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儿点评:中国人想要贪官不贪,似乎比登天还难。其实,没有那么难。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已经做到了。前“总统”陈水扁不是因为贪污坐牢?大家不妨斜眼一瞥台湾的原始[阳光法案]——《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引用范例仍保留其相应的正体字和LOGO,是尊重原作者的表达自由。如欲一睹其最新修订条文,请进入以下链接。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能“苟活”到今天,不能说不是阳光法案所赐。再说,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也可以拿阳光法案来说事。试问:台湾是中国的。那么,台湾的阳光法案是不是中国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来源: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http://zh.wikisource.org/wiki/%E5%85%AC%E8%81%B7%E4%BA%BA%E5%93%A1%E8%B2%A1%E7%94%A2%E7%94%B3%E5%A0%B1%E6%B3%95_(%E6%B0%91%E5%9C%8B82%E5%B9%B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立法於民國82年6月15日(非現行條文) 1993年6月15日 1993年7月2日 公布於民國82年7月2日 總統(82)華總(一)義字第 3137 號令 第一條 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建立公職人員利害關係之規範,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左列公職人員應依本法申報財產: 一、總統、副總統。 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 三、政務官。 四、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 五、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首長及一級主管。 六、公立各級學校校長。 七、少將編階以上軍事單位首長。 八、依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九、縣(市)級以上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十、法官、檢察官。 十一、警政、司法調查、稅務、關務、地政、主計、營建、都計、證管、採購之縣(市)級以上政府主管人員及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院會同考試院核定有申報財產必要之人員。 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準用本法之規定,應於選舉登記時申報。 第三條 公職人員之財產除應於就(到)職三個月內申報外,並應每年定期申報一次。 第四條 受理財產申報之機關(構)如左: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及第九款所定人員之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二、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第十款及第十一款所定人員之申報機關(構)為申報人所屬機關(構)之政風單位;無政風單位者,由其上級機關(構)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理。 三、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 第五條 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如左: 一、不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器。 二、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外幣、有價證券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 三、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 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應一併申報。 第六條 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申報四十五日內,應將申報資料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構)應於收受申報十日內,予以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官、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監察委員、省(市)議員、縣(市)長等人員之申報資料,並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 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於本法公布後三個月內定之。 第七條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官、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縣(市)長應將其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一定金額以上之不動產及上市(上櫃)股票,信託與政府承認之信託業代為管理、處分。其他公職人員因其職務關係對特定財產具有特殊之利害關係者,亦同。 受託人對委託人之財產,應依本法之規定,替代公職人員向受理申報單位申報。 信託法及信託業法應於本法公布後一年內完成立法,如屆時未完成立法時,得由律師、會計師擔任受託人。 第八條 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應公布提供助理、服務處所、交通車輛之經費來源,並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 第九條 公務員對其主管、監督之事務或非主管、監督之事務,有因職權、機會或身分而涉及本身、家族、財產受託人之利害情事時,應行迴避。 第十條 受理申報機關(構)認有申報不實者,得向該財產所在地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查詢,受查詢者有據實說明之義務。 受查詢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或為虛偽說明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提出說明,逾期未提出或提出仍為虛偽者,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一條 公職人員明知應依規定申報,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故意申報不實者,亦同。