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有位认识三十多年的前辈作家和夫人,从纽约到新泽西来郊游散心,很关心地问我:女记者高瑜被判刑了,说她犯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你担任《反右绝密文件》的责任编辑,会不会也被扣上同样或者类似的罪名遇到麻烦
在政治斗争中或许做得到“一棒子打死”,但在中长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几乎不可能。批得过头了绝对了,或迟或早会出现反弹。 秦晖有个“测不准”的观点:在极权体制下,无法根据一个人过往的公开行为,预测他未来的动向和他真实的政治立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鬼,这已是常识。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将人物简单化,将其某方面的政治倾向“标签化”。在政治斗争中这或许是难免的、必要的,但转换视角,着眼于历史,终究要洗去其神圣化虹彩和妖魔化油墨,还原成
赵紫阳读了很多书,他的读书品味是比较高的。我去看过赵书房的书柜,与毛泽东的书房书柜相比,区别非常明显。有人很形象地说过:毛的书“都是躺着的,很少站着的”——多是只能平放的线装书;赵紫阳的书柜里就不一样了,书多半都“站着”
这里牵涉到两种伦理观: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若履行“责任伦理”,最重要的是要顾及自己承担职责可预知的后果,就要选择恰当手段行事以避免负面的后果;而若遵循“信念伦理”(或称价值伦理),就只考虑坚持价值理念而不管后果、不计
这样一个偏离人类文明主航道、长时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集团,1987年的这次党代会,可以算是最顺应、最接近世界浩浩荡荡历史潮流的一次,也是赵紫阳政治生涯的辉煌顶点。可惜两年后“六四”枪响,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赵紫阳也被摘去
回顾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整下台,得知赵紫阳并没有出手相救,很自然地就会问:他不懂“唇亡齿寒”的古训吗?他不懂两人可以唇齿相依,剩一人就孤掌难鸣吗?他不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寓言的警告吗?赵紫阳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不懂
邓小平是政治、军事、外交权威,陈云是经济权威,胡乔木是意识形态权威,邓力群是半个意识形态权威。胡耀邦是反思共产主义,坚持实践标准的大脑,赵紫阳是认准市场经济目标、民主法制改革的大脑。八十年代改革史用标题上这句话便可写
邓小平不是恼火向苏联领导人泄了底,而是恼火被公开告知老百姓。他着意隐瞒自己是全体党员、全体人民最高主宰、垂帘听政的真相。赵得知邓生气了,真好像自己做了大逆不道之事,想方设法赔礼道歉。这是什么样畸形的党,什么样畸形的体
朝鲜这个近邻,实在算得上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叶、后叶,中国的两次大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赵紫阳何等聪明,他怎么不知道高压政策下反出来的数字并不可靠?我们看到了两个赵紫阳,一个是广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号召和指挥反瞒产的前线总指挥;另一个跟新华社记者杜导正关起门来说私房话、怂恿杜写“内参”向上反映另一面民
赵紫阳写了如何组织农民的经验:干部应该怎样“兴风作浪,敢作敢为,不能拿出书生习气、闺女作风”,怎样对待发动过程中的“左”的行为,不能泼冷水。他这篇长文,很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完全是实用主义,以仇恨为杠杆来发动群众
“赵紫阳传”这一类选题,休想得到官方任何支持。2018年底中共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官方公布“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赵紫阳的名字却消失不见!卢跃刚激愤地说:这再一次证明了专制集权社会历史观的主要特征:历史虚无主义和极端的实用
“无私才能无畏。”这句话有可怕的另一面:波尔布特干起残酷坏事之所以没有底线,没有负罪感,因为他自己不用黄金马桶,没有美元存到瑞士银行,没有三宫六院,自认为一心为公,天日昭昭。在他眼中,有钱就罪该万死,有文化也是罪该万
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政变、中国革命都充满暴力,红色高棉更是这条暴力之藤结出的血腥之果。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都曾在法国多年留学,不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最激进的共产党人,令人深思
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的日子,现在是柬埔寨的正式国家节日——大屠杀逾越日。每年这一天政要致词都要特别感谢越南出兵阻止了大屠杀。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为解救红色高棉而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正义还是非
毛泽东在全会上宣读了康生递的纸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又临场发挥:“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纸条确是康生写了递给毛泽东的,但是这个思想,却并不是康生的原创
