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儿点评：忠孝礼义仁，是大和民族的核心价值。

日本继承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孝、忠和礼义，但是却抛弃了仁。例如，进入商业领域里，在公司伦理上，日本员工必须要誓死效忠公司。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压到一切，直至漠视了其公司对消费者利益的庄严承诺――“仁”！。

顽固“死忠”的日本企业文化，最大的典型就是早已面临着巨大问题日本丰田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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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2231

汽车召回在美国是家常便饭，平均每卖出100辆就有10辆汽车被召回，通用、福特、丰田概莫能外。丰田章男今日的处境，与2001年美国小福特非常相似，福特转危为机涅槃重生，丰田最终能否走出泥潭？



巅峰过后是深渊。

2009年年初，丰田才干掉通用，登顶全球最大汽车公司，到年底，就遇上了800万辆汽车的“召回门”；丰田总裁丰田章男才使“丰田姓氏”回归总裁大位，就被迫在日本、美国和中国开始道歉之旅：2010年1月29日，瑞士达沃斯，丰田章男被媒体追击无奈表示：“对于令消费者不安一事，我深感抱歉。”2月5日在日本，2月24日在美国，3月1日在中国，丰田章男一遍遍地向消费者表达歉意，一次次在媒体的聚光灯前鞠躬，却仍然不能解答公众心中的疑惑。

在美国，丰田汽车2010年2月份共售出新车100027辆，较去年同期减少8.7%，是自1998年以来的新低，而12.8%的市场占有率也较去年同期下滑了3.1个百分点，市场占有率一下回到5年之前，排名也被福特超过，退居第三。

1月份是中国汽车的销售旺季，多家车厂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丰田销量却跌出前十，由于1月份丰田召回事件影响还未急速发酵，在丰田对中国国产的7万辆RAV4实施召回后，不少地方已出现退订RAV4的情况,丰田后续表现堪忧。

市场失利之外，丰田还需付出超过20亿美元的召回费用，此外，在美国因丰田汽车缺陷导致的死亡数目前已增加到37人，涉及29起事故。截至2月中旬，全美累计有44宗针对丰田的集体诉讼，涉及36亿美元。而在股市上，丰田股价的下跌更是以百亿美元计。

其实，汽车召回在美国是家常便饭，在美国，平均每卖出100辆汽车就有10辆被召回。福特汽车因巡航控制开关不良（其可能发生的危险绝不亚于此次丰田召回），实施了延续10年、多达1490万辆的召回，创下史上最大规模召回纪录，福特召回前，曾导致270人死亡和800人受伤，还因此与合作了95年的凡士通轮胎互相拆台，最终分道扬镳。通用同样实施过召回，1971年12月，由于节流联动装置受影响可能使车辆突然加速，并导致汽车失控，通用召回670万辆汽车。

为何丰田的此次召回却遭到各方如此“过激”的反应？除了美国政府的“阳谋”，如奥巴马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机会（尤其是通用和克莱斯勒等美国“国企”），通过对丰田的敲打抑制不断提高的失业率、挽回不断下滑的支持率外，丰田其实是一步步滑进了自己挖下的泥潭。

一块脚垫引发的风波

丰田召回门起因是一起交通事故。

2009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高速公路巡警马克·塞勒和家人驾驶一辆雷克萨斯ES350轿车行驶在125号州际公路时，车辆突然失控，燃起大火，塞勒和家人全部丧生。报警电话记录显示，事故发生1分钟前，和塞勒同车的一名家人打电话报警，说汽车油门不能回弹，制动也不起作用。

对于此次事故的调查被集中在一块显得无关紧要的脚垫上：由于脚垫滑动，卡住油门而导致车辆失控。2009年9月29日，丰田汽车宣布：计划召回在美国销售的380万辆汽车，而在此前的2007年，丰田就已因脚垫容易向前滑动导致油门出现异常状况，而在美国召回了5.5万辆凯美瑞和雷克萨斯ES350。
事情并不只是一块脚垫那么简单，2009年11月8日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对丰田“自动加速门”的调查，发现自动加速源于汽车设计缺陷，丰田此后不得不增加了召回数量，达到426万辆，但仍称是脚垫问题。

