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人大會議是一種過場秀，詭異的是，中國的憲法和法律賦予人大和人大代表的權力相當大，這些權力若真正發揮出來，人大要比西方議會還厲害，執政者還不得如履薄冰、動輒得咎？然而，絕沒有這種可能。這是一個讓世界迷惑的中國政治之謎


　　老高按：昨天一個微信群里有人貼出一篇長文《曾經有一份權利擺在我的面前……》，這個標題吸引了我，一口氣讀完。作者回憶自己當了三年區人大代表經歷和感想，非常翔實具體。署名“柒線”，卻十分陌生。但很快微信群里有知情人講出了他的真實姓名，原來是《中國青年報》的一位記者，與我還間接地打過一點交道呢（是不是有過一面之緣？我記不得了）。但看寫作的日期，原來是十九年前寫的，並非近作。
　　十九年過去，這位作者從青年變成中年了，中國的領袖、北京的主管，都換了幾茬了，他寫到的這些故事，改變了嗎？絲毫沒變，讀這些十九年前的往事，也就是在審視現實；如果說有改變，也一定是變得更糟，更積重難返。
　　這是一個互為因果的死循環：人民代表的合法權利不斷退讓，是因為公權力的日益囂張；而公權力的日益囂張，又因為人民合法權利不斷退讓。

　　讀完文章，我又重新思考這個標題：“曾經有一份權利擺在我的面前”。對於中國大陸的讀者而言，每個人不都可以這樣說嗎，而且不用過去式、去掉那個“曾經”，就是進行時：“有一份權利正擺在我面前”——雖然沒被欽點為“人民代表”，普通公民不也有憲法許諾的這個自由、那個自由嗎？此文也就意味着提醒大家都來想一想：這些權利人人都有，為何人人都存而不用？如果大家都行使這些權利，又會如何？
　　文章很長，我刪去了一兩段對今天的現實顯然沒有太大意義的文字。


　　曾經有一份權利擺在我的面前……

　　作者：柒線，2007-03-19


　　我一直說要寫一寫自己當人大代表的經歷、感想，現在終於動筆了。
　　回顧自己短短3年的北京市東城區人大代表生涯，《大話西遊》那段著名台詞就湧上心頭。“曾經有一份權利擺在我的面前，我卻沒有珍惜，現在我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給我重來一次的機會，我想說，我有權……”
　　如果上天再給我重來一次的機會，我想我會更“決絕”地使用代表的權利，做一些應做想做卻不敢做的事。比如，我應該請北京市東城區政府公布近年來大大小小的官員花了多少錢出國考察，在國外的具體行程安排，究竟學到了什麼、借鑑了什麼；我應該提出議案乃至聯合更多代表要求成立調查組，徹底調查海運倉等小區的改造工程，因為這一工程引起了那麼多選民不滿……
　　人大會議是一種過場秀，人大代表是政治花瓶，很多人似乎抱有這樣的看法。詭異的是，其實中國的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代表大會和人大代表的權力相當大，從理論上，不僅負責立法，還負責選舉、任命官員，有權審批、監督、質詢，可以視察、彈劾、調查……這些權力若真正發揮出來，中國的人大要比國外的議會還厲害，簡直讓人擔心，執政者還不得如履薄冰、動輒得咎？是否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按照定義，直選的人大代表代表多數人民）？然而，現實證明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據不完全統計，全中國約有各級人大代表300萬人——300萬顆獨立的腦袋和追求權力的心啊，卻似乎從未失控，從不發生意外，從未出現因代表堅持履職而出現衝突的景象（比如像台灣議員大打出手的醜聞），凡是黨和政府想通過的法律、決議、任命、預算，似乎總能順利高票通過。按理說，在數百萬人大代表（還有政協委員）的監督之下，貪官污吏應無所遁形，但近年來被查處的貪官污吏卻沒有一個是被代表或委員監督出來的，全國政協委員、作家張賢亮在今年（2007年——老高注）兩會上就曾對此深表不解。
　　這是一個謎，讓世界嫉妒和迷惑的中國政治之謎，讓我以自己的親歷為求解這個謎提供一點素材和線索吧。

　　我在網上找到一張北京市東城區人民代表大會的圖片，雖然並不是作者所寫的“第十三屆”，但莊嚴隆重的場面應該是非常雷同的。

　　1.稀里糊塗當選，莫名其妙結束

　　這個大謎是從謎一樣的代表選舉開始的。

×××同志：
　　北京市海運倉單位居民聯合選區於2003年12月10日選舉您為北京市東城區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謹此通知。
　　北京市東城區選舉委員會2003年12月10日