中共执政后,相对懂管理的干部很自然走到前台,带来权力分配上的变化,抱有“打天下坐天下”意识的农民出身干部,对知识型干部占据要津感到失落和不满。高岗到处散布“苏区党”和“白区党”之论,引起一些人共鸣,也正是党内这种情绪
死亡安葬仪式都是为了活人、给活人看。周恩来下令对高岗“善殓厚葬”,他是要给谁看呢?按照高岗被全党批判的处境和这样死法,周却要善殓厚葬,不可能是要安慰高岗的家属,也不可能是为了安抚高岗的部属——周的这种做法,自有其深意
有人分析:毛泽东定有一明一暗两套方案,明着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暗着指示刘少奇、周恩来对高岗要痛打落水狗。这种说法既缺史料作证,也不符合逻辑:毛对刘、周不满,才扶植高岗来抗衡,他若彻底整垮高岗,岂不让刘、周更得势
毛泽东布置高岗去查刘少奇1929年被捕的敌伪档案,意图是什么?为什么要高岗去查?我们今天看,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高岗当时也自作聪明地认为领悟了毛的意图。他的雄心、野心怎么能不膨胀呢!东北局调查的材料,毛泽东最终用
如果高岗在反省中的交待属实,那么,扩散这个“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本人:毛既然知道这个名单不对头,为何要神秘兮兮地送给高岗看呢?其用意至少有两种,必居其一或者二者兼有;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也不能排
以黑龙江的元宝村土改全过程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被视作“中国土改教科书”。半世纪后重新调查揭开土改骇人内幕,暴风骤雨就是腥风血雨:元宝村和邻村比赛杀人,两村共约700户人家,73人被杀。暴力最猖獗时期是围绕着挖浮财
中共中央组建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高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今天的东北经济像老牛破车,当年可是非同小可的重工业基地。北满大体上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包括五省一市,人口近千万。一个北满分局竟集中了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实在罕
在日寇加紧侵华的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竟开了88天来讨论肃反是非,毛泽东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朱、郭的错误被提升到与李立三、张国焘并列的程
虽然陕北肃反并没像其它苏区那样血流成河,但是关于陕北肃反和对当事人的评价却折騰了近半个世纪,总像跷跷板,压下这头就翘起那头。原因是肃反与路线斗争搅合在一起,又加上后来的高岗自杀和习仲勋垮台又平反,翻转不断,大的就有四
戴季英因出身、因哥哥在中共肃反中被杀,不安全感驱使他要表现对内奸和错误路线不共戴天,杀了无数红军官兵,整了郭述申这样的人;郭也同样,自己差点被杀,要表现自己革命忠诚坚决,拿火钳去烙高岗屁股;高岗也同样,整人毫不手软…
红25军的肃反急先锋戴季英心狠手辣,下令杀害了无数红军官兵,连时任副军长徐海东都差点遭了他的毒手。中共建政后他伸手要官当省委书记,毛泽东批示开除党籍公职,“永不启用”。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刘华清却对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感激涕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大会师之前有个小会师,会师的是三支红军:张国焘的部下、孤军从鄂豫皖长征而来的红25军;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高岗的红26军;陕北根据地谢子长、郭洪涛的红27军。上级“钦差大臣”也空降好几位,会师第二天,肃反开
毛泽东时代整人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一部党史就是一部政治迫害和权力倾轧史,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文革结束之后大多数平反了,但是有两个半大案没有平反。两个,是高饶反党联盟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半个是"反右",只承
好不容易把中共中央的头号人物抓到手,他也已经屈膝变节,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却一天后就仓促将之处决了!实在太超出预料,于是猜测蜂起:电令延误?酷刑失手?中共灭口?帮派报复?自杀了断?——最不合逻辑的解释反倒是最可能的原
周恩来等在向忠发被捕三个小时后就得知了消息,并紧急疏散转移中央机关,但是向忠发被处决一年后,无论中共还是共产国际,都仍认定他为殉难烈士。对他定性为“叛徒”,缘于一位“海归文青”打入警备司令部,弄到了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
亲历者张纪恩1979年在接受采访中提出对向忠发叛变的疑问,引起党史界的震荡。还有人说: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敌人在监狱里散布,是敌人的挑拨离奸计。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的李维汉也认为中共革命历史复杂,此事值得研究讨论
向忠发被捕之后变节投敌,似乎是板上钉钉的铁案,中共羞于提到这个由共产国际太上皇指定的领导人。民间盖棺定论,更指其“傀儡加叛徒”。但有心人还是找出了疑点:他究竟是否叛变?半世纪后引发了党史界一场争论,质疑者也是一位当事
周恩来被党内高层追问时才说:向忠发的“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从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买妓女的钱是用党的经费。更有党员抨击总书记每天必酒,每喝必醉,醉后胡言乱