事情并未结束。今年1月21日，丰田再次在美国召回230万辆汽车，此次召回原因也许离事实更近：是CTS油门踏板问题。相较汽车脚垫，油门踏板对汽车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再加上媒体不断披露因自动加速而发生的多起伤亡事故，以及丰田汽车美国公司前雇员迪米特斯·比勒对丰田提起的诉讼，显示丰田多年以来一直竭力通过“私了”处理消费者的纠纷，丰田信任值顷刻间降到低点。

此后，即使丰田陆续在欧洲、中国、澳洲实施召回，然而已经难以起到亡羊补牢的效用，反而因层出不穷的刹车、ABS、输油管路问题，更令美国人对丰田产生更大疑问。3月2日上午10点，美国国会就丰田召回事件举行第三次听证会，诸多国会议员都表示丰田汽车的电子油门设计存在缺陷，而丰田却有所隐瞒。与之相印证的是， 3月1日丰田章男在北京时，他一改美国听证会上对“电子油门不存在设计问题”的说法，表示 “电子节气阀的控制系统问题”也是导致突然加速的原因之一。

丢失的传统

丰田章男在美国听证会上表示：“非常坦白地说，我们发展的速度或许太快了。”

丰田公司长期以来安全第一、质量第二、销量第三的价值观“变得混乱”。过度追求扩张速度，使得丰田无暇倾听消费者的声音——而这恰恰是丰田当初成功进入美国的立身之本：为了设计出符合美国消费者需要的汽车，丰田曾派调查者以学习英语为名在美国普通家庭呆了半年之久，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来决定汽车的设计；在1989年雷克萨斯品牌推出之初，丰田就因尾灯过热等一系列故障而在第一时间主动召回首款车型LS400，当时，美国公司负责人给每位被召回车辆的车主寄去有他亲笔签名的道歉信，维修小组还亲自前往顾客那里提供维修服务，并在召回检修完成后将车洗干净并将油箱加满。

20年后，这种光荣传统已经一去不复返。丰田章男则一直到1月29日才面对媒体，1月31日美国的主流报纸上才出现丰田汽车的召回公关广告。尽管丰男章男终于在2月5日在日本道歉，但鞠躬的度数竟然被日本媒体戏称为像是在打招呼。尽管他在出席美国听证会时声泪俱下，但已经于事无补，其后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不仅只有短短1小时，而且更被指为照本宣科，并事先打点好媒体。

2月24日，美国听证会上，众议员约翰·迈卡当众出示了一份丰田华盛顿分公司2009年7月的内部资料，显示该分公司邀功称，在2007年9月曾成功说服美国质量监察部门停止对其出现突然加速的车型进行调查，进而逃过了一项大规模强制召回法令，该公司称这些有问题的汽车只是脚踏垫卡住油门，因此只需要“设备召修”，而非较严重的全车召修，结果省下一亿美元，更是加深了各方对丰田“草菅人命”的负面联想。

同一天，美国田纳西州退休妇女朗达·史密斯在听证会上作证，在2006年10月她就已经遭遇了一次生死加速，然而与丰田交涉了数个月之久甚至投诉到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都没有结果，如果从彼时算起，丰田的召回已经拖了整整有三年时间，而这几年正是丰田在美国攻城略地的时期，丰田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2003年的10%左右，一路提升至最高超过17%，本可在较小范围之内解决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日企的“菊与刀”

丰田章男的今日处境，与2001年美国小福特（William Clay “Bill”Ford Jr）上任时非常相似。从1999年开始，发生了多起福特汽车上的凡士通轮胎爆炸事故，虽然福特和凡士通互相推诿，最后仍然不得不共同实施召回。福特公司花费了135亿美元替换了安装在其Explorer SUV系列汽车上的2000万个轮胎。危机之后小福特接任，当时福特已经从1999年盈利65亿美元，跌到2001亏损54.5亿美元的境地。如此巨大的压力促使小福特转向东方哲学如禅宗、藏传佛教和内观禅修法来平衡身心，东方哲学还为他指引了一条“绿色福特汽车公司”的道路，最终带领公司重回正轨。

而本身即为东方人的丰田章男，能否如小福特一般力挽狂澜？

《菊与刀》把日本人性格中的两个极端喻为菊与刀，召回事件中，丰田和丰田章男的表现又一次印证了此点。菊是他们的态度，柔软而谦恭，在国会屡次被斥责“为你感到羞耻”，丰田仍然表现得节制而有礼；然而像刀一样坚固和坚持的，却是丰田坚称召回并不是由于油门踏板电子元件缺陷所致，在召回“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公众依然不甚清楚。

