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有位认识三十多年的前辈作家和夫人，从纽约到新泽西来郊游散心，很关心地问我：女记者高瑜被判刑了，说她犯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你担任《反右绝密文件》的责任编辑，会不会也被扣上同样或者类似的罪名遇到麻烦

　　在政治斗争中或许做得到“一棒子打死”，但在中长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几乎不可能。批得过头了绝对了，或迟或早会出现反弹。
　　秦晖有个“测不准”的观点：在极权体制下，无法根据一个人过往的公开行为，预测他未来的动向和他真实的政治立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鬼，这已是常识。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将人物简单化，将其某方面的政治倾向“标签化”。在政治斗争中这或许是难免的、必要的，但转换视角，着眼于历史，终究要洗去其神圣化虹彩和妖魔化油墨，还原成

　　赵紫阳读了很多书，他的读书品味是比较高的。我去看过赵书房的书柜，与毛泽东的书房书柜相比，区别非常明显。有人很形象地说过：毛的书“都是躺着的，很少站着的”——多是只能平放的线装书；赵紫阳的书柜里就不一样了，书多半都“站着”


　

　　这里牵涉到两种伦理观：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若履行“责任伦理”，最重要的是要顾及自己承担职责可预知的后果，就要选择恰当手段行事以避免负面的后果；而若遵循“信念伦理”（或称价值伦理），就只考虑坚持价值理念而不管后果、不计

　　这样一个偏离人类文明主航道、长时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集团，1987年的这次党代会，可以算是最顺应、最接近世界浩浩荡荡历史潮流的一次，也是赵紫阳政治生涯的辉煌顶点。可惜两年后“六四”枪响，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赵紫阳也被摘去

　　回顾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整下台，得知赵紫阳并没有出手相救，很自然地就会问：他不懂“唇亡齿寒”的古训吗？他不懂两人可以唇齿相依，剩一人就孤掌难鸣吗？他不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寓言的警告吗？赵紫阳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不懂

　　邓小平是政治、军事、外交权威，陈云是经济权威，胡乔木是意识形态权威，邓力群是半个意识形态权威。胡耀邦是反思共产主义，坚持实践标准的大脑，赵紫阳是认准市场经济目标、民主法制改革的大脑。八十年代改革史用标题上这句话便可写

　　邓小平不是恼火向苏联领导人泄了底，而是恼火被公开告知老百姓。他着意隐瞒自己是全体党员、全体人民最高主宰、垂帘听政的真相。赵得知邓生气了，真好像自己做了大逆不道之事，想方设法赔礼道歉。这是什么样畸形的党，什么样畸形的体

　　朝鲜这个近邻，实在算得上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叶、后叶，中国的两次大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赵紫阳何等聪明，他怎么不知道高压政策下反出来的数字并不可靠？我们看到了两个赵紫阳，一个是广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号召和指挥反瞒产的前线总指挥；另一个跟新华社记者杜导正关起门来说私房话、怂恿杜写“内参”向上反映另一面民

　　赵紫阳写了如何组织农民的经验：干部应该怎样“兴风作浪，敢作敢为，不能拿出书生习气、闺女作风”，怎样对待发动过程中的“左”的行为，不能泼冷水。他这篇长文，很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完全是实用主义，以仇恨为杠杆来发动群众

　　“赵紫阳传”这一类选题，休想得到官方任何支持。2018年底中共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官方公布“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赵紫阳的名字却消失不见！卢跃刚激愤地说：这再一次证明了专制集权社会历史观的主要特征：历史虚无主义和极端的实用

　　“无私才能无畏。”这句话有可怕的另一面：波尔布特干起残酷坏事之所以没有底线，没有负罪感，因为他自己不用黄金马桶，没有美元存到瑞士银行，没有三宫六院，自认为一心为公，天日昭昭。在他眼中，有钱就罪该万死，有文化也是罪该万

　　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政变、中国革命都充满暴力，红色高棉更是这条暴力之藤结出的血腥之果。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都曾在法国多年留学，不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最激进的共产党人，令人深思

　　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的日子，现在是柬埔寨的正式国家节日——大屠杀逾越日。每年这一天政要致词都要特别感谢越南出兵阻止了大屠杀。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为解救红色高棉而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正义还是非

