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天以后，他的遗体被确认，他的父母才得悉噩耗。
那些被打死的六四学生和暴徒，都是锁定了目标的。那些杀手虽然也穿着军装，但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我们部队的人。通常一个人在后面指认射杀目标给狙击手（专 业训练的秘密特工杀手，他们完成任务后通常也被自己内部的人秘密杀害），狙击手负责瞄准目标。救护车早已停在旁边，就是杀不死，拖上车，再补上一枪，还是 死。……”（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六四戒严军人张世军已经获得自由》，博讯网，2009年11月）
北京市民和学生阻截各路军队，军队是如何想的呢？
暴乱分子知道，戒严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和其它指定位置之日，就是他们的灭亡之时。
为此，他们疯狂地围阻、堵截、砸烧军车，穷凶极恶地抢夺武器弹药，极为残忍地殴打、绑架军人，丧心病狂地残害已经负伤被送到医院或在途中的伤患，特别令 人髮指的是，他们在残害至死的军人遗体上浇汽油，纵火焚烧，曝尸街头，惨不忍睹。一时间，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部队严重受阻，前进道路上遇到重重困难时，干部战士勇往直前，闯关破障。
从西线开进的先头部队，担负着为后续部队开路并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艰巨任务。当时，十里长安街上，暴乱分子四处造谣煽动，一小撮暴徒在各个路口倡狂肆虐，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阻塞街头，主要路口布满了层层路障，给部队的开进造成极大困难。
各级领导指挥部队下车，在车辆两侧结队，以人护车，车随人行，首尾相顾，整体开进。干部战士高唱着雄壮的军歌，唿喊着“暴乱不平，绝不收兵”的嘹亮口 号，前僕后继扑向随时都可能爆炸的汽车，用手推，用肩顶，用棍撬，有的还钻到驾驶室打方向盘，许多人的衣服被烧着，手、脸、胳膊被烧伤，忍着伤疼坚持战 斗，终于把一辆辆燃烧的汽车推到路边，保证了部队的继续开进。（暴乱不平，绝不收兵，《平暴英雄谱》，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突然，坦克发动机的马达声停了。
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还没使人反应过来，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
这时，只见桥头的群众四散奔逃，仅仅十几秒钟，桥头及附近的马路上已经看不见人了。人们全都躲进了公路两边的树丛中和建筑物后。近百名头带钢盔手持锋枪的军人从桥上人行道上走了过来，在桥头散开形成一个半圆形，并不时地向前方盲目地射击着。
接着，上来两辆坦克，一字排开，同时撞击车墙，大约撞了三、五下，就将车辆完全撞开，为部队前进打开了通道。也就在这时，桥上的无轨电车不知什么原因着起火来……
这支由38军为主组成的西路第一梯队开始过桥，杀气腾腾地向城区推进。走在前面的是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他们边走边向前方及两侧开枪，为部队前进扫除障碍。
紧随其后的是由坦克、满载士兵的装甲车和卡车组成的浩浩的大军，车队两旁每隔几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锋枪的步行士兵护行着，他们也不时地向两边开着枪。
每辆装甲车、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锋枪或机关枪不停地左顾右盼，偶尔地向可疑目标射击。枪声就像除夕之夜的鞭炮声那样密集，响彻天空。
这时，没有任何人敢再在公路上阻挡军车。也许路边的群众已经有人中了枪弹，知道部队开了杀戒，他们只是躲在路边暗处高喊着“法西斯！法西斯！”
但是，我们这些在观望的人还蒙在鼓里，认为部队是在打橡皮子弹或一种没有弹头的演习弹（我在部队当兵时士兵们称之为空爆壳）来吓唬群众……
正因为在楼上观望的人太多和我一样想法，不相信部队会开真枪。因此，并没因为枪声大作而躲进屋，特别是部长楼朝北的几十个公用大阳台，密密麻麻地站着几百人，因都穿着浅色上衣，在背后室内灯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注目。
枪声越密集，楼下成千上万的群众反应越强烈。“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此起彼伏。哪儿有口号，士兵就向哪儿射击。有几个士兵甚至离开公路向复兴医院前的一群喊口号的年青人追了过去，边追边开枪，一直追到医院，场面十分恐怖。
突然，在我们所在的楼上，有人高唿口号，只见士兵们立刻抬起枪口，向楼上扫射过来。首先是无轨电车用的电缆被打断，闪出火花。接着，子弹打在头上的水泥墙上，爆出火花并掉下水泥块。
这时，我们才大梦初醒，知道部队动了真枪，吓得全都蹲了下来。
当我再一次抬起身子向外看时，一个更为恐怖的场面出现在我眼前，士兵们正向部长楼扫射，阳台上数百人惊恐万状地跑回屋内，各家的灯就像听到了空袭警报似的，一下子全关上了。
整个木樨地陷入极度恐惧之中。（《64永远的痛：六四屠城亲历共军烧车造暴乱假像》，宗凤鸣，阿波罗新闻网，2008年3月28日）
在木樨地，38军某部三营二连士兵李冬明，手持冲锋枪，杀死三名大学女研究生。学生倒下后，他“良心忍不住，曾冲上去看了她们一眼”：“那三个女学生肠子已经流到了外面。”
李冬明听见她们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却是互相安慰的话：“放心，解放军用的是橡皮子弹……共产党不是……不是真打！……”
（李冬明在戒严结束后被破格提拔为排长，再提拔为副连长。他一直为自己“没有人性”杀死三名女学生而负罪。他在饮弹自杀前把此事告诉了他所在连队的士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