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属于趋向于民主化、扁平化的文化。它也让很多不应扁平、不应碎片化的东西，变得扁平和碎片化了，很有可能会制造出偏颇舆论，制造出极化或说虚无的文化氛围。如果大部分人都只能接受30秒以内视频的信息容量，怎么去把握复杂议题？


　　短视频正在消解我们对复杂性的理解

　　受访者：常江，访谈/整理：腾讯研究院 王焕超，来源：腾讯研究院
　　

　　引言

　　内容的视频化正在成为一种趋势。从长视频到短视频，从个人制作到机构化生产，内容生产的门槛不断降低、受众群体也进一步扩大。而与推荐算法的结合，赋予了短视频更大的“魔力”，使之一步步地浸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并且影响我们对信息的掌握、知识的获取乃至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如何看待信息生态的转变？我们对短视频、智能算法的担忧与疑虑，缘于两种技术本身的特殊性，抑或只是人类对新生事物的天然恐惧之循环？它们会随着技术的发展成熟而消失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前往深圳，见到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常江——不久之前，他刚刚离开北京，来到深圳。常江身上有太多光环：“学术男神”、“微博大V”、“公共知识分子”……他持续在社交平台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在此之外更受粉丝欢迎的，往往是他晒出的生活日常和美食图片。
　　我们聊的话题也不止于算法和短视频，从视觉化技术的社会影响，到媒介的演进逻辑，从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再到性别话题，常江从多个维度分享了他对当下的思考。整个对谈时间很长，常江老师在回答时始终保持微笑，只有在讨论到部分议题时声音才会有所波折。每一个新问题抛给常江时，他就像早已打好草稿一样迅速作答，精准凝练并且结构分明，不禁让我们有一种错觉：周遭事物始终在他的日常观察和思考之中，而这些问题在他心中早就有了答案，这或许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吧。

　　如果人们只能接受30秒的短视频，还如何去理解真正严肃的议题？

　　腾讯研究院：当下的各类视频平台日益火爆，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现在社会的主导媒介在从文字向视频发生了转移。你觉得这种范式的变迁，会对知识生产以及社会心理，产生什么影响？
　　常江：视觉化是人类社会知识生产模式的必然趋势，这个趋势是在过去几千年间不断发生的，而不是到了今天才有。我们今天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明确感知和捕捉到的趋势，是因为互联网媒体平台太强大了。
　　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电视，1960年，当电视还是“新媒体”的时候，那一年它有可能改变了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因为当时是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两个美国总统的候选人第一次在电视上辩论。
　　尼克松是当任的副总统，而且是一个很老辣的政治家，而肯尼迪是个帅哥，结果是最后大家选了肯尼迪。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起，视觉媒体对个体之于严肃事物的认知，对于知识的学习，对于信息的掌握，对于世界的理解，都已经有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作用。
　　那么这个作用是好还是坏呢？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做出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因为可能中间的成因和表现都非常复杂，说它是好的，那是因为原来很多我们看不懂的东西，现在大家都能够看懂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你骗不了我了。你跟我讲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但是我眼睛看见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一个好的地方，它让我们的知识体系、信息体系变得更加民主了。
　　而不好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它会让人逐渐失去对庞大的、系统的、严肃的事物进行思考和把握的能力，这也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过程。
　　已经有很多研究结果或者调查数据显示，现在的小朋友注意力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集中，他会非常容易对一个东西失去兴趣，这和包裹个体成长的视觉化环境是有关系的。
　　当下最流行几个短视频平台——当然我这样讲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不是这些平台的用户，可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研究和数据上看出它们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它有好的一面，像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让自己的形象被其他群体所感知，也没有机会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直接向潜在消费者进行销售，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改变了他的生活，提升了他的生活质量。
　　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对超过30秒钟的东西没有足够耐心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他对于世界上那些真正严肃事物的理解会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用30秒的视频把它讲清楚的，相反，它需要非常大量的、丰富的信息和很多逻辑的连接，才能够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而这个问题是当下理解我们国家的国际处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大部分的人都只能够接受30秒以内的这种视频信息的容量，你让他怎么去把握这样复杂的议题？如果他把握不了这样复杂的议题，他就会对我们国家和美国的关系，以及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遭遇有不正确的理解，而不正确的集体理解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于技术的文化偏向，一定要从不同的方面去看，我们要看到在本质上、总体上，互联网包括短视频这种微型内容所产生的一种生态，是一个趋向于民主化、扁平化的一种文化。但与此同时，它也让很多不应该扁平，不应该碎片化的东西，变得扁平和碎片化了，会让我们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去理解复杂的世界。
　　它很有可能会制造出偏颇的舆论，很有可能会制造出极化的，所谓“Polarized”或者说虚无的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长此以往，它当然是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精神气质的一种伤害。
　　所以，我们要鼓励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新的平台推动视觉技术的发展，但同时也必须要坚持对其进行理论的反思，进行制度、进行管理的反思，使得就像你们项目名称一样，真正能够实现科技向善。