　　毛泽东在全会上宣读了康生递的纸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又临场发挥：“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纸条确是康生写了递给毛泽东的，但是这个思想，却并不是康生的原创


　

　　中共执政后，相对懂管理的干部很自然走到前台，带来权力分配上的变化，抱有“打天下坐天下”意识的农民出身干部，对知识型干部占据要津感到失落和不满。高岗到处散布“苏区党”和“白区党”之论，引起一些人共鸣，也正是党内这种情绪

　　死亡安葬仪式都是为了活人、给活人看。周恩来下令对高岗“善殓厚葬”，他是要给谁看呢？按照高岗被全党批判的处境和这样死法，周却要善殓厚葬，不可能是要安慰高岗的家属，也不可能是为了安抚高岗的部属——周的这种做法，自有其深意


　　

　　有人分析：毛泽东定有一明一暗两套方案，明着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暗着指示刘少奇、周恩来对高岗要痛打落水狗。这种说法既缺史料作证，也不符合逻辑：毛对刘、周不满，才扶植高岗来抗衡，他若彻底整垮高岗，岂不让刘、周更得势

　　毛泽东布置高岗去查刘少奇1929年被捕的敌伪档案，意图是什么？为什么要高岗去查？我们今天看，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高岗当时也自作聪明地认为领悟了毛的意图。他的雄心、野心怎么能不膨胀呢！东北局调查的材料，毛泽东最终用

　　如果高岗在反省中的交待属实，那么，扩散这个“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本人：毛既然知道这个名单不对头，为何要神秘兮兮地送给高岗看呢？其用意至少有两种，必居其一或者二者兼有；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也不能排

　　以黑龙江的元宝村土改全过程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被视作“中国土改教科书”。半世纪后重新调查揭开土改骇人内幕，暴风骤雨就是腥风血雨：元宝村和邻村比赛杀人，两村共约700户人家，73人被杀。暴力最猖獗时期是围绕着挖浮财

　　中共中央组建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高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今天的东北经济像老牛破车，当年可是非同小可的重工业基地。北满大体上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包括五省一市，人口近千万。一个北满分局竟集中了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实在罕

　　在日寇加紧侵华的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竟开了88天来讨论肃反是非，毛泽东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朱、郭的错误被提升到与李立三、张国焘并列的程

　　虽然陕北肃反并没像其它苏区那样血流成河，但是关于陕北肃反和对当事人的评价却折騰了近半个世纪，总像跷跷板，压下这头就翘起那头。原因是肃反与路线斗争搅合在一起，又加上后来的高岗自杀和习仲勋垮台又平反，翻转不断，大的就有四

　　戴季英因出身、因哥哥在中共肃反中被杀，不安全感驱使他要表现对内奸和错误路线不共戴天，杀了无数红军官兵，整了郭述申这样的人；郭也同样，自己差点被杀，要表现自己革命忠诚坚决，拿火钳去烙高岗屁股；高岗也同样，整人毫不手软…

　　红25军的肃反急先锋戴季英心狠手辣，下令杀害了无数红军官兵，连时任副军长徐海东都差点遭了他的毒手。中共建政后他伸手要官当省委书记，毛泽东批示开除党籍公职，“永不启用”。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刘华清却对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感激涕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大会师之前有个小会师，会师的是三支红军：张国焘的部下、孤军从鄂豫皖长征而来的红25军；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高岗的红26军；陕北根据地谢子长、郭洪涛的红27军。上级“钦差大臣”也空降好几位，会师第二天，肃反开

　　毛泽东时代整人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一部党史就是一部政治迫害和权力倾轧史，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文革结束之后大多数平反了，但是有两个半大案没有平反。两个，是高饶反党联盟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半个是"反右"，只承

　　好不容易把中共中央的头号人物抓到手，他也已经屈膝变节，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却一天后就仓促将之处决了！实在太超出预料，于是猜测蜂起：电令延误？酷刑失手？中共灭口？帮派报复？自杀了断？——最不合逻辑的解释反倒是最可能的原

　　周恩来等在向忠发被捕三个小时后就得知了消息，并紧急疏散转移中央机关，但是向忠发被处决一年后，无论中共还是共产国际，都仍认定他为殉难烈士。对他定性为“叛徒”，缘于一位“海归文青”打入警备司令部，弄到了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


