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做报告说，中共应学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强调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对于政府发来的命令，“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老高按：今天有点闲暇，正打算将一篇有关长辈亲属的短文推敲一番发上博客，突然接到李南央女士群发的邮件——她转发了DQ发来的邮件和文章。
　　DQ是谁？知道的人不会问，不知道的人无须问。
　　DQ写道：

　　9月3日，他们居然不要脸地胜利阅兵——那场仗，怎么打的？！
　　附件，是1937年M怎么定下此可耻阴谋——洛川会议。
　　南央方便，在9/3阅兵前转发朋友。

　　“9/3阅兵”就是后天了！立即搁下自己那篇小文，转发DQ的这篇文章。文章标题为《11 洛川会议》，不知是其哪部大作的节录？


　　11 洛川会议

　　读史人想来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这个细节，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和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的时候，毛泽东说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忿忿地捯起彭德怀的“历史账”：
　　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
　　由头呢——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讲起1937年8月在陕北开的那次会，即史书记载的洛川会议。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那么，洛川会议和后来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府不可再打共军，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延安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个“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红色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的抗战力量：四万八，而实际上，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事关枪饷，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共产党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
　　大家都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帽子，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洛川会议旧址，是中共进行党史教育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但本文所述洛川会议的真实内容，显然都被摒弃在外，当局一个字都不会提的。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官史上，不仅没有像对遵义会议那样下力气吹乎，只要可能，绝对避开不提。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类似这样作为今后借鉴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
　　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那阵子，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此前几乎不曾离开党/军最高位置的周，最后基本告别了他“军事家”的生涯。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形势报告开场的。
    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的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遵义会议定下的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1950s年代以后对毛泽东不得不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他认为，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的努力。
    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这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张国焘届时尚未来归，故此时军委确切名称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中共的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日后简直成了共产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官史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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