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前，美國被視為現代民主國家中最保守的堡壘，宗教精神、家庭觀念、憲政共和是其文化脊梁。而當今美國卻已劇變。這並非一屆政府的偶然風向，而是跨越百年的文化遷徙。以保守主義為文化底色的國家，為什麼會完成思想坐標的大逆轉？


　　老高按：美國大學、媒體普遍是民主黨占據上風，我曾說過，2000年那次小布什與戈爾對決的大選，當時在耶魯讀書的人告訴我，該校師生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戈爾，小布什的得票數甚至不如第三黨——綠黨的候選人。
　　大學裡的這種現象，以及美國媒體和文化界的類似現象，讓共和黨痛心疾首，噴發怒火，痛詆“被左派把持”。但我一直疑惑不解，在博客這裡就多次表達過：學校也好，媒體也好，不是都處在開放市場體系中嗎？左派、右派不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參與自由競爭嗎？與中國“定於一尊”“口徑一致”“輿論一律”的專制政治環境截然不同，美國並沒有中央宣傳部之類權力機構，敢於下令“大學姓黨”“媒體姓左”、敢於悍然禁止右派辦校辦報呀。
　　去年年底，楊大巍寫了篇文章《從自由到極左的美國大學》，就是企圖回答這個問題，我拜讀之後，感覺有一定參考價值（雖然稱不稱得上“極左”，大可商榷），轉載在老高的博客。在轉載楊大巍那篇文章的按語中，我寫道：

　　……川普痛恨《紐約時報》、CNN之類所謂“主流媒體”太左，他的Facebook和Twitter帳號當時又被封禁，索性就由川普媒體與科技集團TMTG合作推出了一個社交媒體平台“Truth Social”；馬斯克更財大氣粗，索性豪擲數百億美元買下看不順眼的Twitter，改名“X”。
　　——這不是挺好嗎？左派有渠道發聲，右派也有渠道發聲，雙方或多方都來唱對台戲，都來使出十八般兵器，爭取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社會需要這樣，消費者需要這樣。
　　但是這樣的舉措，無止無休抨擊“左派喉舌”的右派大佬們早就可以採取呀，為什麼二十年前、十年前，2016年大選、2020年大選……不像川普和馬斯克這麼做呢？右派里老中青能人這麼多，資金也大大的有，與其罵“左派把持”，不如自己出手，自己動手，也“把持”幾家！
　　有業內人士告訴我，右派大佬們不是沒有這樣做，他們曾經做過多種嘗試，不過，做不出《紐約時報》、CNN之類所謂“主流媒體”那樣的影響力，所以發不出很響亮有力的聲音——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原來如此！但這怎麼能怪在媒體界“被左派把持”上！？

　　請不要對我說世界上哪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我比您更清楚理想要被現實打多少折扣。然而，美國憲法給所有人提供了根本的保障：市場，是公開的；機會，是平等的；競爭，是自由的。只要不搞憑藉權力壟斷的大動作，也不搞違反遊戲規則的小動作，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各家憑各家的十八般兵器，誰贏誰輸，都怪不得別人！
　　尤其要強調的是，我們所說的平等，是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在自由經濟下，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去發言，不容他人剝奪和壓制；但是誰的發言能有更大的音量、更多的發聲渠道，是不能以“平等”的名義來強求一律的；誰能打動更多的聽眾，得到讀者和廣告客戶更多的擁護和支持，在觀眾市場上占有更大的份額，就更應該視作自由競爭、優勝劣敗的自然結果了！
　　對您認定是“左派媒體”發出的那些“左派謬論”，您有權行使憲法賦予您的權利口誅筆伐；不過，詈罵“左派把持”，就貽笑大方了！不妨問一問：
　　在美國的對所有人開放、平等競爭的思想、媒體的市場上，今天左翼思想占上風的局面，是競爭的結果，還是陰謀的產物？
　　9個月前寫了那篇《從自由到極左的美國大學》的楊大巍，前幾天又寫了一篇《為何美國的學校、媒體和文化機構幾乎清一色左傾？》，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這回，作者的用詞比較準確了，不是認定“極左”，而是說“左傾”。我再轉載於下。他分析歸納的因素有根據嗎？他開出的對左傾“文化反攻”的方案有道理嗎？請各位各抒己見。


　　為何美國的學校、媒體和文化機構幾乎清一色左傾？

　　楊大巍，印象與邏輯 2025年8月10日


　　作者前言

　　半個世紀前，美國仍被視為現代民主國家中最保守的堡壘；宗教精神、家庭觀念、憲政共和是它的文化脊梁。今天，在大學課堂、新聞編輯部和影視舞台，主流話語已與西歐式進步主義高度接軌。
　　這種劇變，並非一屆政府的偶然風向，而是跨越百年的文化遷徙。
　　在此前兩篇文章中，我探討了海外學者為何在美國失去獨立視角，以及主流媒體如何從“第四權力”淪為“意識形態放大器”。本文作為第三篇，將從歷史脈絡切入，回答一個根本問題：一個以保守主義為文化底色的國家，為什麼會在半個世紀內完成思想坐標的逆轉？