　

　　亲历者张纪恩1979年在接受采访中提出对向忠发叛变的疑问，引起党史界的震荡。还有人说：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敌人在监狱里散布，是敌人的挑拨离奸计。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的李维汉也认为中共革命历史复杂，此事值得研究讨论

　　向忠发被捕之后变节投敌，似乎是板上钉钉的铁案，中共羞于提到这个由共产国际太上皇指定的领导人。民间盖棺定论，更指其“傀儡加叛徒”。但有心人还是找出了疑点：他究竟是否叛变？半世纪后引发了党史界一场争论，质疑者也是一位当事

　　周恩来被党内高层追问时才说：向忠发的“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从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买妓女的钱是用党的经费。更有党员抨击总书记每天必酒，每喝必醉，醉后胡言乱

　　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共产国际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煸动党员来反对政治局？——支部领导人敢这么顶撞共产国际，简直是“犯上作

　　共产国际把向忠发放在中共领导人的位置上，尽管知道他不过是傀儡，也得哄着他；他的同事不看僧面看佛面，也要听从他一些意见，尤其是在他坚持的时候。向忠发做过一件对中共有重要影响的决定，这就是提名毛泽东当中华苏维埃国临时政府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公认，三十年代是中国上世纪前半期经济、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在苏维埃国情况则绝然不同：在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下，农民被强制改造为无产阶级，被驱使强制劳动，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苏区经济已经接近崩

　　苏区几乎没什么工业，无产阶级代表很少，选举时动员一批半农半手工业者凑数。王明感叹：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落后些；毛泽东也承认：农民不认为他们是领导者，工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当领导

　　领土分散各地，加起来约十五六万平方公里、千余万人口，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从湘鄂赣、陕甘晋这些省名可看出是原来行政区划的边缘交界处。国境经常变化，打仗打败了就缩小，打赢了就扩大。政府设“九部一局”，省、县、区也设相

　　顾顺章被中共认定为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是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表明，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保留，其最严重危害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这就是为什么1933年陈赓密会顾顺章，1983年李强约见顾的妻子和女

　　米夫一手操办了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这是中共党史上少数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没有什么比六届四中全会更集中体现中共傀儡党性质的了，共产国际怎么说，中共就得怎么做。这个傀儡党在这次全会之后，更加快了傀儡国中之国——中华苏

　　“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悬于一线，全国群情悲愤，南京中央政府焦头烂额地应对巨大危机。但就在一个半月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它竟比日本人扶持成立“满洲国”还早了四个月，无疑既是一个分裂政权，更是一个傀儡

　　在革命党眼中，无论袁世凯接受还是拒绝日本的条约，都不影响其反袁目标：接受了，就用“卖国”的罪名反袁；拒绝了，则利用中日战争乘机举事；和平解决了，就希望俄国步日本的后尘也向中国提出类似“二十一条”，再次给革命党创造造反

　　孙中山是否与日本人合谋搞出密约？长期争论激烈。实际上指两个东西：一个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两名日本民间人士签订非正式条约；一个是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的密信和所附盟约草案，与前一盟约内容一样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秘密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威胁袁说日本“有意援助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3月14日，孙中山向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表示赞成二十一条，说“无可非议，这是以日中亲善和东洋和平为目

　　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家，敢于承担罪责，而不到处甩锅，更不讲什么“恢复帝制是正确的，撤销帝制也是正确的”之类屁话，他将幕僚起草的“撤销帝制令”中责怪劝进者的语句统统删去，直接承认“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这样就成为一份“罪己诏”

　　袁世凯问：“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共和的含义是什么？”刚刚海归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


　

　　袁世凯决定称帝之前举棋不定，执掌兵符的将军们劝进是个重要砝码。1915年8月25日，蔡锷领导军人请愿实行帝制；9月1日，代行立法权限的参政院开幕，蔡锷等人请愿改变国体……蔡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甚至当面对袁说：“中国岂能无帝？”


　

　　袁世凯恢复帝制这个历史事件，有极为儿戏的闹剧一面，更有非常严肃的悲剧一面。他评估改变国体这样重大的政治决策，主要看两方面：一看各派政治势力力量消长的博弈格局，二是看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争议，前者是权衡强弱成败，后者是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