　　2003年底，我接到這樣一份當選通知書，開始了我的人大代表生涯。那一刻心情還是有點激動的。
　　應該說，這一切並不是我主動開始的。當時我是報社要聞部的普通編輯，某一天報社黨委辦公室叫我簡單填了一張表，告訴我，報社打算推薦我作為報社所在選區的東城區人大代表候選人。我不是領導，連共產黨員都不是（我從未申請加入任何黨派），我也不住在東城區。但我的戶口在報社，而報社地處東城區海運倉，與附近的居民區構成一個選區，這個選區需要四五名候選人，最後選出三個正式代表。後來我聽說，可能東城區選舉組織者（區人大常委會組織的選舉委員會,在區黨委領導下）希望報社出一個年輕的、無黨派的候選人，因此報社就推薦了我。當然，只是這麼聽說一句，我始終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被看中，反正之前我並沒有主動提出參選或競選——被報社推薦填表之後，我也沒有再去做任何相關的事情。
　　但我後來參加了選舉，我給自己投了一票。因為我不反對自己去噹噹人大代表，那時我想：如果當上了人大代表，我會爭取做點有益的與眾不同的事情。
　　雖然沒有從政的衝動，但我並不缺少社會關懷，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我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有機會對自己報道和關切過的社會問題發生一點實際作用，那是我樂意的。
　　選舉那天就在報社設了一個投票站，我看到了報社黨委為我寫的候選人介紹，把我有限的業績宣揚了一番，挺給我貼金的，塑造了一個憂國憂民的新聞工作者形象。我記得其他候選人包括醫院副院長、居委會主任、下崗再就業工人等。最後是我、副院長和居委會主任當選。我還聽說我的得票是最高的——只是聽說，因為每個代表的得票數並不公布。
　　其實我們候選人與選民從未見面，相互根本不了解，我很奇怪人們為什麼會來投票，又為什麼會乖乖地在選舉組織者指定的候選人名單中作出選擇。這樣的選舉其實有多重風險：
　　第一，可能很多選民不來投票，那麼就可能達不到法定的最低投票人數——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及北京市的相關法規，在市轄區的人大代表直接選舉中，必須選區全體選民的過半數參加投票，選舉才有效。但是在我們的選舉中，很少有候選人是選民自發推薦的或自薦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也很少與選民見面，很多選民是在投票站投票時才看到候選人的簡單資料，他們憑什麼要與選舉組織者合作呢？
　　我得承認，2003年的那次投票，是我第一次參加人大代表選舉，要不是有我自己作為候選人，我是不會去的。
　　風險之二是，可能出現大量棄權、反對或另選他人的選票，這也可能使選舉流產，被迫重新舉行。按相關法律法規，候選人得票過半數方才有效。從“正常”的思維來猜想，我既然對候選人根本不了解，毫無親近感、認同感，很多人完全可能投出棄權、反對或另選他人票，選舉流產的幾率應該很高，然而事實似乎正好相反。至少，我們很少聽到人大代表直接選舉流產的消息。
　　根據我的親歷和分析，上述兩種風險之所以未成為現實，原因主要有：一是人們認為這個“代表”沒什麼用，它既不是官，也不發錢，沒什麼實際好處，所以人們缺乏去爭逐它、關注它的動力；很多人把它看作組織者給某些人的虛榮，一個不痛不癢的頭銜，給的對象包括官員、退休官員、勞模、企業家等，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沒什麼關係——普通“百姓”在實際生活中的確也感受不到與人大代表有什麼瓜葛，我看病貴、上學難，人大代表管嗎？我懷疑誰誰誰是個貪官，人大代表會去彈劾他嗎？不可能。在這種基本認識的基礎上，人們對人大代表選舉抱着事不關已、應景的態度，沒必要認真反對，也沒必要認真參與。號召人們去投票的是本單位本小區的組織者，都是熟人，是不大不小的幹部，有些人組織紀律觀念較強，而有些人則抱着不為難組織者的想法去順便投一下票。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地方人大代表直接選舉允許委託投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規定委託投票需書面委託書，且一個選民不能接受超過3人的委託，但我看到的實際狀況是根本不用委託書，一個選民拿着多個選民證替人投票的情況很常見。
