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愛講述曾有過多麼不平凡的經歷、有過多麼可歌可泣的業績。但後代聽我們這一代講述時，可得留個心眼兒——你們面對的，很可能是那個時代的“殭屍”。我們這代人很少有能力對自己靈魂的缺失進行反思，對自己人性的扭曲進行懺悔
老高按：讀到一篇總結自己大半生的文章，雖不算佳作，長了點兒，但寫自己從小到老的感受，挺誠懇，挺實在。轉載於此，或許在同齡人的讀者中，能引起一些共鳴。
壞人老了 作者：日落西窗，原載公眾號“日落西窗”2024年12月17日
2024年這就過完了，新的一年來了。記得小時候，老師這會兒就會布置功課，要求寫年終總結，寫來年規劃。在新年裡打算要做點什麼？現在想，寫出來的基本上都是空話屁話，沒一樣實現得了的。這是篇舊文，內容我重又做了些修改，也算是個總結，對以前的自己。新年到來之際，再發，個人感覺還成，感覺不全是空話屁話。權當供您讀後一樂。
一
我老了。
杵着拐杖，吃力地走在街上。今兒天氣不錯，不願憋在屋裡，故出來透透風。
不遠處，有兩個六七歲的男孩在玩耍，其中一個牽了條黃色的土狗，我知道，這狗有個挺好聽的學名：中華田園犬。
牽狗的男孩對黃狗說：“大黃，咬他！”
那狗果真齜出牙，“汪，汪”叫着，朝另一個男孩撲去，雖說沒敢真咬，可架勢全出來了。
路邊有條公共長椅，我扶着椅背緩慢坐下，全神貫注的瞧着那條土狗。
二
小時候，就聽大人說，小白鼠常被捉去用做實驗。還聽說，有些人會別出心裁，給小白鼠注射藥物，好讓小白鼠活成他們想要的模樣，管這叫“新新鼠類”。
當時覺得小白鼠挺可憐。
我一直挺慶幸自己，沒錯投胎，成個小白鼠。
可如今回過頭，再瞧眼自己，說啥好？
三
人老了，愛憶舊。
我上小學那會兒，也就眼前這倆孩子這麼大，正趕上六六年的運動。模糊記得，上學頭天，講課的是位中年女老師，戴副白邊眼鏡。她說：你們這代人很幸運，頭回用上砸爛資產階級反動教育後，新版的純無產階級課本。
課本的封面是領袖像，四周閃着金光。朝里翻，那會兒還不識字，只會看畫兒。可惜，沒啥可看，我有個大我幾歲的姐，當年她讀一年級時的課本，我瞧過，裡頭多少能找到只小羊羔，還有綠草、小房子和樹。
純粹的課本，說是打算培育出新時代高尚，純粹，能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也就是說，培育出一代全新的人，新新人類，那會兒叫又紅又專。
用老師的話，我該慶幸，我趕上了好時代。
一年級先學識字，到了二年級，能認識幾個字了，像“叛徒、內奸、工賊”這樣的字，大致已能認識。若要說這些字是啥意思？就有點兒強人所難了，畢竟那會兒才二年級。即使是老師不厭其煩地解釋，也是白搭。我猜想，老師們也稀里糊塗。
可是，從小學二年級起，我就開始學着寫批判稿了。那會兒正趕上批劉鄧陶，批他們妄圖復辟資本主義。
現在想挺可笑，那會兒的我，話還沒說利索，就指指點點批起劉鄧陶？批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實在太離譜了。可老師說了，懂不懂不要緊，只要“恨”就夠了。可着勁兒的“恨”，打心眼裡把他們想的要多壞有多壞，寫得越難聽，就越深刻，就能得到老師表揚。
從那時起，我心裡有了恨，那會兒叫階級仇、民族恨。我恨階級敵人，恨所有說我們壞話的人。直到今天，我依然對那些批評我們、說我們壞話的人，有種本能的警惕，並打心眼裡反感，牴觸，或說是厭惡。
可啥是資本主義？估計連那會兒的老師，也沒誰真明白，大多也是跟着報紙學舌。這倒不難理解，沒過一天資本主義的一群人，一門心思地批資本主義，一批就是一輩子，挺不容易。
上了初中，我寫批判稿的水平大有進步，以前大多靠抄報紙，到了這階段，我已調動出了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比如私下訂起流行的《學習與批判》雜誌。這樣，我就可以在同學老師面前賣弄了，“瞧，我多能耐，能講出那麼多的大道理，這叫覺悟。”那會兒，管這叫“出風頭”。之所以出風頭，印象中那陣子正暗戀一位女生，那女生後來也不知嫁哪兒了。