其后，丰田章男在北京接受电视节目专访时，面对芮成钢“为什么中美消费者得到服务差别那么大”的提问，他以世界各地的麻婆豆腐口味不同作比，表示汽车是根据道路以及使用环境等设计的，不同的国家丰田提供的车是不一样的，当然服务就不一样。

《菊与刀》中指出，日本继承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孝与忠，但是却抛弃了仁。因此在公司伦理上，日本员工必须要忠于公司，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超过了其对消费者利益――“仁”的关注。不管是雪印乳品事件，还是松下电器爆炸事件、索尼电视机召回事件，日本企业在召回问题上表现得总是惊人的相似，一开始反应迟钝，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隐瞒不住了，就闪烁其词，直到证据确凿，召回才姗姗来迟，承认问题的存在，而这时对于公司的损害已经造成。

具体到丰田，当2007年作为丰田汽车董事会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丰田北美总经理吉姆·普瑞斯(Jim Press)离职之后，丰田汽车也就失去了向日本董事会传递美国信息的最有效渠道。同样，雷克萨斯营销副总裁黛博拉·威尔·梅耶(Deborah Wahl Meyer)和雷克萨斯品牌总经理吉姆·法雷(Jim Farley)在同一年的离职也使丰田失去了高级本土人才，顽固“死忠”的企业文化，才是丰田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才是大企业病，以及曾经取得成功、现在却广受质疑的极端成本控制、零部件企业近亲化等弊端。

而在中国，由于消费者保护制度非常不健全，更是成为日系产品召回的真空地带。在丰田章男来北京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丰田中国的高管对召回事件发表任何歉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丰田章男在会场里鞠躬道歉时，会场外真正的消费者——维权的车主却被工作人员无情地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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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www.niubb.net/article/889925-1/1/

