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的領袖人物? 如何評論中國歷史中的領袖人物? 我相信至少以下幾點是公認的:
一，不能脫離歷史時期和當時的環境條件，這是分析問題的學術方法；二，必須依據事實，據實引用歷史的記錄資料恐怕是必須的條件。不然，只憑自己的好惡，張嘴就評，連個依據都給不出，那就無法給出嚴肅結論。三，評論一國領袖，需要了解世界上國家和社會生存發展的客觀規則和相關理論。四，需要有哲學理論和辯證法需要有分析研究的認真態度。下文中的演講，給出了學術評論的這幾個方面，並且採用的視角更家新穎，引人深入。
湯安歡迎有學術能力的反駁者。］
“開天闢地大地法”
―――在紐約大學中國中心對學術同行的演講 演講: 韓毓海，北京大學教授，紐約大學訪問教授
現場口譯：廖世奇，翻譯家，紐約大學教授
2008年11月18日 ，紐約百老匯大街315號，紐約大學中國中心
1，我們時代的知識狀況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曾將20世紀定義為“短暫的世紀”。他說：20世紀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推遲開始，又以1991年蘇聯的解體而提 前結束。他還指出：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與黃金脫鈎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轉型，是“短暫的20世紀”陷入危機的標誌，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危機 只不過是那場危機的延續，唯一不同的是：當危機蔓延之時，整個世界都已經喪失了關於新世界的想象，而且，至今也沒有20世紀那種革命精神、首創精神復活的 任何明顯跡象。在這個意義上，“短促的20世紀”終結之後，人類歷史退回到比19世紀更沒有希望的特殊時代――而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按照霍布斯鮑姆的論斷，我們實際上已經告別了“短促的20世紀”，重新回到“漫長的19世紀”很長時間了。而這甚至是一個連19世紀的矛盾生長點都 不存在的特殊時代，眾所周知，霍布斯鮑姆傾向於把19世紀稱為“最激進的時代，同時也是最保守的時代，是最有希望的時代，同時也是最絕望的時代”，――但是，我們的時代卻並非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過都是穿着21世紀華麗服裝的“死人”而已。對中國知識界而言， 1990年代的“告別革命”和1980年代以來的“重新補啟蒙和資本主義功課”的主流意識形態交相輝映，實際上，也正是這種“新啟蒙”把我們幾乎不可逆轉 地帶回“過去”：漫長的19世紀甚至“晚清”。
“一切已死的傳統，象夢魔一樣纏繞着活人的頭腦”，馬克思的這句話仿佛就是我們時代的的知識狀況的控訴，根據這種“過去”的、或者“死人”的知識， 根據這種陳舊的知識和對“知識”的庸俗理解――今天“理性”被理解為“計算”、“算計”和操作，所謂“合理的知識”也就是現實的、能帶來收益、利益和利潤 的知識。
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實證主義成為主宰當代知識的意識形態，它無非意味着我們是作為“個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須 趨利避害（功利主義原則），為了活得或者“混”的好一點，必須懂規矩、會鑽營、會算計（實證主義和理性化原則），今天，“知識”不過是在市場上叫賣的豬肉而已。――顯然，這種所謂的“知識”，這種對於“知識”的理解，首先是對中國漫長的知識傳統的巨大諷刺――因為在漫長的古代中國，知識意味着對存在的秩序 （道）的謙虛聆聽，“求知”也就是“求道”，或者說求知就是“追求真理”。――“朝聞道夕死可矣”，為了追求真理和“大道”而不惜犧牲生命，而這就是歷代 中國仁人志士的“知識觀”。
這種“死人”的知識和對知識的庸俗理解一直解標榜自己是“現代的知識”，但是，它卻絕非是“現代”的。眾所周知，正是在現代知識的視野里，“實踐” 優於“理論”，而所謂“知性”不過是從屬於意志的手段和表象而已。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一句格言表明了現代知識的基本態度：“哲學家們只是用 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意味着所謂“知識”就是指否定和改造現存秩序的方式，而不是對現實存秩序的理解、適應甚至認同。