不過，這裡頭還有個說不出的緣由，沒經歷那時代的人，是體會不到的。這就是在大批判中能體會到的一種快感：這是種無需擔責，無需邏輯，只需歇斯底里的糟踐那些被批判的人，還不許他們還嘴的快感。是把他人踩在腳下，從而獲得自己那麼高大正義的快感，酣暢淋漓。
只可惜，這是把雙刃劍，糟踐別人的同時，把自己的人性，也糟踐的差不多了。
只是明白的太晚。
此時的我，孤獨的坐在街上，還在瞧着男孩兒手裡牽着的那條土狗，有種說不出的滋味兒，我怎麼就覺着，當年的自己，跟這條狗挺像，沒多大區別。那會兒是老師讓我咬誰我咬誰，無問西東。要說區別，也有。與土狗比，我還是有值得欣慰的一面，我訂得了雜誌，土狗不會。
四
當年學校的教科書，也挺可笑，比如說批判林彪，原本只是批林，可後來怎麼就把孔老夫子從老墳里挖了出來？那會的口號是，“批林要批孔，斬草要除根。”只可憐，孔子是誰？課本里沒有。
“克己復禮” ，“言必信，行必果”，“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小不忍則亂大謀”……這都啥意思？不懂。古文一句不懂，批起來很尷尬。只好抄報紙聽新聞，鸚鵡學舌。好在，這是我們這代人的強項。
就這樣，經過了多年培養薰陶，我的思維習慣基本固化了。老實說，基本無腦，也無須有腦，報紙上全有。
五
後來批“學而優則仕”，“反右傾翻案風”，尤其批“師道尊嚴”還是挺愉快的。
“師道尊嚴”是啥？按我的理解，就是老師甭成天的端着架子，管這管那，以後少管，多管閒事多吃屁，少管閒事少拉稀。老師都一邊呆着去，哪兒涼快哪兒去。
批“師道尊嚴”，我最大獲益有近半年，幾乎天天曠課，老師也不敢說。我找人做了張假月票，把不大的北京城的每條公交線，溜了好幾遍，也不知哪會兒哪來的那麼大癮。
我一直覺得，批老師絕對是老師咎由自取，自作孽不可活。想想看，打小學二年級起，就手把手教我寫批判稿，一直寫到上中學。要說批誰不是批？多大的官都批了都罵了，回過頭批老師，小菜一碟，咎由自取。
記得小時候，我家住東城小胡同。鄰居的寡婦靠撿破爛養着五個兒子，要說挺不易。好在兒子養得個個如狼似虎，這讓做母親的趾高氣昂。那會兒沒誰敢惹這戶人家，幾個兒子能掀了你家屋頂，屎盆子扣門口。可兒子們漸漸大了，卻一個比一個混蛋，為分那點房產，老母親被扔出了屋，哭天抹淚的。我就說，咎由自取。
記得有首歌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誰種下仇恨誰自己遭殃。”
六
都說中華文明自古尊師重教，這讓多少人津津樂道。對這我很不以為然。我覺得，首先教育的方向要對頭。教育只算個形式，內容才是根本。就如同拉車，拉車本身沒啥好炫耀的，說句不好聽的，扔個饅頭狗都能拉。問題是朝哪兒拉？若拉錯了方向，再賣力，頂屁用？只能毀人不倦。
有個人類學家叫米德，就說：人類文明的標誌是從發現一根癒合的股骨開始。人類折斷了股骨，除非得到他人幫助，否則只能等死。她發現了最早癒合了的股骨，說這是人類文明的開始。這就是說，維繫人類文明的根基是什麼？要我說就兩字：良心。若往高深了說，就是普s架直（普世價值）。
良心，它原本是一個人內在的是非感。古希臘詩人米德南就說：良心，是每個凡人的上帝。
這要與我的小學課本比，那可是大相徑庭。要說良心，說愛，都有，我們那會兒也有。我們愛的是領袖是黨。即便如今我老成了這模樣，可我小學同學們，我們依然有個群，每逢七月第一天，群里可就熱鬧了，歌頌聲讚美聲，此起彼落。尤其每年十二月的二十六號，上香磕頭頌聖的，發自內心，是真真切切。有時我也想，他們自己的親生爹媽哪天的生日，估計都稀里糊塗，早扔九霄雲外了。所以說，我們就是這樣的一代人，沒轍。
有首歌那會兒天天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良心這玩意兒在我們看，它是分階級的。對階級敵人有良心，那是犯罪。人的良知，也就是所謂普世，恰是被我批倒批臭的玩意兒，那會兒叫資產階級反動的人性論。老師說那玩意鼓吹無階級無原則的愛，類似東郭先生的迂腐無知，各大報刊都揭露過它極大的欺騙性。
