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是耄耋之年，恐怕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將我一生許多精彩的事情講給大家聽了，所以一切從簡，將許多不同時間，不同內容和感情的事情合在一起，這就是這個題目的來源。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內容從我當學生起，到我第二次出國，前後蔓延將近三十年，經過完全不同的時代，它實在是一本書的內容。

（一 ）六十年代在北京石油學院當學生的日子

一九六零年，我進了北京石油學院，我是從上海來到北京上學的，一到學校我就常常被編制在一排學生隊伍中，順着口令叫一，二，三，四，正步走，這時候我感到很不舒服，尤其在紅旗操場上，我們被排成一字長蛇陣，一個個挺胸凸肚，等待院首長檢閱，高聲喊叫院首長好，院首長回叫同學們好，這時候我的不舒服達到極點。

五十年代，上海的中學基本還是民主社會體制，與國民黨時的機制差不多，而北京的這些新大學都是依照共產黨的組織形式建立的，嚴格說這不是大學，更像延安幹部集訓的地方，又像軍營，裡面的人想盡方法表現自己的忠誠，出人頭地，渴望能夠入團，入黨，得到遞升。在這裡，鄉下人，城裡人，上海人，家裡背着歷史問題的人，父親是右派的人，出身不好的人等等，一個個都施盡解數，絞盡腦汁表演，為了得到黨的歡心。而我對學校的理解仍舊是我到北京求學來的，所以每天跑圖書館，找我喜歡的書看，與我周邊每天在走廊上找黨員和團書記匯報思想，要求入團入黨，要求進步的同學形如陌人。

當然我後來的倒霉還不是完全因為這個格格不入，這個狀態至多將我定成思想落後， 還不至於被踢出人民隊伍。不僅如此，我根本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反動學生，因為那些後來將我定成反動學生的罪狀在我身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一個學校怎麼能夠將沒有的罪行加到自己的學生身上，送去勞改？做這些事情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師，而且做這些事的老師還會受到學校嘉獎，得到提升，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是這是共產黨統治下發生的非常真實的事情。我在後面的文章里會告訴大家這些事情。今天寫這些的時候，中國的學校已經再也聽不到老師整學生反革命的事情，代以很多大學教授搞女研究生的事情了，所以中國的社會還是進步了。

我進大學時的院長和黨委書記是閻子元，他資格很老，是六級幹部，論資歷應該在更高的位置，至少是部長，但是由於沒有文化，能力不強，才被安排在石油學院當書記。他在學校時，不太管事，大權都在付校長賈皋手裡。 這時的石油學院還是比較太平的，石油學院變成北京的極左學校是從他離開後，玉門地委書記劉長亮調到石油學院當書記後開始的。

石油學院還有兩個付院長，石申和孫卓夫。 石申是共產黨女幹部，人很和善，在我被定為反動學生後，可能根據每個領導都要單獨接見我一次，寫上他們的意見的規定，一個晚上石申到宿舍單獨見我，一點沒有其他領導幹部的那股官氣和殺氣，在灰黃的燈光下，不知為什麼，我隱約感到她目光中含有憐憫，在我後來到農場與延安幹部張瑜成為生死之交後，我才明白我那時對石申的感覺不是自憐，延安幹部經過太多政治運動，他們完全明白運動中遭殃是怎麼回事。

當時的我還很幼稚，要經過更多的人生後才明白共產黨內最可怕的不是老幹部，而是那些從中國社會中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四面八方要擠人共產黨隊伍，或者已經擠人共產黨隊伍的革命幹部，其中又以家庭有問題的人最為可怕，他們穿的破破爛爛，或穿着洗的發白的軍人的舊衣服，或者將新衣服搞得皺兮兮，打上補丁，他們還喜歡將上衣披在身上，兩個袖子空蕩蕩的掛在兩邊，似乎是在假扮西北老幹部，講話粗魯，完全是一副沒有文化的工人農民的樣子，在60年代的北京大學校園中橫行霸道， 不可一世。

文化革命將這些幹部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歷史用大字報公開的時候，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人根本不是什麼工農家庭出生的，更不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一個個不是國民黨大官的後代，就是資本家的子孫，更多的是社會上三教九流的後裔，什麼開澡堂妓院的，什麼人物都有，這些人真的是超流的演員，比電影上的演員的演技高出幾個台階，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在演戲，而是完完全全的變成革命人物了，不是文化革命，我絕對不會想到共產黨的大學成了共產黨追逐趕殺後四處逃命的所謂反革命和階級敵人後代躲避隱身的地方。在這裡他們將本來就殺氣騰騰的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理論發展和推舉到，那些農民起義造反的共產黨幹部無法攀登的高度，使六十年代的北京成為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們嚮往的聖地，搞得當時的大學生一個個神經兮兮，以為自己真的擔負着解放全人類命運的重任，走起路來都挺胸凸肚，雄赳赳，氣昂昂。