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共产国际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煸动党员来反对政治局?——支部领导人敢这么顶撞共产国际,简直是“犯上作
共产国际把向忠发放在中共领导人的位置上,尽管知道他不过是傀儡,也得哄着他;他的同事不看僧面看佛面,也要听从他一些意见,尤其是在他坚持的时候。向忠发做过一件对中共有重要影响的决定,这就是提名毛泽东当中华苏维埃国临时政府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公认,三十年代是中国上世纪前半期经济、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在苏维埃国情况则绝然不同:在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下,农民被强制改造为无产阶级,被驱使强制劳动,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苏区经济已经接近崩
苏区几乎没什么工业,无产阶级代表很少,选举时动员一批半农半手工业者凑数。王明感叹: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落后些;毛泽东也承认:农民不认为他们是领导者,工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当领导
领土分散各地,加起来约十五六万平方公里、千余万人口,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从湘鄂赣、陕甘晋这些省名可看出是原来行政区划的边缘交界处。国境经常变化,打仗打败了就缩小,打赢了就扩大。政府设“九部一局”,省、县、区也设相
顾顺章被中共认定为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是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表明,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保留,其最严重危害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这就是为什么1933年陈赓密会顾顺章,1983年李强约见顾的妻子和女
米夫一手操办了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这是中共党史上少数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没有什么比六届四中全会更集中体现中共傀儡党性质的了,共产国际怎么说,中共就得怎么做。这个傀儡党在这次全会之后,更加快了傀儡国中之国——中华苏
“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悬于一线,全国群情悲愤,南京中央政府焦头烂额地应对巨大危机。但就在一个半月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它竟比日本人扶持成立“满洲国”还早了四个月,无疑既是一个分裂政权,更是一个傀儡
在革命党眼中,无论袁世凯接受还是拒绝日本的条约,都不影响其反袁目标:接受了,就用“卖国”的罪名反袁;拒绝了,则利用中日战争乘机举事;和平解决了,就希望俄国步日本的后尘也向中国提出类似“二十一条”,再次给革命党创造造反
孙中山是否与日本人合谋搞出密约?长期争论激烈。实际上指两个东西:一个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两名日本民间人士签订非正式条约;一个是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的密信和所附盟约草案,与前一盟约内容一样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秘密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威胁袁说日本“有意援助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3月14日,孙中山向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表示赞成二十一条,说“无可非议,这是以日中亲善和东洋和平为目
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家,敢于承担罪责,而不到处甩锅,更不讲什么“恢复帝制是正确的,撤销帝制也是正确的”之类屁话,他将幕僚起草的“撤销帝制令”中责怪劝进者的语句统统删去,直接承认“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这样就成为一份“罪己诏”
袁世凯问:“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共和的含义是什么?”刚刚海归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
袁世凯决定称帝之前举棋不定,执掌兵符的将军们劝进是个重要砝码。1915年8月25日,蔡锷领导军人请愿实行帝制;9月1日,代行立法权限的参政院开幕,蔡锷等人请愿改变国体……蔡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甚至当面对袁说:“中国岂能无帝?”
袁世凯恢复帝制这个历史事件,有极为儿戏的闹剧一面,更有非常严肃的悲剧一面。他评估改变国体这样重大的政治决策,主要看两方面:一看各派政治势力力量消长的博弈格局,二是看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争议,前者是权衡强弱成败,后者是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