　　《中國人大》2002年第21期曾發表安徽省太湖縣人大常委會王守讓、章周中的文章《委託投票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其中寫到他們曾在6個鄉鎮對300名村民做無記名問卷調查。當被問及“委託他人投票是否表明自己的投票意願”時，回答“是”的占40.7％，回答“否”的占59.3％；當被問及“代為投票是否應忠實遵從委託人意志”時，回答“是”的占45.8％，回答“無所謂”的占54.2％；對“是否介意被委託人不按委託人意願投票”的問題，選“是”的占49.2％，選“否”的占50.8％。可見某些地方的委託投票形同兒戲。王宜峻在《委託投票與流動票箱使用失范及對策分析》中提到：“由於缺少嚴格的程序規範和限制，法律對委託投票的規定過於原則，在實施過程中沒有得到尊重和有效執行，限制不嚴，不易監督，有些地方採用委託投票的占到選民總數的50％以上，個別選區因為選民大量外出甚至達到90％以上，原來是作為輔助投票形式的委託投票反而成了投票的主要形式,由此而產生了舞弊和失真現象，難以保證選舉的公正。”（“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06年8月17日）
　　如此委託投票，自然能減少投票比例過低的風險，這是人大代表直接選舉中的秘密之一。2006年年底，東城區提前選舉新一屆人大代表，我這個上屆代表在投票前幾天拿到了選民證，但同樣對候選人一無所知，同事問我那天來不來投票，我說：“算了，懶得來。”接着脫口而出的話是：“要不我把證給你，你替我投了吧？”這句下意識的話反映了我的民主權利觀念多麼淡薄，實在有負三年代表生涯中大會小會的培養學習。經過反省，最後我沒有委託投票，自己也沒去，放棄了。因為我知道，我一個人不去，不會影響選舉大局。
　　在代表的直接選舉中，出現大面積棄權、反對或另選他人的風險又為何並未成真呢？前面提到的原因也都與此有關。作為候選人和選民之一，我可以感受到周圍人這樣一種普遍的心理狀態：愛誰誰吧，我一個人較真也沒用，沒多大意思。所以，去投票的人一般還是會配合投票站的工作人員，在指定的候選人中作出選擇。其中有從眾心理起作用，也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當投票人拿不準選誰時，投票站的工作人員還會告訴他們選誰比較好。
　　後來我聽東城區人大的工作人員提過，曾經真的出現過某某領導作為代表候選人（區委領導、區政府領導、各局局長、法院院長、檢察院院長等往往會被分到各選區作為人大代表候選人），因為和所分配選區的選民不夠熟悉，加上沒做好公關，結果得票不夠，落選了。那往往是正好趕上該選區選民有什麼事對政府不滿，把氣撒在當官的候選人身上。所以後來官員候選人學乖了，會在投票之前到選區笑呵呵地轉轉，如果能在權力範圍內給選區選民一點實惠，就更踏實了。
　　至於選民另選他人的風險，如果只是個別選民的心血來潮，投出一些零散的意外選票，自然不足為慮；而選民組織起來集中投票給某一個另外的人，這種可能性極小，因為那需要時間並在合法渠道之外來組織和動員選民，但選民一般沒有這個時間（從醞釀候選人到正式投票，前後時間約20天，正式候選人在投票5天前才公布），或者很少有人（競選者）願意費此精力、冒此風險。組織之外的競選者，在候選人醞釀階段通過選民聯名推薦爭取成為獨立候選人，進入正式候選人名單，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和我同屆的東城區人大代表中有一位司馬南先生，就是毛遂自薦再通過選民推薦成為 “獨立”候選人的，最後順利當選，據說是當屆東城區人大代表中惟一一例。按照有關法律，在市轄區的人大代表選舉中選民10人以上就可聯名推薦候選人，這樣會不會造成混亂局面呢？其實也無需過慮。因為法律還規定，選民聯名推薦的候選人仍需經選民小組商討和選舉委員會確認，有這樣的把關程序自然可以防止某些極端情況發生。何況最後的選舉結果需經選舉委員會確認和宣布，如此，只要選舉委員會心中有數，選舉的始末兩端其實就不會失控，不可能出大的意外。
　　我猜想自己當選有兩個原因：一是本報內參加投票的人基本都會選擇我（本報有三四百張選票，整個海運倉選區數千選民），同事們對我應該沒有惡感，既然選誰都是選，不如選我；二是有些投票人大概比較欣賞我的記者身份，既然所有候選人都不熟悉，這個年輕記者看上去比較有正義感，中國青年報也一向比較敢說話。這種猜想是有點根據的，因為後來與選民接觸，聽到過這種說法。
　　按照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等都有明文規定），北京市東城區人大代表的任期一屆應為5年，但後來我們接到通知，第十三屆東城區人大代表的任期縮短為3年，2006年年末即開始改選。理由好像與迎接2008奧運會有關，又好像說是為了和北京市人大的換屆選舉時間配合。總之，2003年12月，我的人大代表生涯稀里糊塗開始，2006年12月，又莫名其妙地結束了。