　　腾讯研究院：刚才你提到你不是短视频平台用户，这是因为单纯不习惯视频这种介质形式，还是说是有意躲避这种短视频以及算法推送的产品？
　　常江：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对自己的自制力没有那么大的把握。我记得短视频平台刚出现的时候，虽然兴趣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我需要研究它，需要懂它，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机制。
　　曾经有那么几天，真的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一直在刷，刷到差不多了，一看已经4点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之后，我就觉得很可怕。像我这种自诩自制力比较强的人都还这样的话，那小孩子会怎么办？
　　那些需要把很多高质量的时间投入到系统性学习、系统性的信息和知识接受中的这种人，他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种持续不断的信息流的冲击？我觉得我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干脆就直接把它删掉，我们砍掉一个胳膊，使得它永绝后患。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下信息十分庞杂和良莠不齐的环境之下，必须要有一种信息自律的意识。
　　信息自律不是说我们要控制自己接受什么和不接受什么，而是我们必须要对信息质量形成一个自己的判断，并且要迫使自己、鼓励自己尽可能地接受高质量的信息。虽然我们今天高质量的信息越来越少，高质量的信息平台也越来越少，但它依然还是存在的。
　　这实际上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曾经高质量的信息是俯仰皆是的，是可以手到擒来的。在街上买的报纸，打开电视看的新闻，甚至看一个电影，哪怕是商业电影，它会跟我们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在讲述相对正常的人际关系发展的情况，这些我觉得都是高质量的信息。
　　但在今天，这样的信息已经变得非常稀缺了，这也就使得我们对于高质量信息的获取、检索和判断，变成了一种个人的素养，一种必须要通过自律来完成的工作。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在新闻学院中成长和工作的人，我对信息质量的要求非常高，而且这种“高”当中有一种坚持。
　　这其实就是新闻学院这么多年教给我的东西——我们怎样把信息元素提供齐全，怎样在事件本身和社会背景之间建立起联系，怎样尽可能地把事实和观点区分开来，这是我判断一个信息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的标准。我也会依据这个标准去选择媒体和信息平台，而有一些平台的信息就不符合我的这种需求，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我们正在没有任何批判性地拥抱智能技术带来的效能

