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呢?就算他真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的“无冕之王”,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情势变化,保持学术之客观吗?他真能遗世独立,凭借学术与政治上的“有冕之王”,与之抗衡吗?
中共原始资料中,记载了八路军在狼牙山退到山顶的有7人,但最终被宣传为英雄的仅为“五壮士”——出现过对英雄的选择,淘汰了两名未跳崖的牺牲者。他俩难道不是英雄?我们可以明白:中共宣传所着眼的,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殉死的忠诚
“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是两回事。葛剑雄之错,错在他混淆了史实和史论。你可以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你不能说凯撒就是上帝。历史是合力的产物,它一旦发生,就成为过去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影响历史,却不能改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激战几个小时。歼敌多少,中共八十多年来说过“万余”、“三千”、“一千”……但姜克实教授从日方档案中交叉验证查出:1937年9月25日那一天,日军在整个华北战场包括在平型关与国军共军交战的阵亡者,总共是261名
当我们反感乃至痛恨此刻正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不是一两天突然冒出来的。希特勒式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历史学家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我们过去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人,把责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任何怀疑否定动摇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历史观和所谓‘历史真相’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记载,价值观重于事实。”这些昏话,竟然出自卓有建树的著名历史学家——“昔有郭沫若,今有葛剑雄”?
陶斯亮说:《流年岁月》不如说是自我辩解,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1966年10月1日,向毛主席状告总后的举动是蓄谋还是突发的?二,造邱会作反确有其事,后来在什么场合道歉的?三,文革中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是否与自己有关?
共产实践之弊远远大于设计之利。国际共运肇难如此之烈,当然得用力拧绞经验训诫、提炼防堵原则。否则,百年来的巨额“学费”就白白缴纳了,中国与人类还有可能重蹈复辙。只要还有穷人,共产主义就存在社会土壤,仍然有可能披新衣而还
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是盗版在中国迅速兴起又逐渐消亡的历史。我们应当向当年译者和传播者致敬,送上迟来的谢谢。在那个年代,你们不仅是为中国盗火者,或许还称得上抱火者。没有那些盗版产品,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之中艰难地摸索很长
中共乃至中方为了抗战宣传需要而吹牛“某某战役歼灭日军几千几百”,不难理解。但战后大半个世纪,日本华人学者姜克实拿出详实确凿考证。例如:关于林彪115师的“平型关大捷”,战果从“万余日寇”一再缩水,三千、千余……究竟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