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贯是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杂糅交错，浪漫为表，功利为里；浪漫其言，功利其实，说话不算话、许愿又翻悔是他的常态。但都还没有像在文革中，出尔反尔得如此密集、如此快速——言而无信、朝令夕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在太多了


　　◆高伐林


　　中国研究院于2021年11月6日晚举行研讨会，吴国光、程映虹、徐友渔、郭建、宋永毅、胡平、吴一庆等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和媒体人，围绕加州州立大学退休教授宋永毅在台湾刚出版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一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妙论迭出。我在会上也发了言。受限于发言不能超过10分钟的规定，只能长话短说。现将我的发言整理如下。


　　很高兴参加中国研究院这次研讨会，讨论宋永毅教授的新作。这部著作中的章节，过去几年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时，我有幸读过大部分，有几篇还编过——因为我当过《新史记》双月刊主编，还曾经协助宋教授，在国史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多种关于文革的电子书，他为其中某些书所写的序言或者导读，经过后来进一步修订，就成为这本书的章节。当时的感觉，每一篇都选准了一个前人阐发不多甚至是空白的领域，都让我感到别有洞天的惊喜，受教良多。今天借此机会，向宋教授表示感谢！这次宋教授统合成一本大书，确实是文革研究新成果，可喜可贺！目前在中国大陆，当代史和党史、更不要说文革史的研究空间，几乎压缩到零，香港的图书出版市场也基本上被摧毁，幸亏还有台湾，还有联经这样的出版社，还在坚持，很不容易！令人敬佩！

　　关于毛泽东，关于文革，五十多年来中外有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我还是有若干疑问。例如，毛泽东在文革中言而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举动，实在太多了。
　　我们知道毛泽东一贯就是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杂糅交错，浪漫为表，功利为里；浪漫其言，功利其实，说话不算话、许愿又翻悔是他的常态。说了“耕者有其田”“土地还家”，甚至暴力土改分田，一转眼又以合作化为名从农民手里将土地收回；打出“双百”方针旗号，声称欢迎帮党整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掉头又发动反右，“引蛇出洞”，迫害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但都没有像文革中出尔反尔如此密集、如此快速：先不由林彪分说钦定他为接班人、副统帅，两年之后就“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直到将林彪逼出国门折戟沉沙；1966年夏天让陶铸坐火箭提升上来当中央的第四把手，初冬就把他打倒，钉在最大走资派刘邓陶的第三位；其他对王力、对李德生、对王洪文……无不如此，对邓小平，也在短短几年中推下去、拉起来、再推下去，还说“靠不住啊”——邓小平靠不靠得住是另一回事，但毛泽东自己就非常靠不住。
　　对人是这样，对事也是这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郑重其事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决定“十六条”中，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给人们一个印象，文革的目标之一是要结束中国的官僚制度。没过多久，被称为“一月革命”的夺权浪潮真的把实现这个目标提上议事日程，上海造反派们投毛泽东所好，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它的领导成员，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但毛泽东兜头一瓢冷水：“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巴黎公社原则”突然不算数了。这让我想起那个笑话——问：“你若有一亿块钱愿不愿意捐？”答：“愿意！”“你若有20层大楼愿不愿意捐？”“愿意！”“你若有一头牛愿不愿意捐？”“不愿意！”——因为他真有一头牛！
　　几个月后，毛泽东向阿尔巴尼亚访华的外宾反复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我？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
　　再例如官僚阶层以权谋私“走后门”问题，徐友渔教授在本书的序言里也提到。在中央文革派的倒行逆施中，这件事应该算还比较得人心顺民意的一件，尽管他们有向老干部发难的图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点名指责叶剑英“走后门”，叶剑英便向毛泽东写信检讨。毛泽东却这么回复叶剑英：“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文革中传达这句“最高指示”，我真不知道毛唱的哪一出：批的是“走后门”这件事啊！这件事是坏事啊！是不是好人有什么关系？
　　类似的疑惑有很多。我读宋永毅这部著作，感觉他为我理解毛泽东和文革的诸多怪事打造了一把钥匙：“这里不仅有他的理性思维、个人性格和知识结构，还一定会有他的情感、欲望、意志、直觉、幻想、潜意识等等的不自觉的、自发的、非逻辑的心灵历程。所有这些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改变文革的历史”。
　　毛泽东常常把正面反面的话都说了：既说了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又说了要加强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既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又说了“应该给左派发枪”；既给红卫兵写信说“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又说了“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发了军委八条，又发军委十条，基本精神互相抵触……
　　我感觉他老人家是个“杠精”，热衷于抬杠、热衷于跟人唱反调，与现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红大V有一拼。他早就说过、文革中更说“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他文革前、文革中多次当面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他早就鼓动中学生上课看小说打瞌睡，文革初期他更表示“热烈支持造反有理”；你说叫“宋彬彬”，他说“要武嘛”；在声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鼓噪中，他又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正话反话都说了，你说东他就说西，你说西他就说东，都可以振振有辞说你不对，早就有言在先了嘛，他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像文革中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而且永远有理”，显示自己永远先人一拍、高人一筹，确实也把一些行伍出身的军头唬得一愣一愣的。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里说“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打派仗打语录仗的祸根就是他本人！
　　按说，领导人朝令夕改，是犯大忌，言行让人不能预期，部下与群众摸不着头脑，即便被毛推举到重霄九，他也心里打鼓、战战兢兢，不知明天是不是会被毛推下十八层地狱。但是，在文革十年中，尽管也出过“二月逆流”这样的抗争，出过接班人出走这样的惊天大事，而且后期干部群众的离心离德倾向日益明显，但如果毛泽东不死，似乎还能维持下去。这里面有什么奥秘？他怎么控制党心军心民心？怎么这么多人还听从他呢？
　　宋永毅教授这本书开了一个新的好头，探究了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接下来我们这些读者，也应该更认真地“做作业”，接下来探究，除了继续探究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还要探究文革的参与者的“情感、欲望、意志、直觉、幻想、潜意识等等的不自觉的、自发的、非逻辑的心灵历程”，进一步揭开关于文革的谜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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