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類的狂熱者看似南轅北轍，但他們是一個模子出來的，極左和極右社會運動其實一祖同宗。真正南轅北轍的是一個社會中的狂熱分子與穩健派。要一個狂熱的極左翼轉變為狂熱的法西斯主義者、沙文主義者都不難，但要他們轉變為冷靜的自由主義者卻難上加難


　　他到底是極右還是極左？——刺殺科克者的心理畫像

　　小西cicero，海邊的西塞羅 2025年9月14日


　　今天想討論一下刺殺科克的那名嫌疑犯的身份問題。寫文前我看了一下媒體，無論美國還是簡中，都為他到底是左是右吵翻了。

　　右翼家庭的左翼“逆子”？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猶他州州長斯潘塞·考克斯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卡什·帕特爾當地時間12日證實，涉嫌刺殺美國知名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的嫌疑人已被捕。考克斯在當天上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確認，嫌疑人為22歲的猶他州華盛頓縣居民泰勒·魯濱遜，目前關押在猶他州監獄等待被起訴。
　　根據可以明確的信息，羅賓遜是猶他州本地人，來自本地摩門教中產家庭，全家都活躍於當地教會，父母都登記為共和黨選民，本人則在猶他州登記為無黨籍選民。過去兩次總統大選，羅賓遜並未投票。
　　並不比他們所嘲笑的右翼在案發第一時間預判該兇手一定是安提法黑人高明多少，很多左翼根據羅賓遜的保守派家庭背景，急切地宣布羅賓遜是個極右，是基於更為純粹的保守主義價值觀，是為了“淨化雜質”才向他認為不夠右的科克開槍的。
　　但持此論者顯然犯了一個極大的邏輯錯誤，那就是羅賓遜的中產保守派家庭出身並不一定代表他本人的政治傾向性。恰恰相反，作為一個青春叛逆期的青年，羅賓遜很可能出於對自己家庭出身的壓抑與逆反，反而比其他人更容易倒向極左翼，並把對父母和其原生環境壓力所產生的仇恨，報復性的發泄在他所認為的“保守派”代表科克上。
　　美國中期選舉臨近，可能是意識到此刻暴露羅賓遜的政治傾向太容易得罪意見已經撕裂的雙方，聯邦調查局目前沒有公布更多羅賓遜的信息，但從各種渠道所能獲得的隻言片語看，上述觀點是更可能成立的。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11日早間發布的法律公告，殺害柯克的子彈上刻有反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字樣——Bella Ciao。
　　說來也巧，Bella ciao這個詞其實中國人應該非常熟悉，因為它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那首意大利民歌（而不是很多人誤認的南斯拉夫民歌）《啊，朋友再見》，直譯其實應該是“再見姑娘”，最早是上世紀意大利墨索里尼掌權時左翼游擊隊開始傳唱的。
　　羅賓遜在射殺科克的子彈上刻上這個詞彙，似乎說明了此人可能在犯案前陷入了一種自戀狂熱中——把自己想象成挺身抗暴、反抗專制者的反法西斯勇士。雖然他的這種刻骨仇恨，很可能只是來源於對原生家庭和其所從小浸潤思想的報復性叛逆。
　　事實上，在很多方面，羅賓遜與去年7月槍擊特朗普的21歲白人青年托馬斯·克魯克斯竟然如此相似——二人年齡相當，都是20出頭的白人小伙，都來自美國保守派宣稱是美國國家基石的中產家庭，都是早期學生時代都被視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被家庭寄予厚望，都在此前沒有犯罪前科或背景調查問題。

　　而就黨派立場而言，克魯克斯曾為民主黨捐款、後登記為共和黨選民；羅賓遜則登記為無黨派選民。又是差不多的。
　　案發後，左翼根據兩人的家庭出身鐵口直斷他們是極右，而右翼則咬定他們因為逆反而倒向極左。由於克魯克斯在刺殺特朗普失敗的第一時間就被擊斃，所以我們無從得知他的真實思想傾向。而我們也無法對從羅賓遜嘴裡套出更多實話報太大期望——如前所述，中期大選臨近，無論羅賓遜說什麼，民主、共和兩黨都會爭相把他往對方的支持者那裡推，共和黨說他是極左、民主黨咬定他是極右。
　　寫這篇稿子的時候，我看到大嘴的特朗普總統已經在第一時間給了定性，宣布事件的兇手是個“極端左翼”了。
　　不得不說，老川在這方面有着街頭小混混打架時“後動手遭殃”的敏感，雖然兩黨在這場惡鬥中註定都要使下三濫招數，但他勝在總能先聲奪人。
　　殺人兇手到底是極左還是極右？放心，只要美國還是兩黨制，這個爭吵沒個頭，也註定不會有定論。
　　左派右派，共和黨民主黨，大家各信各的，這是計劃的一部分。
　　通俄案、刺川案、刺科案，川朝美版三大案了。