　　腾讯研究院：其实我们现在看来，短视频的魔力更多是在于它和算法分发是相结合的，所以它也就能够推送给我们想看的内容。算法逻辑其实也在改变知识分发的一种模式，由之前我们主动检索内容和信息，到现在被动接收算法分发给我们的内容，你觉得算法的这种逻辑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常江：我觉得推荐算法是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一个技术进步，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进步，这是我们必须要认可的，毕竟它通过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式，使得信息在理论上具有了更广阔的流动空间。
　　我们不能否定它在理论上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任何一种技术都一定会受到不同力量的操纵和控制，这是不能避免的。
　　我们在接受、理解甚至应对这种新的技术的时候，有很多工作是可以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来做的，今天来看，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必须要对一条信息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过程进行“祛魅”，就是必须要知道一条信息是怎么来的。
　　算法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是一个黑箱，普通的民众不知道这条信息怎么就推送到我这来了，它原来是什么，经历了什么过程，使用了什么数据库，借助了我的哪些在平台手里掌握的信息，最后推送到了我的终端？普通人是不知道的。
　　这个过程是无论知识界还是管理部门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它必须要让民众知道信息是从何而来的。传统媒体不太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媒介素养的教育，包括相对透明的生产机制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一条电视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比如我打开电视新闻看到一个报道，我知道一定是记者带着摄像机到这个地方采访当事人，这个人的影像和声音被录了进来，然后经历了剪辑并配上了字幕，最后我才看到。
　　所以我们对整个过程是很清楚的，这条信息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能够发现，比如双方发生了冲突，如果这个电视新闻只采访了其中一方，没有采访另一方，那么观众会说：为什么两个人打架，你只采访了一个人呢？因为他知道信息的生产过程是怎么样的。
　　但是算法我们不知道的，这也是好多人用“黑箱”来形容算法的原因。
　　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其实就是把黑箱拆开。信息，尤其是公共信息，是我们整个社会公共生活的支柱性组成部分，它不应该是任何一个私营企业，任何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私有财产。
　　如果说一家公司想通过向公众推送信息来获得商业利润，那么就必须要让整个技术标准公开透明，这是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应该去做的事情。
　　有一些信息可以是高度商品化的，比如说娱乐信息，如果我是某人的粉丝，那么某一个APP每天给我推送这个人的八卦新闻，我没有一点意见，因为这是一个纯粹商业的、娱乐的行为，但当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有很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关系到我们的人身安全的重要公共信息的时候，信息的生产和推送过程就不应该是黑箱，它一定是要透明、要被公开祛魅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本身并不反对智能技术，也并不批判算法，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没有任何批判性地拥抱智能技术带来的效能。
　　它看似把我们从信息检索和筛选的繁重工作当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每天躺在床上刷一刷手机，就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是假的，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在信息检索上的工作是不能够偷懒的，你必须要对高质量的信息进行选择、进行接触，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一种素养。这就是我对推荐算法的一种看法。

　　正是有大量批判存在，才让技术更具人本精神

　　腾讯研究院：其实短视频也好，推荐算法也好，我们对这些技术有一些担忧，但是回溯整个媒介技术的发展史：
　　印刷书写文化出来之后，苏格拉底会对书写文化进行批评，认为它可能有损口语文化；
　　电视出来之后，尼尔·波兹曼说电视会引发娱乐至死；
　　互联网发展初期，尼古拉斯·卡尔有一本书叫《浅薄》，他会担心超链接这种形式以及记忆外包给电脑会损害人类长期的记忆和思维能力。
　　那我们现在对短视频和推荐算法的批评，会不会也是其中的一环，就是人类会对未知的事物都有恐惧？
　　它们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我们产生一些恐惧似乎也是合理的，但是事后来看之前针对旧媒介的批评，它们似乎也没有造成特别大的负面影响，反而是我们的文化整体性地适应了他们。你觉得短视频和推荐算法是有自己的特殊性，还是说它们可能也是对新技术的恐惧中的一环？
　　常江：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媒介和传播研究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去问自己的问题。我的看法非常简单。
　　第一，任何一种媒介都一定是有优点和缺点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非常赞同尼尔·波兹曼，也赞同苏格拉底，赞同这些人对于新的东西保持一种质疑，保持一种反思，保持一种批评，不在于我反对某一种媒介而支持某一种媒介，而在于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事物可能的负面文化效应，应该保持反思。
　　不能因为电视后来变得好了，我们就说适应了它，就没有之前的问题，也不能够因为互联网那种浅薄化的一个初始特征，现在可能不那么明显了，我们就说它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对于新的技术保持一种质疑的精神，这是知识界应有的责任，这没有什么可去辩驳的，理应如此，此为其一。
　　其二，当时尼尔·波兹曼说电视娱乐至死了，但是后来也没有娱乐至死，但你要知道并不是波兹曼说了之后，电视就还按照原来那个样子一直在发展，正是因为有大量反思和批判存在，才导致不同国家对电视做了各种各样严格的规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实际上经历了人本的精神、治理的精神，或者说这是我们的功能主义的精神，对它进行了大幅度改造的结果。
　　我举个例子，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无线电视网上播放的节目，是不可以有身体裸露，不可以讲脏话的，类似规定是哪来的？当然是要由立法来实现，为什么？
　　因为这些电视节目它是开源信号发射的，那就意味着小朋友打开电视就能够看到，那么就要考虑到电视对未成年人可能产生的影响，或者说模仿的效应。所以，电视已经不是尼尔·波兹曼当初说的电视了，它是一个经过我们的反思与改造的电视。
　　印刷媒体也是一样。报纸诞生之初，很多人批评它，因为彼时西方世界所有的报纸都是政党报刊，连篇累牍的去攻击对手、宣传本党思想。
　　人们会认为它是一个党同伐异的东西，根本不能够给我们带来高质量的信息，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改变，新闻业开始变成一个职业，它形成了专业的操作法则，我们开始用倒金字塔结构去写新闻，也出现了像《纽约时报》这种典雅、把严肃当作立报之基的一种媒体。那么，人们慢慢就会觉得报纸跟原来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不能够以简单的目光去看待它，并不是说“传播学者太矫情了，看什么都不顺眼，人家后来发展的也挺好的，我们也适应了”。
　　我们要回归到历史的真实资料当中看一看，比如说报纸，比如说电视，比如说互联网，它在发展的头30年里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政策、架构、文化上的转型。如果没有那些学者最初的批判性考察，可能这些工作就不会推进得这样顺利。

