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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的朱镕基最终放弃了农民利益
近几年来，农民不堪承受的苛捐杂税负担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官方出版物到民间网页，常有认真讨论。农民──中国人主体──所处的困境，正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真正关心大多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学者专家的关心。
与此成鲜明对比，朱镕基政府除了年复一年发几份大同小异的红头文件，声称,”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负担”之外,在行动上正象著名农村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所形容，“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仅举一例：200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发文，吹嘘“费改税”为“治本之策”，要在全国推广实行，才到6月，便嘎然叫停，半途夭折。
为什么会如此“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面对强势利益团体和弱势的农民实在是难抉择啊！
一方面，农村──这里指的是以务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广大农村──民生凋蔽，民怨沸腾，已经严重威胁了政权的“稳定”。李昌平的上国务院领导书、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白沙洲的《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都是振聋发聩的铜钟，向中国领导发出了警报。
而另一方面，农民负担过重是国家半个世纪政策的产物，积重难返，要切实解决问题，必定触及统治最敏感的部位，触动统治者的根本利益。
不管，怕不行；要管，又舍不得出钱。因此而“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
如真想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改变从五十年代初就形成的“剥夺农村发展城市”的既定政策。
从五十年代初，通过“统购统销”、“合作化”和“户籍制度”三大政策，农民实际上沦
为听任剥削的农奴，从1952年至1986年运用价格剪刀差偷偷地从农民身上汲取近六千亿人民币，再加上“名正言顺”的农业税一千多亿，共从农业巧取豪夺近七千亿。(李茂岚《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这真是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需知，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一年的国民经济总值才一千亿左右。农民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福利。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加惠与城市。公费医疗、劳保退休、免费教育、福利住房、物价补贴，一概与农民无缘。中国演变为“二元社会”，农民沦落为“二等公民”。
邓小平推行新政，减轻了农民负担，八十年代前半期被称为农民的“黄金时代”，但“二元社会”、“二等公民”现象并未根本改变，农民仍然只有交税纳粮的义务，而没有与市民同等的公民权力。朱镕基主管经济以后，特别是1998年后,农产品价格下降，廉价的农产品使城市消费者受益，为“下岗”职工日多的城市“稳定”作出了贡献。但是“谷贱伤农”，农民实际收入严重下降。
据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结果，从1996到1999，农民共受损一万六千亿元！(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00年6月23日)与此同时，各种苛捐杂税猛增，仅以农业税为例，1993年为128亿，1998年猛增到400亿，平均年增40%(《读书》2000年第五期陆学艺文)，农民为“欠款”被乡村干部捆打，甚至丧命，屡有所闻。一个降，一个升，本来就收益甚微的农业受益更加微薄，不少地方竟发生旷古未见的在和平时期农民弃耕现象。
要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仅从农村范围来考虑，绝无根本解决的办法。必须切实改变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偏向城市的战略定势，国家必须适当让利与农村，让农民休养生息。