當然，我受的教育中還多了個“恨”。比方說，我恨舊社會，恨剝削階級，恨地富反壞右，直至恨一切跟咱不同體制的國家以及裡頭的人，成天的盼着他們一天天爛下去。
後來，我也漸漸發現，我的愛與恨，或者說我思考問題的方法，只剩下簡單的正反兩個面，僵化且固執，屬於典型二元思維。打個比方，直到眼下，我去影院看個電影，或是在家看電視劇或小說，總下意識的在找裡頭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一旦瞧出作品對壞人有哪怕一星半點的讚美傾向，就斷定這作品有問題，至少不健康。也就是說，這種二元認知方式，已刻進了我的骨髓，腦袋基本上固化了。這就驗證了托克維爾的那個論斷，“一些人的知識結構、文化水平、政治判斷力和價值選擇，會停留在他青少年時期的某個階段。不管後來活多久，也不管世界發生多少變化，他都表現為那一時刻的殭屍”。
這是在說我？感覺八九不離十。
好在，這不只我一個。只需瞧瞧我們這代人平日裡的認知與做派，全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大致一個模樣，一群殭屍。
張鳴教授有過這麼一段話，摘錄一下：“這一代如果有共性的話，一個共同特徵，就是在該受教育的時候，缺了教育，即使有心人後來補上，也很難補好。由於基礎教育欠缺，即使後來考上大學的佼佼者，也大有問題。思考問題，嚴重缺乏邏輯，還時常念錯別字，遭人嘲笑。至於那些成為了下崗工人，或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的同輩，缺乏教育的問題更突出……至於教養，就更談不上了。那個年代是價值觀混亂的時代，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已經分不清了。連打人罵人這樣幾千年公認的惡事，也可能被肯定為積極正面的行動。在學校里，老師可以被抓來遊街，辱罵，打罵，即使打死了，在當時也不見得會被追究。揭發父母兄弟姐妹，司空見慣。在人家鍋里拉屎，多少輩子都被視為最缺德的行為，然而，如果針對的是一個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十年過去之後，當我們這一代人老去的時候，至少相當一部分人，毛病就都出來。”
所以我說，壞人，算是那個時代獨特的產物。
七
內地不少媒體都報道過，比如公交車上老人坐過了站，不依不饒的搶方向盤，大媽上車見沒人讓座，強坐他人腿上，超市提供免費品嘗食物，被大爺大媽一搶而光，初春公園盛開的桃樹枝杈上，掛滿花枝招展的大媽們，還有，一些老人合着伙兒路邊倒地碰瓷兒，等等，實在太多了，甚至蔓延國外，可謂名聲遠揚。
有人不解，問：“莫非老人們也變壞了？”
要我說，錯了！大錯特錯。
我看這些報道後，就很不以為然。我覺得這些事情，倘若讓我去做，並無壓力，同樣做得出來。
奇怪嗎？一點不奇怪。
就說我，從小到大，始終忙着做大事，小學起批劉鄧陶，後來批林批孔，再後來，第二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僅批鄧，先後就兩回。運動一個接一個，批判就從未間斷。哪次批判不是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
只可惜，一輩子光忙着批來批去，忙着干國家大事兒了，荒廢了怎麼學着做個人，學着做人事兒。
八
前兩年，自由行去了趟台灣。之前，北展館舉辦過台灣民間商品展，結識了花蓮人溫先生，順便找他購點東西。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溫先生如是說着，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並帶我把他住的鳳林小鎮轉了個遍。
記得路邊，有家不大的餐館，餐桌椅就擺在臨街，我們坐下。