我們常常被一排排的站在高低不同的凳子上，在那裡高唱國際歌和革命歌曲，一唱就是幾個小時。指揮我們唱歌的就是這些隱瞞了出身的地富反壞右後代的共產黨政治幹部們。他們慷慨激昂，充滿了革命的激情。我這麼說是不是有些偏見， 不是的，在中國這個中共開盤的殘忍的政治舞台上， 得天獨厚的紅血統的子弟們，正在享受他們父輩為他們掙得的特權，根本不屑於來做這些殺氣騰騰的表演， 只有到了文化革命，他們高官父輩的地位受到挑戰時，他們才露出了兇惡·的嘴臉， 與人民群眾勢不兩立。所以說人性的水平大致相同，說到底，人是利益的動物，他們在不同的處境下展現不同的狀態而已。所以那時候是出身不好的共產黨表演的時候，出身越不好，表演越是賣力。

還記得我們當時唱的歌，有一首歌歌詞是這樣的：

“山連着山 海連着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海靠着山 山靠着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紅日出山臨大海
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時代
看舊世界正在土崩瓦解
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
已經到來
帝國主義反動派妖魔鬼怪
怎抵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
哪怕它紙老虎張牙舞爪
戳穿它 敲碎它
把它消滅 把它消滅”

唱得天昏地黑，熱血沸騰，激情滿懷，滿眼望出去， 好像面前都是一個個簇擁的等待我們去解放的受苦受難的人頭，全世界都在向我們呼救。

六十年代的北京的大學啊，那個充滿鬼魅詭詐， 波譎雲詭的地方，我們怎麼能忘記那段人的虛偽和殘忍到了極端的時代，它是那麼骯髒，以至於今天的歷史書，今天的中國文人都不願，或者沒有臉皮去觸及它。如果我不提這些事情，恐怕會被中國人，中國歷史忘得乾乾淨淨，當然外國人就更不知道六十年代的中國大學生曾經熱血沸騰地要去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他們的天方夜譚了。

這裡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這件事發生在政治課上，那是六十年代中國經濟困難時期，物資非常稟乏， 市場上什麼也沒有，一切都要憑票供應，後來市場上突然出現了一種高級糖，要十元一斤，要知道這個價錢是天價，因為原來正常時的糖果是一元左右一斤，並且那時候普通人的工資也就四十到五十元一個月，怎麼可能花十元去買一斤糖。 政治老師先是大罵資本主義國家欺騙老百姓，剝削老百姓，然後他話鋒一轉，說起高級糖，問大家， 我們現在的高級糖要十元一斤，是不是國家欺騙人民，故意抬價，讓人民幣回籠，然後讓大家回答，令人驚愕的不是他的問題是一個陷阱，充滿邪惡，等着大家跳進去，而是課上沒有一個學生上當， 認為是不公平，是人民幣回籠·， 大家都一致說人民政府不會欺騙人民，高級糖所以這麼貴因為裡面有高級營養。

我至今不知道這件事是這些學生是已經被教育到真正相信高級糖有高級營養，人民政府不會欺騙人民，還是每個人都在共產黨領導下煉成了金剛不壞之身。

孫卓夫是國民黨軍隊的旅長，帶着隊伍起義過來的，因為起義有功，被安排在石油學院當付院長，沒有實權，分管體育。

副院長孫卓夫有着非常強烈的軍人氣息，走路背挺的很直。有一次我到南教樓廁所小便， 正好孫卓夫也站在我旁邊，一般來說學校高級幹部是從來不來這些學生廁所的，不知為什麼孫卓夫那天也來這裡，我們並排站着一起小便，他挺直腰背的那種軍人氣息不知不覺的像電流一樣通到我身上，我感到那次小便時間特別長，以至於六十年後的今天還能回憶起來。

我對孫卓夫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是1962年左右，他在學校大會上的一次大罵食堂工人的發言。

那正是國家經濟遭荒，餓死很多人的年代，物質非常匱乏，學生一個個餓的面黃肌瘦，每次去食堂都是愁眉苦臉，面對的都是幾個玉米餅，和一些沒有油水的清水煮菜。但是食堂有時會開幾個豬肉罐頭，放在幾千人吃的菜湯里，誰吃到誰運氣。