日本伦理中的忠孝思想

（原作者：杨征权　桂花）【摘 要】“忠”和“孝”同为日本伦理的重要德目，其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而又有所变异。本文以《菊与刀》对日本“忠”、“孝”思想的论述为切入点，对中日两国的“忠”、“孝”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以求较为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日本；伦理体系；忠；孝
《菊与刀》为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不朽之作。“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作者以此命名，并非从此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称为“耻感文化”以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如同众多读者，本文作者对于该书第六章“报恩于万一”论及的“忠”、“孝”思想颇感兴趣，由此联想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孝”，并加以比较研究。
一、日本忠孝思想的渊源
简单地讲，日本的“忠、孝”思想根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日本文化的发展在明治维新前就与中国紧相关联。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前4世纪，但见于史书记载的是《日本书纪》：公元285年，儒教传入日本。“百济使阿直歧来贡良马，帝即命之养焉。阿直歧能通经传，皇太子师之。”后来王仁渡海至日本，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学焉”。日本“大化改新”前，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从中国引入了儒家思想。圣德太子亲拟的《宪法》十七条，即是以儒家思想和用语为骨干的，采用了大量四书五经中的典故、成语和资料。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律令》规定把儒学作为重要课程，在全国讲授，以《周易》、《尚书》、《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为教本，将《论语》、《孝经》定为必修课。公元137年开始祀孔，行释奠之礼。到奈良时代，儒家思想普及到日本各个阶层。公元757年孝廉皇子诏，令全国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经》，百姓中如果有“孝子”、“贞妇”，地方官吏要随时奏闻以便表彰。国家考选官吏，试题几乎都是儒学、汉学内容。从镰仓幕府到江户时期，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尤其是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达到鼎盛。日本的儒学学说，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蓝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因而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重视，并作为统治与管理国家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的伦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形成日本的文化传统、道德习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日本伦理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忠”和“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述，日本的伦理体系是围绕“恩情”来建构的。日本人“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人”，他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日本人强烈的责任感也正是根源于这种报恩感。在日本文字中“恩”的含义极其广泛，几乎包括了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例如，“义务”、“忠诚”，“关切”、“爱”等。恩主是多层次的，上至“他那个生活圈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侧是天皇。“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把恩分成若干类，依其地位可列为：皇恩——亲恩——主恩——师恩——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对恩的报答构成不同道德体系：义务和情义。依次为忠（对天皇、法律、国家的义务）——孝（对双亲、祖先的的义务）——任务（对自己工作的义务）——对社会的情义（即对主君、近亲、他人、非近亲的义务）——对自己名声的情面。在日本的伦理体系中，“忠”、“孝”处于最高位。两者都具强制性，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这种强制性来自传统，在日本，忠、孝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与中国大不相同，在中国忠、孝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道德，即仁。父母，君王都应该具有“仁”。日本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时，采取了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公元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着手引进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但也意识到，中国那套制度所依据的儒家哲学有与他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儒家“仁”的思想，就不能高于一切，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起来反对并推翻他。天子能否永据皇位，官吏能否永居其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仁政。因此，圣德太子认为，除非修改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有效的政治实践，否则，就不能在未来的改革中保护皇族。圣德太子划清了中国人的思想原则和他的实践能力之间的区别界限，小心翼翼地验证他们的精神是否适合于日本。如果发现中国儒家哲学中的某些成分不适合或不称心，那就完全抛弃或大加修改。虽然圣德太子热衷于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中国水准，但他并不想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圣德太子宣布，在日本，除天皇外无人可以统治全国，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天皇成了“人格中的神”，这在日本民族每次面临危机的时候，都起到了鼓舞和镇静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忠、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至尊位置得以确立。
三、“忠”的内涵及对日本社会的意义
如前所述，日本人的“忠”是对皇恩的报答。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天皇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在日本天皇是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但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作用，“为天皇尽忠”成为日本精神的支柱，支控着人们的行为。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的“忠”是对世俗首领将军、主君的义务。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为了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幕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得以把“忠”的对象从将军转移到象征性的天皇。“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顺利转移到“天皇”一方面有民间传说的作用，即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既然“忠”应当献给等级制度的最高者，那就只能献给天皇。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日本的“忠”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忠”相差甚大。在中国，皇帝是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极强的权威性。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话语更是不可忤逆的“金口玉言”。然而中国的封建时代却是一部经常改朝换代的历史，一治一乱交替出现。“皇位轮流坐，今年到我家”这句民谚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臣民心中潜在的取代意识。“臣忠”不过是种情性的服从，当“官逼民反”时一切“忠”便都成了泡影。所以中国的“忠”是一种以“仁”为前提的，相对动态的“忠”，故有“大丈夫当事明主”，“良禽择木而栖”之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自觉的奉献，是一种信仰。中国人的“忠”是对统治者正直行为的回应。（原作者：杨征权　桂花）四、日本的孝道
四、日本的“孝”是仅次于“忠”的重要德目。孝道在日本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相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日本的孝道比中国的孝道更加绝对化，其内涵也更为广泛。在中国孝的本义为“善事父母”。孔子认为“孝”产生于子女对父母之爱的回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孔子及儒家所倡导的“孝”的根本标准。“生事之以礼”，既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还应当对父母的过失进行恰当的规谏，但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勉强父母接受自己的意见。“生事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奉养父母的外部行为，尤其强调孝子爱敬父母的内心状态和真情实感；不但强调孝子对父母的服从，而且强调孝子对父母进行一定程度的诤谏。这种“孝”是基于爱心、敬意而又有一定原则的行为，是一种具有高度情感和理性精神的自觉行为。“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对已经去世的父母的安葬祭祀要合乎礼仪的规定，更强调居丧祭祀期间的情感态度必须哀戚和恭敬。这种哀戚和恭敬同“生事之以礼”一样，亦来自对父母的爱心和敬意，是发自内心的诚挚的自觉行为。
五、小结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忠、孝”的诠释，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之上，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对东西文化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其凭借的是间接资料，可以想象对“忠、孝”的述评并不全面，也不深刻，但能让读者初步了解日本的“忠、”和“孝”。
事实上，日本的“忠、”和“孝”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关系甚密，日本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加以变通，形成其独有的“忠、孝”理念，但历史是发展的，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思想的影响，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愈加鲜明。今天的日本人虽然保留这种伦理精神，但其内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嬗变。所以对于日本“忠、孝”思想有必要深入日本民众，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以洞悉其全貌。
参考文献：
[1]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M]商务印书馆，2005.
[2] 王家骅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3] 尚会鹏 中国人与日本人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 董良，李尚儒.儒家三不孝思想浅见[J]. 求实.2004（11）.
[5] 徐晖. 中日近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思想的比较[J]. 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1）.
作者简介：
杨征权，男， 硕士，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化与旅游经济。
桂花，女，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应用语言学、少数民族经济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