　　苦悶青年的“薛定諤式政見”

　　實際上，在我看來，克魯克斯和羅賓遜兩人的思想構型恐怕並不那麼難於理解：
　　兩人成長的家庭都是較為成功的保守白人中產不假，但恰恰是這種保守白人中產，很容易在孩子成長中給其施加非常強大的“績優主義敘事壓力”——既你要優秀、你要將來成功，要至少成為父母這樣中產階層，繼承我們的生活品質和生活理念。
　　但美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恰恰就是經濟困境所帶來的中產生活難以達到、不可維繫，尤其是剛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機會的極度減少。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最新數據，2025年8月失業率升至4.3%，較7月的4.2%又上升0.1個百分點，為2021年以來最高水平。這一數據基於非農就業報告，反映就業市場持續降溫。川普許諾的他能振興美國就業市場的神話，距離兌現遙遙無期。
　　尤其是在該組數據中，能夠供給年輕人進入中產生活的優質崗位數量是非常稀缺的，這就意味着這一代美國中產的後代們很難達成他們父母的期望。
　　而越是保守派中產家庭，對子女的這種期望就越高。因為通過世俗成功來證明自己是“上帝的精兵、選民”本就是基督新教各教派都特別強調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特朗普、萬斯、科克這些保守派領袖一再宣傳和強調的成功學敘事。‌‌
　　而兩名刺殺者又都是20出頭、臨近大學畢業的年紀，父母對他們多年的保守中產成功學教育臨近兌現時刻，如果這些青年發現無論自己如何努力，都無法達成在現實中達成家庭和社會給他們的期望，那麼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就只有兩個——
　　一種，就是順着特朗普的敘事倒向極右，既認定是非法移民、少數族裔和全球化帶來的海外廉價勞動力搶走了他們的機會與財富，要想重複父母的中產夢，就必須搞“MAGA”運動。
　　另一種，則恰恰相反，那就是逆反這種父母給他一再灌輸的保守中產敘事，倒向極左——什麼上帝、家庭、富足、秩序？什麼中產美國夢？都是放狗屁。種族平權、階層平權，天下大同！
　　如果是後一種情況，那就非常好解釋兩人為什麼會把槍口瞄向特朗普和科克，因為特朗普、科克這樣強調美國保守中產榮耀和秩序的人，可能恰恰是他們父母用以“鞭策”他們的那根鞭子，成為其逆反時的仇恨對象。
　　這個道理就跟我們小時候都討厭“雷電法王”楊教授、甚至在遊戲裡拿他當boss刷一樣，誰讓你家父母老拿這貨敲打你呢？
　　刺殺右翼領袖可以讓這些青年完成對自己右翼保守家庭的叛離和逆反，覺得自己掙脫和幹掉了原生家庭對自己的期望與束縛——雖然這種行為充滿了青春的荒誕。
　　甚至，更進一步的，這些彷徨而壓力巨大的中產家庭青年，可能會在極左和極右之間呈現一種薛定諤的貓一樣的“測不準”態，今天還信奉極右、明天就極左了，後天可能又極左。克魯克斯曾為民主黨捐款、後又登記為共和黨選民、最後朝特朗普開槍的選擇也許就是一例。
　　因為對於這些青年來說，極左還是極右的理念、口號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急於投身一場狂熱而極端的運動，讓自己從現實的失敗與無望、社會與家庭的壓力、傳統道德敘事中脫身出來的，在運動中“搞個大的”，自我實現。
　　狂熱分子——這是我思考很久之後，給他們在極左和極右之外對他們最終定語——其實何必追究他們到底是極左還是極右呢？那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們是狂熱的。

　　狂熱分子，極左極右一祖同宗

　　狂熱分子，很湊巧，這也是我曾讀過的一本很好的社會心理學書籍的標題。而該書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狂熱分子》是美國思想家埃里克·霍弗出版於1951年的書籍，該作與《烏合之眾》齊名，非常受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推崇和喜愛，據說艾森豪威爾讀過後一口氣買了幾十本，逢人就送。