這就是馬克思為什麼仿佛是接續着康德的論述這樣敘說道：在人類的認識過程中，“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的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個目的是他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着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對於在座的康德的熟練讀者來說，這句話當然一點都不 陌生，因為正是康德提出：所謂認識的過程，就是對現存和現實秩序進行否定和改造的實踐過程，這好比用木頭加工椅子一樣，椅子來源於木頭，但製作椅子的過程 卻是對木頭的生命體的否定和改造，而我們在用木頭造椅子之前，“已經在頭腦中把它建成了”。
那麼，究竟什麼是知識？
一個最簡明的回答就是：第一，追求知識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知識是改造和變革現存世界的方式。而這就是人類的知識傳統和現代 知識的真諦。但是今天，無庸諱言――這種對知識的理解，卻如同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樣不可逆轉地衰老了，古往今來的聖賢們也仿佛在一瞬間統統離我們遠去了，我 們確實進入了“大知不如小知”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時代的知識狀況實際上遠遠不如19世紀。
而今天促成我們聚集在這裡的部分的原因，就是為了再次重溫和聆聽人類“短促的20世紀”那開天闢地的悠遠歷史回聲，去重溫那已經成為“絕響”的真正 的知識的聲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撫今追昔，馬克思的話是多麼令人神往，――他說：“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 提高想象中的某一新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迴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新遊蕩。”
讓我們通過對一位偉大前人的追隨去重溫知識的真諦吧――因為這種真正的、正直的知識在我們的時代恐怕已經絕跡了。而我們今天在此討論的這位思想家， 這位平凡而波瀾壯闊的知識分子，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已經去世32年了，但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留給了我們，從而使得我們能夠在這裡跨越時空和國界，能以 他生前或許最喜歡的方式來談論他，――即不是把他作為一位“主席”，而是作為“偉大的導師”來對待，正如瑞貝卡 卡爾教授所說：“我們都是他孜孜不倦的讀者和學生”。
1972年，毛曾對尼克松總統開玩笑說，希望有一天他能來密西西比河暢遊，――那麼，就讓我們此時此刻在曼哈頓的討論，成為了卻這位偉人遺願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吧。
59年前的1949年，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我們正在走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走過 的極其光榮而偉大的道路，――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世界上任何一種力量也不能阻擋的。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同志們務必要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務必要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曾在中國家喻戶曉，而現在也許大多被遺忘了，更很少有人去認真思考：他當時為什麼會用一個行動、一種“行動描述”――即用“中國人民站起 來了”――來宣告一個新世界的誕生？他的這種描述與我們今天對於知識、對於知識的態度有什麼關係？
人們之所以很少思考這樣的問題，首先是由於人們很少真正去考慮究竟什麼才是“行動”。什麼是行動？――康德說：“行動，就是指通過否定現存秩序的方 法來改造現實世界”，而康德這裡所說的“行動”，其實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革命”。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就是康德那個意義上的、真正的“行動”，正是這 種“行動”告訴我們，人們在現實世界、現存秩序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相反，批判和否定現存秩序的“行動”，對於人類進步、知識進步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這甚至也就是康德所理解的“現代知識”的核心、因而也是“啟蒙”的核心――眾所周知，康德正是把“啟蒙”首先理解為：通過否定現存秩序的方式來改造現實世界的“勇敢行動”，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就是改造現實世界的行動”。
