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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陶斯亮回忆文革中一桩告御状公案 2021-06-09 08:59:23

  陶斯亮说:《流年岁月》不如说是自我辩解,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1966年10月1日,向毛主席状告总后的举动是蓄谋还是突发的?二,造邱会作反确有其事,后来在什么场合道歉的?三,文革中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是否与自己有关?


  老高按:今天上午,友人转来陶斯亮的一篇回忆文章(用陶斯亮的话说“是自我辩解”),并转告我,陶斯亮说:可以公开发表。
  此文讲述了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陶见到毛泽东的经过,并澄清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与她无关。
  陶斯亮还转告:跟余汝信写的“紧急指示的来由”一起发更好。
  转稿给我的这位友人神通广大,竟然片刻工夫就找到了中国大陆文革专家余汝信2017年的文章《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也转发给我。
  我拜读了陶斯亮和余汝信两篇文章,感觉对深入了解文革的真实史实有参考价值,便转给我曾经任职过的明镜网,请他们刊出;也在我的博客这里刊出,与大家分享。这两篇文章提醒我们,准确还原史实,并不容易,即便人们认为的当事人,也未必能做到。而对读者来说,应该保持审慎:那些纷纷扬扬传抄不已的文章,未必可信。
  陶斯亮一个多月前的一篇文章《相逢一笑在梅州》,记述2007年5月,叶剑英家子女邀请130多名中共所谓开国元勋、将帅的后代聚会。发表之后引起很大争论,左派与右派都砸砖,导致最后作者删帖。


  流年岁月

  陶斯亮,微信


  【作者按】一篇小文,《相逢一笑在梅州》,本是无足轻重,却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使我茫然,继而惶恐,继而不知所措;随后开始冷静,开始沉思,开始释然。对那些误会我有“红色贵族”、“权贵圈子”情结的朋友们,我想对你们说,其实你们所反感的,也正是为我所不齿的。同时,我也想告诉那些关心我支持我的朋友们,我这支秃笔不会因此而停。
  说来也怪,好像有预感似的,今年2月,我鬼使神差地写了《流年岁月》一文,一直备而未发,我在犹豫,旧事重提,有必要吗?我甚至希望永远不会发它。《相逢一笑在梅州》引发争议,果然有人翻出文革中的一些旧事加以利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流年岁月》发出来了。
  《流年岁月》与其说是篇文章,不如说是自我辩解,文章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1966年10月1日,向毛主席状告总后的举动是蓄谋还是突发的?二,造邱会作反确有其事,后来在什么场合道歉的?三,文革中,军队的《紧急指示》是否与我有关?
  陶斯亮

  2021年6月6日

  与主席的意外相见

  1990年秋的一天,我被一张掉出的旧相片所吸引,感慨之余写了一篇文章。那时候没有网络,只能到报刊杂志发表,但投了几家都不敢接受。只有《中华儿女》的社长杨筱怀,冒着被贬官的风险,一字未改地刊发在1991年元月的《中华儿女》上。筱怀是我的朋友,我信任他,感激他,但对他将文章标题改为《我与聂力李讷林豆豆》,当时是有点不满的,觉得这个标题太过招摇。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篇文章一直被各种媒介转来转去,特别有了网络后,该文成了网上的烧饼,时不时会有人拿出来烙烤。这样的热度,现在回想起来,真要归功于杨筱怀改的标题。
  那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命运”。聂力,李讷,林豆豆及我,随着中国各时期的政治风浪载沉载浮,令很多读者感叹唏嘘!
  正是在那篇文章中,我记录了李讷带我去见毛主席的情景: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主席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主席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至今依稀记得那天毛主席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我与陶元亮(陶渊明)仅一字之差,那就是“如此这般的陶元亮啰!” 后来看电影《恰同学少年》,知道了一个叫陶斯咏的杰出女性,方醒悟毛主席为什么对我的名字感兴趣。

  告邱会作的“御状”