　　2.第一張棄權票，也是最後一張

　　2003年12月剛當選代表時，我給自己定了兩條原則：一，絕不說假話套話違心話；二，爭取善用代表權力哪怕做一點點有益的事。回顧過去3年，第一條我基本做到了，第二條則沒做到，也就是說，我覺得自己一點有益的事都沒做成。這真是讓人沮喪。深刻反省，首先應該檢討自己，如果我在履職上投入的精力和勇氣能夠更多，履職的主動性、積極性更大，不怕麻煩不怕壓力，是否就能有所作為呢？又到底能做什麼呢？我一直在反思這個問題。
　　從某種角度看，開人大會、做人大代表，很像一個心理遊戲，是人大代表、人大工作人員、選民、政府官員和黨的領導幹部之間玩的一種雙邊和多邊心理遊戲。在其中，代表擁有名義上的權力，黨的領導和政府官員擁有實際的權力，選民是沉默和鬆散的多數，在代表和官員、選民之間周旋、連接的是具體操作的工作人員——不要小看他們的作用，他們的工作也是維持這場遊戲表面平衡、風光、皆大歡喜、不失控的重要環節，多年來我們的人大工作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後面我會根據親身感受進一步具體闡述。
　　2003年1月11日上午9點，北京市東城區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京東賓館禮堂宣布開幕，這是我作為代表參加的第一次大會（此前已經參加過一些小型學習和討論會）。
　　當天上午的議程包括聽取區政府工作報告、聽取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報告、聽取區財政預算報告、通過《北京市東城區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辦法（草案）》。
　　與所有類似的大會一樣，開幕式的主席台上，坐滿了東城區各套班子的頭頭腦腦。他們在我眼中很陌生，因為我是新代表，也因為我並不住在東城區。雖然我的戶口在東城，單位在東城，但我的家在海淀區，我的單位也不歸東城區管，這對我履行東城區人大代表職權有消極影響，因為不住這兒，對當地選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思慮恐懼便必然有些隔膜。
　　在“通過《北京市東城區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辦法（草案）》”時，令大會工作人員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
　　所謂“通過”，就是在大會上舉手表決通過。首先有主持人說，“同意的請舉手”，幾乎每一個人的手臂都舉了起來。“反對的請舉手”，會場四周有工作人員看着，過了一陣，統統報告說：沒有。沒有一個人舉手。“棄權的請舉手”，這時，在一片沉默之中，在眾目睽睽之下，有一隻手臂孤獨地舉了起來……
　　對，投棄權票的那個人就是我。那是那次大會上表決的第一張棄權票，後來證明也是公開表決的惟一一張棄權票。
　　本來我想投反對票，但我內心掙扎了一陣，畢竟沒頂住會場氣氛的壓力，作了一點退讓，退到了棄權的立場上。
　　我根本沒想到，這一次棄權會引起那麼大的反應。 我的棄權當然無礙《選舉辦法（草案）》的順利通過，然後大會結束，所有人涌到餐廳準備吃午飯。我找了一個位置正要坐下，忽然有人對我說：“劉代表，請你出來一下。”
　　叫我的人是東城區人大常委會北新橋街道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小黃”。
　　第十三屆東城區人大共有247名代表，依選區所屬街道分別劃入北新橋、東直門、朝陽門、建國門、景山、和平里、交道口等10個聯組（或稱“代表團”），相應地在每個街道設立了聯絡和服務於人大代表的人大街工委——據說，在街道成立人大工作委員會是北京東城區開創的先進經驗，被其他區紛紛效仿。人大街工委的妙處是將代表“分而治之”，便於管理、組織和服務，這一點我是慢慢體會到的。我屬於北新橋代表團，此後在當代表的3年中，主要便是與“小黃”打交道，種種培訓、討論、審議、視察、執法檢查等活動，一般都是小黃髮通知、發文件、作記錄、回收意見表，跑前跑後張羅賓館、車輛、門票、禮物等。“小黃”乾瘦乾瘦，應該比我年齡大，但大家一般都叫他“小黃”（後期改叫“黃主任”了）。
　　我們開會的代表不駐會，但會議工作人員在京東賓館開了房間，小黃領着我來到他的房間。中共東城區委北新橋街道工委書記呂某面沉似水，正等着我，一見我就很不高興地問：
　　“你怎麼回事？為什麼在通過選舉辦法時棄權？好嘛，你這手隨隨便便一舉，知道給我們添多少麻煩？領導馬上問我，你們團怎麼回事？怎麼出來一張棄權票？你是新代表，你明白不明白，這手不能亂舉！票不能隨便投！”
　　“棄權就是亂投票嗎？”呂書記這陣勢還真讓我有點懵，我辯白道。
　　“你為什麼棄權？對選舉辦法有什麼意見？有不同意見，會前我們聯組討論時你可以提，這幾天還有小組討論你也可以在代表團里提，但是不要在大會上投棄權或反對票，你懂嗎？”
　　我不懂。需要交待一下，呂書記也是區人大代表，而且是北新橋團團長，大會主席團成員。在人大會上，在代表團里，對有官銜的人，大家依然以官銜相稱。比如我們都稱呂代表為“呂書記”。一度我想叫他“呂代表”，但終究還是隨了大家。
　　“我認為選舉辦法中應該規定在投票前候選人必須與代表見面，互動交流，這樣代表才能更好地了解候選人、作出認真的選擇。這個意見我在咱們會前的聯組討論時就提出過，但是看來不被採納，既然如此，我投棄權票。”我說。
　　“我們國家沒有法律規定候選人必須與代表見面交流，選總理選市長都沒這個要求，我們選區長憑什麼這麼要求？我們必須依法辦事，能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嗎？代表尤其要依法辦事，而且要珍惜手中的權力，你是代表3000個選民投票，不是代表個人，你個人有不同看法，就隨隨便便投一個棄權票，結果是放棄了3000個選民的權力！”軍人出身的呂書記強壓惱火，語重心長。
　　我楞了好一陣才反應過來：“棄權票怎麼等於放棄權力呢？選民選了我做他們的代表，我應該有權按照自己的看法來決定投票，難道還要回去一個個問選民的意見嗎？”
　　“你錯了！”呂書記和旁邊的小黃都“同情”地看着我，“你以為有反對的聲音、不同的聲音就是民主嗎？一致同意就不是民主嗎？召開人大會本身就是民主的體現，人大也要服從黨的領導，你是做記者的，難道不明白嗎？以後請你慎重投票，有不同意見跟我們交流，但不要帶到大會上，否則就表示我們北新橋團的工作沒做好，我們沒法交待。”
　　我得承認，呂書記給我上了非常難忘的一課。此後，每到表決和投票時刻，這些話就會在我腦海響起。
　　從此，我就覺得我們代表團中有些代表好像格外注意我在會上的動靜，包括呂書記、區人大常委會的官員、某派出所所長。這是我的幻覺嗎？有可能，因為我無法證明。但我清楚記得，2004年1月15日上午，東城區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在東城區少年宮劇場舉行，那天的陣勢格外隆重、緊張，大堆警察在附近巡邏、執勤，我們被告知：市委書記劉淇要來出席。這次會上還要宣布各項選舉結果，舉手通過區政府工作報告、區財政預算、區法院工作報告等。那天，代表團中那位派出所所長、刑警隊隊長一直坐在我旁邊，用他細細的眯縫眼盯着我看，我感覺很不自在，他忽然湊近說了這麼一句話：“你不要太天真。”
　　後來我再也沒有在公開表決時投反對或棄權票。當天所有的決議都是全票贊成通過。此後兩年，我記得情況也是如此。

