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徹底擺脫對權力的依附。這種依附性雖然不是知識分子自身造成的，但確乎已滲入不少知識分子的骨髓。老是以權力的是非為是非，在屈原人格的陰影中打轉，我們所期待的文明中國就只能是一個遙遙無期的夢


　　老高按：一年一度端午節。
　　兩天來，中文網上自媒體和社交媒體上一片“端午安康”的問候，圖片、視頻、詩詞和音樂排山倒海。今年這個端午，屈原啊、粽子啊、龍舟啊這些端陽最突出的傳統元素依舊再現，但是我感覺這次應景的眾多文字，增添了許多審視、反思的意味，甚至出現若干質疑甚至挑戰文章。儘管有些文章並非最新出品，但被人們翻揀自蛛網重重之下，流布於眾目睽睽之間，本身也就說明了某種意味。我讀到的這些文字中，有的顛覆流傳了數百上千年的史實和文本，有的解構對屈原其人其事的官方正統解讀，有的發掘屈原這一形象的更多側面、更深層面，有的探討從上古到如今，端午祭祀對象演變的密碼……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這裡我推薦中國大陸獨立學者傅國涌的兩篇文章，標題都有“告別屈原人格”的字樣。開始讓我有點疑惑，但作者在文章中解釋了緣由，看來“告別屈原人格”是作者念茲在茲的命題，所以不惜重複以作強調。

　　端午節，告別屈原人格

　　傅國涌，國語書塾，2024-06-09

　　01

　　每年到端午節，總會有許多人想起屈原，我也不例外。
　　屈原是誰？胡適甚至懷疑歷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他在1922年寫的《讀〈楚辭〉》一文中提出這一疑問，他認為屈原是一種複合物，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在胡適之前，清末民初的學者廖平也提出過這樣的疑問，他認為並沒有屈原這個人，司馬遷《史記》中的《屈原賈生列傳》前後事實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跡，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
　　郭沫若不同意他們的看法，1942年寫了一篇長文《屈原研究》，認為還是要相信和屈原相去不遠的人所說，在司馬遷之前，西漢時長沙王的太傅賈誼就寫過《吊屈原賦》中就說：“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這個賈生與屈原的時代相去不過一百多年，又生在長沙，當時親眼見過屈原的人都有可能還在世，關於屈原的傳說仍十分新鮮。司馬遷把他倆合在一起做傳並非無緣無故。
　　西漢還有一位以楚國最後舊都壽縣為封地的淮南王劉安，也寫過一篇現已失傳的《離騷傳》，在司馬遷筆下有所引錄。
　　郭沫若相信屈原是真實存在的，並推算出屈原出生在上距孔子卒（公元前479）一百三十九年，下距秦始皇兼併天下（公元前221年）五十七年，處在中國的文化最為燦爛的時代，是一個“在情感方面發展的純粹詩人”，與同時代的學者、策士很不一樣。這一論斷很值得注意，也正是《離騷》《天問》這些詩篇，讓屈原戰勝了無情的時間。試問，今天還有誰關心楚懷王、上官大夫之流？權勢榮華不過一時，曇花一現，轉眼成空，而詩人在憂愁憂思中上天入地，所袒露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心靈，二千多年來一直引發無數中國人的共鳴。

　　02
　　聞一多就是其中之一，雖然他不相信端午節起源於對屈原的紀念，據他考證，粽子、端午和屈原的相關傳說最早記載出現在《續齊諧記》，這是南朝梁時作家、史家吳均的筆記體小說，同時代的《荊楚歲時記》也有類似說法。端午這個節日遠在屈原出世前就已存在，變為屈原的紀念日又遠在屈原死去之後。但對於詩人屈原，聞一多的推崇是由衷的，稱之為“人民的屈原”——“端午是一個人民的節日，屈原與端午的結合，便證明了過去屈原是與人民結合着的，也保證了未來屈原與人民還要永遠結合着。”
　　他甚至說，對於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楚亡於人民革命，非亡於秦，秦國大軍一到，那種潰退和叛變的方式，就是拋棄萬惡的統治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則是楚人對暴秦的反抗。
　　他說，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杜甫是真心為着人民的，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只有屈原，沒有寫過人民的生活，訴說人民的痛苦，實質上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
　　與其說聞一多在闡釋詩人屈原，不如說在自道心曲，他寫《人民的詩人——屈原》一文是在1945年6月，其時他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已漸近沸點。僅僅一年多後，他即遭到無情的暗殺。

　　03
　　魯迅不懷疑屈原的存在，完成於1926年的《漢文學史綱要》即有專篇講《屈原與宋玉》，對於屈原的《離騷》有極高的評價——“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對於屈原的生平，魯迅相信《史記》所述，然對於屈原其人，他並非一概肯定，1932年，他在《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說：
　　“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們只不過批評）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魯迅全集》第五卷，115頁）
　　如果說，這只是魯迅慣用的雜文筆法，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需要罷了。那麼，1935年，他在《從幫忙到扯淡》一文說得很清楚：“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魯迅全集》第六卷，344頁）在他生前這篇雜文被官廳檢查封殺了，直到他死後（1937年7月）才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公開發表。
　　魯迅稱《離騷》“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讓我想起胡適1922年說過的一句話：“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胡適文存二集》）也讓我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在一本書上讀到過的話：“屈原的那種對等級專制的絕對忠誠，對昏君、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和對人民的同情完美地結合在《離騷》之中”。他們的意思是相通的。二十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告別屈原人格》，大致上也是這些思路的繼續。

