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馬遷是當代人寫當代史。他直言本朝高祖皇帝早年是個無賴，“今上”漢武帝也有各種失德；他不以成敗論英雄，把漢朝之敵項羽寫成烈士列入“本紀”；陳涉在他眼裡也非“反賊”，而是英雄。我們今天應該接續太史公“絕唱”


　　老高按：龍尾巴最後一甩即將轉身離去，蛇信子已經觸手可及——每次龍蛇之交，我一想象，感覺都不是太好；想到毛澤東、習近平，這兩位年齡整整相差六十年的大人物，竟然都是屬蛇（記得有一篇文章，忘了作者是誰，形容習是“醬缸里的蛇”），難道是偶然的？這個念頭讓我感覺更糟；再想想上個世紀以來的諸多蛇年——1917年，1929年，1953年，1965年，1989年，2013年……對於中國人而言，似乎不是爆發大災難，就是在孕育大災難！
　　蛇年除夕前我這些胡思亂想，肯定不符合邏輯，就算向噴我的朋友遞上幾把刀子，當作新年賀禮吧。
　　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都感到社會進程、歷史演化都猛然加速，像我這樣進入人生暮年的衰翁，更是感到歲月如白駒過隙，轉眼就是一天、一月、一年。許多事好像發生沒多久，細算起來卻是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八年之前了！
　　不由得感到時光不停不歇地、錚錚有聲地從身邊飛速流逝：當下的這一分鐘、一秒鐘，轉瞬就成了過去，進入歷史。正巧讀到秦暉教授一篇文章說：“此刻之前的事，對此刻而言已是歷史，而此刻的事，對此刻之後而言也是歷史。”——深獲我心！
　　秦暉教授這篇強調“歷史與現實並沒有隔着一堵牆”的文章，其實並非新作，但最近被一些自媒體和播主翻出來，我感到並未過時，便去找了找，轉載於下。我發現不少轉載者竟然都或多或少有刪改，不知原因為何，似乎是對敏感詞有所避諱？我轉載的這個是相對最完整的，但是否就是原文全文，我也並無把握。


　　史學要與權勢保持距離，而非與現實保持距離

　　秦暉，原載《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第4期


　　昨天人們面對的現實，就是今人所謂之歷史；而今天我們面對的現實，就是明天所謂的歷史。而且這個昨天、明天當然可以是比喻——意指可能很遙遠的過去與未來，但也可以指24小時之前，甚至此刻之前的事，對此刻而言已是歷史，而此刻的事，對此刻之後而言也是歷史。當然實際的歷史學著述幾乎沒有寫到“此刻以前”的，但這只是技術上來不及寫，或者說事情還沒完也沒法寫。史學著述沒寫也不能說就不是歷史，正如古代很多事史書上沒寫，但它們同樣是歷史的一部分一樣。
　　所以，歷史與現實並沒有隔着一堵牆。現在有些人說：歷史學應該與現實保持距離。這話要看怎麼說。如果說對身在其中的事容易產生情感或價值觀上的偏見，而學術研究應該儘量避免偏見的影響，對身在其中的事“讓後人來評說”，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對事實記錄而言身在其中卻有後人不及的優勢，很多事如果今人不留下記憶，後人就沒法評說。而且偏見這東西，嚴肅的史學家主觀上當然要儘量避免，尤其不能像有些“後現代”學者那樣根本否認史實的客觀性，而把史實僅僅當做一種“敘事”，從而為胡編亂造的“影射史學”開方便之門。但是主觀上儘量避免，客觀上其實也是很難完全避免的。即便對於古代史，研究者也很難真正保持“價值中立”。所以對於史學的客觀性一方面當然要求史學家秉筆直書講究“史德”，另一方面更有賴於學術自由。人們很難完全避免偏見，但社會應該做到不能只有單方面的偏見，更不能用學術之外的權力去製造“一面倒的偏見”來單方面遮蔽事實。古人所謂“偏聽則暗，兼聽則明”，今人所謂多元化“片面的深刻性”，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下可以互相糾錯而達至對客觀性的“無限逼近”，都是這個道理。
　　如果說史學與現實保持距離的意思是迴避“風險”，那就更值得商榷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能說史學要與權勢保持距離，而非與現實保持距離，不是為免招怨於權勢而迴避現實，更不能為討好權勢而捏造“現實”。我國古人就有“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榜樣，而今日世界上，“現當代史”的發達與否更是衡量一個國家史學水平的最重要標誌之一。
　　我們都知道，一個民族歷史悠久，未必意味着歷史學受到重視；而史學受到重視，成為“顯學”，也未必意味着它的學術水平一定就高。我們中華文明歷史當然很悠久，但平心而論，應該承認它並非最悠久的。儘管今天人們在運用各種考古手段把已知的文明史往前延，但不要說更遠，就與較近的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相比，據說是我們夏朝都城的河南二里頭遺址不但比印度河畔的摩亨佐·達羅等古城要晚不少年，而且二里頭那些土牆草頂的“宮殿”怎麼說也沒法與燒磚砌就、上有重樓、下有全城規劃的下水道系統的古印度河流域建築相比，據說是漢字雛形的二里頭刻畫符號，也沒有摩亨佐·達羅象形文字那麼豐富成形。
　　但是古印度文明雖然歷史悠久，它卻是個“沒有歷史的文明”，滅亡了的古印度河城邦且不論，就是後起的雅利安人印度文明雖然宗教文化高度燦爛，引得很多中國高僧都要去取經，卻仍然沒有什麼連續可考的歷史紀年可言，以至於如今國際印度學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法顯、玄奘等中國取經者的漢文記載，去大致還原那時的印度史。比起印度文明來，我們自古以來史學就是顯學，古代知識體系中歷史學享有很高地位，歷代史籍的積累號稱“浩如煙海”，這是值得我們珍視的遺產。
　　但是史學在我國文化傳統中地位雖“顯”，卻一直有厚古薄今的特點。而且不僅是價值意義上的“厚古”——以“復古”的名義推動歷史，典型的如西方當年的“文藝復興”，無可非議——更是利害意義上的“避今”，這就是個問題了。
　　大家知道中國言論禁忌比較多，普遍認為當代人寫的當代史是不可信的。一般來講，能傳世的歷史學名著都是寫前代的歷史。尤其是正史，除了司馬遷。所以我們說司馬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魯迅說是“史家之絕唱”）。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馬遷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當然他也寫了漢代以前的，但是至少《史記》裡相當一部分寫的就是漢代的事。而且他直言本朝的高祖皇帝早年是個無賴，“今上”漢武帝也有各種失德之處，而且不以成敗論英雄，把漢朝的敵人項羽寫成烈士，列入“本紀”；出身貧困而率先反抗“暴秦”卻失敗身亡的陳涉，在他眼裡也不是“反賊”，而是英雄，列入“世家”。寫本朝歷史能夠像他這樣直言的，除司馬遷再無二人。當然司馬遷以後不是說沒有當代人寫當代史，但是除了良莠不齊的民間“野史”外，官方組織修的當代史除了有的被後人當做資料來參考外，作為成書很少能傳之後世，因為基本上都是歌功頌德的拍馬屁著作，朝代一換，就被人扔進垃圾堆里。
　　於是我們看到的二十四史，《史記》以下的各史都是後代人寫前代史的。以至於到了1980年代改革初興時，大陸有人提出要修民國史。消息傳到台灣後曾經引起討論。那時台灣還沒有開放黨禁，國民黨有意識形態控制，兩岸有很多相似之處。大陸搞民國史，台灣就着急了，他們要不要搞呢？當時有些人說如果我們不搞，那就只有“□□”搞，我們就沒有話語權了，這不行。可是另一些人說，如果我們也搞民國史，那豈不就意味着民國已經完了？因為按司馬遷以後的傳統，一個朝代的歷史都是本朝亡了以後下一朝代的人寫的。大陸認為民國已亡，當然就可以搞民國史，但台灣一直宣稱延續中華民國，他們怎麼可以搞“本朝”史呢？於是就搞得他們左右為難。當然現在已經沒這問題了，現在一方面那裡已經實行言論自由，可以直言無忌地搞民國史了。另一方面台灣“綠營”不認同民國的大有人在，他們當然更無忌諱。