有一次，一個學生排隊打飯，掌勺工人正好舀起了一塊肉在勺的中央，但是他沒有給這個學生，用手抖了幾下，那塊肉抖下去了。 這個學生非常生氣，就抗議了。這個工人一腳向那個學生踢去。要知道那時候學生長期營養不良，都是很虛弱的，而食堂工人不愁吃，每個都是膀大腰圓，滿面紅光，這個學生哪能經得起他這一腳，在地上滾了幾個圈才停下，這下積累了長期憤瞞的學生不答應了，幾個學生沖了過來，要打那個工人，登時食堂的其他工人也圍了上來，這個食堂有四五十工人，馬上形成對峙形勢，大戰一觸即發，學校領導和保衛科馬上來了，以犯政治錯誤威脅學生，將學生驅散了。 因為當時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的時代，所以學校絕對不敢得罪工人，會犯政治立場錯誤。我用這件事件說明下面的事情，作為一個國民黨起義過來的軍官下面這樣做要有多大的膽量。

一次學校大會上，孫卓夫講起話來了，我們都很奇怪，作為分管體育的領導，他是很少在大會上講話的。他那哪是講話，聲音非常大，聽起來非常生氣，他告訴學生，春節北京市分給學校食堂三頭豬，他們給了院長辦公室小灶半頭豬，給全校幾千學生吃半頭豬，他們食堂四五十個工人吃兩頭豬，他們不但白天吃，還晚上吃，邊吃邊放音樂，男男女女抱在一起跳舞 （經濟困難的那幾年，北京鼓勵跳交誼舞），非常無恥，他說到後來簡直氣得在怒吼了。學生聽了也群情沸騰，都坐不住站起來了，但是在那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都年代，又能拿工人怎麼樣呢？ 結果當然不了了之。

作為國民黨起義的孫卓夫敢於這樣講話的政治風險是非凡的，雖然後來沒有人和他算賬，我們還是非常佩服他的勇氣。

還有一次是在學校紅旗操場，操場上空無一人，天空下着傾盆大雨，雷聲轟鳴，電光閃閃，他一個人站在紅旗操場的主席台上，麥克風開的很大，他的聲音很大，悲痛憤瞞，對着空無一人的操場在叫喊，叫喊的話不完全聽的清楚，但含有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字句，他在石油學院分管體育，石油學院在北京什麼都不起色，是很差的學校，唯有體育突出，可與清華較量，所以有人譏諷石油學院是體育學院，體育一馬當先。他應該是受了什麼刺激，才這麼憤怒，在雷雨中獨自叫喊。我至今難以忘記他在雷雨中叫喊的聲音和模樣，像一頭受了傷的獅子：

他心中應該壓抑着多少痛苦才會這樣一個人在空無一人的暴風雨的操場叫喊啊！

在幹部都收到衝擊的文化大革命，石申和孫卓夫都沒有收到很大衝擊，因為他們在學生中和教師中沒有什麼民憤。

下面談到劉長亮，他是玉門地委書記，62年左右調到石油學院當黨委書記，他來的時候，與其他院長穿着整齊的人民裝不同，總是穿着一件黃色的皮夾克，在校園裡挺着大肚子轉來轉去，好像在看什麼，這一點很特別，沒有一個其他學校院級領導這麼逛的。我想他這是在適應學校環境吧，因為他是從石油基地調過來的。

劉長亮的最大特點是整學生，1964年北京市大學的畢業生清理思想運動中，在他的主持下抓了十一個反動學生，遠遠超過其他學校，報到北京市委，大學部部長宋碩不肯批，要他去掉幾個，但是他不答應，親自跑到北京市委與宋碩吵了起來，最後宋批了。

在清理思想運動開始的時候，有兩個學生自殺了，他在大會上說，“學生就像麻雀，抓在手裡不緊就飛走了，抓的稍緊，我還沒有用力就死了。”說到這裡，有學生舉手遞條子，拿上來後，他看了一下，讀給大家聽，我們強烈要求將這兩個自殺的學生開除出學生隊伍，他們不配當學生，讀完後，劉長亮哈哈的笑了起來，我看不必了，他們已經將自己從學生隊伍中開除了。說後他又古怪的笑了起來，那個笑聲非常的刺耳 ，像鴨子的叫聲，噶，噶，噶噶，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就是在1964年劉長亮主持的畢業集訓運動 （又名清理思想運動） 中被定為反動學生， 送北安大慶農場勞動考察二年。

定為反動學生後，送農場前的三個月中，不論我走到哪裡，都有三個學生看住我， 班裡的學生輪流值班，搞到後來，大家都怨聲載道，把這個額外負擔怪罪到我身上。可是我去怪罪誰呢？ 怪罪劉長亮，文世鵬？ 是他們讓我當反動學生的，讓他們來看住我的？

在這段時間中，有兩個人我是不能忘記的， 兩個都是女性，第一個我連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我過去跟她根本沒有交往，只知道她是我同班一個出身地主同學的女友，這個同學雖然沒有定成反動學生，但是過關也非常辛苦。 沒有想到他的女友公然走到三個看守我的同學面前，安慰我不要過分難過，要保重身體。應該說這是非常有風險的事情，如果看守同學去報告領導的話，她就麻煩大了。