　　04
　　端午節，看到一位朋友自創的粽子畫，我曾寫了這樣幾句話：
　　粽子畫，竟可以如此之美！唯有美，可以勝過一切無情、無聊、無趣、無恥的時代，美，正是抵禦專橫權勢、守護人類純淨心靈的最後一道防線。
　　我想到的是屈原，在他所在的時代，他不就是一個美的象徵嗎？連他的自沉也成了一種悲劇的美。秦楚之爭誰勝誰敗，興耶亡耶，變得如此次要，二千多年了，這一切難道還看不明白嗎？《史記》所論定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這樣的“屈原人格”貫穿二千餘年的中國史，成了君主專制制度重要的道德基礎。如果說屈原為楚而憂，乃至為楚而死，確實不值得。個體生命的寶貴遠高過他所忠誠的對象，在人類文明史的譜系中，比起那些顯赫的成功，更有價值的還是個體的情感、想象和心靈的追求，最後能在時間中留下來的也是這樣美好的價值。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兮遲暮。
　　……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告別“屈原人格”，並不是告別在審美意義上的屈原，告別他詩中那種可以超越時間的美，即使要告別，又如何告別得了，那才是楚人楚地之魂。楚王的權杖早已被折斷，秦皇的霸業也不過是驪山腳下的土堆，兵馬俑的陣勢無論如何雄壯也只是死的文物。而屈原仍活在這些詩中，這些詩中隱藏着他活的心靈。就算沒有端午節，沒有粽子，有這些詩句在，他就不會在文明的時間中消失。楚必亡，秦也必亡，亡秦必楚，又何必一定要等到秦亡的那一刻，即使楚秦未亡，那些寄托在屈原這個個體身上的美好價值也照樣會長存世間。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盡可以糞土當年楚懷王，糞土當年秦始皇。在絕對的專橫勢力遮天蔽日、窒息人間正道的漫漫長夜之中，個人如何找到自己得以留存的價值，古往今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曾在心中追問，答案早已不言自明。今天，我們要紀念的是一個以美勝過強權的屈原，我們要告別的是為君王分憂、至死忠誠的屈原人格，如此而已。