　　當歐洲思潮越過大西洋

　　二戰結束，美國不僅在軍事與經濟上登頂，更在文化與學術上主動打開了大門。冷戰的對手是蘇聯，但真正的較量不僅在核潛艇與導彈上，更在思想與文化領域。為了在全球範圍內輸出“自由世界”的敘事，美國政府、基金會、大學乃至媒體，啟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知識引進與學術投資計劃。這在無形中，也為歐洲的左翼思潮跨越大西洋鋪平了道路。
　　1958年的《國家防禦教育法》是一個重要起點。它的名義是培養外語、區域研究和國際關係人才，以應對蘇聯的全球滲透；但在實際執行中，這些資金讓美國大學擴建了大量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部門，並大規模聘請海外學者。與此同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私人機構投入巨資設立跨學科研究中心，像哥倫比亞大學的國際事務學院、芝加哥大學的社會思想委員會，直接成為歐洲學術思想的登陸港。
　　這些歐洲來客帶來的，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而是一整套戰後歐洲特有的批判性思潮。它們有共同的精神特徵：反權威、反傳統、解構既有的價值體系。
　　存在主義（薩特、加繆）強調個體自由、責任與荒誕感，主張個人要在無意義的世界中自行創造意義。這對依賴宗教和憲法確立公共倫理的美國來說，是一種文化震盪。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指控資本主義“文化工業”製造虛假需求，麻痹大眾，提出通過文化批判促進社會解放。
　　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列維-斯特勞斯、福柯、德里達）推翻真理的絕對性，強調知識與權力的深度勾連，要求解構歷史、法律、性別角色等一切穩定結構。
　　新馬克思主義（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理論，主張統治階級通過教育、媒體塑造價值觀，從而維持統治——這直接把“文化陣地”視為權力的核心。

　　傳播渠道也極為高效：
　　學術門戶：常春藤盟校、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系統是主要落腳點，聘請歐洲學者、翻譯其著作、開設專題課程。
　　基金會資助：福特基金會在1950—1970年代投入數千萬美元，推動社會學、人類學、性別研究等項目常態化。
　　媒體與出版：《紐約書評》《大西洋月刊》《哈珀斯雜誌》成為思想翻譯與傳播的窗口，把學術討論引入公共輿論。
　　在冷戰背景下，這些思想本意是幫助美國理解盟友、對抗蘇聯，但它們在美國土壤上生根後，卻逐漸改變了文化生態。原本以宗教倫理、憲政自由、家庭觀念為核心的美國文化，在不知不覺間多了一個思想重心——批判、解構與“進步”——這為日後的文化左傾埋下了第一枚種子。

　　街頭抗議與課堂接管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思想輸入為美國文化左傾打下了理論與制度基礎，那麼1960年代則是文化重心快速偏移的引爆點。這十年，美國在街頭、校園和立法機構里同時經歷了三場席捲全國的社會運動：民權、反戰、女權。它們在政治上推動改革，在文化上則完成了對主流價值體系的重塑。
　　民權運動是其中最早也是最具道德感召力的力量。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選舉權法案》通過後，“平權”理念不再只是道德呼籲，而是寫進法律的制度安排。哈佛法學院、耶魯大學等名校隨即調整招生政策，通過“平權行動”提高少數族裔比例。雖然這在短期內擴大了教育機會，但同時引入了更激進的平等觀：不再滿足於機會平等，而是要求結果平等，這種觀念很快在學術界和公共政策中紮根。
　　反越戰運動則把政治抗議直接搬進了校園。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占領事件就是典型案例：抗議者反對學校與軍方及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合作，封鎖大樓、驅趕管理層，最終在警方介入下結束。這類行動不僅在校園內部塑造了“反體制”的英雄敘事，也通過電視直播和媒體報道被放大，形成全國性的文化符號。《紐約時報》、CBS等主流媒體在報道中普遍同情抗議學生，強化了這種新型政治身份的正當性。
　　第二波女權運動則以思想與制度雙軌推進。1963年，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出版，揭露了郊區中產階級女性被困於“家務與廚房”的無形牢籠。到了1970年代，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成為大學裡的新興學科，1977年時全美已有超過300個此類項目。這不僅改變了學術課程結構，還影響了新聞報道、影視創作和公共政策。性別議題被提升為政治與文化的核心話題。
　　這一代在街頭揮舞標語牌的年輕人，畢業後成了教授、記者、編劇和非營利機構的管理者。他們把運動的口號、理念和對體制的懷疑帶入課堂、編輯部與銀幕。由此，文化的方向盤開始在制度層面被牢牢調轉。