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及第九款所列公職人員受前項處罰者,公告其姓名。 公職人員受第一項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構)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無正當理由仍未申報或補正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第六條第一項申報之資料,基於營利、徵信、募款或其他不正當目的使用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二條 本法所處罰鍰,由左列機關為之: 一、受理機關為監察院者,由該院處理。 二、受理機關(構)為政風單位或經指定之單位者,移由法務部處理。 三、受理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者,由各該選舉委員會處理。 第十三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通知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十四條 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於申報人喪失第二條第一項所定公職人員身分之日起屆滿一年,或第二條第二項所定公職候選人自公告當選之日起屆滿六個月,應將其申報財產資料發還申報人;不能發還者,應銷燬之。但司法機關、監察機關依法通知留存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本法所稱一定金額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第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第十七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一日施行。  本作品來自中華民國法律非現行條文,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九條,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来源:大纪元 2012-12-12 赵紫阳主张公布财产 邓小平反对李鹏报复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原政治秘书鲍彤最近发文,唿吁习近平推动官员公布财产、立“阳光法案”。当年胡耀邦去世,成千上万的中国大学生悼念胡耀邦,唿吁民主,表达对中共贪腐的强烈不满,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学生代表在胡耀邦的追悼会会场外下跪,递交写有七点诉求的请愿书,其中一点即要求中共领导人公布年收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拒绝学生提出的接收请愿书和接见的要求。此后赵紫阳两次向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建议公布领导人财产,遭到邓小平的反对和李鹏的攻击和报复。 习近平“反腐”高官频落马 中共十八大后,中南海高层围绕对薄案仍硝烟弥漫,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落马,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等又被调查,成为十八大后首个被拘查的省部级高官,而李春城的后台是十八大后高调下台的周永康的亲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后,一再警告,腐败问题将威胁中共的生死存亡。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也就“反腐倡廉”频频表态。有分析指,此番接连调查“大人物”,显示以习李新班子在面临空前统治危机之时,需要借反腐祭旗,以笼络人心。 赵紫阳前政治秘书唿吁习近平推官员财产公开 最近,领导干部的财产收入公开议题,再次成为海内外聚焦的一个热点。有报导称,鉴于当前中共官员的腐败形势,官员财产公示或许成为下一步“反腐”工作的着力点。  曾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近日发文表示,领导干部公布财产,向全国人大提出“阳光法案”,是反腐的第一基础工程。不迈这第一步,什么“实干”等统统是误国的空谈。 《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近期连续“爆料”温家宝的家产问题,这些江派用来抹黑温家宝的旧材料的来源受到质疑,《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宝申表示,这个事情肯定是有备而来。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对法广表示,张大卫本来和薄熙来的关系就很好,是薄熙来势力的代言人。国内反温的力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提供给张大卫,具体情节我都知道。所以张大卫说他是独立调查,没有人给他提供材料,这完全是撒谎。 鲍彤表示,在急习近平之所急的人中,最急莫过温家宝。温总理做过不少好事。他的公职生涯行将结束,坐失良机就是含垢忍辱。 赵紫阳两次提出公布领导人财产 邓反对李攻击 鲍彤在文章中披露,1989年5月8日和10日,赵紫阳曾两次向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建议公布领导人财产,就是因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在邓小平的反对下归于失败的。 鲍彤敦促习近平推动建立国家各级领导人公布本人和家人财产的制度,温家宝的心迹就能得到理解。他将成就赵紫阳没有成功的事...... 而李伟东对法广说:“温家宝要公布家产的话,党内也不会叫他公布,而且会保护他,说这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污蔑。这会更加加重党内掩盖财产的努力。当年89年的时候不就是有人说赵紫阳的儿子大军、二军有问题,赵就说咱们公布财产,等于他在这个集体里变成了一个异类。李鹏就此进行攻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的“改革、让一部份先富起来”政策,令许多人失望。因为先富起来的是那些有权势的上层人物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既得利益集团。 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出现了问题,失败的物价政策持续让中国经济急速通货膨胀、物价波动、供需失衡等,直接对人民生活构成影响,民间隐伏强烈不满情绪,最令民众愤愤不平的是特权阶层贪污腐败,官倒猖獗等。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经营的康华公司首先触怒了民众,该公司内部高干子弟成群,地方官员扎堆经商,分公司如乱草一样滋生。利用价格“双轨制”,康华公司下属分公司利用特权,倒卖批文、许可证,大倒紧俏物资,是名副其实的官倒。 