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闹离婚的人成千上万，但能闹到正国级领导人那儿，惹得周恩来遗孀邓大姐大动肝火的，阎淮算独一无二。李锐一句话更石破天惊：“不能因为一个糊涂老太太随便的一句气话，就断送一个优秀青年干部的一生！”这“四个一”捅破了当时中共高层微妙的政治生态
一个青年干部的婚姻危机怎样激怒了邓颖超
《读书之乐》第15期，2021年12月19日首播
◆高伐林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第13期《读书之乐》，我介绍了阎淮的回忆录《进出中组部》，有观众建议我再接着讲。这一期我就谈一下阎淮的婚姻——外遇引起的风波。虽然话题好像比较八卦，但我相信，阎淮兄在书中郑重其事地披露，并不是为了争取读者的眼球。
阎淮2017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回忆录《进出中组部》。
《进出中组部》这本书中，作者谈到自己的婚姻危机，分散在书中多处。第一次提到是在他从煤炭部调到中组部之前。阎淮写道：1982年春节，陈元约我到中南海他家里，我预料是为去中组部青干局之事。——这里我要稍做解释：“中组部青干局”，全称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文革前阎淮考入清华大学，文革中与陈云的长子陈元、宋任穷的长子宋克荒结为好友，号称三剑客；后来结识了刘泽彭，就成了“四人帮”，直到阎淮在“六四”之后愤而出走海外，友谊还是长期持续。
文革中清华几个“红二代”校友结下亲密友谊，左一陈元（陈云之子），左二宋克荒（宋任穷之子），左四阎淮。摄于1967年初。
且说那天陈元邀来阎淮，开门见山：“父亲（陈云）已经决定，春节后青年干部局正式成立，由曾任他秘书和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担任局长。父亲很了解你的情况，推荐你为第一号局员。”阎淮说：我面露难色，说确有难处。随后从上午到夜晚，我们进行文革后，最推心置腹、隐私密谋、漫长艰难的交流。
什么难处呢？主要就是阎淮的婚姻问题。
阎淮在书里写道，自己对陈元首先披露自己的婚姻状况——文革中接触诸多政治活跃的女性，她们顺利时意气风发，或曰张牙舞爪；逆境则彻底悔过，捎带揭发男友。让他望而生畏，成家只想找“生活型女友”。万一自己在政治上出了事，一人挨整，老婆不知者无罪免罚，可照顾父母和子女，确保后院平安。
阎淮应邀在中国研究院的讨论上发言。
1969年，阎淮发现了符合条件的意中人：是同系同年级的姓黄的女生，于是就追上了她。1970年同去甘肃，1972年回北京举办婚礼，陈云的儿子陈元和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都参加了。但是婚后发现彼此性格差异巨大，阎淮形容是“正负两极端”：“我外向开放、打抱不平，她内向传统、与世无争、安分守己；我是社会化、她是家庭型”。阎淮分析，两人成长经历不同造成性格不同：自己是长子，幼儿园到大学基本住校；妻子是么女，大学前只在师大女附中住校几天，不适应就回家。两口子春节从甘肃回北京探亲，短暂时间，妻子要丈夫陪她旅游购物，阎淮却想跟朋友们探讨时局。差异就是矛盾，矛盾酿成冲突。
后来夫妇双双从甘肃调入北京煤机厂，又双双调入煤炭部。离开甘肃前夫妻俩约定：“首都户口拿下即离婚！”阎淮说，这是我强迫签订的“城下之约”，入城之后理所当然地被她毁约。男方要离，女方不干，就一直僵持下来。
阎淮讲述如何被陈云点名调到李锐主管的中组部青年干部局。
让他们夫妇关系更复杂化的，是阎淮有了第三者。他对陈元坦白说：重返北京，首要任务是与失联同学恢复联系。我与中学女生何某当年关系很好，现在她当了记者，但也婚姻不幸，“同是天涯沦落人，重逢更惜曾相知。”来往频繁，与何某约定，各自离婚后再续前缘。
阎淮认识到，若调到中央组织部，这个不定时炸弹一定会炸响。他对陈元说：“我这种生活作风问题，到最机要最保守的中共中央要害机关，于公于私、于我于你、以及令尊都极为不利。”
陈元听了很惊讶：“真没想到：你在西北，小城故事多；到北京，大城故事更多。”他力劝阎淮：“立即悬崖勒马！”
但是阎淮态度坚决：“驷马难追！”他还告诉陈元，老婆已经知道自己有了这个第三者。
陈云的长子陈元，多次规劝好友阎淮妥善处理婚姻危机。
陈元很能掂量事情的轻重，说：“我请你们夫妻吃饭，双方以大局为重，都别闹事！中组部方面没有问题。”
