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四年(1824)冬天,洪澤湖大堤決口,湖水四下漫溢。然而對當時的朝廷來說,最麻煩的事不在水災,而是運河斷了。 因多年淤積,經過洪澤湖的黃河河道抬高,為保證南方運糧北上,洪澤湖邊修築起大壩,抬高水位,送船入黃河。如今洪澤湖湖水傾瀉一空,船不能北上,河運就此斷絕。蘇松一帶的糧食不能運到北京,則首都糧食供應不足,帝國的穩定將被動搖。 這個棘手的難題擺在了42歲的道光帝面前。 偉大工程的危機 明清兩朝定都北京,維繫帝國統治的經濟命脈卻極為脆弱。自唐中晚期,經濟重心南移之後,國家的財賦收入就要通過歷代開鑿疏通的大運河運到京城。 由於北方自然條件變化以及經濟衰落,清朝每年從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徵收超過400萬石糧食,供給北京。這些糧食用於支付官員俸祿、兵丁糧餉,還要保證平抑京師的糧價,賑濟災民,維持穩定。 人工開鑿的運河雖然是偉大工程,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自然力讓它變得越發脆弱。 據《清史稿·河渠志》記載,整個清朝,運河與黃、淮連接的淮安清口一帶,為維持通航,耗費的人力財力,並使人民遭受水災之頻繁,“未有甚於此者”。 然而,道光四年的決口,才是第一次真正的危機爆發。道光帝召集臣僚商議對策,有大學士孫玉庭、漕運總督魏元煜等主張借黃河水入運河。然而運河河口迅速淤積,難以通航,等待運糧北上的漕船,“皆膠住不能挪移”。 此時,一些人想到了明清兩朝屢被提起的運輸方案改河運為海運。 事實上,通過海運將南方的糧食運送到北方,在元朝就已經實行。從至元十九年(1282)開始,耗時十年,從劉家港(今江蘇太倉瀏河鎮)到天津的航線便已開闢。到至元三十年(1293),海運的船舶遠離了海岸線,向東進入遠海,取直線北上,順風十天,便可抵達天津。 從此,元朝北方便依仗海運,每年從江浙運送糧食數百萬石,供應大都。直到元末戰火,江浙被起義軍所占領,漕糧海運才斷絕。 明朝開國到永樂初年,海運也一直是南糧北調的重要手段。然而到永樂十三年(1415),隨着會通河疏浚成功,皇帝決定放棄海運。之後,海運的航程斷斷續續開過幾次,天津河口就再也不見江浙運載糧食前來的船帆。 現在,海運的方案又一次擺在了國家的決策者面前。倡議海運最積極的,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他認為海運是解決漕運危機的唯一辦法,主張僱傭商船運送漕糧,准許商船在運糧的同時攜帶貨物。 然而反對的聲音紛至沓來,其中最冠冕堂皇的一條,是說海運有“風濤之險,盜賊之虞”,是“不惜民命”的暴政。 英和反駁說,海上年年都有貿易船往來,為什麼沒有聽說海難?而且河運也多有險阻,歷年都有船隻遇險傾覆,船夫家破人亡,豈止是海運有危險? 道光皇帝的決斷與反悔 運河雖然保證了幾代王朝的安穩,但是也帶來巨大的損耗。 為了維持運河,政府不得不犧牲沿岸的水利,甚至加重天災。多雨之時,本應蓄水防洪,但漕運官員恐怕損壞運河壩,反令放水淹沒民宅民田;乾旱之時,本應放水 救濟農田,而漕運官員為保證運河水量,反倒節流蓄水,“涓滴不容灌溉”。於是數百年間,黃淮之間的居民和農業備受折磨,經濟民生大受阻滯。在道光六年那場 水災中,為保護運河河堤,兩江總督琦善命令將水壩全部開啟,淹沒下游良田。據當時官員記載,下游大片地區“田畝房舍,均歸巨浸……田間水深五六尺,至一丈 不等,廬、墓盡在水中。”災民扶老攜幼,避居高處,露天而居,饑寒交迫。 對河上的水手來說,運河也是一道鬼門關。由於地勢起伏,運河上實際險情重重。據道光年間的記載,黃淮交匯處的天妃閘,每當漕船經過時,每艘船就要上千人以 人力拖曳,遇到漲水之時,“飛瀑怒濤,驚魂奪魄,下水放閘之船,疾如飛鳥,若墜深淵,浮沉難定,一入迥溜,人船兩傷。”僅在康熙年間,每年就有一百多艘船 在運河中傾覆損毀,上千人遇難。 倘若改行海運,這些弊端便可革除。然而,反對海運的聲音依然在朝堂上占據了優勢。道光皇帝其實傾向於英和的意見,但是一時難下決心。英和進一步陳述利害, 說河運淤塞,不得不依靠車挽和小船接駁,重新修築堤堰也還需要時日,兩項相加,需要數萬人力,耗費太甚。而雇海船,則大為節省民力和開支。他也明確地向皇 帝指出,之所以推行海運阻力如此之大,是因為海運開行之後,管理漕運的官吏、在運河上當差的旗丁水手等人便面臨失業。他建議皇帝,對漕運官員的 俸祿和養廉銀都要繼續支給,治理黃河、洪澤湖,修築堤壩的管理人員,也儘可能從漕運人員中擇而錄用,水手則可給予路費遣散。 