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稱劉道玉為武漢大學“永遠的校長”，也有人說他是“中國的最後一位校長”。我採用了後面這個說法——劉道玉的身後，當然有人繼續擔任武大校長，更多的人擔任其他大學的校長，其中不乏佼佼者，但他們的第一身份，都是官員，而不是校長


　　老高按：劉道玉校長走了。
　　11月7日，立冬。凌晨驚聞噩耗，中文社交媒體上，弔唁、哀悼、緬懷的文章、詩詞、輓聯、圖片、歌曲和視頻……瞬間噴發、爆發！
　　有人稱劉道玉為“永遠的校長”，也有人說他是“中國最後一位校長”。我在X（推特）上採用了後面這個說法——他的身後，當然有人繼續擔任武大校長，更多的人擔任其他大學的校長，其中不乏佼佼者，但他們的第一身份都是管學校、管師生的官員，而不是服務教育、培育人才的校長。
　　世間再無劉道玉。
　　百感交集，說不出話，也寫不出文字。我是武漢大學的畢業生，是劉道玉推行教育改革的受益者，畢業之後也受到劉道玉不斷的關照和教誨，但不敢說與他老人家有什麼私交。後來，我的一些言論文章未必能見容於中共當局，讓我也顧慮與劉校長聯繫多了，會讓一些環伺於他周圍的宵小之徒找到可乘之機，給他帶去麻煩。近二十年來與劉校長的文字往來疏淡，也就說不出什麼新話。
　　說不出新話，就說老話吧。整整二十年前，2005年我回武漢探親，當時國內“胡溫新政”，遠沒有今天政治氣候這麼肅殺，我竟獲得了機會專訪劉道玉，就中國教育改革、他的教育理念、他為何被突然解職等等問題請教他，聽他暢所欲言。我回美國之後，整理成長文，發表在多維集團旗下的多個媒體——《多維時報》《多維月刊》以及多維網。按照媒體人對重頭課題的通常路數，我做成了一個專題大板塊，除了長篇專訪，同時配發了根據劉校長回憶縮寫的《劉道玉自述：三拒烏紗帽》，還有一篇講述我自己親身經歷的短文：《劉道玉校長給出格學生打保票》。
　　四年之後，當我在萬維讀者網上開設了“老高的博客”，很快便將這一組文章都陸續重發出來（點擊下列標題即可前往觀看）：

　　專訪劉道玉（上）：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
　　專訪劉道玉（下）：中國教育怎樣從源頭改起
　　劉道玉自述：三拒烏紗帽

　　這裡，我將原刊於“老高的博客”2010年6月23日的《劉道玉校長給出格學生打保票》，再次重刊於此。雖然記敘的是一件小事，卻可管窺劉道玉校長與那些“官員校長”迥異的“真正校長”的膽略、理念和胸襟。
　　哲人其萎，懿範垂型。
　　深深緬懷“最後一位校長”劉道玉，願您安眠。

　　2005年12月，我在漢口對劉道玉校長進行專訪時合影。


　　劉道玉校長給出格學生打保票

　　劉校長十分認真地傾聽我講完後，點了點頭，簡短而鄭重地說：“好，尊重你的這個願望。但是我告訴你，畢業分配方案宣布之前任何時候，你要是改變了主意，就告訴我們，我們歡迎你留校。”——人們可能不會想到，劉校長這麼說是冒着風險的。


