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上台伊始就進行了所謂的清理三角債和宏觀調控。
三角債的具體成因多種多樣，但歸根結底不過是企業生產過剩，產品積壓導致流動資金短缺最後拆了東牆補西牆的結果。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企業盲目生產的問題。而朱鎔基的對策卻是由國家提供企業啟動資金，限期清償互相之間的債務。在東北取得了二十五天內解決三角債的“輝煌戰績”後，他向各地下達行政命令限期各地使用他的“東北經驗”解決三角債。且不說這樣做是否有一刀切的問題，“東北經驗”本身就治標不治本。朱鎔基只不過用國庫來還企業的欠款而已。而企業最終欠的還是國家銀行的錢，吃虧的還是國家。在命令下達後，三角債果然消失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但三角債的形成機制未除，一切迅速恢復了原樣甚至比以前更嚴重。
初戰“告捷”，朱鎔基又覺得中國經濟“過熱”，要“降溫”於是開始搞宏觀調控。本來，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會多多少少對經濟進行干預，程度各不相同，手法基本一樣，即使用經濟手段如調節利率，開辦公益事業等等。朱鎔基號稱也要使用經濟手段，抽緊銀根。一般來說，可使用的方法很多，如提高銀行貼現率等等。但朱鎔基卻下令全國銀行限期收回貸款。結果本已“解決”的三角債迅速反撲。中國經濟的“溫”是降了，但從此也走上了下坡路。
牟其中這個人大家是很熟悉的了。他自稱中國首富，很多人現在叫他中國首騙。但在1992至1993年期間，他的南德集團正處於聲譽的頂峰。他於1992年從北京工商銀行以6。4%的利率貸出2。2億元，還款期限是五年，即到1997年還清。於是他又以11。8%的利率轉貸給國營四川省航空公司。不料，1993年夏天朱鎔基下令全國銀行限期收回貸款，並且責令北京工商銀行一星期內收回給牟其中的全部貸款。這時，牟其中無錢可還只得借高利貸清償工商銀行的貸款。從此之後，南德集團就陷入了不斷借新債還舊債的財務危機。(見《天才騙子牟其中》，李路光著，遠方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我舉這個例子並不是要為牟其中辯護。牟其中和南德走到今天這一步有其自身的原因。當初的財務危機並不能成為日後行為的理由，正如當初失戀不能作為今天殺人的理由一樣。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朱鎔基根本不會使用經濟手段。
貸款要有期限是因為任何商業行為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產生利潤。正如一隻母雞要從小雞養大才會下蛋。貸款人在借到貸款後決不會把款子藏在床底下不用而往往會把大多數款項在前半期用掉，正如小雞要吃大量飼料才會長大一樣。要貸款人在投資已經用掉，效益還未產生時還清全部貸款無異於讓小雞立刻下蛋。
牟其中的遭遇並不是特殊的。一大批企業在如此“調控”下從盈利企業變成了負債企業。
或許有人會說牟其中擾亂金融秩序，他根本就是在倒賣貸款，這種人不收拾怎麼得了？那麼難道其他所有與工商銀行有貸款業務的企業也都在倒賣貸款？如果不是，又有什麼理由讓全國的銀行限期收回貸款？何況牟其中與工商銀行是簽過合同的。據說朱鎔基一向是講“法治”不講“人治”的。用行政命令強行撕毀合同難道不是違法行為嗎？
據說朱鎔基一向很欽佩商鞅，言談中甚至以商鞅自許，常常感嘆改革者的下場悲慘。但不知朱鎔基是否研究過為什麼商鞅能在秦國變法成功。商鞅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在國都南門立三丈之木，如有人能將其搬到北門就賞十金。起初無人應徵，他便將賞格提高到五十金，於是有人應徵。在那人將木頭搬到北門後，商鞅立刻如約賞了那人五十金。
現在很多“改革者”一提起商鞅不是“廢井田，開阡陌”就是“王子犯法，與民同罪”要麼就是他的悲慘結局，完全不注意這件小事。然而使商鞅在秦國初步建立起威信的恰恰正是這件小事。假設商鞅也利用自己的權威毀約，不賞賜那個扛木頭的人，又有誰會相信他以後的命令呢？
任何政權的維繫靠的都是“威信”二字。“威”是權威，是命令，是專Zheng，是暴力鎮Ya。“信”是信念，是信心，是信譽，是取信於民。二者缺一不可，而“信”更為重要。任何喪失人民信任的政權即使擁有再多的暴力手段也都會失敗。而人民的信任，或曰民心，是最不容易得到卻又最容易失去的。
一個政權要得到人民的信任首先要取信於民。要取信於民首先要恪守信用，既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出爾反爾。而朱鎔基恰恰犯了這個錯誤，不但不自知，還沾沾自喜於自己的“雷厲風行，辦事果斷”。
“宏觀調控”之後，朱鎔基被國外媒體冠以“紅色經濟沙皇”的稱號。由於經濟正在衰退，作為“經濟沙皇”的他必須找出對策。他和他的幕僚們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結論是國營企業效益低下因此需要改革徹底打破鐵飯碗。
國營企業效益低下在任何國家都一樣，並不是中國特色。國企問題也的確需要解決。經濟衰退的原因至今還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國企問題決不是造成當時經濟衰退的決定因素。以為解決了國企問題就可以解決一切未免過於天真。