本应以征农业税若干年，并逐步改变国家基本不管农村中小学开支的不合理政策，在财政上对城乡学校一视同仁(实际上，是对城乡儿童一视同仁)。此举可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因为维持农村学校是农村基层政府的最大开支，一般占70%。而且，朱F基政府不管农村教育本身就违反了九年义务教育制，是歧视农民最恶劣的、后果最严重的倒行逆施。不改，天理难容！
政府这笔钱从哪里来？回答是“开源节流”。
“开源”的主要途径是依法严格征税。目前城市偷税逃税的严重程度令人发指。据北京市社科院统计的数字，从1989年到1998年，估计私营企业应交税额3058亿元，而实际纳税仅388亿元，占应交数13%不到，偷逃税率高达87%！(《新华文摘》2001年第六期戴建中文)中国真是奸商的乐园。除了私营企业，按法规凡月收入超过800元的公民都应交所得税。(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部分农民根本不用交一分钱的税。)当今城市中月收入超过800元的比比皆是，事实上，又有多少城市居民在交税？农民因欠交“税款”而被活活打死，对城里人如此普遍的偷税逃税现象又为何如此宽容？
依法严格征税，当然阻力重重。但我相信只要朱镕基政府拿出地方政府向农民证税的力量,定会大见成效。但朱镕基政策缔造的富翁们依然偷税逃税，逍遥法外。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政府担当起国际公认的现代政府的职责，依法严格征税，就完全有条件让利与农村，让农民稍微休养生息一下。那个农村“税改费”的“治本之策”，也不会因中央政府一年要花200亿元，而自食其言，半途而废了。
“开源”的同时是“节流”。
“节流”第一要压缩城市的基建投资。北京、上海的豪华大楼已经建得够多了，国家的门面装得够美奂美仑了。北京、上海果真先进繁华，超过巴黎、直逼纽约，也只是1%的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两块陈列橱窗，还真能改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有些事情做得实在太可笑，如北京市政府竟然拨二亿四千万的巨款，建造“四星级”公共厕所。也是在北京，为申奥改善市容，竟耗资2000亿元，够办“税改费”十年了。现在申奥如愿以偿，筹办这个运动会要花多少钱？几千亿、几万亿民脂民膏扔进无底黑洞，将在北京产生多少百万、千万富翁？又跟占人口70%的农民有何关系？中共所以热衷于此，当然不是为了体育，据说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但设想如将这千万亿元用在发展农业、振兴农村、改善农民生活，岂不能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综合国力？
“节流”第二方面是压缩行政开支。这里暂不谈日益臃肿的行政机构，特别是农村基层机构。也不谈官场的奢侈排场，光是在小轿车一项，一年就要花费3500亿。一年节下几百亿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要说的是“公务员”加工资。就是在农民实际收入下降、被苛捐杂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公务员”们在1999、2000年连续两年加薪，1999年加薪高达30%，2000年一年竟又两次加薪！朱容基2000年六月八日在清华大学“告别演说”中，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对能稍微减轻农民负担的“费改税”叫停，另一方面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去年长了公务员工资的30%，今年还要长，不长他们怎么出去旅游呢？……去年(1999年)我拿出600亿来个公务员涨工资，今年不能象去年有那么多钱，……但是我们还是要涨，除了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外，还能提高他们的自尊，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
与农民相比，公务员本来就养尊处优，生活水平不知比农民高出多少倍，还要连续地、大幅度地长工资，朱总理说，“不长他们怎么出去旅游呢？”真是关心到家了。
那么，八亿农民呢？八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仅能温饱而已，几千万农民连温饱都难求。政府为他们做了些甚么？朱总理为什么不能说“去年我拿出600亿来给农民减负”？难道农民不是中国的公民？在朱镕基的心目中，八亿多农民占什么分量？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呸！无耻!