　　◆高伐林


　　記得是在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的畢業分配方案即將揭曉的那段日子。那天下午，我們年級的學生面向社會舉辦的高考語文輔導班，正舉行結業式，我作為輔導班的“學生教員”也在場。有人眼尖，突然發現聽眾中間坐下了一位瘦瘦的中年人，一陣竊竊私語掠過大教室：“劉道玉校長來了！”
　　我們這批“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首屆跨進校門的學生，是在最後一個學期開學之際，得知他接任校長的。在那之前，我因擔負校、系學生會的職務，與包括劉道玉在內的學校黨政領導打過交道，但對他並不算熟悉。大家忙於寫畢業論文，打聽着分配去向，建立“地下戀情”的男女學生也加快節奏，宿舍、教室瀰漫着一股緊張而又興奮的氣氛。而那個“多事之秋”，牽動我們中文系學生的視線的事，一樁接一樁紛至沓來，白樺的《苦戀》、葉文福的《將軍，不要這樣做》都接連成了靶子，湖北省也有一批作家、作品因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挨批，小道消息天天不脛而走。儘管很高興我們學校換上了“全國重點大學中最年輕的校長”，但又埋怨：幹嘛不早一點兒任命？——我們即將唱起“畢業歌”，在校時日無多了啊。
　　結業式散會後，劉道玉校長一邊與中文系的教師、學生教員們打着招呼，一邊朝我這邊走了過來。我趕快站起來。
　　劉校長領我走開了幾步，對我開門見山地說：聽說中文系要你留校任教，你不同意？我說：我希望趁年輕，深入到實際生活中去鍛煉、體驗，爭取在創作上能有突破。劉校長十分認真地傾聽後點了點頭，簡短而鄭重地說：“好，尊重你的這個願望。但是我告訴你，畢業分配方案宣布之前任何時候，你要是改變了主意，就告訴我們，我們歡迎你留校。”

　　一般人可能不會想到，劉校長這麼說是冒着風險的。
　　我在母校，是一個並不安分的學生，給學校闖了不少亂子。一方面，我獲得團中央、湖北團省委和中國作協的一些榮譽，可另一方面，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的學生刊物《珞珈山》，發起了與北大、北師大、吉林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西北大學等校的學生社團，聯合主辦十三校學生文藝刊物《這一代》。這一跨校辦刊的形式本身就犯了禁忌，而創刊號上好幾篇抨擊封建專制、現代迷信的火氣十足的作品（尤其是“憤怒出詩人”這一專輯中的部分詩歌），更是驚動了自鄧小平以下的中央、湖北省和武漢市各級黨政領導，嚴令停辦（注1）；我擔任《這一代》創刊號的編輯組長，自然名字也上了各種“內參”“簡報”。我與本地和全國許多不安分學生和社會上“敏感人物”又打過若干交道，就在臨近畢業的這段日子裡，前來珞珈山通過校、系黨委有關部門向我進行“外調”的人或函件，讓我應接不暇。

　　1979年由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學生社團發起並主編第一期的十三校學生刊物《這一代》。這是最初設計的封面，但後來印廠突然停印，讀者拿到的刊物封面，少套了一道黑色。

　　“榮譽”也罷“亂子”也罷，事過境遷，放到今天來看，都算不上什麼，但是在當時，在校園中，無疑“樹大招風”。糟糕的是，我實在並不算一個“好學生”，年少氣盛，又不檢點自律，經常逃課跑到圖書館或者躲到宿舍里讀自己想讀的書；甚至還幹過考試時做點小弊的荒唐事——雖然未被監考老師當場拿獲，但在同學中是公開的秘密。我是否“陳世美”也讓人猜疑。說實話，如果我是校長、是系主任，要讓這樣的學生留下來“為人師表”恐怕也得三思而行——可能會惹多少麻煩啊！至少，算是個“很不成熟”的“有爭議人物”吧，據我側面得到的信息，校領導中有些位高權重的老人家對我頗為“恨鐵不成鋼”。
　　按道玉校長關於“大學應以學生為主體”的觀念、深入宿舍與學生交朋友的作風、參加學生社團的講座、討論等等活動的頻度，不可能對關於我的負面評價一無所知，不可能對青睞我這樣沾有“資產階級自由化”色彩的青年學生冒什麼風險沒有覺察。但是劉校長用這麼明確的語言表示對我的理解和肯定，讓我心中油然湧出一股熱流。
　　我想，劉校長當然不是認可我不守校規、不拘小節的諸多毛病，但作為一個校長，他更重視“不拘一格降人才”對於當代中國的現實性、緊迫性；更着眼於為人才脫穎而出，創造一個寬闊、自由的環境。從他對我簡短的表態中，我還解讀出他的另一難能可貴的品質，那就是對學生的個性特徵、自我設計的高度尊重。
　　劉校長這一理念，並不是僅僅針對我個人。他愛惜人才、採取措施鼓勵人才成長的例證實在數不勝數（在溪流出版社出版的《大學的名片》一書中匯集了大量生動的例證）。僅就我們中文系七七級來說，辦《這一代》創刊號，正是時任常務副校長的他親自批准撥給2000元科研專項經費；他也不將參與《這一代》的同學視作“異端”，打入“另冊”，在畢業分配時，有些用人單位把參與編輯發行《這一代》看成“嚴重政治問題”，要進行專門“外調”。劉校長得知後，多次表示：請他們來找我“外調”好了，我來和他們談。辦學生刊物是學校同意和支持的，我完全可以證明這些學生都是好學生！事實上，這些同學，畢業分配都到了所謂“黨政要害部門”，寫出所謂“問題詩歌”的作者，也都沒有因此而耽誤前程。

