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萬與3千萬——日本人的南京屠殺與共產黨的“自然災害”對比
引言:兩個數字的震撼
在中國近現代史中,有兩個極為沉重的數字,反覆出現在公共輿論和政治敘事裡:30萬與3千萬。
30萬,是指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遇害的平民與戰俘。
3千萬,則是1959年至1961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政策下製造的大饑荒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一個是外敵屠殺,一個是內政災難;一個是六周間的血腥暴行,一個是三年間的飢餓死亡;一個已被國際公認,一個長期被官方掩蓋。它們之間不僅有數字上的百倍差距,更有文明史意義上的巨大反差。
本文試圖通過這兩個數字的對比,揭示中國歷史與社會的深層教訓:外部暴力可以摧殘一個民族,但內部專制卻能更徹底地毀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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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0萬:侵略與屠殺的民族記憶
1. 歷史背景
1937年12月,日本侵華軍攻陷南京。六周時間裡,日軍對城內的平民與戰俘展開慘無人道的屠戮。學術界普遍認定,死亡人數在30萬左右。這場屠殺包括:
大規模的槍殺、焚屍;
婦女遭受系統性強姦(估計超過2萬起);
隨機性暴行,如活埋、肢解、火燒、強迫親屬互殺。
2. 特徵
外來性:屠殺來自外部侵略者,是軍事征服的殘酷延伸。
獸性化:許多日軍士兵將中國人當作實驗品與取樂對象,完全喪失人性約束。
文明衝突:南京大屠殺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與人類文明的尖銳對立點。
3. 歷史後果
南京大屠殺深深塑造了中國的民族記憶:
它強化了中國人“受害者民族”的心理。
它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權建構合法性的工具:以民族仇恨來凝聚內部團結。
它也成為中國對日外交的武器,每逢摩擦便被喚起。
因此,南京大屠殺的30萬,是外部暴力給中國帶來的血腥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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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千萬:和平年代的制度性殺戮
1. “大躍進”與烏托邦狂熱
1958年,中共提出“大躍進”,目標是“鋼鐵產量15年趕超英國”。毛澤東要求全民煉鋼、農業公社化,全國陷入“共產主義大煉爐”的狂熱。
虛假報表:各地層層加碼,虛報糧食產量,畝產幾萬斤的荒唐數字比比皆是。
強制征糧:在虛高產量的基礎上,國家徵收“超額糧食”,導致農民連口糧都被奪走。
公社化:取消私人耕種和家庭儲糧,農民徹底失去生存保障。
2. 饑荒的全面爆發
1959—1961年,糧食危機爆發,全國出現餓殍遍地的慘狀:
河南信陽地區,數十萬農民活活餓死;
安徽、四川、甘肅等地出現人吃人現象;
倖存者口述記載,整個村子只剩寥寥幾人。
據學者楊繼繩《墓碑》、丁抒《人禍》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000萬。
3. 政權的掩蓋與冷漠
與南京大屠殺不同,大饑荒並未被官方正視:
話術掩蓋: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責任推給天氣與蘇聯援助中斷。
言論封禁:直到1980年代,才逐漸有倖存者口述流出。
冷漠殘酷: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說:“餓死人是要死的,不死人是不現實的。”
由此可見,這場災難並非自然,而是制度性的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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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0萬與3千萬的對比
1. 外部侵略 vs. 內部暴政
南京大屠殺的責任主體是日本軍國主義。
大饑荒的責任主體是中國共產黨。
前者屬於外部戰爭暴行,後者卻是和平年代的體制性惡果。
2. 六周 vs. 三年
南京大屠殺在六周內造成30萬死亡。
大饑荒在三年間餓死3千萬。
速度不同,但結果更為慘烈。
3. 記憶與遺忘
南京大屠殺成為官方教育與國際宣傳的核心。
大饑荒則被刻意掩蓋,倖存者長期噤聲。
這種選擇性記憶,使中國民族心理嚴重畸形:敢記住外敵的屠殺,卻不敢直面本國政權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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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明意義上的反差
1. 南京的30萬:告訴我們外敵的殘暴,提醒我們民族必須自強。
2. 饑荒的3千萬:告訴我們專制的危險,提醒我們制度必須限制權力。
如果說南京大屠殺是民族主義的傷疤,那麼大饑荒就是政治文明的審判。
沒有民主與自由的制度,在和平年代製造出的災難,可以比戰爭更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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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與證據
《墓碑》:楊繼繩親自調查數十個縣,確認死亡人數遠超官方統計。
倖存者口述:許多老人至今仍噤聲,因怕被指“抹黑黨”。
毛澤東言論:“餓死幾千萬,有什麼大驚小怪。”(據廬山會議記錄)
日本戰犯供詞:在東京審判中,部分日軍軍官承認南京屠殺。
對比之下,一個民族對外敵罪行錙銖必較,卻對內部政權的惡行三緘其口,這是何等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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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當代的政治利用與歷史失衡
1. 南京30萬:成為對外外交工具,用於激發民族主義。
2. 饑荒3千萬:成為被掩蓋的“禁區”,任何研究都被指“歷史虛無主義”。
這種歷史態度,實際上阻礙了中國真正的文明進步。因為一個民族如果只記住外敵的屠殺,而忘記本國政權的人禍,就永遠無法建立健康的歷史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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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完整記憶才是真正的民族覺醒
南京的30萬不該忘記,饑荒的3千萬更不該掩蓋。
前者提醒我們警惕外敵的侵略;
後者提醒我們必須約束自身政權的權力。
一個民族若只敢控訴他國的暴行,卻不敢審視本國的罪惡,這個民族就無法真正走向文明。
紀念南京大屠殺的30萬,不應成為遺忘大饑荒3千萬的藉口。 真正的民族復興,不是選擇性記憶,而是完整地面對歷史,直視外部侵略與內部專制的雙重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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