其次，在毛澤東那裡（正如在康德和馬克思那裡一樣），“世界”並非是需要我們去屈服、臣服、理解和認同的“表象”，而是我們必須去努力改造、創造的 “對象”。而為了使世界成為我們改造的“對象”，首先就需要我們進行自我改造或者“自律”，而什麼是自律？所謂“自律”，也就是康德所說的“意志”。
什麼是意志？――康德說：“所謂意志，就是為了使與‘表象’相對應的‘對象’能夠產生而進行自我規定的能力”。而這也就是毛澤東為什麼要反覆強調的革命者 的自律和意志，為什麼要強調：“同志們務必要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務必要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這個意義上，意志是 知的 動力，而知性不過是意志的工具，因為只有“意志”才能夠使世界成為我們認識和改造的“對象”，離開了意志，世界不過就是表象。――而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 “人敢於面對的，從來只限於他自己所能解決的課題”，這也就是馬爾羅所謂：“人不會通過增加知識來洞悉自己，只有在他面對自己所提出的課題時，他才能夠發 現自己。”
眾所周知，所謂“知識的現代基礎”完全立足於如下判斷：世界不是上帝創造的，它因而不是命定的、不是給賜的，而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人們創造世界的知識方式 就是通過“批判”，――而所謂“批判”，也就是以否定現存秩序的方式去不斷改造世界：
咳！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的大聯合，我們應 該積極進行！
青年毛澤東這些膾炙人口的話，一舉道出了康德艱深晦澀的“三大批判”的精髓，正如“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它激越的旋律中也同樣閃 爍着康德哲學思辯的幽靈一樣。而這再次說明：我們稱之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東西，不是一種教條、不是一種單純的理想、更不是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因為它脫 胎於一種最高級的知識――因為它來自於“真理”和“真知”。
人類的“必死性”決定了：“人類創造的世界” 不可能象上帝的造物那樣是“永恆的”，也正是這一點，才使得黑格爾去訴諸“歷史”――訴諸人類改造世界 的生生不息的活動的永恆延續。只不過，黑格爾所訴諸的“歷史”僅僅是歐洲市民社會的歷史，他所說的“意志”也不過是市民個人的“欲望的不滿足性”罷了。
毛澤東也多次論述過死亡，象黑格爾一樣，他也同樣訴諸歷史，但是，他所說的歷史卻是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的歷史：
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的任務是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人民所遭受的苦 難，我們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要重。
走向反面，也沒有什麼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我們 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
“十億人口，是需要一點精神的”。 1949年，隨着新中國的誕生，一個嶄新而有巨大創造力的學科：現代中國歷史與“毛澤東的思想研究”在美國學院形成了――而在此之前，現代“中國問題”還 僅僅具有新聞價值，而不具備哲學和思想研究的意義。或者說：在西方世界眼裡，現代中國事務不過是歷史邏輯之外的軼事和花邊新聞而已。
是毛澤東的思想改變了這一切，作為開創者之一，美國歷史學會主席Frederic Wakeman Jr.[ii]，在出版於1973年的傑作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視角）中這樣寫道：
長期被中共批判和孤立的毛澤東扮演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先知角色，人們對他的預言重視得實在太晚了，以至於中國共產黨未能早日取得革命的勝利。於是 1935年之後，毛澤東似乎獨立開拓了革命，以至於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成了他個人的勝利，20世紀的中國歷史也就成了他個人的傳奇。毛澤東甚至比列寧更有 革命性。革命的命運就是他的命運，革命的實現就是他的個人實現，革命的挫折就是他個人的挫折――而毛澤東與大多數人的不同在於，他的形象、經歷與歷史本身 一致。