这次谈话中，阎淮还介绍自己若留在煤炭部，已经干了八年处级，升官指日可待。但陈元不屑一顾，他义正辞严地对阎淮说：“青干局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四人帮’为实现理想，大展手脚的绝好舞台和重要基地。我父亲主管组织人事，宋克荒父亲（宋任穷）是中组部长，刘泽彭是宋部长秘书，青干局这块前沿阵地只能你去占领。这样，高、中、基层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手里。父亲说：‘建这个局就如同建太庙，每个菩萨都要最好的，要有优秀的、德才兼备的文革中后期逍遥派红卫兵，他们最了解文革时青年的情况。’这指的就是你！当年你念念不忘的‘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炽热的使命感’哪里去了？你会为区区的煤炭部副局长折腰？算了吧！你不就是为何女士吗？我还不了解你！回去认真仔细考虑，我们共同协调，争取革命和爱情两不误。”
中组部大楼。陈云陈元父子都期望自己人在这里把关集结接班人队伍。
两人一直谈到夜深人静，陈元破例一直送他到几里外的中南海西大门，力劝他调到中组部，阎淮终于动心了。
调到中组部后，阎淮就正式与妻子分居了。他们夫妇俩有一居室住房，但他每天回父母家；妻子则带儿子住回她父母家。阎淮介绍，岳父母那一层楼三个单元，分别住着岳父母、我妻儿和大舅哥全家，自己定期去为十岁的儿子补习功课，属于他们夫妇的一居室没人去住。
1983年春节前，陈元约阎淮下班去他家，宋任穷部长的秘书、“四人帮”好友刘泽彭也到了。刘泽彭说：“你来中组部半年，部领导对你与妻子分居，已有不好反映。”陈元说：“快回家去吧，别因小失大。”什么算小，什么算大呢？阎淮答：“仕途事小，幸福事大。”他拒绝了好友的规劝，拒绝了回自己的小家，跟妻子重归于好。
刘泽彭与阎淮也长期保持友谊，他曾任中组部长宋任穷的秘书。
阎淮是怎么考虑的呢？原来他咨询了律师和法院的朋友，得知分居三年可以起诉离婚。现在北京的离婚率超过50％，但当年就那么难！他想咬牙坚持三年，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八十年代初我在首都的中央机关待过，知道那种氛围。一个年轻干部闹离婚，又有第三者绯闻，在机关里肯定引起窃窃私语。到了分房、提拔等等关口，暗中的闲话就会变成明显的非议。阎淮就遇到了这样的关口。1983年，他任职的中组部和他妻子任职的煤炭部，都表态愿把他们现有的一居室换成两居室，但他要求中组部单独分他一间——不愿意与妻子住在一起，又不能老住在父母家。阎淮说，分房牵扯个人利益，各单位都是一场大战役，好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和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帮他说了话，他分到一间房，虽然是与别人合住的单元房。
李锐对阎淮从不信任到信任，对他的婚姻危机保持“善意中立”。
10月初，已提升为青干局副局长的刘泽彭约阎淮去他家，对他摊牌：“你回家，一了百了、升官发财；否则，从中组部滚蛋走人！”——这话不是上级对下级的语气，而是多年铁哥们儿的口吻。但阎淮铁了心，他说过了么：“仕途事小，幸福事大”！
阎淮的妻子不愿离，给部领导写信，希望组织上说服阎淮“改邪归正”，我想不会只是一封两封。这当然让部领导极为头疼，深感是个烫手山芋。阎淮是中组部里担当第三梯队把关人的干部，竟然要离婚，不管，不行；管，怎么管？有用吗？
夫妇双方的单位终于动了大阵仗：中组部和煤炭部两个部的机关党委书记、他和妻子各自的顶头上司——青干局新任局长和煤炭部生产司司长，四位局级干部一起，郑重其事跟他谈话。中组部机关党委周书记说：“小阎，你和老婆，都是党员、高干子女、清华毕业生，都在中央机关工作，条件多般配！部里对你很重视，回家去吧，前途光明！”其他三位局长也顺势劝他回家和好。阎淮到底是清华老毕业生，辩论起来也不管对方能否招架得住：“周大姐，你说的四个条件：一、我们在校时清华一万学生，前后毕业生十几万；二、现在党和国家的中央机关，几十万人；三、全国党员几千万；四、高干子女成千上万。像我和妻子，符合这四条件的，有万儿八千。都适合作夫妻？请组织先搞清我是否有政治问题，若没有，只是婚姻生活问题，小事！”
阎淮应邀当《历史明镜》节目的嘉宾，我领教过他的滔滔雄辩。