另外一個是何瓊西，她是我們年級最漂亮的女生，是廣西人，舞跳的很好，一進學校就被年級的黨書記老潘盯上了，被封為年級的幹部。但是好景不長，很快就被撤去了所有的職務，以後在年級中消失了，參加了學校文工團，一直在跳舞，成為學校中很活躍的學生。

我跟她不同班，接觸不多，唯有一件事記得很深。有一次她突然走到我面前說， 你應該買一部自行車，我是當時年級中為數不多的自費上學的學生，大部分同學都來自農村，拿助學金，所以我是能買得起自行車的。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我買自行車？我說我不會騎自行車， 她說有我哩，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有她就可以，我屬於那種早上學，在班裡總是年紀最小，對男女情愫開智晚的人，她說你怎麼不明白呢? 我還是不明白，但是對於她不當幹部了，也不在年級中很活躍了，突然發生了興趣， 她說老潘非常壞，我更不明白了， 這跟老潘壞有什麼關係呢？ 她有些急了，你怎麼什麼都不明白呢？ 當然一年後，老潘將年級中第二漂亮的女學生肚子搞大了，被開除黨藉，撤消職位，送遼寧農村老家，他老家正有一個農村老婆和三個孩子在等着他哩。但是不知他通過什麼關係，還是留在學校里，在器械操場看管體育器械，沒有回東北。到這時候，我再笨，也明白老潘壞是什麼意思了。不過我一點也不遺憾，到了今天回頭看去，人的一生和未來早已確定了，它們總是在遠處什麼地方等待着你，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如果我那時候太明白，與她好上了，以後的日子怎麼對得起這個女孩子呢？

我至今天不能忘記她的是我當了反動學生後，她竟然非常勇敢的直走到我的面前，大大方方地面對着三個看守對我說， 請不要灰心，努力早日摘去帽子，你的前途仍然輝煌，我一定會看到的。我聽了後，眼淚盈眶，六十年過去了，仍然不忘。

畢業後，何瓊西與我們班上年年齡最小的上海同學劉甦結了婚。我被送農場勞改後，劉甦將我遺留在宿舍中的一些東西，包掛鞋，書等打成了一個包裹，送回我上海家中。母親告訴我，劉甦將東西交給她時說了一句： “上海人太壞了”。 母親不太明白其中的含意。其實他這麼說是因為當時在斗我的時候，班裡的上海人非常無恥，火上澆油，不如班上的其他地方同學能守住節操。 我和劉甦老家都是江蘇如皋人，父母早期搬到了上海，他父母是中學教師，我父親是醫生，所以雖然我們都是在上海長大的，都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

到了美國的幾十年中， 我常想起劉甦和何瓊西， 那年回國時，想給他們送些東西，想來想去，我買了一塊非常純淨的水晶， 花了很大力氣找到一個刻字專家肯刻中文字，在水晶裡面刻了八個字，高風亮節，永銘記憶。

我在上海與過去的同學會面時，特別邀請劉甦和何瓊西去上海，他們在揚州，離上海不遠， 結果劉甦來了，我將水晶鄭重的送給他。五十年過去了，劉甦也變成老人了， 何瓊西變成什麼樣子了？ 為什麼她不來見我呢？她不是說過會看到我重新振作的嗎？記憶中她長得像希臘的女神，非常高貴和純淨，不見也好，這樣我的記憶中保存的永遠是她希臘女神的樣子。

我將水晶交給劉甦的那個場面是非常沮喪的， 沒有鼓掌，沒有讚揚，反倒是有人說，我對你們這些人（指我這些曾經被打成反動學生的人）也是從來不歧視的，他一直認為應該平等對待，其實這個話本身就是歧視，只是他自己不明白而已， 而他這麼說的意思是劉甦和何瓊西的行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有點小題大做。 五十年過去了，這些同學一提起我還念念不忘我當年是反動學生，他們覺得能夠平等對待我們，不歧視我已經是對我很大的恩惠了。

接着下面就是他們對我挑戰了，他們可能從街談巷議知道我的一點歷史，考取公費出國，得到博士學位， 定居在美國了。我相信他們並不知道我被石油學院請回去教書，並破格提升為副教授的事情，也不知道石油大學校長几乎是懷着學校對我的愧疚又讓我出國，而且從來不問我為什麼不回國，所有這一切，我以為是他們覺得學校以前對不起我，他們應該做的。現在我這裡遇到的是他們一個個表明出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他們去考，也是可以考上的，問題他們沒有興趣。這時候我覺得我和他們的距離可能比離火星還遠，我毫不懷疑如果再來一次毛運動，我還會當反革命，心裡暗暗慶幸我終於離開了這個可怕的地方。 同時心裡暗暗決定再也不見這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