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抱着大哥回到家的时候，中午宴席刚开始。说起结婚宴席，有必要谈谈老家结婚的习俗。父亲再婚那年，已经是六十年代末，算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白沙村巴掌大地方，既没有反动学术权威，也没有走资派，即使抓四类分子，都是一家一里的，谁也没压迫过谁剥削过谁，要抓一个很难。没有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还是要进行，父亲有个大哥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去了台湾，算是投台家属，这个教育名额就落到父亲头上，被派到公社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班，给我父亲做媒的那个媒婆，就是父亲在学习班里认识的。 当时的这个学习班，并不是整人的，主要是宣传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现在来说，就是洗脑了！另一个任务，就是宣传破四旧立四新，树立社会主义农村新风尚。农村各种过年过节婚丧嫁娶的风俗习惯，都成了先破再立的重点目标。 第一个打破的旧风俗，就是过年正屋北面不再允许挂“竺子”摆贡品。“竺子”是一张裱糊好的字画，很大，挂起来能遮住半壁墙。“竺子”中间画着祠堂宗庙树木，两旁用毛笔字写着这个家庭的列祖列宗。排列顺序严格讲究，不可有丝毫差错。男的居左，女的居右。左边列的非常清楚，姓氏就不用说了，多少世什么名字都一清二楚。右边就不同了，每个人只有姓氏，周者周氏，王者王氏，李者李氏，体现出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左边和右边是遥相对应的，但也有左边一男，右边二女或三女，那些都是娶好几个老婆的。 移风易俗运动开始以后，各家各户的“竺子”都烧了火做了饭，烛台香炉砸的砸扔得扔，除了放鞭炮吃饺子以外，请年磕头都免了。现在这些旧传统旧习俗都恢复了，有些沉渣重起味道。其实当年移风易俗有些做的也没错，错的是只破了旧的，没立出新的，或者新的比旧的还野蛮落后，成了中国社会多灾多难的病根。 第二个改变的旧风俗，就是结婚了。以前结婚新娘都是用轿子抬的，文革时期不知那个混蛋考察研究一番历史，说轿子是封建余孽，封建社会皇帝娘娘，老爷太太，出门都坐轿子，轿子分明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于是一声令下，结婚不许用轿子，谁家有轿子，也要劈烂砸破烧掉。新娘总不能自己走着到新郎家吧？于是那个时候便兴起“带媳妇”这个行当，严格来说，应该是“载媳妇”。那时谁家有辆自行车，就跟现在谁家有辆宝马奔驰一样，属于豪华交通工具。谁家结婚娶媳妇，这个人就负责把新媳妇用自行车载回来。 这个“带媳妇”的人必须年轻力壮，要懂得结婚的礼节规矩，还要有很好的车技。比如说载着新娘进村的时候，村口会站着许多看媳妇的人，看到载新娘的自行车来了，人们会喊：带媳妇的来了，带媳妇的来了！于是老太太小孩子大姑娘小伙子都会从家里涌到街上，围着自行车。这时车子要骑得很慢，但不能停下，不能撞着人，还要能让后座的新媳妇坐稳了。因为是新风俗，新媳妇也不带盖头，人们前呼后拥左看右看，有些小孩子还故意使坏从新娘身后推拉自行车，新媳妇又不能抱着骑车人的腰，只能紧抓着车座，努力让自己不从车座上摔下来，因为不知谁的两片嘴说过这样一种迷信道道：新媳妇若能从娘家坐着自行车到婆家，一路没有从车上摔下来，以后的日子就会顺顺利利，红红火火。我父母后来生活那么坎坷，不知是不是母亲结婚自己走路的缘故！ 母亲那天跟着父亲回到家里，虽说没什么排场，但也按照习俗坐到西间炕上，由村里的妇女主人和邻居几位大婶大妈陪着。炕上摆一个长方形的木头茶盘，撒着瓜子糖果，摆着茶碗茶壶，大妈大婶们陪母亲喝茶嗑瓜子唠家常，趁机摸摸母亲的人品脾气，以后来往心里有数。东间炕上的酒席招待大队的书记保管，生产队的队长，村里的几个老人，是真正喝酒划拳出洋相的酒席。 大姐抱着大哥走进天井，父亲正在天井里烧水，准备往暖瓶里灌。天井是老家对院子的称呼，大概因为院子方方正正，四周都是高墙，像个露天的井口，所以这样叫。看到大姐，父亲说：“竹梅，到炕上跟你妈说句话！” 大姐便抱着大哥，穿过灶房，来到西间炕旮旯，看着母亲叫一声妈。母亲看到大姐抱着大哥，便从炕上下来接过大哥，让大哥站在地上，大声训斥道：“你自己不会走路，还要姐姐抱着，看把姐姐累的！”大哥大概习惯了母亲的大嗓门，刚从睡梦中惊醒，两手抹着眼睛，也不说话。母亲便把大哥拉到灶间，从不知谁带的竹篮里拿出一块白面鱼花（老家把用木头卡子卡出来的鱼状馒头叫鱼花，如果是桃状的就叫桃花），掰了一半递给大哥，大姐见状，忙对母亲说：“妈，我给弟弟洗洗手，再让他吃饭。”说着拿起地上的脸盆，拉着弟弟到院子里。 母亲瞪了大姐一眼，没说话，又回到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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