毛澤東曾經擔心勝利以後國內出現停滯和倒退，但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知道自己難免一死，相反，他確信只要歷史是永恆的，革命本身是永恆的，他也就能使 他的革命業績永存下去。
有趣的是：在魏斐德教授看來，在中國、甚至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之所以長期被批判和受冷遇，主要是由於他所處環境、所處時代的嚴重落後情 況，――或者更直率地說：“是由於他同時代人廣泛的膚淺無知和自以為是”。
毛同時代的人們所理解的知識，最多無非是“富國強兵”的策略而已，而等而下之的 則往往是升官發財和平衡社會矛盾的“治術”罷了，這些治術完全無法與毛澤東的“知識”和“思想”相提並論，因而，毛澤東不僅僅是“思考超前”了。
毛澤東所謂的知識，是指改造世界的實踐行動，是指求知者不斷自我改造的“意志”，是指把知識服務於人類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歷史進程，並置身於這樣的歷史中的 戰略―― 這種知識與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們所能知道的“知識”，完全背道而馳。
儘管毛澤東同樣生在“大知不如小知”的時代，但是，他卻奮起抗爭，身體力行，起而與現代中國知識的悲慘狀況作戰，“改造我們的學習”、即改造中國知 識的悲慘狀況，這是他為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所規定的首要任務和使命。儘管他晚年曾遺憾地說：“我們這個黨，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並不 多”，但是，他不屈不撓的悲壯奮鬥依然表明：由於現代中國產生了毛澤東的思想，由於這個思想將現代中國歷史和現實提高到了“精神”和“真知”的層次，隨後 才有了保羅.科文所說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因為所謂“在中國發現歷史”，在西方的語境中，就是指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意志”――即發現“世界精神的歷史運動”。
而繼中國革命勝利之後，發生在1960年代的中蘇分裂和中國對於蘇聯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反思，又再一次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地表明：歷史也不會以蘇聯社會主 義模式、以斯大林的邏輯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而終結。――“當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靜止的時候”，Maurice Meisner 再次以開創性著作“Mao’s China and After”（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揭示出：所謂“現代性的危機”，並不是簡單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危機或者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危機，而是“現代國家合法性 的危機”――當然，在西方，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危機，而在東方，則是蘇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危機――這就是現代西方“形而上學”危機的新的表現形式。
而毛澤東1960年代以批判國家形態的現代官僚制度為特徵的“繼續革命”思想，就是對這種現代國家合法性危機的正視，並力圖從這樣的角度去“邁步從頭 躍”，展望 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更新和更高的階段。魏斐德認為，毛關於“繼續革命”的論斷讓我們再次想起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所發出的警醒：改革和革命之所以不能停 止，就是為了對抗自然、社會和人本身不可抑止的退化本能。
但是今天看來，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毛的批判者們卻從反面說出了事實：在毛澤東的晚年，他依然號召全黨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他的晚年，毛澤東依然 認為他自己的思考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符合歷史辯證法的。