　　那這本書究竟講的是什麼呢？霍弗在該書當中認為，極左和極右社會運動，看似彼此針鋒相對水火不容，但構築他們的成員、邏輯、運動方式和極端狂熱性其實都是高度相似的。無論是一個失敗的個體，還是一個失敗的社會，都極有可能在一夕之間從推崇極左變為膜拜極右，或者剛好反過來。因為熱衷於這些運動的人，他們其實並不執着於口號，他們酷愛其實僅僅是運動本身。
　　霍弗舉了一個例子，那就是二戰前的德國，納粹黨和德國共產黨在當時是彼此針鋒相對的，但有趣的是，兩者的積極分子其實高度共享——一個因失業而憤怒的德國工人，可能昨天參加的還是德共的集會活動，義憤填膺的高喊打倒資本家。明天可能就以同樣熱情的投入到了納粹黨所煽動的仇猶運動中，被煽動着滿大街砸猶太商店的玻璃、抓“蘇聯間諜”去了。
　　可能恰恰是因為意識到了這種“共享性”，納粹上台之後才於取締其他黨之前，先借國會山縱火案搞掉了德共，因為希特勒和戈培爾都曾提到，後者正在與他們爭搶最廣闊的動員庫。所謂同行是冤家。
　　所以霍弗一針見血而又無比殘酷的指出——狂熱分子，無法被說服，只能被煽動。
　　你無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說服一個狂熱者拋棄他的大業，安安心心的當一個溫和穩健的良善公民。他害怕妥協，因此你不可能讓他相信他信奉的主義並不可靠。但他卻不難突然從一件神聖偉業轉投另一件神聖偉業的懷抱。
　　他無法被說服，只能被煽動。因為對他而言，他真正看重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業的主張、口號，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他藉助激進運動、逃避自己卑微而失敗的現實人生的那種訴求。
　　不同類的狂熱者看似南轅北轍，但他們事實上是一個模子出來的。就像岳不群練得辟邪劍譜與東方不敗的葵花寶典搭在一起一樣，極左和極右社會運動其實一祖同宗。
　　真正南轅北轍的其實是一個社會中的狂熱分子與穩健派。要一個狂熱的極左翼轉變為狂熱的法西斯主義者、沙文主義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難，但要他們轉變為冷靜的自由主義者卻是難上加難。
　　《狂熱分子》給這類群眾運動的主體人群起了個名字，叫“畸零人”。所謂“畸零人”大約就是從社會中跌落的邊緣人。他們因為在既有社會框架下無法認可自我，所以將矛頭指向社會，投身於群眾運動，試圖使用集體的偉大來替換自己的失落感。
　　多說一句，讀這段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聯想起魯迅筆下的阿Q，阿Q雖然看似跟“狂熱分子”搭不上邊，但那是因為魯迅把他剖析的太深刻，讓讀者看透了他其實並不想獻身於任何運動、而只是在卑微、自私的算計着自我。但實際你看阿Q的人生，生活失敗、處於未莊社會的最邊緣，想要改變自己的現狀、卻迷茫無知。所以一會兒他看革命黨殺頭興高采烈，另一會兒他卻又突然高喊“革命了，革命了，我革命了”。
　　實際上阿Q既不忠於清廷，也不嚮往革命，他嚮往的只是激烈而非常規的社會運動能給自己生活帶來的顛覆性改變，或者至少這種期望給他的精神寄託。
　　所以他從一個極端向另一個極端的轉變，也總是一夕之間。
　　所以一個社會中“畸零人”的數量決定了這個社會到底是能夠維持穩定還是走向極左或者極右的裂變。當一個社會中“畸零人”足夠稀少的時候，他們只能通過偶發性的、無政治訴求的個體犯罪來宣泄自己的情緒，當“畸零人”達到一定比例之後，犯罪開始帶有一定政治訴求（如19世紀末和今天美國都很興盛的政治刺殺），最終當這個比例超過一定界限時，社會爆發劇烈的社會運動，而這個時候，“畸零人”的個體犯罪反而可能降低了，因為壓力有了更好的宣泄出口。
　　而洞悉了這些原理的政客和野心家很有可能利用這個規律——比如二戰前的德日煽動民族主義仇恨走向法西斯化，本質上就是給“畸零人”一個宣泄口，正如《狂熱分子》所言，狂熱分子不在乎狂熱運動的綱領和口號到底是什麼，足夠狂熱、足夠極端就行。
　　因為狂熱分子，無法被說服，只能被煽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霍弗非常有遠見的將剛剛或者臨近畢業的大學生與新移民都納入了“暫時的畸零人”的行類，霍弗認為這些人因為沒有尋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而不可避免的焦慮、憤怒、急於改變，因而容易走向激進。一個健全的社會如果能給這些人合適的安身立命之所，那麼這種“暫時的畸零人”就會變為穩健的中左或者中右，反之則會走向固化。
　　這個原理似乎有助於我們理解美國這些年的政治演進——從戰後平權法案時代開始，大學生、新移民和少數族裔就開始成為美國民主黨的主要票倉，民主黨在那個時候已經開始爭取畸零人並提出討好他們的激進主張和口號。
　　而共和黨相對的堅守了更多一段時間中產價值觀。但隨着經濟的疲軟，畸零人越來越多並且固化，到了不改就出局的地步。
　　而特朗普的到來給共和黨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共和黨也開始劇烈轉向爭取畸零人了——特朗普讓共和黨形成右翼的“狂熱敘事”。這就是MAGA。
　　寫到這裡似乎應該替美國人民感到絕望。由于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成為現實中的盧瑟和畸零人，霍弗老爺子說的那種極左極右打擺子，註定是美國的未來了啊。