　　3.我們就這樣變成了“學雷鋒小組”

　　我的改變，並不是因為我對人大會上審議的那些報告、通過的文件沒有了異議（後面我會具體寫寫我的異議），實際上在審議時我依然會指出它們的不足方面，提出我的批評意見，不過越到後來，沉默的時候越多，以至於有一天某代表朋友私下對我說：“你變了。你沒有堅持。”
　　她說得對。我沒有堅持，因為我感到了壓力，更因為我覺得沒用。一兩張棄權票或反對票沒用，因為其他所有人都會投贊成票；會上說得痛快、尖銳，也沒用，說完之後是沉默的虛空，毫無回應，我甚至懷疑對有些“不合時宜”的發言，工作人員都不記錄，因為會議簡報上儘是好話、套話、不痛不癢的廢話。那些人大工作人員並不歡迎代表不按規矩出牌、額外多事，因為那等於給他們添麻煩。在代表公示時，我曾想公布自己的手機和郵箱，但是他們勸我：寫個單位電話就行了，否則那些拆遷戶一天到晚找你，你哪受得了？他們的很多問題你又解決不了，會很麻煩的。他們是為我好，我聽從了。
　　現在反思，我的放棄也許是錯的，它違背了我的內心，違背了民主精神，更對不起選民——當然這話有點自作多情，因為我當上代表其實並不是自己也不是選民主動認真選擇的結果。雖然我的聲音單薄，做法另類，但至少已經給周圍帶來了一點點新鮮空氣，向別人展示了新的可能性，給監督對象帶去一點點刺激。比如，在我舉手棄權並重申希望投票之前見候選人的意見之後，在選舉投票前一天，候選人真的來和我們見面了，雖然見面時間很短，但我趁機向一位候選人提了一個要求：就在會場附近有一個下水道井蓋遺失多日，一直在道路中間敞着，能否儘快請工作人員將井蓋補上呢？果然第二天，井蓋就補上了。誰說沒用呢？至少補上了一塊井蓋嘛。
　　而我付出的代價或許包括失去成為下屆候選人的機會。
　　“×××，我們懷念你！”2006年12月19日，我收到這樣一條署名“北新橋部分人大代表”的短信。那一天是東城區新一屆代表首次聯組活動，新一屆代表不少還是我們上屆代表的舊人，當他們發現我不再是新一屆代表時有人給我發來這樣的短信。我知道，雖然他們不會像我一樣發言、投票，但對我的做法有些代表內心是欣賞的。這反過來讓我體會到了自己言行的一點點價值。
　　內心可能欣賞，但他們不會像我這麼做，或許因為他們並沒有這種衝動，這與他們的個性或社會角色有關，與切身利益有關；也或許他們比我更早地放棄了，他們早就認同了某些權力至高無上的社會現實，他們甚至不能保持沉默，輪流作表態式發言。
　　依照法律，當代表的批評和建議得不到重視，除了投反對或棄權票，他還擁有更有力的手段，雖然區（市）級人大沒有立法權，但代表仍然可以提出議案、質詢，乃至要求對某一事項展開調查、提出罷免案、形成特定決議等。但所有這些手段若想真正發揮作用，必須得到其他代表尤其是人大常委會和大會主席團的支持——投票遵循多數原則，議案、質詢、調查案、罷免案及各種決議都需要通過常委會或主席團審查，或者由大多數代表聯名提出。從法律上，人大是一個民主機構，孤掌必然難鳴，個別人“一意孤行”，是行不通的。所以，多數代表的角色定位和政見很關鍵。而最打擊我的正是這一點。
　　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大會主席團的構成吧。
　　在3月16日全國十屆人大5次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溫總理說，政府工作人員除了當好人民的公僕以外，沒有任何權力。我認為，溫總理道出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追求的一種理想，而目前的現實是，我們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中很多人既是“公僕”，又是當家作主的“主人”，因為他們是人大代表。
　　而且是人大代表中最龐大的一群。
　　在今年（2007）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鄧明義表示，政府官員已占代表總數的50％以上，真正基層代表的名額偏少，為此，她建議修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增加條款限制政府官員在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中的數量。以鄧明義所了解的某省代表團為例，該省代表團共160名代表，其中中直機關代表為15名，省直機關代表為52名，占該省代表團代表總數的42％，再加上21個地級市的市長各占1個代表名額，中直、省直機關和市長代表就有88名(還不算除此之外的地方政府官員)，占代表總數的55％。“既然大多數人大代表來自政府官員，很難想象這些代表能夠很好地對‘一府兩院’進行監督，自己監督自己或者監督上級，從利益關係上就很難對‘一府兩院’提出建議、批評或意見。”鄧明義說。
　　而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的統計，全國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他說，人大代表中“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