　　媒介素养应该被放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腾讯研究院：你刚才提到了“素养”这个词，它更像是我们面对短视频、推荐算法这些新媒介的一种防御机制或者说抵抗方式，你觉得“媒介素养”这个词现在有什么新的含义吗？
　　常江：自始至终媒介素养的含义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应该教会人们去认识、选择、解释、使用和反思信息的能力。我们在传统媒体时代也好，在数字媒体时代也好，它都应该是人的一种基本素养，都应该被放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在今天，我觉得这个任务变得更加紧迫了。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比如短视频这样一种新型传播工具或者内容生态，它实际上对于人的认知的影响比传统媒体要更加直接和迅猛。
　　过去，我们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距离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世界观和行为，线程可能还比较长；但在今天这个线程变得非常之短，比如说看到网上有人跳了一个舞，他也跳了一下，因为这个模仿起来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样一个人的认知线程变短的现状，就决定了今天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已经十分凸显了。
　　当然，这个光我说也没有用，我们必须要在中小学把媒介素养的教育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可能我会有学科的偏见，但在我看来这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一种公民素养。
　　我们说公民素养包含很多类型，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就是被信息包裹的一个社会，信息数量非常巨大并且良莠不齐，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送到我们手中的各种各样的终端上，那么媒介素养就变成了一个最紧迫的素养。我非常期望无论是学术界的同仁，还是国家决策者，能够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

　　没有任何一个观念的革命，是可以在毫无冲突的情况之下完成的

　　腾讯研究院：你觉得社交媒体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互联网，是否带来了更多的性别平等？
　　常江：总体上我不这样看，我认为一种新技术在出现和发展的初期，是会有更多的赋权属性的，它会更多地赋予弱者以权利。但是一旦一种新技术公司化了、体制化了或者国家化了，就会受到公司、体制或者国家的主导性结构的影响。
　　实际上，当下各种类型的信息平台和互联网，都已经高度公司化，高度国家化。所以我们在社交媒体诞生之初，比如说十年、八年之前，那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非常繁荣的文化形态的，比如说小众的女性文化，比如耽美文化，就是完全为了女性自己的愉悦而创造出来的虚构的叙事形式。但在2018年，有一位作家因为这个东西而被判刑了，相关的文化形态实际上就已经被罪化了。
　　在过去的十年间，其实互联网在逐渐失去最初文化平等的活力，所以我总体上对这个东西不持有乐观的态度，就是我们不能够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会天然地、顺其自然地让性别更平等。
　　我们应该做的实际上是把它的可供性当中的那些最有最有赋权效能的东西，进行充分的发掘和利用，进而依然还是要通过辩论，通过话语抗争的形式来把我们的诉求表达出来。