經過反覆辯論,到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終於決定將江蘇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的漕糧改由海路運輸,對應募的海船“許免稅,許優價,許獎勵”,甚至給予官銜。 為保證海運順暢,上海設海運局之外,又在天津設轉運局,查驗運糧。於是到第二年,也就是道光六年(1826),在關天培的押運下,第一批漕船運載着一百多萬石大米,從長江出海口北上,十多天內陸續抵達天津。 是年六月,第二批海運漕船北上天津。兩次海運,一共動用海船一千五百多艘,裝載糧食一百六十萬石。其中,因為海難而損失的,僅僅四艘船、米二千三百八十 石。海運的便捷鼓舞了當時的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他們上奏道光皇帝,希望第二年的漕糧運輸仍然走海路,道光帝表示允許,但是不久之後,他就反悔了。 在皇帝看來,只有內陸的脆弱運河才是可靠的,是國家根本,而外海則充滿不可預知的風險。他擔心官員致力於運,則運河荒廢。於是他指責奏請繼續海運的官員 “總為自卸干係,巧占地步,只顧目前,於國計並不通盤籌畫”,並責問他們是為國家謀利,還是為自身謀利,“受國厚恩任用之人,其可不秉天良耶?” 於是,在道光七年,漕糧海運的方案被皇帝中止了。 反對者是誰 此後,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於黃河水災,運河再次受阻。道光帝不得不又一次開行海運。但這一次依然是曇花 一現,很快又中止了。 阻擋海運的,除了道光皇帝對穩定的擔憂,還有一個龐大的反對群體。魏源指出,改行海運,有三種人的利益會受損:“海關稅儈也,天津倉胥也,屯弁運丁也”。然而他說得實在有些隱晦。 運河通航數百年,是國家穩定大計,維繫在運河之上的衙門、官職難以計數。一旦海運取代河運,他們的前途生計都將大受影響。在有清一朝,負責治理運河絕對是 一項肥差。只要黃淮泛濫,運河危急,國家便不得不投入大筆財賦,用來治理河道,並為貪瀆製造機會。天災未必時時都有,治理運河的官員甚至學會了積極主動制 造災害,對堤壩“薄者不填,缺者不補,以致潰決廢壞,不可收拾也”。漕運官場的糜爛,甚至讓嘉慶皇帝怒斥他們“欺詐成風,冀圖興工糜帑,藉以漁利飽橐。積 習相沿,牢不可破……甚至援引親友,濫邀官職,種種惡習,不可枚舉”。 而到道光朝中,每年要撥給運河工程白銀五六百萬兩,加上黃河上盤運漕糧的挑工以及修造高堰大壩的開支,耗費不下千萬兩白銀。這耗去了當時國家全部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最多時甚至達到了國家歲入的一半。 對運河上的船隻,官吏還可以層層盤剝,收取過閘費、過淮費等雜費。與此同時,漕務官員還往往假借維持運河暢通的名義,敲詐勒索地方。他們掌握蓄水放水之權,於是地方民命與生產都被他們操弄在掌中,不得不聽任其敲詐。漕運已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巨大毒瘤。 但是既然國家的安定要依賴運河漕運,整頓漕務吏治便不得不讓位於維持穩定,不能破壞他們的集體利益,於是只好聽任運河官吏大肆貪腐、中飽私囊。旦海運取代河運,他們的利益便會被徹底顛覆。於是這些人,也成為反對海運最有力的集團。 在道光二十八年的海運之時,時任漕運總督楊殿邦便極力反對漕糧走海路。他上書皇帝,宣稱河運維持了沿岸居民的生計,讓他們可以當水手賺錢養家,一旦改行海 運,他們無糧可送、家庭破產,便會成為流寇土匪,威脅國家安全。而海運不僅僅風險難以把握,還造成水手性情桀驁不馴、罔顧國法,海運船隻到天津,則水手雲 集。對畿輔重地來說,這個難以馴服的群體是一個可怕的隱患。 早在道光五年議海運之時,就有人以海運糧食容易霉變為由反對,但是實際上運送到京師的糧食並未變質,反倒如同新米,大受歡迎。於是,便有人僱傭水手,在海運中途,向漕糧中羼雜藥物,使糧食迅速腐敗不可食。 與此同時,反對者又唆使河運水手鬧事,清廷也不得不顧及漕運十餘萬水手的生計穩定,以免這些已經幫派林立的強壯男丁結夥造反。當時的御史鄭瑞玉憂心忡忡地說:“無論官弁旗丁廉俸糧餉,未可裁減;即各省水手,不下十餘萬人,一旦散歸,無從安置,難保不別滋事端。” 總之,反對派努力去迎合皇帝對穩定的渴望,並取得了成功。於是,兩次海運雖然都顯示出超過河運的優勢,但是依然被廢止,南方的糧食,依然要艱難通過運河, 費時半年,運抵帝國的中心。一直到19世紀50年代之後,隨着洋務運動引入輪船,海運大興,同時河道持續淤塞衰敗,海運和河運之爭才終於以時代的進步畫上 了句號。 文 | 壹讀iRead特約撰稿 劉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