  见到神一样的毛主席,我的兴奋紧张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所以当他问起学校运动情况时,我脑袋一团乱麻,本来就口拙的我,语无伦次地讲了“总后压制了我们这一派……”等话,具体怎么讲的早忘了。
  说来好笑,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是我父亲的老战友,而此刻他正与我父亲在门外说说笑笑。几十年后,看到《邱会作回忆录》,才知当年天安门休息厅外的一幕。邱会作写道: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在天安门上,她看见毛主席进了休息室,就跟了进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状。斯亮说:‘邱会作镇压群众运动,他以军队有纪律为借口,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不许我们到北京串联,赶我们回去。’
  陶铸看见女儿跑到毛主席身边去讲话,怕他影响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说:‘我想听听,做调查研究嘛。’
  陶铸和我甚好,他出来后走到我跟前搂着我的肩膀说:‘嘿,亮亮在毛主席那儿告你的状,你对亮亮管教不严,她是你的兵。’
  我不服气地说:‘我前几天就给她写了一个条子,叫秘书送去,她不但不听,还在大会上念了我们的条子,表示要坚决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陶铸说:‘她怕曾志!’他边说边刮了一下我的鼻子就走了。”
  可以看出,当时父亲是把告状的事当成小孩子的瞎胡闹。而我自己也的确没当回事,更没对任何人炫耀过,我的同学至今也不知道这回事。岁月是杯忘情水,是把雕刻刀,是一盆洗涤液。我脑海里对1966年的记忆,被岁月一遍遍冲刷,被苦乐年华一层层覆盖,我竟然忘了,忘得彻彻底底,直到看了《邱会作回忆录》……
  如今回想,我竟胆大包天地向毛主席告总后和邱会作部长的状?!对像我这么一个崇尚中庸的人来说,是平生做出的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了。
  对邱叔叔的回忆录,我有两点回应,一是我见毛主席不是主动行为,是李讷给我的“意外惊喜”;二是我在休息厅里跟毛主席的讲话,当时并无其他人在场,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邱叔叔怎会知道得那么详细?是听全军文革小组的人说的吗?他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对我来说至今是个谜。

  道歉引风波,终得脱黑锅

  2014年,我应路光邀请,参加了李作鹏和他父亲邱会作的百年诞辰纪念会。席间,我被请出做了一个即兴讲话,看到台下都是四野子弟,而且又是一个内部的会,就放肆讲了一通。
  现在看,那番话本意主要是向邱会作叔叔致歉,虽然讲了些真情实感,但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确实有些不妥,如将自己参加红×组织说成“被卷入”,有推脱责任之嫌;说“人民已原谅了××”这种过头话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诉说自己得知“紧急指示”与己有关后的不安惶恐,等于默认了罪责……这个讲话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论,我随即又一番诚恳道歉,最终得到理解和谅解,事情后来也慢慢平复。
  但最近有人费尽心思地找出我七年前那个讲话,传播到网上,企图把已经尘埃落定的事再次扰动起来,无非想让我“自取其辱”,“自搧耳光”。其实根本不劳他们口诛笔伐,对于文革的反思和自省,我自认是真诚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的。
  那么,突然飞来的那块石头,曾砸得我头晕眼花的所谓《紧急指示》,到底与我有关吗?我最早是从《邱会作回忆录》里知道此事的。
  离我在天安门“告御状”仅过了四天,也就是1966年10月5号,中央军委发布了不利于军队稳定的《紧急指示》。我只知道,这是奉林彪的意思发布的。近年来听说有人指出《紧急指示》的发布与我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谈话有关,这让我心有惶惶,更是纳闷,对这样一个攸关名誉的事,几十年来我竟浑然不知?
  这件事像山一样压在心上多年,难以释怀,直到2015年,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发表了《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一文,通过事实和资料,阐述了《紧急指示》出台的前因后果,我方如梦初醒,如释重负:我与之并无任何关连!对我无端的栽赃尽可休矣。

  亲历苦难促使我投身公益

  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命运!1966年我面临毕业,分配方案都拟好了。我一门心思地想着能回广州,从师著名眼科专家毛文书教授,做一名眼科医生。但作为军医大的学生,还需要加学“军事卫勤”课,因而迎头卷入了学校的革命运动,我憧憬的美梦几乎一夜间破灭,接下来的晴天霹雳,家庭变故,父亲之死,以及我个人命运的多舛,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付出。像李讷、豆豆,她们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何况我呢!
  《邱会作回忆录》中还有这么一段:
  “陶铸是我的老领导,我对他是很佩服的,他思想水平很高,工作魄力很大,能力强,办法多,充满革命激情,对同志非常热情、关心。陶铸在文革中不幸去世后,我是很揪心的,很难过的。亮亮是他和曾志唯一的女儿,她只是在文革初期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了运动,但很快就退出了。亮亮毕业分配去了艰苦的地方,我是不知道的,我当时是完全有权力有条件关照这件事的,但是我没放在心上,现在想起来有些对不起陶铸和曾志。”
  其实正是那个“艰苦的地方”淬炼了我,使我成熟,变得坚强,并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
 