　　但是《狂熱分子》也給了人們一點希望。
　　比如它提到，最初遠渡重洋來到北美的那批清教徒移民，其實也是一群“畸零人”——五月花號所帶來的清教徒幾乎是當時歐洲宗教改革中主張最激進、也最被主流社會所邊緣化的那批人。清教徒是同時收到英國國教和天主教的雙重排擠，哪個國王上位都沒他們的好，所以才不得不遠走北美的。
　　但是幾百年過去後，這批清教徒“畸零人”的後代反而成為了美國穩定與保守自由主義的中堅力量，成為了這個社會賴以繁榮的壓艙石。為什麼呢？
　　這其中，除了之前提到的基督教文明自帶的某些“解毒”特質，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其實就是——生活。
　　“真實的生活”，這是哈維爾在他的“反政治的政治”思想中提出的最為至關重要的主張，一個沉醉在虛假、激進口號中的狂熱分子，如果他有機會在勤勞、充滿機遇與希望的生活中找尋到自己的價值與定位，積累自己的財富，享受生活的樂趣。他是有可能變得溫和而理性、重拾常識的。
　　想要告別激進與極端，唯有此道。

　　“God、family、country in the order.”“上帝、家庭、國家在那律令之中。”

　　之前的文章中我曾提到我覺得科克的死是美國一扇希望之門的關閉，有讀者反應非常強烈，列舉了他的種種MAGA言行，指責他很激進。但我覺得這件事要這樣看——
　　第一，在特朗普現在給共和黨營造的那個氛圍中，無論萬斯還是科克，年輕一代想要出頭，做點事情，他就不得不屈從和背書於老川的許多律令。否則你早就被踢出核心圈了。在這種背景下，科克願意和不同意見者辯論而不是相反，這已經很難得了。這年頭做事有多難，你自己難道沒感覺麼？
　　第二，如果“真實的生活”是狂熱的退燒藥和解毒劑，那麼雖然同樣在走向極端化，共和黨哪怕在川普時代仍還在主張堅持的那些尊重個人私產、重拾美國立國精神和核心價值的主張，好歹還是一個有望讓美國人重新過正經日子的方案。與之相比，極左派的那一套，除了走向更深度的混亂和無序，什麼也帶不來。
　　何況科克還是其中願意和你辯論、願意和你談的人。
　　這在當下的世界上，已經挺不容易了。
　　如果你說這樣的人死了活該，那你是在培養更徹底的激進派。

　　當然，我和很多朋友一樣，也同情並堅決支持烏克蘭人民抵抗侵略，並對特朗普和他的政治盟友對俄烏戰爭的態度感到不認同。
　　但我覺得，第一，不能因為一個人的一個表態就徹底否定他的其他觀點，而且這個觀點也罪不至死，這是一種自由主義最應反對的不寬容。
　　第二，雖然互有影響，但對於政治家來講，先讓本國回歸常識、過好日子，永遠比他怎麼看外部世界更重要。因為人只有自己先過好自己的日子，讓自己成為一個溫和、穩健而非狂熱的好人，然後才能把真正的自由、寬容與普世價值播撒給全世界。
　　不管怎樣，雖然我覺得射出子彈的羅賓遜大概率是個逆反其家庭的極左信徒。但他到底是極左還是極右？這其實並不重要。因為誠如霍弗所言，極左和極右本就極為相似、甚至就是一個東西。
　　而它們共同的敵人，是溫和、是寬容、是理性、是自由，是真實的、重拾常識的生活。
　　願仇恨的子彈、野心的控制、激越的口號，都殺不死這生活，願常識在這生活中儘早重返世界。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將承受土地。
　　讓我們認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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