，每次我被人家抓住了，如果是壞事，我就主動告訴他們我是日本人，如果是好事我就說是中國人。我發現與他出去，他總是在招手打招呼， 而且都是白人，我很驚奇他認識那麼多人，就忍不住問他， 他說那都是不認識的，他發現白人特別講禮貌，你打招呼，他們一定會回過來， 所以他看到他們就喜氣洋洋的招一下手，我以後注意了，每次確實是他在給別人招手，那種高興的樣子，別人不能不回。

後來我與台灣學生愈來愈熟了，看來我已經取得他們的信任，說話就愈來愈隨便了，我們也經常一起討論一些政治觀點了，這些台灣同學都不複雜，他們普遍認為大陸的根本問題是窮，他們相信只要大陸富起來了，就會像台灣一樣走向民主，我當然覺得不這麼簡單，但是這是很難讓他們明白的，所以跟他們的討論都適可為止。

他們裡面也有幾個政治見解非常激烈的人，信仰三民主義到了與大陸毛澤東時期信仰共產主義的程度，一提起蔣介石父子崇拜到五體投地，就像文化革命大陸崇拜毛澤東一樣，這些人一碰到我，就要宣傳台灣怎麼好，攻擊大陸政府， 我總是聽着，不太與他們辯論。我只是奇怪一件事，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女同學，她們一旦崇拜一樣事情的時候，非常專橫跋扈，激烈，視異為仇，與我在大陸上大學時候一樣，女同學總是容易走在政治風浪的尖峰上。

不過即便像我這樣對洗腦不為然的人，洗腦對我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 譬如說我怎麼看就看不慣台灣的那個青天白日的太陽旗。我與一個台灣學生同宿舍的時候，他在他的床頭貼了一個書本那麼大的小太陽旗， 我看了特別不舒服，我倒不是因為什麼兩個中國的事情，我覺得那個問題對我荒唐，他們倆個政府一會兒好，一會兒打，誰當老大，誰當老二都差不多，中國還是一個，怎麼能變二個。我可能是小時候看那些打國民黨兵的電影受的影響，一看那個太陽旗就覺得刺眼，我就對那個同學提出來了，他對我的為人很清楚，沒有往政治鬥爭那個方向想，就將它取掉了。

我跟台灣同學的講話後來到了很隨便的程度，我知道他們都當過兵， 看着他們一個個文弱書生的樣子，我覺得他們要是跟中國解放軍打起來，那就是要被屠宰。我真的很同情他們，不忍心看着他們被殺，就跟他們說，要是與大陸打仗了，你們千萬別認真，趕緊逃。這是不能打的，你們不是跟我這樣的人打，你們要跟大陸的農民打，那些人在文革中，走資派出錢給雙倍工分，他們就拿着刀，衝上去，見人就砍，你們有這個膽量嗎，現在給你一把刀，你敢砍我嗎？ 他們想想不能，非常誠懇的謝謝我告訴他們這些肺腑之言，說他們記住我的話了，一點也沒有懷疑我這是蠱惑他們軍心的話。  

有一天，他們很神秘地對我說要我去看電影，是成人電影，說時還相互眨眼睛，有點神秘，我也不明白什麼是成人電影，就跟他們去了。到了那裡一看，居然都是不穿衣服的，從頭到底都是做愛，我非常驚奇。看完後他們對我的反應特別感興趣，因為他們覺得大陸人很保守，從來沒有看到這樣的東西，一定會洋相百出，我跟他們說這東西我從來沒有看過，看一次是很值得的，見見世面，但是我絕對不想看第二次了，因為太單調了，從頭到底都是這個，一點情節都沒有，我覺得這是老美的通病，搞什麼東西都太過分了，就像他們做的蛋糕，死甜，沒有其他味道。他們聽了有些失望，因為他們覺得我應該特別激動，他們都蠻喜歡看的，他們在一起時常常談這些事情，而且津津有味，這一點跟我們很不同，當然我不知道大陸開放後會不會也這樣。

他們也告訴我很多台灣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弄虛作假的事情，我在台灣的罐頭裡吃到鵪鶉蛋時，他們就告訴我是假的，他們說台灣人專門會做假，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他們有個大名鼎鼎的托福補習班，好像是叫光華補習，他們告訴我他們考托福，GRE 全靠這個補習班，關鍵是考試的那一天，他們全待在補習班裡，光華派出了多個英文高手到美國去，參加那裡的考試，每個人的任務就是各記住幾個題目，然後連夜用電傳送回台灣，光華那天夜裡徹夜不眠，另外有高手立即解題，在那裡的學生馬上強記答案。所以參加光華沒有考試考不過去的。後來美國發現了這個漏洞，就改成台灣第一個考試。我聽了這些事，倒也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種似乎早就熟悉了的感覺，真是同文同宗啊，感到我們之間更接近了。所以大陸說的兩岸血熔於水，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台灣學生留學美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他們來了後，不管家境貧富，都去飯館打工，訓練一種獨立精神，不知現在來的台灣學生還有沒有保留這個好傳統。

我在LAMAR 待了二年，按照規定就要回去了，其實我當時已經被TEXAS  A&M 接受念博士了，我左右考慮還是按規定回去吧，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懷疑。 回去前，我想到應該給我家裡人買些東西。我沒有車，每次買東西就請台灣同學帶我到MALL 去。有一次在一個服裝商店裡看到小女孩穿的連衣裙，我想我走時女兒二歲，現在四五歲了，一定很高了，穿着這件裙子簡直像個小公主，我反覆看這個裙子，下不了決心買，因為太貴了，後來我將這件事忘記了。

在我快要離開美國的時候發生了兩件事。

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看書，那個拉我去MALL 的姓楊的同學來了，他走進我宿舍，神色有些緊張，問我出去不出去，我說不，他又問我，會有人來嗎，我說不會，他說他有一樣東西要給我，說着就走了。過了幾分鐘，他來了，帶來一個裝潢非常漂亮的盒子，裡面有兩件小女孩的公主裙， 我感動得難以說話，就要給他錢，他很嚴肅的說，不能，不能，然後緊張的看看門，說清你收好，不要讓別人知道，我走了。我記得他在台灣是清華大學的一個講師，其他一無所知。

還有一天，也是晚上，來了一個台灣同學，帶來一小瓶酒，他說， 他知道我要走了，知道我非常簡樸，從來不喝酒，但是臨別了，他想送我這瓶酒，他說這是非常名貴的法國酒，叫我千萬別送人，要自己喝，在中國的家中喝。我因為實在不會喝酒，覺得喝了也是浪費，後來還是送人了。

啊，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啊，那時我正當壯年，四十歲左右，現在我已白髮蒼蒼，可是回首想起這些事仍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