1989年4月15日主张改革及自由开放的胡耀邦逝世,引起海内外震动,特别是中国知识界及全国高校的青年学生反应强烈。胡耀邦死后成了人们心中开明、廉洁的领导人化身。北京大学出现悼念胡耀邦大字报,并唿吁民主改革。几天后,天安门广场出现藉悼念胡耀邦而进行示威抗议的学生人潮。青年学生藉悼念胡耀邦活动宣泄对政府及社会现状的不满。 中共官方禁止悼念胡耀邦,引发学生游行,4月18日,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沿途高唿“打倒独裁”、“打倒官倒”、“打倒贪污”等口号。至少数千名学生决定向中共政府提出七点要求,其中一点即为: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布其年薪和全部的年收入。之后,学生决定于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以请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接见,并表示希望其接受学生的请愿信。 学生代表下跪递请愿书 李鹏拒接 学生提出的政治诉求越来越明显,矛头开始指向中南海高层。4月19日,数千学生突破中南海警戒线,高唿李鹏出来。深夜,警方强力驱散新华门前学生,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 在胡耀邦追悼会的前一天——1989年4月21日,近10万名学生自北京各地发起游行且前往天安门广场抗议。在4月22日大约凌晨时分,参与游行的学生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 4月2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官方举行胡耀邦追悼会,众多中共高官出席追悼会。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辞。悼念典礼时学生便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依照各自学校列队静坐。 中午过后数名学生突然向东大门处奔跑并突破封锁。三名学生代表直接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向政府递交写有学生七条要求的请愿书。他们要求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接见。 但是在胡耀邦的追悼会结束后,并没有任何中共领导人决定接见学生代表,这样的处理态度反而促使更多学生对于政府感到失望与不满,甚至连一些中共党员也认为政府处理不当。 李鹏家族是众所周知的典型的巨贪家族,多年来霸占中国电力系统,大发黑心财。网络上已经有大量相关报导,证明李鹏与朱琳夫妇及其子女们以权谋私,个个腰缠万贯,过着极其奢靡的生活。 面对学生不断发起的游行活动和日益升温的抗议行动,中共内部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应该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甚至赵紫阳还要求政府部门的警卫卸下刺刀,避免与学生发生任何肢体上的接触。但是包括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中共元老则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受到少数人的操纵,而其背后的用意是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赵紫阳在一次会议中提出,中共应该要提供开放的对话管道与学生沟通,与学生代表展开对话。然而赵紫阳的申明引起李鹏等人的不满,一方面认为赵紫阳应该公开谴责学生与群众的示威活动,另一方面认为政府必须采取更加强硬措施。 学生原本要求政治改革的活动,在4月26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词强硬的社论,指学生运动为“一次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引起学生强烈不满,于是引发多次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最后学生采取绝食行动,多次要求与李鹏对话,希望政府能理解他们的愿望。 学生的愿望在5月19日在邓小平支持下,国务院直接通过实施戒严的决定,李鹏签下戒严令开始,差不多已完全被粉碎了,数十万大军围住北京,准备武力镇压! 八九“六四”期间,邓小平和李鹏,一个在后台,一个在前台,两人默契配合,作出调军血腥镇压学生的决策和动作,最后都成为遗臭万年的六四屠夫。 六四前“倒赵”暗流涌动 李鹏报复赵紫阳 据旅美学者胡平的文章“读《赵紫阳的道路》”介绍,《赵紫阳的道路》这部文集收录了蔡文彬、鲍彤、严家祺、冯崇义、丁东、陈子明、吴国光、辛子陵、张显杨和胡平共10位作者的文章。这些作者有赵紫阳的部下、故交,也有研究中国转型问题的学者,及体制内的中共老人等。他们都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人。 胡平表示,有几位作者和赵紫阳有着多年的工作关系或朋友关系,对有关赵紫阳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相当了解,给读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澄清或说明。 出身于河南许昌县农家的蔡文斌,曾受赵紫阳重用,与赵紫阳又同是河南老乡,双方乃至双方的家人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赵紫阳被软禁后,蔡文斌曾多次前去探望。 在八九六四学运之初,学生们反腐败反官倒,有人也把赵紫阳当作批评对象。称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蔡文斌在文章里特地澄清了有关赵紫阳的儿子倒买倒卖的谣传。 胡平披露,早在1988年,中共内部就涌起过一股“倒赵”的暗流,那时就有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倒汽车的传言。李鹏在其“日记”里(1989年6月7日和9日)称:已经查明赵紫阳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那么,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蔡文斌亲自做过调查,证明并无此事。 胡平表示,1990年6月,王任重亲手把中共中央赵紫阳项目组整理的审查材料交给赵紫阳,这份材料共三十条,其中根本没有所谓其子搞官倒的问题。王任重还专门对赵紫阳说:关于你两个儿子的事情,我们调查清楚了,就不要再提了。 据蔡文斌分析,以李鹏的报复心理,如果赵紫阳的儿子真有官倒的问题,他怎么会只在1989年6月的日记里提一句?他怎么在那以后就不再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了呢? 中共改革派开明派代表人物赵紫阳,因拒绝作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共总书记,被中共保守势力废黜,被软禁长达十几年。在软禁期间,当局给过他很多机会,只要他认错,就能复出工作,但赵紫阳始终拒绝“认错”,直至去世。 胡平表示,晚年的赵紫阳大彻大悟,否定一党专制,认同宪政民主。“赵紫阳的道路”,不是体制内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性的根本变革;是体制内外联手,共同开创民主政治的明天。 (续......) -------------------------------------------------------------------------------------- 来源:万维读者网 2013-01-19 腐败是一种刚性需求 习近平要新帐旧帐一起算?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多年来,虽然腐败在中国呈扩散蔓延之势,但反腐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官方民间从未遭到过质疑,“逢贪必除,有腐必反”一直是舆论的常识与共识。但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多个主张“特赦贪官”的声音。这一情况的最新呈现,是自称天下“第二聪明”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据他说,“第一聪明”是江泽民)建议:反腐以十八大为界,搞特赦算新帐:十八大后不再腐败的官员既往不咎,继续腐败的则新帐旧帐一起算。 这种观点的立论基础是:官员腐败在中国十分普遍,腐败的“存量”很大,如果揪住旧账不放,反腐将难以推动,甚至难以启动,只可能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确实,经过几十年的蔓延后,中国腐败的“存量”不小。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2009年贪腐官员的比例在县处级是48%,厅局级是40%,省部级是33%。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仅从参考意义看,也足可见官员贪腐现象之严重和普遍。但是,从这种腐败的普遍性、蔓延性以及愈反愈烈等现象中,可以推导出的结论不是应该特赦贪官,而恰恰是相反;这说明,在官员群体中,腐败已成为一种刚性需求,很难因成本的大小而发生改变,“特赦”也不可能改变贪官的行为模式。 腐败的这种刚性化,源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官本位、政治(行政)权力独大的结构特征。由于官员权力过大,管的事情、控制的资源过多,整个社会中政治(行政)的力量压倒了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呈现一元化特征,只是一元化程度较之改革前有所削弱,对其他方面的管控有所放松而已,但“政治管控一切”的不平等结构特征并没有被根本改变。官位高低、权力大小作为衡量人身份地位的首要标准,也没有变。正如在一些社会,经济力量独大后经济就欲干预、左右政治一样,政治在社会的独大,也使得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自然趋向于凭借手中权力攫取“相对等”的经济利益。某贪官在“悔过书”中曾写到:看到一些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的商人,花钱时大手大脚,在社会上有气派、有面子时,心理就不平衡了——自己的权力、掌控的资源比他们多得多,为什么不能变得像他们一样富有呢?而且,作为官员还要考虑退休后如何维持现有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也只有通过在位时占有大量财富才能解决。按照官方推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决定意识,既然腐败在客观上具有刚性,就很难通过意识的熏陶来改变。所以,种种针对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收效甚微,甚至沦为自欺欺人的把戏。那些以为只要特赦了、安全了,官员的贪腐动力就会减少,反腐阻力就会减弱的人,不是为贪官开脱的别有用心者,就是同样没有认识到腐败的这种刚性特征。 腐败刚性化的另一源头,是官员的家属问题。在职时,官员享有权力,一切无需外求,但其配偶、孩子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是个问题。作为官员家属,享有巨大荣光、在社会上拥有崇高地位后,他们已很难再甘心做个普通人,凭自我奋斗来逐渐实现自我;他们有条件,也必然有意愿通过利用权势,获得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对等”的财富,来加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以权谋私就成了普遍现象。可以说,这是一种植根于普遍人性基础上的心理冲动。要克制自己的这种刚性需求,官员确实必须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才行。可惜,现实生活中“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毕竟太少。所以,官方推出的各种清廉样板,如果是真的,确实值得表彰。从公开披露的案件看,不少贪官本人并不想贪,但管制不了家人的“人生追求”,最终被拖入法网。 可见,要根治腐败,首先必须破除腐败的刚性特征,必须改变官本位的一元化社会结构,重点是必须调整两个关系。一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商人曾抱怨说,再大的老板,与一个小小的县长吃饭时,坐首席的也是县长而非老板。这确实不正常。权力大小、官位高低成了衡量人身份地位的首要指标,其他成就标准都必须退避三舍。只有大幅削减少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干预经济事务的权力,如项目审批权、资源掌控权等,让经济从政治(行政)的管控下真正独立出来,官本位一元化的社会结构才可能打破。当商人无须仰赖官员时,权力兑换利益的通道就不再畅通无阻。存在决定意识,如此一来,才能遏制贪官的贪心和贪性,腐败的刚性才可能消解。 二是调整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官民关系的倒悬,是民众监督无力、贪腐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到过台湾的大陆人士,大多会为台湾的官民关系,官员对老百姓的小心翼翼,民众在官员面前的趾高气扬而惊诧。在这种官民关系下,民求诸官少,官求诸民多,官员再贪腐,程度也有限。同为中华文化圈,台湾能做到的,大陆当然也能做到。关键是必须改变“官由上出”的权力授予方式,认真落实民众的民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真正做到“官由民出”,则官对民知所敬畏,民对官有力制衡,贪腐的直通车自然步步难行。 现在的情况是,这两种关系都在调整中,变化正在发生,但由于中国经济的政府主导特征和半市场化性质,由于中国政治的复杂语境和固有惯性,两个关系的调整到位还需时日。在此之前,其他反腐措施虽能有利于遏制腐败,却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反腐必然是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它只能随着两大关系的调整而逐渐推进。在现阶段,人们只能期待,新领导人的反腐决心足够坚定,能够利用和发挥网络和民众的监督作用,尽可能多地揭露腐败案件,并且及时重拳惩治已经发现的腐败,尤其是要敢于“打老虎”,使腐败分子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威慑而不是侥幸,以此遏制和延缓腐败的扩散与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