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政治文化的共识”,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一方面,清醒意识到理性的边界——不是所有政治问题都能“政治地”解决,另一方面,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韦伯曾说: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所有的历史经验
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理性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基础的重要性,随着风险和危险的增加以及我们周围现实的脆弱性而倍增。保守主义不是无知的传统主义,不是对变化的恐惧,也不是拖延战术,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最明智的行动方针。社会实验考
晚清以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在救国方法的选择上一直摆来摆去,摇摆总的趋向是专制和革命,不是向自由和改良。这当然不是他们本能地喜欢专制、暴力,本能上他们都希望自由,但理智上他们更相信那个时代支配着多数落后国家知识人的轴心价
毛泽东一贯是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杂糅交错,浪漫为表,功利为里;浪漫其言,功利其实,说话不算话、许愿又翻悔是他的常态。但都还没有像在文革中,出尔反尔得如此密集、如此快速——言而无信、朝令夕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在太多了
穿过了漫长的血与火洗礼,人类终于慢慢地意识到了:在各种肤色、民族、语言、宗教的“我们”之下,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由人之为人的理性与同情心融合为一望无际的整体。这个“我们”走了很远,或许可以期待,它还将走得更远 老高按
就个体而言,二十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可能是很好的人,问题在于他们“太好”了,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们应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