　　告別屈原人格

　　傅國涌，獨立中文筆會，2016年6月9日


　　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知識分子相比，中國知識分子當然有其獨特性，但我不認為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本性，而是他們生存的這個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從某種意義上，正是綿延不絕的專制制度決定了這個民族和作為它靈魂的知識分子的面目。一個民族長達幾千年處在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王權之下，“學得文武藝”除了“賣與帝王家”之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從而形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對權力的依附性，這是他們所有特徵中最根本的。讀書做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境界。盧梭在《懺悔錄》（第九卷）中說：“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源於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麼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在“刀俎之間”，知識分子除了幫忙、幫閒之外幾乎沒有別的選擇。嚴子陵、陶淵明隱退山水、田園，拒絕仕途的榮華，自願過隱居生活，只能是極個別人的選擇，不具有普遍意義，充其量也只是對前者的補充。由於缺乏宗教性的終極關懷，即使退隱也不是出世的，同樣是入世的一種方式。更何況退隱田園常常只是像諸葛亮、劉伯溫那樣期待着明君聖主的出現，“退”恰恰是為了更好地“進”。
　　不少人以為，這是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以後的事，其實早在中國文明的軸心時代即諸子時代，這一特性就已開始形成。儒家、法家、墨家、縱橫家等所闡述的都是有關現實政治秩序、權術謀略、合縱連橫等思想。即使帶有宇宙人生哲學思考成分的道家，在老子那裡首先也是關於“無為而治”的另一套政治學說。作為“隱士”的莊子，卻一心想見“王者”。造成這一點的原因恐怕非常複雜，但“政府的性質”無疑是其中決定性的因素。在秦始皇之前，桀、紂等暴君便史不絕書。諸子時代，出現了孔子等古代學問的集大成者，他們可以設館授徒、廣收弟子，也可以著書立說、創立學派，卻缺乏傳承文明的自覺擔當；沒有把自己從事的教育、治學、思想作為獨立的事業，始終不能忘懷有朝一日側立朝廷。所以才奔走於各國諸侯之間，希望得到明君的賞識。迥異於蘇格拉底以來的西方傳統，和差不多同時的西方文明軸心時代即希臘文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那裡發展出了各門獨立的學科，政治學至多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被當作一門平等的學科對待的。
　　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連文學也擺脫不了政治說教的特徵。屈原既是詩人，也是楚國的官員。他在流徙途中寫下的“千古之絕唱”——《離騷》，魯迅早就指出它表達的不過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屈原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懷王表達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為他的忠心沒有被權力接納反而遭到放逐，欲幫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麗詩篇中反覆詠嘆的就是這一點。屈原的悲劇命運仿佛預示了他身後兩千多年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命運，屈原人格也早已成為後世知識分子頂禮膜拜的偶像。說穿了就是一個“忠”字，就是無限忠於權力中心，即使被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心中仍然充滿對“明主”的期盼與忠誠。這種愚忠直到上世紀80年代還被譽為“第二種忠誠”。
　　秦始皇在一統山河之後，鉗制輿論，扼殺思想，毀滅文化，這是大一統的絕對權力的必然，任何高度集中、沒有約束的權力幾乎都會導向這一結果。焚書坑儒與歷朝歷代的文字獄一脈相承，腹誹有罪，偶語棄市，嚴酷的制度環境註定了只能造就依附權力的知識分子。儘管歷史上也有過漢代、宋代太學生的群體壯舉，明代出過方孝儒這樣不怕滅十族的“士類”，有過“東林黨人”這樣敢與權勢炙手可熱的宦官集團抗爭的書生群體，在捍衛漢民族王朝的宋末、明末也曾有過文天祥、史可法等瀰漫着浩然之氣的殉道者。然而缺乏的是超越權力之外的獨立思考，缺乏對至高無上的權力本身的質疑。有之，也只是黃宗羲等極個別人的零星思考，早被淹沒在漫長無邊的沉沉暗夜裡，更不可能產生出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所以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只有四書五經、故紙堆和考據學，最多還可以加上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惟獨沒有的是對權力的獨立批評，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也就是對知識分子自身理想的追求。中國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站在權力集團之外，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由此也決定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這是中國歷史最大的悲哀。
　　直到上一個世紀之交才出現一線微弱的轉機，以張元濟、張謇、蔡元培等知識分子為代表，他們在戊戌變法遭血洗之後毅然決然選擇南下，告別朝廷，踏上了完全有別於傳統知識分子的路，開始自己獨立的事業。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開闢了獨立的近代出版業。張謇開辦工廠，成為民族工商業巨子。蔡元培在紹興、上海開始他早期的民間辦學生涯。在近代新舊交替之際，這些功名在身、居廟堂之上的知識分子走出了一條全新的道路。儘管風雲變幻、戰亂動盪，還有強敵入侵，到20世紀中葉，知識分子處於權力之外服務社會，獨立從事自己的事業已經在各個領域蔚然有成。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例，以胡適、傅斯年、羅隆基等為代表的五四一代（及後五四一代）已成為社會的中堅。他們大部分沐浴過歐風美雨，吮吸過自由主義的乳汁。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他們曾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堅持獨立的批判，但在“天下不歸楊即歸墨”的兩極對決中，多數人只能非左即右。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周刊標誌着中國知識分子對理想的獨立追求，他們已經走出了屈原人格的巨大陰影。遺憾的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小農中國，他們的聲音畢竟太微弱了，以儲安平的洞若觀火最終也只能選擇“留下來”，死不見屍的命運自然已註定。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們理想的價值，和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真誠。
　　又一場以犧牲無以數計的生命為代價的內戰落幕，勝者為王是鐵的規律。半個世紀中幾代知識分子曾賴以擺脫權力依附命運的根本——高度自治的大學、民間書局、民辦報館、民營企業等，幾乎在轉眼之間化為烏有。正是這些近代以來發展起來的新興事業使知識分子獨立獲取生存資源有了保障，一旦失去這些保障，知識分子就再沒有獨立性可言，只能回到大一統時代的權力依附狀態。絕對權力不僅壟斷了一切生存資源，而且滲透到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每一個細胞，這是一個欲做陶淵明都不得的時代。
　　毛澤東從切斷知識分子的生活資料和思想改造入手，雙管齊下，短短幾年就將整個知識階層打入了無底的深淵。從此，他們除了緊跟主流意識形態，貶低自我，詛咒自我，使勁地往同伴身上吐口水、自相踐踏之外，已經沒有另外的出路。人的尊嚴蕩然無存，更遑論什麼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沒有人想到踐踏他人之後自己也將被他人踐踏，求生的本能使整個知識階層一敗塗地，整個民族的精華陷入悲慘命運長達數十年，不少人九死一生。如果說他們在反右、文革時的表現還可以原諒的話，那麼在歷經磨難之後，依然堅持“第二種忠誠”就是不可饒恕的。古語說：歷大難者必有大悟，一個永遠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
　　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20世紀上半葉先輩們曾走過的那條路，徹底擺脫對權力的依附。這種依附性雖然不是知識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確乎已滲入不少知識分子的骨髓，甚至內化為他們的“一種情感傾向以及認識、評判事物的既定思維方式”（肖雪慧語）。不改變這一精神狀態，老是以權力的是非為是非，甘願成為權力的詮釋機、傳聲筒，在屈原人格的陰影中打轉，這個老大民族就不可能融入人類主流文明，我們所期待的文明中國就只能是一個遙遙無期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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