　　在2006年廣州市人大制度理論研討會上，廣州市人大常委會有關負責人指出，目前人大代表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黨員、官員代表比例偏高。據介紹，廣州市人大的500名人大代表中，地方官員代表占了38．43％。
　　北京市東城區人大代表中有多少官員呢？區人大常委會的一份材料中提到，第十二屆區人大代表中68％的人擔任不同層級的領導職務。第十三屆區人大代表的總體情況我沒有查到，但可以我所在的北新橋代表團為例，我們團共25名代表，直接屬於區黨委、“一府兩院”及區人大的機關工作人員有13人，屬於區屬企業和事業單位領導的有4人，另外7人來自非區屬的事業單位（醫院、研究所、報社、出版社），1人為宗教界人士。
　　東城區第十三屆人大曆次會議的主席團幾乎全部由各機關領導組成，區委領導、各街道工委書記排排坐（給我“上課”的呂書記就在其中），黨委書記和黨組成員占了36位。51名主席團成員中，除兩名無黨派，4名民主黨派，其餘都是中共黨員。
　　不要以為主席團的功能是虛的。主席團由人大常委會主持的預備會議產生，普通代表並不參加預備會。因為媒體關於人大會議的報道，往往集中於大會場面及討論時領導的重要講話與代表的慷慨陳詞，人們從來看不到主席團的活動，往往不懂得它的重要。我當了代表之後，仔細研究了《北京市東城區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才從人大會一切喧攘表象的背後發現了主席團堅定安靜的身影——安排日程的是它，決定議案處理方式的是它，篩選大會發言的是它，提出決議草案的是它，確定正式候選人的是它，確認和宣布選舉結果的是它，將罷免案提交審議和表決的是它，質詢案或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需要通過它，決定會議表決方式的（投票？舉手？其他方式？），還是它。顯然它是樞紐，是導演，是真正的大腦，卻隱身於熱鬧的背後。
　　再看東城區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組成。常委會主任是中共東城區委副書記，5個副主任中一個是民盟黨員，兩個是街道工委書記，兩個是區人大原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成員；17個常委委員中，6個是黨委書記或黨組成員，5位為區人大各工作室主任，其餘為企業、學校、研究機構、宗教機構領導。
　　人大代表以機關工作人員為主（主要是各級領導），行政、司法權力是他們的，工作是他們做的，然後到了人大，他們搖身一變，化身為“人民代表”，審議和監督自己的工作？這樣的事情像一個黑色幽默。如此“人民當家作主”，要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和權力濫用，可能嗎？
　　我不是要貶低官員代表的素質和能力。正好相反，在東城區人大常委會印發的一本代表履職經驗匯編中，區人大以官員代表占多數為驕傲，因為他們素質高，了解區情，所以發言和提出的議案就不容易犯誤解政策和不了解內情的錯誤；履職能力強，出馬往往能替選民多少解決實際問題。而一般的“老百姓”代表，對政策和一府兩院的運作內情不熟悉，說話、提議案自然容易犯錯誤，掌握的資源有限，想給選民解決什麼實際問題自然也難。
　　問題是，讓權力自己監督、制約自己，這種人類蒙昧期的政治神話還有人信嗎？讓機關工作人員監督、制約上級？就好像要求他們抓着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機關和官場的規則是層級制，以下級服從上級為原則。我根本無法想象街道工委書記和居委會主任如何化身“人大代表”，平等、客觀、理直氣壯地審議區長的工作報告，一位剛剛公費“出國考察”歸來的某局長代表，又如何會對財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用打破砂鍋問到底？
　　人大代表官帽攢動，身份曖昧，導致的後果之一是，最高權力機關的大會仿佛變成了一年一度表揚和自我表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同學聚會”。這兒的氣氛太“溫馨”了。並不是完全沒有批評，但少數切中要害的批評在會上卻無法生成有效的結果——所以年復一年我們總能聽到同樣的批評，而多數批評屬於冠冕堂皇、雨疏風驟式的自我批評。與民意代表對執政者應有的“無情”挑剔、追問相比，官員代表對官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可能姿態相似，卻有着本質不同，起點與終點都不同。
　　三年來，我在東城區十三屆人大上研讀和審議了幾尺厚的工作報告，有一個強烈的感受揮之不去：報告的書寫和代表的審議始終是站在執政者自身角度說話，從執政者的角度自我表揚做了這做了那，最後檢討一點不足，豪邁指引方向，但到底那些統計數據背後民生有怎樣的改善或惡化，民眾滿意度如何，民眾關切的問題有怎樣的進展，深層次的體制和機制方面有何進步，這些往往付諸闕如，或語焉不詳。