阎淮还引用了西方谚语“婚姻像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一口气侃侃而谈两个小时，态度斩钉截铁：“我们性格极度不合，她又写信告我，绝不回去！”这阎淮简直就像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说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一粒铜豌豆”，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煤炭部传开了：“阎淮真不好惹，舌战四局长。”
左起：陈云之子陈元，阎淮，徐沙，宋任穷之子宋克荒。1967年初摄于杭州虎跑。
1984年元旦和春节，陈元又两次找阎淮谈婚姻问题，说陈云办公室也听到了反映，感到了压力。阎淮在日记中写道：“春节前后消息频，满城风雨议论纷。”作为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自己身受不幸婚姻之苦，对阎淮是了解、理解和谅解的，但上下压力太大，与青干局正副局长李志民、刘泽彭一起找他，说：“阎淮，你的事情闹得太大了！都说我包庇纵容你。听说你挺能讲，上次与两个部的四个局长，一口气就讲了两个多小时，全是你的理。你写个书面材料，阐明你的理由，表明你的态度。报给机关党委、我和陈野苹部长，我们再酌情处理。”
随后阎淮交上《申诉报告》，详细汇报婚姻问题的前因后果，表明义无反顾。阎淮在书中说，听说李锐作了中性的批示，此事又风平浪静下来。
2017年4月，李锐百岁寿宴，阎淮（中）前往致贺。
1984年3月，是决定阎淮仕途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抽调离休老干部和优秀青年干部组成整党指导小组，派往各省市和部委。任务结束后青年干部可酌情留在当地，当然就是要升官的。阎淮这个时期成了香饽饽，多方抢着要。他在书里写道：
湖南省委鉴于我在调整其班子的表现，此前正式向中组部提出：要我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或长沙市委副书记。中组部也有意派我参加湖南整党指导小组，结束后留在湖南任职。电子部长江泽民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李锐，也向中组部要我去担任电子部干部司的主管。
此前被阎淮称作“善意中立”的李锐，爱才心切，当着青干局领导的面，对阎淮说得再粗俗直白不过了：“你回家和老婆睡一个礼拜觉，去湖南或电子部任职，随你挑！考虑一下。”不识抬举的阎淮当即顶回去：“我是三不：不考虑、不睡觉、不当官！”同事得知后，篡改裴多菲诗句说：“名利诚可贵，官位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都说：为了第三者抛弃大好仕途前程，太不值了！
中组部领导在阎淮拒绝后，改派赵杰兵顶替赴湖南。赵杰兵是李锐的挚友黄克诚大将的女婿，前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之子。整党结束后果然被就地任命为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93年，他当上了中组部副部长。
赵杰兵服从组织调配，后来果然仕途通畅，官至中组部副部长。
理工科出身的阎淮，在书里竟然引用了一段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话：“我的爱情是违背常理、是妨碍前程，是失去自制、是破灭希望；是断送幸福，是注定要尝尽一切的沮丧和失望的。可是，一旦爱上了，我就再也不能自拔。”
他没有料到，自己的“悲惨世界”并未到头。书里讲自己的离婚风波，讲到这里才缓缓道出他妻子的背景。
阎淮妻子出自什么样的家庭？读下去吓我一跳：原来，岳父黄玠然、岳母杨庆兰！官职或许并不是特别高，红色资历极老，革命功劳极大——
黄玠然、杨庆兰夫妇。
黄玠然在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秘书，筹办并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八七会议”和中共五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任中央秘书处长，1929年接替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岳母杨庆兰，是南昌起义女兵，是陈赓大将的救命恩人，1927年8月24日16时，南昌起义部队撤退时，杨在草丛中发现腿中两弹昏迷的陈赓，背他下山，天黑追上部队。30年代黄夫妇曾协助周夫妇紧急处理因顾顺章、向忠发叛变造成的危急局面。