　　對比當時其他大學同學的遭遇，就更清楚劉校長這種看法、這種做法是多麼不同凡響了：北京和外省有些大學的領導對《這一代》視為洪水猛獸，在同學中追查與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同學的聯繫，甚至大搞“人人過關”，要求他們的學生“說清楚”三個問題：
　　——從誰那兒得到雜誌？
　　——雜誌傳給了誰？
　　——是否擴散過雜誌的觀點？
　　貴州大學等好幾所高校參與聯合主辦《這一代》的同學，被其校方勒令“立即退出”，否則，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是團員的開除團籍，甚至還以開除學籍相威脅；杭州大學不少人的畢業分配受到影響，明明很有才華者卻被分配到了無法施展的單位，檔案中或許還被記上了一筆，多少年難以翻身……與我們這些人的境遇相比，不啻霄壤之別。而其原因，不正是因為這些學校的主政者與劉道玉的境界、膽魄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麼！

　　還有一件事不妨順便在這裡一提：事過三年還是四年？劉道玉校長到北京教育部（那時還稱為“國家教委”）辦事，與他原來在部里工作時的老同事談完公事後，聊了幾句家常，這位老同事問劉校長：我女兒正與你們武漢大學的一個畢業生談對象，不知這人怎麼樣，你能幫着打聽一下嗎？這人叫高伐林……劉校長一聽：高伐林？是我們學校的好學生啊！
　　就這麼一句話，讓我未來的老岳父放了心，欣然認可了他女兒的選擇。我妻子後來轉述給我聽，讓我深深感念於心。


　　注1：
　　前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煒，1981年8月在北京曾告訴我一段往事：1980年元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北京市直機關負責人的大會。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這一報告，後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其中有段話：
　　“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麼漂亮，哪兒來的紙？哪個印刷廠印的？他們那些人總沒有印刷廠吧。印這些東西的印刷廠裡邊有沒有共產黨員？支持那些人活動的有一些就是共產黨員，甚至於還是不小的幹部。對這些黨員要講清楚，他們的立場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如果不立即徹底改正，就必須受到黨的紀律處分！”
　　張煒當時是全國學聯副主席、北大學生會主席，就在鄧小平講話的會場上。張煒告訴我，鄧小平講這番話時，手上揮舞的（張煒強調：“我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一本《這一代》！
　　這裡我必須澄清：《這一代》絕非鄧小平所說的是什麼“秘密刊物”。我們事先寫了正式報告給校黨委，經過有關領導批准（也給韓英擔任第一書記的團中央寫過報告，還寫給教育部、全國學聯、全國作協等機構，我們的本意，是希望他們創辦一個全國大學生文藝刊物。他們紛紛回信表示有困難後，我們才想：那好，我們這些學生先辦起來，看你們還叫不叫難了？）；是經武漢市委宣傳部有關領導協助接洽，在市委黨報《長江日報》印刷廠印的——後來因形勢丕變，黨報印刷廠中途停印，《這一代》創刊號才成了“殘缺本”。
　　當然，在鄧小平這麼聲色俱厲地講了之後，有關領導再也不便出面澄清，我們呢，自然也不便將這些領導抬出來給自己卸責。

　　2005年12月，劉道玉校長（左二）與八十年代初就寫出反特權、反腐敗的長詩《將軍，不能這樣做》的詩人葉文福（右一）、以長篇小說《張居正》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家熊召政（左一）、海歸作家祖慰（左三）合影。祖慰二十年前寫過《劉道玉晶核》，詳細記述劉道玉在武漢大學推行的改革。（高伐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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