風林是花蓮下屬的小鎮，人口不多，街道整潔清淨，房屋古樸，被熱帶植物花草簇擁，宛如世外桃源。
溫先生說，自己祖輩幾代人生活在這裡，對風林如數家珍。這期間，先生讀國小的孫女恰好放學經過，我很好奇，問：“台灣藍綠政黨輪換已有幾屆，孩子課本不用跟着換？”
“我跟你說，”溫先生拉過凳子靠近我，“風林近百年，共走出了八十八位校長，這裡盛產‘校長’，是台灣校長的搖籃。”順他手指方向看去，不遠有座日式建築，門頭掛一匾：校長夢工廠。
“風林有很好的傳統，從這裡走出的校長都明白，良心博愛誠實，是做人的根基。教育孩童，是樹人。而其他的，要等孩子們長大成人，由他們用自己頭腦自己眼睛去選擇傾向，比方你提到的藍綠，那是他們長大以後的事了，跟教育無關。教育不帶色彩，只管做人，這是我們這裡的文脈。”
聽罷這些，我發了好一陣子呆。
我曾想對先生說，我這次過來，僅是順路，捎幾樣當地特產自用而已。我發現先生竟用了一整天陪伴招待。我暗自發笑，他一定錯以為我是多大客戶，他失算了，我走後，他會後悔不已。
如今看，要說後悔，該是我。與人家相比，我看到了差距。這差距就是，我這人缺少了一層厚重的東西：做人。如先生說的，良心博愛與真實。
台灣社會與我們不同，在於那裡沒有過類似“破四舊”的遭遇，中華文脈在那裡未曾斷裂。
九
即便以前，大陸這邊文盲很普遍，大多人不識字，反而懂得禮義廉恥，懂得宗祠里供奉着家族亡故先輩的牌位，懂得怕。人在做天在看，祖宗們在看。不能讓祖先蒙羞。那時的人們，大多淳樸善良，廉恥感還是很強的。家有家法，族有族規。不成想，後來我們把一切都砸了，規矩都滅完了，人都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怪物。人有多大膽，地就有多大產，戰天鬥地。無知帶來自卑，自卑導致自負，人都空了心，談何底線。
試想一個人，連做人最基本的良心都不具備，良心帶來的自律更甭提，這人也就廢了。這就是我所說的壞人。倘若這是一群人呢？甚至是一代，幾代？這樣的族群，豈不危矣！
有一副對聯，這麼寫的：
牆頭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若拿來對照自己， 只能哀嘆了！
十
前幾天，看了部有關二戰納粹的紀錄片，裡頭有個畫面：一位年輕的猶太女人，懷裡抱着孩子，她苦苦哀求黨衛軍士兵，殺我，別殺我的孩子，她還太小。槍響了，只用一顆子彈，同時打穿了母女倆的頭顱，一旁士兵笑道，“哦，節省了一顆子彈”。
當採訪一位至今還在世、曾做過黨衛軍的老人，問他對此怎麼看？他的話讓我震驚，他說，”猶太人該死，他們是德意志民族的敵人，是國家的破壞者。”
他已年近百歲，還有什麼能改變他的認知嗎？沒有！絕對沒有。因為，他的認知已固化在了他年輕時的那個那脆年代，他早已成了那個時代的一具殭屍，沒轍。
十一
所以我就說，當“後浪”們聆聽我們這代人敘述曾有的多麼不平凡經歷，多麼可歌可泣的業績時，要留個心眼兒，無論我們怎麼的讚美，乃至深信諸如北大荒什麼的歷練出了自己的鋼筋鐵骨，你們都要留個心眼。因為你們面對的，很可能是那時代的一群殭屍。這代人，很少有能力對自己生命里靈魂的缺失，進行反思，對自己觀念中人性的扭曲，進行懺悔。不是不去做，是壓根兒沒那能力。如果正趕上自己的父母，也多留個心眼兒，當心被帶歪。
當然，這麼說打擊面興許廣了，因為我這代人中不乏佼佼者，如顧准、楊小凱等等，很多很多。但像我這等無力反思的鼠輩，頭腦的思維與認知已經固化在那個時期，至今還在懷念文革，懷念那個激昂澎湃的火紅年代，猶如那個時代的殭屍，這沒辦法，而且不乏其人，絕不在少數，或許說，是絕對大多數。
當年的老三屆以及歲數相近的那代人，他們已然成為社會中堅，當人們感嘆社會道德出了問題，要我說，情理之中，在所難免。好在，如今的我們已近乎秋後的螞蚱，沒幾天蹦噠了，以後，就得看“後浪”們了。
可就在頭兩年，也就是疫情時期，西安有個事讓我挺難受。裡頭的閨女是個“後浪”，她的父親，我估摸應該是我同代人，“前浪”，心梗了，急需搶救，以下是那閨女原話：