阎淮竟然是黄玠然夫妇的女婿！？此前我读党史，黄玠然的大名多少知道一点，读阎淮书稿，我更要去查有关史料来验证——我是这本《进出中组部》的责任编辑，不能留下违背史实的硬伤。一查，阎淮写的没错。
黄玠然回忆中共六大的文稿。
黄玠然，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至11月，担任陈独秀的秘书，主要负责为陈独秀收集各方动态资料，参与筹备并参加了中共五大。汪精卫与中共翻脸后，他掩护陈独秀隐蔽并护送到上海。1928年秋天，黄玠然被调到中央秘书处当处长。秘书处下设文书、内交、外交、财务、翻译五个科，主要工作是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文件，通过秘密交通网与各地党组织联络，接收、管理党的经费，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等。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岗位，安排黄玠然，说明中共高层认为他高度可靠。
1931年4月，掌管中央特科与交通局的顾顺章被捕，供出大量机密，周恩来得知后立即紧急召集陈云、康生、潘汉年、李克农、陈赓等人开会议定应变措施，会后周恩来组织精干力量分头发出警报通知转移，黄玠然安排任弼时的妻子、向忠发的情妇等人转移到公共租界一家外国人新开的德华旅馆。向忠发被捕后，黄玠然又协助周恩来紧急撤离机关。
此后黄玠然还担负过不少重要任务：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宣部长，组织上安排黄玠然为张闻天建立一套工作机构；1933年2月，组织上接到情报：瞿秋白夫妇面临极大危险，紧要关头，黄玠然护送瞿秋白夫妇躲到了鲁迅寓所……
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记述了采访黄玠然的经过。
1991年7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专程拜访了时年九十高龄的黄玠然，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我在北京全国工商联的办公地点拜访了革命老人黄玠然。……1929年我的父亲被中央派到广西工作时，他曾接替我的父亲担任中央秘书长”。
关于黄玠然的夫人杨庆兰，有关资料是这样说的：191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7岁投身革命，前往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成为该校女生队学员，1927年5月加入中共。八一南昌暴动，杨庆兰和姐姐杨庆桂、还有其他女兵得到消息后日夜兼程，在抚州赶上了撤退南下的部队，成为暴动人马中30名女兵之一，和男兵一样，背着步枪和子弹带，以及衣服和毯子，她也是女兵“四大金刚”之一。
到江西南部会昌附近，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准备撤离时，杨庆兰感觉伤员数量不对，不顾劝阻跑到阵地上检查，果然发现有一名军人倒在血泊中，虽然中弹，但还活着。她毫不犹豫地将他背回到会昌城里的起义军指挥部。原来，他是起义军第20军3师6团1营营长、代理团长陈赓，后来的开国大将。
开国大将陈赓。他在南昌暴动后受了重伤，幸亏被女兵杨庆兰救出。
正如阎淮书中说，他的岳父岳母“与周恩来夫妇有半世纪的公干与私交的渊源”。阎淮写道：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孤独且恋旧，与黄玠然夫妻这对半世纪的老友过往密切。例如1984年11月，《周恩来选集（下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大照片，黄玠然与邓颖超握手，夫人杨庆兰在身旁。
1988年3月4日，黄玠然、杨庆兰夫妇受邀参加周恩来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与邓颖超握手。
阎淮写道：
1984年五一节，邓颖超又邀请岳父母和我们到中南海她家去玩。落座后，邓惊讶：“小阎怎么没来？”当时正是我闹离婚的高潮。我妻子被问到痛处，黯然泪下。邓追问，妻痛说家史，如实反映我的劣迹。