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和毛澤東思想研究有着巨大而深厚的傳統，這一博大精深的研究不是產生於歐洲“東方學”式的獵奇，不是由於一百多年來中國的變遷，對歷史已 經終結、日益陷入平靜的西方世界來說，看起來是比“桌子突然自己翩翩起舞起來”還要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神奇事變。恰恰相反，這是因為波瀾壯闊的中國 現代史最終凝結為一種思想：它使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歷史上升為精神的存在，而從這種“世界精神自我運動”的高度去觀察，漫長的中國革命既不能被理解為盲目 的造反和動亂，也不能如Benjamin L. Schwartz所倡導的那樣，僅僅被理解為“尋求富強”的現代化物質衝動。而這種思想，這種意志，這種真正的知識，這個作為“精神的存在”的現代中國， 在美國的語境中，當然就是指毛澤東的思想。
美國東亞研究的輝煌，也就體現在費正清大師為我們這個學科所奠定的博大深邃的基礎之上，而它起初的基本知識邏輯和訴諸的基本價值觀，原本是將19世 紀以來世界的轉變，描述為文明對愚昧、進步對落後、現代（民族國家）對傳統（帝國和部落）的勝利，其中還特別表現為西方對於世界（中國）的衝擊和中國遲鈍 的回應。而毛澤東的思想，首先就意味着以一種全新的知識實踐，質疑和推翻了上述現代世界史敘述的基本知識邏輯，從而部分地改變了整個世界史的進程、包括它 的敘述模式。
眾所周知，費正清晚年終於修改了這個將現代中國視為“動亂、愚昧和落後”之源的模式，他說："毛主席是在19世紀的歷史終結論破滅之後第一個開始思考的思 想家，在這個意義上，他確實比列寧更有革命性"。
因此，費正清晚年修改了自己的思路，轉而將“偉大的中國革命”視為“創造新文明”。在1972年 接受哈佛大學名譽博士的儀式上，費正清指出："哈佛學派和美國東亞研究的巨大學術成就首先應該歸因於偉大的中國革命，如果可能的話，他最願意與毛澤東主席 一起分享這個榮譽。---因為迄今為止，美國的東亞研究的基本動力之源，就在於“與毛澤東主席對話”"。
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在近一個世紀裡中美兩國互為敵人和競爭對手，但毛澤東的中國和毛本人，卻一直被美國人民當作值得尊重的精神、思想異端和偉大的競爭對手 ―――來嚴肅地對待。正是這一點足以讓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學術界感到慚愧，不僅是面對美國學術界這些燦若星辰的豐碩學術成果，更是面對一種在思想、學 術，即在精神層面“尊重敵人和對手”的君子風度和辯證法的智慧。
眾所周知，在1980年代以來的“後革命時代的中國”，毛澤東無疑有許多的敵人和謾 罵者（正如他曾經擁有大量盲目的狂熱崇拜者一樣），這恰與中國悲慘的知識狀況相映成趣，但是，毛卻沒有一個值得尊重的思想上、知識上――從而是精神層面的 敵人和對手，而這同樣清楚地顯示了當代中國的知識態度和知識水平。
今天看來，這些咒罵者之所以一點也不懂得辯證法，恰恰就在於他們首先就不懂得尊重精神的 異端和思想上的敵人，――－甚至他們根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敵人和異端，儘管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如此偉大的“敵人”和異端。
一個月前，就是在這裡，NYU的China House舉辦了一場令人失望的公開演講，演講者正是這樣一位對辯證法的智慧毫無領會的中國名人，他演講的主題，是通過謳歌林肯和華盛頓的方式，而指毛是 “現代中國的秦始皇”。
大家知道，Robert Morse教授對那次演講者只做了一句話的評論：“尊敬的先生，我只是提請您不要忘記：毛澤東就是您自己的林肯和華盛頓。”
在此，我謹向在座的八十高齡的Robert Morse教授致敬。不僅僅因為您是《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中國經典的傑出譯者，也不僅僅因為您是《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譯者、闡釋 者，而是因為您不久前在類似的場合所說的話，作為一句正直的教誨，在這樣的時刻，它令人難忘。
它提醒我們注意基本的知識邏輯：說“A等於A”是毫無意義的廢話，這正如說華盛頓是華盛頓、林肯是林肯、美國是美國完全沒有意義一樣。而真正的認識方式 是：僅僅當A是非A時，A才等於A，這意味着“A能同時等於A，又等於非A”，這種辯證邏輯就在您的一句話中得到精彩的表達――“毛澤東就是中國的華盛 頓”，或者“林肯就相當於美國的毛澤東”。
而這就叫做必須從矛盾的角度去認識事物，這就叫做從自己的對立面中發現自己，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界如此熱衷於研究和思考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就意味 着你們要通過這樣的 方式，去重溫自己的前人寧肯戰死也不甘忍受殖民地處境的理想，就意味着你們要通過這樣的方式，不斷去重現美國人民寧肯犧牲一半人口也不能容忍國家分裂和奴 隸制壓榨的精神，――而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就是辯證法。