　　里根革命：政治右轉，文化未回頭

　　1980年代的里根革命，讓保守派在政治和經濟領域迎來了高光時刻。里根削減稅收、擴大軍備、對蘇聯強硬，在選票和外交上都獲得巨大成功。然而，這場“保守主義復興”在文化與教育領域卻幾乎沒有突破。政治右轉的同時，文化左傾依舊在慣性滑行。
　　學術任命的路徑依賴是關鍵原因之一。高校的招聘與終身教職評審由現有學術圈把控，而1960年代的進步派學生已在1970年代末成為中堅力量。例如，1984年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的登記選民中，民主黨占比超過75％，共和黨不足7％。這種比例在後續幾十年裡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在部分院系進一步向單一傾斜。
　　文化資本的地理集中也是障礙。《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等媒體總部集中在紐約、華盛頓、亞特蘭大等大都市，這些地區長期支持民主黨。好萊塢雖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查爾頓·赫斯頓等保守派明星，但製片公司和編劇工會整體偏左，作品傾向在社會議題上支持自由派立場。
　　資金與人脈的劣勢進一步加劇了失衡。保守派智庫如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胡佛研究所雖在政策研究上頗具影響力，卻在藝術資助、學術基金分配上無法與福特、卡內基等長期支持進步議題的基金會抗衡。
　　結果是，里根的政治勝利更像是一隻單翼拍打的雄鷹。經濟與軍事騰空而起，文化與教育卻依舊在地面滑行。這一教訓後來深深影響了保守派對“文化陣地”的重新評估，也為特朗普時代的“文化反攻”埋下了伏筆。

　　固化的文化版圖

　　進入1990年代，美國文化左傾趨勢不再只是力量對比，而是制度結構的常態化與固化。
　　首先是地理與經濟結構的分化。一流大學、創意產業和高科技公司集中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西雅圖等沿海大都市，這些地區經濟依賴金融、科技、藝術與媒體，與中西部、南部“紅州”的製造業和農業經濟形成結構性斷層。這種經濟—地理分化，使得文化價值觀也沿着地圖分界線劃開。
　　其次是基金會與非營利部門的長期投入。洛克菲勒基金會持續資助移民研究與多元文化項目；福特基金會在1990年代投入數億美元支持全球女權網絡建設；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則將教育資金重點投向“多元與包容”項目。這種持續數十年的資金流，保證了進步主義議題在學術與公共話語中的主導地位。
　　更隱蔽的是職業路徑的政治過濾。在新聞、學術和藝術領域，政治正確成為一種非正式的“軟性門檻”。2017年《華爾街日報》報道顯示，保守派博士在頂尖大學的錄用率顯著低於同等條件的自由派；而在新聞機構中，公開的保守派身份可能意味着在晉升、項目分配上被邊緣化。
　　這種多重因素疊加，使得文化左傾不僅是意識形態選擇，而是制度運轉的結果，一種能自我複製、自我延續的封閉循環。

　　互聯網的幻滅：算法與回音室

　　在20世紀末，人們曾以為互聯網會打破傳統媒體的把關權，讓信息自由流動、多元聲音共存。然而，進入社交媒體時代，這一樂觀預期被算法邏輯迅速粉碎。
　　Facebook、Twitter（現X）、YouTube等平台，依靠算法為用戶推送“可能感興趣”的內容。表面上，這是個性化推薦；實質上，它讓用戶更容易陷入觀點一致的“回音室”（Echo Chamber）：只看到自己認同的觀點，只接觸同一陣營的論證。
　　在進步派文化圈內，這種機制的後果尤為明顯：
　　內部共識的自我強化：立場越尖銳、情緒越強烈的內容，越容易獲得點讚和轉發，從而被平台算法進一步推送。
　　道德化政治語言：不同意見不僅被視為錯誤，還被標記為“不道德”甚至“反人類”，從而為封禁和排斥提供正當性。
　　議題的單向聚焦：身份政治、性別流動、交叉性平權等議題被放到文化敘事中心，而經濟、外交、宗教等傳統政治主題的比重下降。
　　2020年6月，《紐約時報》“湯姆·科頓專欄風波”就是典型案例。共和黨參議員科頓在專欄中主張出動軍隊平息暴亂，引發編輯部內部強烈抗議，最終意見版編輯辭職。這一事件不僅暴露了媒體內部的高度同質化，也說明在算法和社交壓力的雙重作用下，主流平台的言論空間已極度收窄。
　　互聯網並沒有打破主流媒體的價值壟斷，反而用算法製造了一個更封閉、更極化的新信息環境。它把1960年代的文化左傾，升級為全天候、無死角的意識形態覆蓋。