但朱鎔基覺得他找對了路子。開出的藥方有兩個：一曰結構調整，二曰引進外資。其災難性的後果是有目共睹的。在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的情況下國企大量裁員，許多老工人辛辛苦苦為國家幹了一輩子，到頭來被毫不留情地踢出了廠門。各地工潮不斷，朱鎔基卻還沾沾自喜於“失業率沒有超過國際警戒線”。殊不知各國情況不同。中國的人口龐大，看來失業百分比不高，但絕對人數已超過西方七國失業人口的總和。更何況中國的失業統計不算農村失業人口，如果算上還不知要添上多少倍。已統計的失業人口又集中在紡織業和重工業。這些產業集中的地區也就是失業人員集中的地區。在這些地區失業人口的比例有時甚至超過就業人口。
引進外資的結果是稍有些利潤的企業都紛紛與外商合資。三資企業冒得比雨後的蘑菇還快。跨國公司更是長驅直入，排擠民族產品。我從小就用白玉，中華牙膏，現在全成了高露潔。據說引進外資的目的是為了引進先進的外國技術和管理，但總不至於中國連一支牙膏都不會生產罷。那麼為什麼國內企業當時那麼熱衷於合資呢？原因在於三資企業可以“三減兩免”有稅收優待。
任何國家機器的運轉都要靠稅收來維持。但稅收要合理，不能橫徵暴斂。“輕徭役，薄賦稅”的治國古訓應該是每個當政者的常識。中國現在的苛捐雜稅之多可稱之為世界之最。現行稅收的制定完全不顧企業的實際支付能力。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增值稅。簡單來說增值稅是在產品銷售時收取銷售額的百分之十七。作什麼買賣能有百分之十七的利潤呢？更何況還有無數雜稅和攤派。如果企業真的按章繳稅，絕大多數的企業都會虧本。過去搞計劃經濟時，國家就是企業，企業就是國家，不存在逃稅的問題。現在改革了，要獨立核算了，企業要盡一切可能提高利潤。但稅收如此之高，想不虧本就只有逃稅。而合資正提供了一條合法逃稅的途徑。
然而外國人並不是傻瓜，沒人會和虧本的企業合資。於是造成賺錢的企業都被合走，虧本的企業都被留下。於是中央的財政收入進一步減少。為增加收入不得不提高稅收，結果使繳稅的企業更少。如此便陷入了惡性循環。
稅收減少的結果使中央財政不堪負擔。朱鎔基在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陣子國企改造後才發現作為中央主要財政來源的國營企業已被他砍得差不多了。而別的地方不是偷稅漏稅，就是根本無稅可收。向地方財政要錢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各地財政早已各自為政，他當初在上海怎樣對付中央財政，現在人家也怎樣對付他。
不能開源，就只能截流。他一當上總理就下令裁撤政府公務員。和國企問題一樣，政府機構臃腫也是由來已久的問題。適當精簡也是必須的。然而朱鎔基提出的精簡人數幾乎是個天文數字。要在半年內確定誰去誰留再將他們全部開除並做好善後工作簡直是天方夜談。而他選的時機更是再壞不過，中國經濟的谷底。在農民打白條，工人下崗的時候讓這麼一大批有政治經驗，有組織能力但又別無長處的人去自生自滅，一旦三種勢力結合不造反才怪。或許是意識到了這個危險，這件事最後不了了之，只象徵性地裁了幾人便草草收場。
急病亂投醫，為了把經濟拉上去朱鎔基開始嘗試一切他的幕僚們建議的方法。首先，他機械地照搬羅斯福的“新政”的大興土木大搞公用事業以期促進經濟。但對羅斯福“新政”中的建立社會福利機制，促進勞資關係卻毫無興趣。殊不知凱恩斯主義只有在內向型，民族產業十分發達的經濟模式內才能奏效。對於國營企業成分已低於四分之一，經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的中國無異於杯水車薪。其實，即使是羅斯福的“新政”也沒有完全解決大蕭條。美國經濟真正走出谷底是在二戰開始後，生產軍火發了戰爭財。
然後朱鎔基又開始操縱股市以期股民們慷慨解囊。這一招除了讓一些“大戶”發了橫財以外沒起任何作用。於是他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加入世貿上。於是便有了消氣外交，於是便有了中國對美國的單方面退讓。
可是，農民打白條依舊，工人下崗依舊，中國的問題依舊，我們的朱總理依舊。
其實，朱鎔基並不是不想搞好經濟。相反，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主觀上想要把事情辦好，只不過他的才能不足以使他成功。
他深信行政命令可以解決一切。但行政命令永遠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何況行政命令是要靠幹部來執行的。再完美的行政指令執行地不好也會走樣。靠一支道德淪喪，貪污成風的官僚隊伍執行命令，再好的德政也會成為惡政。
任何一項政策出台後他馬上就想看到成績。殊不知，一個政策的效果往往要幾年，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時間才能顯現出來。商鞅開始的變法經過了六代秦王的努力才達到了統一中國的目的。中國的改革才開始二十年，將來的路還很長，怎能急功近利。
他搞經濟採取的是搞政治運動的形勢。一說要清理三角債，便發動全國。一說要宏觀調控，又發動全國。經濟這東西好比種莊稼，你不理它不行，但揠苗助長就是過分了。
他又喜歡試驗經濟理論。對經濟理論生搬硬套完全不顧中國的實際。他應該明白，中國經濟現在的首要問題是分配不公的問題。改革二十年，中國一直未能建立一個公正的分配機制。而沒有一個公正的分配機制的社會，任何經濟理論都不會適用。
朱鎔基的才幹足以當一個廠長，一個鄉長，一個副縣長。事實也證明他能夠勝任愉快。但作為總攬全國的總理，他的能力卻不足。這正如一名技工能修好一輛汽車卻設計不了一輛汽車一樣。
拉拉雜雜寫了這一篇東西，有人或許會問：“那麼你又有什麼高招？”
其實我也是技工水平，但依我的想法，治國的方法無非是：
"取信於民、法治、輕賦稅，薄徭役、治大國若烹小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