這也令我們想起貴國當選總統Barack Obama 在他的著作“The Audacity of Hope”中所說的幾句著名的話。他說：“由美國國父們所奠定的價值觀，並非存在於官方文件和歷史教科書中，而是依然存活於大多數普通民眾的心靈深處―― 鼓舞着我們為之驕傲、擔當和犧牲。”[iii] ――在Obama總統看來，美國人民之所以不能否定美國國家的締造者、之所以不能否定貴國國父的原因，乃是由於貴國人民不能放棄由這些締造者們所象徵的信念、價值觀、世界觀，從而才不能容忍對於自己憲法中有關美國國父內容的否定。
這正如今天陷入經濟危機的美國某屆政府可以垮台，但“美國的精神”卻不能垮台一樣。根據這樣的理由，我相信任何靠謾罵自己國家締造者以譁眾取寵的人，在大多數正直的美國人民那裡都 不會真正有市場，因為你們知道：在一個聽任“立法者”被肆意攻擊、踐踏的國家裡，法律的尊嚴一定是蕩然。而不尊重“立法者”的國民，也絕對不可能真正遵守 法律。一個隨意拋棄自己價值觀念、價值虛無、惟利是圖的國家當然也不能成為令人敬仰的大國，―――尤其是在這個世界如此需要精神的力量的時刻和關頭，就更是如此。
各位尊敬的教授同仁，我再次感謝你們的盛情邀請，使得我在一個重要歷史時刻能夠站在這裡。因為就是在十幾天前的11月4日，我有幸和你們一起見 證了美國歷史的重大進步和轉折，目睹了第一位美國黑人總統的誕生。我尤其注意到，許多熱情的紐約人身着“Maobama”的襯衫，作為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 不懈支持者，毛澤東倘如在世，我想，他一定是會讚賞紐約人這一文化創舉的。
儘管有人把美國的選舉看作換湯不換藥，但是，我認為此時此刻，我確實在美國目睹了歷史的進步，因為它表明：馬丁. 路德.金博士的“夢”不是假的，它表明世界是可以改變的，它表明人民確實是有自己的意志的，而通過半個多世紀的不屈鬥爭，歷史是可以進步的――而且，它特別 表明：我們所信仰的那種真正的知識並不是虛妄的。
正像1787年美國的Founding Father們一樣，毛澤東是現代中國的“立法者”，當然，他並非僅僅為某一屆政府、某一項具體的經濟政策立法，作為“立法者”，毛澤東為現代中國社會立 法，他為中國現代價值觀奠基。因此，如果要了解和認識今天大多數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所秉持的信仰和基本價值觀念，我們除了到毛那裡去尋找答案之外，恐怕別無它途。
因此，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對毛的閱讀和討論，也並非簡單地研究他的思想、政策和策略，而是以這樣的方式去閱讀和不斷重新閱讀現代世界歷史和漫長的中國 革命，並以這樣的方式，去認識和重新認識現實中國，特別是以毛所倡導的“調查研究、深入人民群眾”的方法去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人民所經歷的一切。今天，它或 許還特別意味着：如何在個人主義的，或者自由市場競爭的邏輯把我們的經濟拋入災難的世界裡，重新發現集體的意識或者集體的意志，如何在這個全球經 濟危機時刻去重建一種久經挫折的共同的價值觀念，並最終通過這一切，來改造我們的知識――用毛的話來說就是――“改造我們的學習”。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我讚賞NYU所一貫倡導的以矛盾和發展的視野來看待事物的學術研究態度，因為任何稍具頭腦的人其實都明白，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 過抽象的集權和專制，正如從來沒有存在過抽象的自由和民主。這意味着：除非我們將事物置於矛盾和發展的角度去理解，我們就不能正確地觀察事物，更不會得出 什麼有益的見解。而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關於自由還是專制這樣的問題，同樣也必須放在封建還是郡縣、分裂還是統一、自由放任還是宏觀調控等一系列中國社會 和歷史的基本矛盾關係及其運動中，才能得到切實的了解。
而這就是毛澤東所謂，“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它的對立面”，是馬克思所說的：“Understanding of what exists a simultaneous recognition of its negation, its inevitable destruction”[iv]。
眾所周知――這種辯證法是與西方文明同樣古老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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