　　腾讯研究院：刚才也说到中文互联网世界会有很多戾气存在，因为您平时也关注女权主义话题，并会就此发表一些评论，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上尤其是中文互联网针对女权主义话题的讨论，总会陷入到一种观点非常撕裂的境地。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常江：第一，性别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一个本质性的不平等的结构，因为它涉及到了大概一半人口和另一半人口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和地位的差异，所以它产生的矛盾的尖锐性，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一个话题出来之后，我们的讨论根本就不尖锐，大家都觉得彼此认同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没有任何一个观念的革命是可以在毫无冲突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冲突发生的本身就说明了议题的重要性。这是我建议所有要参与性别问题、女权主义问题讨论的人必须要做好的一个准备。
　　第二，我想说的是对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话语暴力的现象，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样的现象越多，说明这个问题的文化重要性越高。因为一个人一定是在气急败坏的时候，才会用那样的方式去发表他的意见；人什么时候会气急败坏？那就是找不出道理可讲了，才会气急败坏。一个人但凡有道理可讲，有事实依据可拿的时候，他是不会开口去“问候”别人父母的。
　　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打到了点子上，打到了他的痛点上，就意味着这样的辩论策略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喷子而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言语是可以伤害别人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伤害行为的背后，是他自己逻辑事实和道理的一个虚透。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层，这样的人越多，越能说明关于女权主义的讨论是有价值的。

　　腾讯研究院：谈到话语暴力，我们之前是一种非常排斥、谴责的态度，但是近期整个互联网似乎对它有更多的包容性，甚至把暴力话语转化为我们语言体系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抽象文化、抽象语言。我们对话语暴力的容忍或者说接纳，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代表社会的文化背景发生了某种转变吗？
　　常江：语言的使用，一定与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发展有关，而它的尺度和边界会不断地变化。可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时期，人们讲起话来会非常自由，比如说60年代的美国，那个时候正在经历所谓的反传统文化运动，我们知道那个历史阶段有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等等的大规模的文化运动。
　　那个时候的英语实际上是非常奔放的，可能就存在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比如大家都不会对脏话这个东西太敏感，因为它就是个脏话而已，如果能够很干脆地表达我的观点，我就可以去讲。
　　而到了80年代之后，欧美文化向保守主义转型，美国里根做总统，英国撒切尔夫人做首相，在新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氛围里，保守的语言政策有所回潮。
　　互联网这个技术本身，在本质上就是要使得语言向更奔放的方向去发展的，因为实际上它相比其他媒体，受到的审查是比较轻的，在电视上讲一句脏话肯定是不能播的，但是你在互联网上说一句脏话，比如说网民多年前发明的那几只神兽，在被过滤体系过滤掉之前，就可以在很长的时间里生存。
　　所以这是互联网的可控性带来的文化空间，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语言变得比以前更奔放，“暴力”可能也是奔放的一个部分，这是这种技术带来的一种文化趋势。
　　具体到我们国家目前的环境之下，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对一种语言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暴力语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能很多的语言在形式上是带着脏话的，但实际上有的表达的是一种反讽、讽刺的意思，有的表达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攻击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语言的使用还原到当时的具体语境之下去解释。
　　像很多脱口秀艺人在节目上都会讲一些脏话，但我们知道这些脏话本身是为了讽刺，或者是为了自嘲，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语言是要持有宽容态度的，因为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暴力”，实际上是对暴力的一种嘲讽，就是他在把暴力变得可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暴力的。真正的暴力，实际上就像刚才我说的，当一个人没有了逻辑，没有了事实，没有了证据，也没有了修养，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气急败坏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是真正的暴力。
　　原标题：“我们正在没有任何批判性地拥抱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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