　　我們這邊也有類似的問題。大家知道已故的高華教授原來是搞黨史的，而黨史按照我國官方的學科分類體系就不是歷史。“黨史”是“二級學科”，它所屬的一級學科並不是“歷史學”，是什麼？原來，黨史是屬於“馬列主義基礎理論”這個學科，不算歷史學的。也就是說，黨史在中國被當作一門意識形態。例如我們的中國人民大學原來設有黨史系，但它屬於原來意識形態那一片，不屬於史學片。人大有歷史系，清史所，那是屬於史學的，但黨史系就不屬於，他們培養的博士也不是史學的博士，而是馬列主義基礎理論學科出來的博士。
　　我國的史學有這樣的劃分，可是其他國家的史學不是這樣，比如過去蘇聯雖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也許因為蘇聯的歷史不太悠久，不管怎麼說，劇變以前的蘇聯史學界搞現代史的已經是主流，有人統計當時蘇聯史學界的文章，外國史除外，俄蘇本國史的文章大概80％是1917年以後的蘇聯當代史研究和1861年以後歷史的研究。而1861年以前的俄國史，在蘇聯整個史學體系中占的比重其實不大。
　　美國當然更是這樣，固然在新大陸如果說古代史，那只有印第安部落。因此研究美國史幾乎就是近現代史。但更重要的不是這個，而是美國沒有研究禁忌，所以當代美國史研究就很興盛，例如美國捲入越南戰爭是美國當代史一大熱點，越戰1975年結束，到1980年代美國史學界就已經出現了一批越戰史專家，出版了好幾種多卷本著作，如威廉·C·吉本斯的4卷本《美國政府和越南戰爭》等，這在我們司馬遷以後的傳統中是不可能的。
　　司馬遷以後搞歷史好像就是要搞前代的，以避開禁忌，要是搞得近一點，好像就不是歷史了，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我們今天應該接續太史公的“絕唱”，同時也是跟上時代的潮流。歷史並不遙遠，我們都生活在歷史中。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對現實生活的很多理解有助於理解我們的過去，我們對過去的很多理解，也有利於加深了解我們的現在。高華先生的可貴，就在於他把黨史當作歷史，而不是當作意識形態來搞，在直言“本朝”史方面敢為天下先，這是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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