  文革期间在大西北

  我在去年发表的《我曾为西部山区的老乡一哭》一文中写道:
  “现在回忆,文革十年最震撼我的事,除了父亲的死,家庭的变故外,就是我第一次目睹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民们触目惊心的贫困。
  1970年10月,我当时是甘肃临夏解放军第七医院的一名医生,被发配到积石山农场劳动。积石山是甘肃和青海交界处,海拔1787-4308米,是保安、撒拉和东乡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我们是坐在敞篷大卡车上进山的,裹着厚厚的皮大衣还冻得直哆嗦,高寒山区的十月份完全是一种冬天感觉,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荒无人烟尘土飞扬的山路上颠簸。突然我们看到了村子,一群孩子远远地欢笑着奔赴路旁,走近一看,我的心顿时缩紧了,因为这些孩子们赤身裸体,虽然冻得瑟瑟发抖,嘴唇都变成乌紫色,但看到汽车过来,眼睛里露出兴奋的火苗。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我,因为一直在优越环境里长大的我,对贫穷完全没有概念。而且这景象与我对新中国的认识相差甚远。不知是处于一种什么感情,本来心绪就很坏的我此刻再也忍不住泪水,我一直哭到目的地,我们农场。”

  那一个时期,我每天都能看到扎心扎肺的贫穷景象,每天晚上都会偷偷地哭,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委屈得不行,想不明白我们的农民为什么会那么的苦?我们为什么还在那儿搞阶级斗争,拯救这里的饥民不比搞斗争更有实际意义吗?
  此情此景,我至今都不能忘,也不敢忘。我坚持做公益30年,特别是回到大西北去扶贫助学助残,也许动力的源头就在大西北尘土飞扬的路上,在看到那些赤裸裸的、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们的瞬间。
  欣慰的是,当年我所见到的西北的贫穷景象,现在已不复存在。中国在2020年向世界宣告已经整体脱贫,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亘古未有的事情,我庆幸自己是一位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桑榆暮景,摆脱了身背多年的历史黑锅,但仍不敢飘飘然,黄昏岁月依然做囊萤燧石。
  2021年2月
  于海南陵水港坡村


  附: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余汝信

  一、刘志坚、王力、王年一、范硕说

  1966年10月5日,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下简称《紧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文件。《紧急指示》原意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客观地说,《紧急指示》存在两重性。正如知名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言:“《紧急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害。”(注1)
  至于《紧急指示》的由来,王年一则称,“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注2)
  由于《大动乱的年代》的影响力,王年一以上说法,无形中似乎也就成为了《紧急指示》由来的“定论”。
  1966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其《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有着与王年一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注3)
  刘志坚是《紧急指示》起草人之一。虽从表面上看,《紧急指示》由来公开披露的时间,王年一早于刘志坚,惟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其他处曾明言依据“刘志坚的回忆”,我们推断,“刘志坚的回忆”即《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应早有一内部流传的版本,王年一依据的,也应是这一内部版本。
  1995年3月官方出版的《叶剑英传》(由范硕任组长的《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在与刘、王完全相同的说法前面加了一句话,变成“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注4)
  以后,范硕在私人著述《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将上述这段话修改演绎为:“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喽啰们唆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林彪看毛泽东没有反对表示,就说军队这样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来以后,第二天下午,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注5)
  所谓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或“一个头头”,姓甚名谁?刘志坚、王年一和范硕均未作交待。
  王力在其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注6)
  这样,我们也就得知,所谓“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 或“一个头头”等,指的,其实就是陶斯亮。

  二、陶斯亮否认与其有关

  2015年春节后,笔者有机会两度见到陶斯亮。就笔者关注的有关她向毛、林告状的种种传闻,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应。她所回忆的事情经过,与坊间说法相距颇远。
  陶斯亮说:1966年9月13日晚,我们二医大五名女生,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沪串连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李讷热情地叫我一起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见主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注7)我父亲(陶铸)进来一会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状(我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陶渊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场。说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有什么人能证明?我一个军校小学员(注8),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学生吗?借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说:与主席谈话,本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人说什么“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又说成是“江青喽啰们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针对坊间有邱会作得知“陶斯亮等几个人”向毛告状而“请人帮忙凑过去听”这一奇谈怪论,陶斯亮重申:那天见主席时,除李讷外,仅有我一人在场。凡进过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想搞什么偷听,没门。
  陶斯亮最后说:见过主席,我并没有到处宣扬,连同学们我也没有对他们说。那么,所谓“告状”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传到林彪那儿的?刘志坚又是从那儿得知的,我确实一头雾水,无从考究。