　　比如說，在很多城市普遍存在的看病貴問題、擇校費問題、教育公平問題、應試教育問題、拆遷問題、舊城和文物保護問題、房價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殯葬經營壟斷問題、社保體系建設問題、老人社會問題、民工子女上學問題、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垃圾處理問題、公交發展滯後問題、城管與流動商販管理問題，還有一直以來廣受批評的財政浪費問題、公款消費問題、政府採購中的不正常現象、一把手監督問題、審判獨立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在東城區有沒有？我敢說，東城區同樣存在這些問題，只是可能嚴重程度各不相同，像擇校費問題、教育投入及教育公平均衡問題、舊城保護問題、危改拆遷建設中的公平問題和腐敗問題、房價問題、公款消費問題甚至很突出。
　　我走訪過選區的危改回遷居民，他們住的回遷樓明顯存在大量質量問題，許多居民懷疑開發單位存在腐敗違法行為——該單位已有工作人員因弄虛作假、貪污受賄被判刑，但仍有不少疑點值得追查深挖。這樣的危改小區卻被樹為典型，各級領導多次視察、表揚。
　　擇校費，據說東城區某些名牌中小學的“贊助費”起碼在5萬元以上，高昂的擇校費背後有沒有教育腐敗現象、教育公平缺失？還有，東城區政府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甚至沒有達到全國的平均值。又比如公款出國考察問題，在做代表期間我未能調查清楚，但我從那些政府和人大工作人員平時的聊天中得到一個印象：即使是街道和人大的某些低級官員，也去過不少國家考察，北歐都轉過了。
　　所有這些問題無不與民眾的快樂和幸福，與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諧、長遠發展密切相關，無不構成對官員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及成效的直接測驗。但你在所有的工作報告中都看不到對這些問題直接而到位的闡述，對有些問題，更隻字不提。報告中沒有，代表也往往不提，當然更不會討論出什麼對策、形成什麼推動解決的決議，仿佛它們壓根不存在，或者根本不應該在人大會上討論。
　　那麼人大代表在說什麼、做什麼呢？
　　幾乎每次審議報告時，總會有人在稱讚報告“務實”、“成績有目共睹”、“談問題實事求是”之後，認真指出幾個標點、字句不妥。
　　參加人大的活動，有點像數據累計遊戲，參與大會小會多少次，視察、執法檢查、走訪接待選民多少人次，提出議案、建議多少條，等等，這些數據很有用，往區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或代表述職報告中一放，報告就“準確、充實”了，而這些活動數據解決了什麼問題是其次的。
　　另外，就是所謂為選民“辦實事”了。
　　乍一看我們人大代表的履職經驗匯編，你會恍惚以為我們的人大變成了學雷鋒小組，因為在其中寫滿了為政府拾遺補缺、急選民之所急的好人好事。這個我能理解，我也經歷了這樣的心路歷程：既然不宜“為難”政府，也不宜想得太深，那就爭取做好人好事吧。說來慚愧，我做過的“好人好事”微不足道，比如，通過某副區長補上一個下水道井蓋（後來這個井蓋又丟了）；曾經陪一個退休老工人到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反映問題，本來希望幫他爭取勞模待遇，但因證據不足沒有成功；我還挑頭提過一個議案，建議利用東城區的政府網和人大網平台開設代表與選民、政府之間的互動論壇，並建立所有代表的郵件列表，得到的答覆是設想很好，但由於缺乏經費，還不能實現。
　　我看了一下東城區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所有議案目錄，共57件。最多的是諸如儘快修建南小街公廁、在小黃莊社區設立路燈、某居民區自來水跑冒滴漏、某宿舍樓髒亂差需要治理等內容，這些工作本來就是相關部門應該做的日常事項，代表幫着催辦，若成了，選民、代表、議案承辦單位各方面皆大歡喜；其次較多的一類就是某些部門或下級機關的代表向上面要地皮、要經費、要政策的議案，如東城交通支隊急需地皮籌建現代化交通管理指揮中心大樓，建議加大對公共衛生專項資金的投入、提高相關人員待遇，增加對安定門街道辦事處的投入、徹底改變機關辦公條件，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對名牌中小學的投入以保持品牌優勢等。教育投入比例偏低的事倒是有代表提出來了，但他們主要的要求卻是增加對重點學校的投入（提議案的代表恐怕就有那些學校的校長）。
　　2004年第10期《北京人大》上有一篇宣傳某區人大代表的表揚稿，題目就叫《瑣碎事中顯精神》。我們有人戲稱自己為“胡同議員”。這是貼近選民、貼近“百姓”，是否也是代表功能的一種異化和無奈的選擇？