朱镕基上任后曾承诺解决三个问题,国企脱困,公务员收入太低和农民负担过重.他的 “三年国企脱困”,在花费了几万亿中国百姓血汗钱之后,彻底失败了.他花三年时间搞的"粮改",由于不了解下情,纸上谈兵,也以亏损5000亿而宣告破产.面对绝对强势的公务员阶层和最弱势却最凄惨的农民,以”杀贫济富”著称的朱老板毫不迟疑的选择了后者.宁可花几千亿为公务员加薪,也不肯花几百亿为农民减负!这哪里什么人民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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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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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起*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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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2-03-24 19:1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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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朱熔基害得最苦的是农民
最近，中Gong召开了十六大之後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从初步得到的信
息来看，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事实上对***，尤其是朱熔基在农业、农
村和农民问题上的失误进行了初步的清算。因此，这次会议可能成为中Gong
经济政策一个重大的转折。正如我所预料的，要制定新的政策，前提就是
要清算朱熔基的失误。
朱熔基任上最明显的失败是他的农业政策，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得不
承认。但是，朱熔基的农业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呢？中Gong农村会议事实上对
此作了回答。会议的文件强调要"把握国情，了解农村，尊重农民"，言下
之意***和朱熔基没有把握国情，不了解农村，也不尊重农民。
当年***朱熔基上台，都是临危授命，仓促上阵，对於执掌国家大
权完全没有准备。不过，***比朱熔基还是强一点，就是他没有不懂装
懂。朱熔基的问题不仅是无知，而在於无知而又要自以为是，这样出笑话
就不可避免了。象大陆许多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一样，朱熔基经历过食
物短缺的漫长岁月。由此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农产品的基本问题
是供给不足。其实，农产品过剩的迹象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但是由於
城里人的话语权大大超过了农民，加上当时的消费选择空间太狭小，公费
吃喝和滥发实物滥发奖金盛行，食品价格在扭曲的需求强劲增长的推动下
，高居不下，更加重了朱熔基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短缺的信念。因此，
从一开始，朱熔基就从城里人的偏见出发，对整个农业问题形成了完全错
误的大判断。按照计划经济的逻辑，既然基本趋势是短缺，政府管制就是
必要的。因此，朱熔基上台之後第一个重大的农业政策，就是把李鹏放开
的粮食自由交易紧急中止。朱熔基人为阻断了地方之间的粮食交易，使各
地政府和农民的库存大幅度增长。库存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粮食价格的上
涨，造成1994至1995的通货膨胀。朱熔基不能理解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不是短缺而是库存的过量增长，反而采取各种措施，刺激供给的增长，结果 终於导致1996年粮食全面过剩再度爆发。执迷不悟的朱熔基以为过剩仅仅 是暂时的，不顾所有人的劝告，在1998年发明了他著名的三项政策，即所谓"敞开收购，封闭运行，顺价销售"。这个政策荒唐到了无法执行的地步，并使政府付出了沉重的财政代价。
朱熔基对大陆农村无知导致决策失误的另外一个事例就是农村税费改
革。在朱熔基看来，农民负担重，本质上是因为农村贪官太多。这是民众
中流行的看法，但却不是事情的本质。真实的情况是，大陆当局让农民承
受了太多的公共负担，尤其是让农民负担九年义务教育，农民的微薄收入
已经不堪重负。农村基层官吏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只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
的。正如李昌平的故事所揭示的，是中央的政策迫使基层政权横征暴敛。
但是，朱熔基却天真的以为，他可以不对农村实行重大的收入转移就可以
减少农民的负担。直到税费改革已经全面开展，他才发现了自己的无知，
紧急刹车。
亡羊补牢，税费改革的失误并没有导致多少严重的後果。朱熔基对农
民问题最大的无知，并且事实上导致了严重後果的是他不懂得加速城市化
对中国大陆长期发展的重大意义。朱熔基象许多长期生活在大陆城乡隔绝
的制度下的城市居民一样，不能也不敢设想给农民移居城市的自由会是什
么景象。因此，朱熔基企图在不加速城市化的前提下，解决农民的收入问
题，而把城市化的难题留给後人。因此，人们可以经常听到朱熔基讲农民
收入问题，但是却很少听到他讲城市化。朱熔基执掌经济的十年，其实是
中国大陆加速城市化最好的时机。出口加工业的迅猛发展给内地农村劳动