  三、汪志杰的说明

  带着未解的疑团,笔者请教了当年二医大红纵核心——勤务站的成员汪志杰。汪坦诚地诉说了他所了解的当年的一些情况(当然,汪所言,大多仅代表了他本人及红纵一派的观点和视角):

  1.二医大学员“逃兵”问题
  “1966年8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可以说是红纵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员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了学校的文革形势。参加者有军医系及海医系多个年级的代表,包括我和钱信莎在内,大概十人左右。大家对于运动以来学校党委的许多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八一八’之后学校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更令我们十分气愤和担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学校党委,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来解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否则学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产。”
  “钱信莎自告奋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带了两位同学启程。钱信莎走后的第二天,整个学校就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将钱信莎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抓‘逃兵’。大字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少数派的围剿,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开始显现并愈加明显。”
  “钱信莎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数次碰头,就学校运动的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目前学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于钱信莎走后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觉得必须设法把她离开学校后发生的这些情况带去北京。时间到九月中旬,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了,要尽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点,才能形成声势。于是,我和军医62级一名学员、军医61级的五名女学员和海医62级的五名男学员同时离开学校,于9月1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注9)

  2.红纵成立时间
  “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当晚,在北京后勤学院(二医大学员在京住地)召开了二医大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到会人员约有十余人。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对于《紧急指示》中央决定军队院校文化革命与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理,表示完全赞同,决定我们也成立一个群众组织。由于此前从未想过军校也能成立群众组织,所以对于组织名称一时拿不定主意。到会人员比较了当时地方各高校群众组织的名称后认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名称,与他们应该有所不同,不要简单地照搬别人什么‘造反队’、‘造反团’之类。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为我们这个组织取名为‘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
  换言之,10月1日,红纵并未成立,所谓当日红纵“一个负责人”或“一派头头”或“一个头头”向毛、林告状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3.陶斯亮在红纵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确实担任过红纵勤务站勤务员,时间从1966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红纵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她父亲被打倒时止,满打满算正好三个月。陶斯亮在红纵勤务站里属‘温和派’,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我至今难以理解,当年陶斯亮怎么会参加红纵?1966年红纵在北京批斗邱会作时她在上海,1967年红纵二上北京批邱并组织三座门静坐时她已退出红纵。”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陶斯亮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她上天安门当面向毛和林反映二医大的事。”

  四、告状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是另有其人。
  林办秘书张云生曾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注10)
  王力也说,“还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因此林彪决定要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了情况反映后口授的。”(注11)
  张云生、王力所指,其实都是钱信莎。但张、王所说均不甚准确(王力甚至连姓都搞错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来自当年红纵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造反报》。该报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报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表》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随同叶群同志来到的还有林副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和全军文革的工作人员。……代表们汇报由邱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事件时,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钱信沙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林彪同志的女儿)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上述当年的材料表明,《紧急指示》的确与陶斯亮无关,而与钱信莎却很有些瓜葛。惟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无论钱信莎抑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反映,在《紧急指示》形成的过程中,不过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正如王年一在1990年代修订过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所加的一个注释所言:“林彪下令,不是因为‘红纵’一人(学生)反映了什么,而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学生的反映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在《紧急指示》定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注12)
  最后,笔者需要检讨的是,2008年5月,笔者写有《“钱信莎事件”释疑》一文,内中有关红纵成立时间及陶斯亮告御状的叙述,人云亦云,使用了不准确的资料。笔者借此机会向陶斯亮及读者诸君致歉!并声明:《“钱信莎事件”释疑》一文中有关上述两事或可能还有其他与本文不符之处,概以本文为准。

  注释:

  (注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页98。
  (注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988年12月第一版,页96。
  (注3)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页253。
  (注4)《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页569-570。
  (注5)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广州: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基金会,2001年5月第二版,页70-71。
  (注6)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页623。
  (注7)据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
  (注8)陶斯亮时为二医大军医系应届毕业生。
  (注9)其实,总参、总政于9月12日已发文同意军队院校学员有组织地分批到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二医大校方有没有及时传达贯彻总参、总政的通知精神?我们未有得到详细资料。惟到了九月下旬,二医大学员的大部队已有组织地抵达北京。
  (注10)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页42。
  (注11)王力:《王力反思录》页623。
  (注1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页100。王年一在正文中亦说:“中共中央当日就转发了《紧急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重视。”

  【本文简要版刊载于《党史博览》2015年第12期,2017年1月全文加附图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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