我爸在1月2號午飯後突發心絞痛，由於西安疫情特殊情況，很多醫院停止了接診，當時打了120，一直無法接通(有撥打記錄)。後來好不容易打通，告知我們救護車安排需要時間，具體等多久給不了答覆。也打了110(說是不屬於他們管。相信他們也有錄音)
我們不可能讓我爸在家等死，由於疫情，社會車輛不能隨便上路，我們立即去找相關人員開具證明。準備自己將我爸送往醫院。此間還打了很多個網上公布的相關防疫電話，一直占線。我們走投無路，去了離家最近還在接診的高新國際醫學中心。去之前打過電話，對方問清楚情況後明確表示可以接收。
拉到醫院，門口保安以我們中風險地區為由一直不接診。一直找不到接診的醫院。後來高新國際醫學中心讓去聯繫521醫院和第三人民醫院、521醫院回復只接收發熱門診，第三人民醫院明確表示不接收……在隨後的幾個小時裡我們聯繫了很多醫院，自己開車也實際找了很多醫院。時間都在被浪費。
當時已經晚上10:11分。距離我爸爸心絞痛已經過去了將近8個多小時。我無法想象我爸爸在怎樣的絕望與煎熬中渡過了他人生的最後幾個小時。
最終高新國際醫學中心接收了我爸爸，但由於耽誤時間太久了，現在已經在安排手術了。
聽到消息後我趕去了高新國際醫學中心。但是由於疫情，我所在小區有確診病例，雖然我持連續三天24小時核酸陰性也無法進入醫院。僅讓母親一人進去陪伴，我們全家表示理解。20分鐘後，醫生打來電話稱耽誤太久，如果兩個小時內使用溶栓的藥物就可以救治。但現在太晚了，基本沒有希望了。
我接到電話後一時反應不上來。但是電話那頭我媽已經情緒失控，一直在哭。我繼續去醫院門口告訴值班人員，我爸病危，我需要進去，醫生讓我進去。他們說不行，我哭着說我爸病危，我要進去，我核酸陰性。他們說不行。
隨後我給我媽打電話，讓她冷靜，醫生還在搶救，並沒有放棄。大約15分鐘後，醫生再次打來電話說搶救意義不大，你們家屬商量準備吧。
我再次去門口告訴工作人員，我爸不行了，我需要進去，門口工作人員依然告訴我不行。我情緒崩潰下強行沖醫院大門，被保安攔下。我哭着喊到：我爸沒有了，我要進去見最後一面。他們依然說不行。隨後來了一位工作人員說要打電話跟上級領導請示，我們一直在等，過了10分鐘後，他們說你可以進去，但僅限你一人。(以上內容全部有通話錄音和現場視頻)
在經歷了將近兩個小時後我終於進入醫院，但是我爸永遠等不到我了。
凌晨3點多辦完手續，我爸被推出手術室，空無一人的走廊，我哭着，一遍一遍的大聲喊着爸爸。不知道我爸有沒有聽見。
人生真是造化弄人，我人生當中很少管我爸叫爸。一般都是直接說，你吃了嗎？幹啥呢？給你買點茶葉，買了件衣服給你……那晚我一遍遍地大聲喊着爸爸。
在每個可以挽救卻沒有被挽救的環節里，這些一個個的過失和不作為，足以讓我此後的人生愧疚到死。可是沒有“如果”，在1月3日那個冬季的夜裡，在我爸剛過完他61歲生日後的一個月，我永遠失去了我的爸爸。
能說啥，咱這兒時至今日，依舊的還是以前套路，理由冠冕堂皇，而良心？算個屁。沒有人明白，放任死亡後果的發生，屬間接殺人罪，也要算殺人要坐牢的。
這閨女遇到的人與事，很難說就是六〇後、五〇後干的，我反倒覺得，干出這事兒的，很可能是七〇八〇甚至是九〇後們。
我一直覺得：一代人若想有出息，可千萬別聽上代人的話，尤其上代人的那套人生意義，千萬別聽。只可惜，“後浪”們還是太聽話。
曾經有人說：人類社會的思想更新，並非是人們接受了新思想，而是持有舊思想的人都死了，接受新思想的人主導了社會。這話如若當真，不知別人怎麼想，反正我是對咱的“後浪”們，一點都沒看好。
十二
說句老實話，老人是很難變壞的，正如壞人很難變好一樣。但是壞人，肯定會變老。
十三
索爾仁尼琴說過：“總盯着過去，你會瞎掉一隻眼；然而忘卻歷史，你會雙目失明。”眼下的我，雖說老了，可還不想瞎。
那兩個牽着狗的孩子，不知啥時候早走得無影無蹤了。杵上拐棍，起身回家，往家走，天黑了。
2024/12/18日第二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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