力提供了大量在沿海就业的机会，但是由於朱熔基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
城市化的问题，他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加速大陆的城市化。千千万万
为沿海城市的繁荣付出了血汗贡献的内地农民只能不情愿地回到乡下去。
朱熔基贻误了他们的青春，更贻误了他们的後代。 --梁京
朱熔基在上海自责时坦言说：近七、八年来，金融状况一直处于崩溃的危机，是给内部官僚侵吞掉，给内部官僚与外界勾结诈骗掉了。金融系统不良资产中有三分之一是被人为有意识犯罪侵吞、诈骗、造假、收贿、外流了。上海市是重灾区。有的领导干部负有渎职过失责任，有的领导干部涉及经济犯罪活动。
然而，这些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七、八年来，中国的金融市场从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到人民币不贬值，从所谓的经济「软著陆」到今天要求人民币升值，无不显示出种种病态，而朱熔基当时的金融政策则是这个千孔百疮的制度的病源体。他个人不遗余力地保护了泡沫经济的破灭。
九十年代末，由泰国货币泰铢贬值的压力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承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风险，而且「平稳地」度过了风险，这似乎是一大奇迹，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不贬值」的金融政策是牺牲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换取的。
当时，中国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国都居世界前列，外国债权人如果申手要债，已将资金早就用的不知去向的官员们只能乾瞪眼了，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存在著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第一，独资商业银行的呆帐、坏帐等不良资金数千亿元，储户存款占相当大一部份在借贷中成了借贷出去的死帐，第二，负债资产是个沉重的十字架，在泡沫经济的漩涡里滚动，在泰国铢、马元、菲律宾比索和印尼盾相继贬值的同时，朱熔基的政策做出了铤而走险的举措：人民币不贬值！
「不贬值」的直接后果是产品出口一路下滑，外资财团老板将资金抽走。农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九七年下半年开始，市场上大量农副产品积压和价格下跌，农民种植的粮食、棉花价格在九六年的基础上下跌了大约二十五个百分点，牲猪、禽类、淡水养鱼下跌了三十个以上的百分点，产500克稻谷要0、5元的成本，而销售价达到最低点的0、43元（一瓶500克的矿泉水1、5元，只有矿泉水一半的价格），产500克小麦成本0、6元，销售价只有0、55元；劳动力不算，仅投入的化肥、农药及苛捐杂税就高于商品的产价。到处积压的农副产品不仅阻挠了外销，也影响了内销，工人、农民收成不景气，内需锐减。千百万的农民收入都是入不敷出。部份农场主高息借贷资金，而粮食价格逐渐下跌，亏损的血本无归。
受损失最大的是养殖业专业户，中原平原、华东、华南一带受地方政府鼓励养殖甲鱼、螃蟹等专业户更是悲惨的命运，产品从产地到出口一路受阻，价格一步一步狂跌，甲鱼从原来的每公斤八百多元的高价下跌到每公斤八十多元，到了九九年下跌到每公斤四十多元，螃蟹从原来的每公斤二百多元下跌到每公斤四十多元，收入仅是投入的一个零头，他们「望水兴叹」，无力回天，这些养殖户多数是高息借贷，亏损的倾家荡产，有的被债务所迫而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一些人昨天还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一夜之间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农民承受了价格下跌的压力，乡镇企业和工人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化纤、轻纺产品、手工艺品出品滞销，价格不断下跌，加上银行借贷受到控制，小型企业很难贷到款，大多数乡镇企业被迫关闭，据中国《乡镇企业报》二000年底报导，仅两三年时间里，中国乡镇企业占百分之六十的关闭，占百分之九十五的存在著三角债。
企业形势不景气，工人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企业老板只有在克扣工人工资上大做文章，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工厂，普遍存在著降低工人工资的现象，有的甚至不给工钱，一些背井离乡的打工仔、打工妹辛苦的工作一年后拿不到工钱空空而归。
朱熔基的金融政策向世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是农民拿钱为国家堵了金融风暴的漏子，是牺牲工人的利益挡住了金融风险的诀口，从九七年到二00一年，当权者将经济负担通过所谓地「软著陆」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转嫁到工人、农民头上了。
负担的转嫁是多环节多层次的，负担转嫁后，牢牢掌握著流动资金的少数大财团和有钱的暴发户渔翁得利，廉价的产品成了他们进一步发财的渠道。今天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则是无数的农民、工人损失的利益换来的。
朱熔基在就任时曾信誓旦旦地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反顾地跳下去（大意）。实际上他不敢、也不可能跳下去，他的金融政策逼迫无数的工人、农民跳了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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