第二天，恰巧政治局开会。邓颖超此时正担任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阎淮写道：会后邓颖超拉住列席的中组部长陈野苹，复述并放大我的劣迹，最后气愤地说：“这样的思想腐化分子，要清除出中组部！”
陈野苹曾经担任中组部长。
第三天，中组部处以上干部大会。陈部长传达完政治局会议精神后，顺便传达邓颖超指示：“你们中组部的年轻干部要抛弃老革命女儿的妻子，与什么记者搞婚外恋。还说什么，八小时努力工作，业余时间不犯法就行，谁也管不着。我就要管！他不能留在中组部！”……
虽然部长没点名，坐在阎淮周围的同事偷偷看他。
会后，阎淮主动找李锐：“我准备写报告，要求调离中组部。不能再给您添麻烦啦！”李锐随后说的一句话，石破天惊：
“不能因为一个胡涂老太太随便的一句气话，就断送一个优秀青年干部的一生！”
这句话，被阎淮简化为“四个一”，李锐不仅是对阎淮这么说，据阎淮书中的叙述：随后，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李锐说了同样的“四个一”：“不能因为一个胡涂老太太随便的一句气话，就断送一个优秀青年干部的一生！”并且强调邓颖超不分管组织工作，她的气话不是上级指示。
邓颖超在公开场合被尊敬而亲切地称作“邓大姐”，但其实只被看成“糊涂老太太”。
李锐这句“四个一”实在是可圈可点。李锐是中央委员，是正部级；邓颖超是政治局委员，政协主席，是正国级，李锐就敢于称其为“胡涂老太太”，把她的指示称作“随便的一句气话”！这捅破了当时中共高层微妙的政治生态，也透露出尽管都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职位的含金量大有区别，在李锐心目中的天平上，阎淮的份量竟然比邓颖超更重。
为什么说邓颖超是“胡涂老太太”？不知李锐是否细说，反正阎淮没细写。我想，至少有这么几层意思吧：清官难断家务事，两口子闹离婚，究竟谁是谁非，需要仔细听取双方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怎么能偏听偏信老战友老部下女儿的一面之词，就一口咬定她要离婚的丈夫是“思想腐化分子”？这不是“胡涂老太太”又是什么？
如果只是对老战友夫妇这么说，或者将阎淮叫去当面训斥，或许还算是“私人谈话”，但是特地对中组部长这么说，中组部长又在干部会上传达，这算不算公私不分、以权徇私？这不是“胡涂老太太”又是什么？
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老革命的女儿也不能有任何特权；婚姻法还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首先是要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嘛，死死把守不予批准，硬要往一块儿捏，给所有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这才是违反婚姻法。要说阎淮有第三者是错误，这个错误也事出有因，情有可原。邓颖超的同辈人中，离婚的甚至多次离婚的大有人在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反对过吗？是不是有双重标准？这不是“胡涂老太太”又是什么？
2017年5月，李锐在家中为阎淮回忆录的序定稿。
阎淮说，李锐在我危难的关键时刻，再次保护了我。根据中共高层的潜规则，某位上级力保你，他的同级官员事不关己，不会得罪同僚。邓颖超对阎淮“要清除出中组部”的狠话，就这样被降温“和谐”了。又过了几天，乔石接替陈野苹出任中组部长，处理阎淮就不了了之了。
虽然阎淮并没有被赶出中组部，但是在中组部他的官运到此止步，停留在处级，这算是他坚持闹离婚的代价吧！中国闹离婚的人成千上万，但是能闹到正国级领导人那儿，让邓大姐大动肝火的，阎淮算是独一无二。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他最终与妻子离婚了，但也并没有与何记者“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俩结束七年恋情，保持长期友谊。他的回忆录有个标题：因我太左与女友分手。具体怎么回事，就是书中的另一段情节，我就不细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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