　　4.培養一代合格公民需要多少年？

　　做代表這三年，我開始體會到，人們對人大和代表的職責定位差異很大，很多人並不喜歡民主政治，我在思考，他們為什麼不喜歡？這種差異有時反映的是思想認識的高低，有時則根本是利益和立場的分歧。
　　我不止一次聽到過官員代表在人大會場上發表這樣的見解：“有些代表說話不負責任，你批評起來容易，讓你來做，說不定更糟，代表不能光發牢騷，你又能拿出什麼高招呢？”
　　但如果代表總站在執政者的位置上換位思考，替他們辯護，那還監督什麼啊？而要求作為監督者的代表拿出解決方案，然後才有資格批評，這是一種普遍的傲慢和偏見。作為兼職的“業餘代表”，大多數代表根本沒有很多精力去深入調查專門問題。更多的人大代表專職化是必須的，如果真的想要實現人大制度的監督制約功能。也只有代表專職化，才能在議政時真正消除他自己的職業偏見、後顧之憂和圈子利益的影響，更公正更純粹地為選民代言。
　　從法理和邏輯上說，作為審查者監督者，我只需看你工作的成效和最後的結果，如果選民對你的工作結果不滿意，問題解決得不好，那麼代表就應該發揮作用，讓執政者受到警誡、懲罰，感到壓力——若非如此，如何才能起到監督制約作用呢？
　　況且那些執政者，他們真的願意放棄自己的位置，像個紳士一般，讓批評者來試試身手嗎？
　　“如果真的這樣，還不天下大亂嗎？”是的，好像我們中國人向來不放心民眾的頭腦和品德，倒寧願相信少數人的頭腦和品德。但我們又不是自由主義者。
　　對於“民眾”，執政黨不放心，官員代表不放心，很多非官員代表和普通百姓也是不放心的。這種情形很奇特——是因為我們很少嘗過民主的甜頭，卻聽過太多民主的壞話和笑話嗎？
　　有的平民代表與我辯論過，因為他們認為掌權者不可能讓我們自行其是，接着又認為如果我們真的能夠自行其是，就天下大亂惶惶不可終日了。我還曾在學車時與一所駕校的年輕教練差點吵起來。我們爭論的話題與駕駛無關。他是北京郊區一位年輕村民，初中文化水平，痛恨地談起村官和鄉官的腐敗，他說中國需要回到50年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我說如果有民主政治，你們自己把腐敗的官員選下去，選出一個清廉的人來當官不好嗎？他說：不可能，當官的能讓你把他選下去嗎？選出一個人來還可能更腐敗。我說：你監督他，他就不敢腐敗，發現腐敗就懲罰他。“那樣中國還不亂套了嗎？”我不知道他從哪裡得來這種莫名的恐懼和固執，我沒能說服他。
　　如何實現民主政治，同時防範可能的社會混亂、倒退或多數暴政，的確是一個問題。但無論這個問題有多難，也不會比執政者自己監督自己的難題更難，不會比權力過於集中同時缺乏監督制約的危害更大。
　　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國的人大政治制度如果真正按照憲法精神得到貫徹，並加以完善，是能夠解決民主監督與精英決策之兩難的。關鍵是執政者要克服對自己監督自己的幻想，克服對民眾不放心的心結，並利用各種資源去教育和培養公民的民主素質，正確處理好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與執政黨之間的關係。執政黨最終必須明確自己的定位：你是接受人民委託和監督的執政者，還是最高權力發源地、偉大光榮正確的真理化身？
　　硬要把“黨的領導”放到“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前面，說什麼“有機結合”，其實就好像用一個負數乘兩個正數，難道還能得出正數來嗎？
　　……（略）

　　如果說執政黨真的是因為對民眾素質和社會混亂的擔心而不敢放開選舉，不敢把憲法權力還給人大的話，那麼他們最緊迫的任務應該是通過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培養民眾的公民素養。為了中國的前途，這件事該提上日程了！
　　培養一代合格的具有現代民主素養的中國公民，需要多少年？
　　“現代民主素養”、“合格公民”又應該包含哪些要素？
　　這些問題有很多人在思考，我只想說一點：那就是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套話違心話。
　　不說假話套話違心話，這是我當人大代表時給自己確定的首要原則。
　　我以為這是一條底線，卻發現我的底線原來在人大這種政治場合顯得那麼離奇、另類。
　　在這個地方，好像所有人都使用同一套話語，所有的報告來自同一套敘事體系，採用同樣的敘事方式。其他新代表往往很快就掌握了這一套話語，對“求真務實”、“客觀全面”、“鼓舞人心”、“與時俱進”、“在……正確領導下”等詞彙和句式運用自如。
　　但是我不行。我天生患有某種語言的過敏症和強迫症，對沒有經過自己頭腦心思碰觸感受的詞彙會產生排異反應，如果它們與我體內的免疫蛋白不合，就將被原樣排出體外，不留任何痕跡。
　　比如，如果我對“三個代表”這個詞還有疑惑（我不反對這個詞，相反，我覺得這個詞描述了某種很有意思的理想，但它並不是一種自動實現的魔法，問題在於如何實現“代表先進生產力”？如何實現“代表先進文化”？如何實現“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那麼，我就儘量不隨口輕易使用這個詞，因為那不符合我的美學追求。
　　意大利人卡爾維諾說：“有時候我覺得一場瘟疫襲擊了人類，使人類喪失了人類最大的特點——使用語言的能力，或者說一場語言瘟疫襲擊了人類，使其講些意義平淡、沒有稜角的話語。這些平庸一般的話與新情況發生撞擊時，絕不會產生任何火花。”（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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