　　當教堂鐘聲消散：信仰危機與價值真空

　　宗教的衰落是美國文化左傾最深層的背景之一。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07年至2021年，美國自稱“無宗教信仰”的成年人比例從16％升至29％；在常春藤大學，定期參加宗教活動的學生比例不足10％。
　　在戰前的美國，宗教不僅是私人信仰，更是公共倫理的核心。教堂、學校、家庭交織成一個價值體系：強調個人責任、家庭穩定、社區互助與自我約束。這一體係為保守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土壤。
　　然而，1960年代以來的世俗化浪潮迅速推進。1970年代，哈佛大學神學院削減傳統神學課程，轉向“社會正義神學”“多元信仰研究”；1980年代以來，大城市的公共節慶逐漸去宗教化，以避免“冒犯”多元文化群體；2020年，馬薩諸塞州一座百年公理會教堂因年輕一代出席率不足10％而關閉。
　　當宗教退出公共生活，“價值真空”隨之出現。進步主義的議程——多元身份政治、性別流動理論、交叉性平權話語——迅速填補了這片空白。2020年皮尤調查顯示，18—29歲的美國人中有40％支持“性別非二元”，而50歲以上人群僅15％。這種代際斷層表明，新價值觀已通過教育、媒體和流行文化完成滲透。
　　在教堂鐘聲消散的地方，響起的是另一種信條的宣言。這不僅是信仰的替代，更是道德框架的重建。

　　美國與西歐：兩條路徑，一個終點

　　從全球比較的角度看，美國與西歐在文化左傾上的軌跡截然不同，卻最終走向了相似的結果。
　　西歐的左傾化源於長期的世俗化與社會民主傳統，是一種緩慢的制度演變。法國在1905年就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英國BBC從戰後起就在新聞框架中體現自由派價值。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更是將左翼文化推上歷史舞台。
　　這種轉向背後，有一個歐洲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節點——尼采的宣言：“上帝死了”。對許多進步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家而言，這象徵着人類的覺醒：不再依賴超驗權威，而是自主制定價值與秩序。然而，20世紀的歐洲歷史顯示，當神聖的約束被徹底移除，道德與意義也隨之漂泊不定。以解放為名的人類，常常在無所依歸的自由中滑向墮落，從道德相對主義到社會凝聚力的瓦解，這一過程在歐洲的世俗化軌跡中屢屢出現。
　　美國的轉變則急促得多。這個以清教徒文化為根基、以憲法至上為信條的國家，在1970年代才普遍取消大學宗教必修課程，卻在短短數十年內完成了向進步主義文化的全面傾斜。這是從文化基因層面的劇變。
　　不同於西歐相對一致的價值共識，美國的文化左傾呈現出地理與文化的斷裂：沿海大都市擁抱多元文化、福利國家理念；中西部和南部“紅州”堅持保守主義的宗教、家庭和經濟價值觀。
　　2020年大選中，加州63.5％選民支持民主黨，田納西州則有60.7％支持共和黨。這種撕裂使美國的文化戰線不僅是意識形態的較量，更是一場地理與生活方式的對抗，也為保守派的基層動員提供了肥沃土壤。

　　特朗普的“第二戰場”：文化反攻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文化漂移，保守派終於意識到：如果不在教育與文化領域反擊，政治勝利只是暫時的。里根革命在經濟與外交上贏得掌聲，但在文化陣地上幾乎沒有收復失地，特朗普試圖避免重蹈覆轍。
　　在第二任期的戰略中，文化政策被提升到與經濟、外交同等的重要地位：
　　調查高校：對哈佛等常春藤及其他精英大學的招生、財政透明度與思想審查展開調查。
　　切斷意識形態資金：限制聯邦與州政府資金被用於私立大學、公共廣播的政治宣傳。
　　削弱教育部干預：推動教育自治，減少聯邦對課程與價值觀的控制。
　　廢除強制DEI項目：取消招聘、晉升、研究經費申請中的政治條件。
　　恢復性別規則：以生理性別為基礎規範體育競技，阻止生理男性以女性身份參加女子項目。
　　擴大技術與製造業教育：重建以實用技能為核心的人才培養體系，削弱高校文科的意識形態壟斷。
　　特朗普的“文化反攻”，不僅是保守派的戰略自救，更是一場關乎美國國家認同的制度性爭奪。其成敗，將決定未來數十年的精神坐標。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警示：“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心將在黑暗中徘徊。”這是19世紀美國民主初成時的洞見，強調文化連續性對於社會穩定的關鍵意義。今日美國，文化戰爭加劇，左右派分裂加深，特朗普的“文化反攻”正試圖以傳統價值重塑公共精神，以回應這一危機。
　　美國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這一抉擇，將重繪她的靈魂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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