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教授回憶錄的歷史價值是基於另一種維度的份量：所目擊的、經歷的、參與的許多事件，屬於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不多見的、甚至絕無僅有的異常現象。這些事件不僅深刻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甚至幾億人的生活和命運，而且對那以後的中國乃至周邊社會的變遷繼續發揮着強韌的支配力


　　老高按：最近有機會了解了設在紐約的世界華語出版社所出版的季刊《人文中國》。迄今出版了七期，看來是2023年創刊的。每期約20多萬字，訂閱完全免費。
　　該刊通過電郵給我發來，同時介紹：
　　《人文中國》旨在遴選華語人文佳作，與世界其他文明平等探討對話，志在成為歐美主流知識界了解中國人文思想深度的首選，並由此培育一個獨立、純粹、自治的高水準人文社群。期待您慷慨的指教和分享。希望您能夠享受閱讀《人文中國》的時光。
　　郵箱訂閱整期pdf版本只需點擊此處，並填入email地址。

　　我“點擊此處”，來到如下頁面——
　　https://45390586.hs-sites.com/subscription?utm_source=substack&utm_medium=email

　　電郵、網頁和雜誌，都印着：《人文中國》季刊主編 陳漸離；執行主編 羅慰年。
　　雜誌主編陳漸離我不熟識，但執行主編羅慰年，我認識已近十年。他有多種著作問世，近幾年來又當上了出版家，他主持的出版社出版了許章潤、戴晴、胡發雲等學者、作家的多種著作，頗有影響。
　　今天我轉載的文章，丁學良口述《那些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洋人華人》，就是出自《人文中國》剛出版的第七期。知名學者丁學良，以其深厚的學術積累和獨特的經歷，在與老“南方系”編輯戴志勇的合作中，為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歷史、如何書寫個人與時代的交匯提供了一種範式。


　　那些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洋人華人

　　丁學良（口述） 戴志勇（編審）

　　《人文中國》（Humanities China）第七期
　　

　　丁學良，安徽宣城人，中國政治社會學家，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兼任浙江大學等高校的榮譽教授或顧問教授。
　　戴志勇，資深媒體人，原《南方周末》記者、評論員。


　　最早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是一位洋人——我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學位的頭兩年同宿舍樓層的美國學生Blanford Parker（布蘭福德·帕克）。[1]他這個夜貓子每天都要熬到凌晨三四點鐘才進自己的房間睡覺，我是他忠實的粉絲，經常晚餐後的傍晚或上半夜都會與他在同層宿舍的會客間（common room）侃大山一兩個鐘頭。他說我是他平生第一個親身交往的中國人，我就用我的初級階段的英語口語儘量向他介紹關於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由於同宿舍兩年，他這位哈佛大學英美文學系研究生里公認的大才子成了我極要好的朋友，於是我就逐漸向他講述我所經歷過的1950年代晚期以後中國翻天覆地的一串串劇烈變遷的實況，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等等大事件，以及我們底層民眾在這些大事件中的境遇。常常我開始講述中國民間的故事時，布蘭福德圓圓的胖臉上還帶着好奇的孩子氣的表情，聽着聽着，他就被我的細節描述震驚得目瞪口呆。他多次感嘆：“丁，你比我的年紀只大了兩三歲，而你經歷過的那些事，如同是西方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狀況，在我們美國至少是十九世紀前才可能發生，有的甚至是像歐洲中世紀的現實。”[2] 兩年以後，布蘭福德向我建議，應該把我的經歷記載下來，用英文出版，讓外部世界對1949年以後中國的認知，更加深入進普通中國民眾的人生脈絡，而不要被中國官方的宣傳所誤導。於是我倆約好，在學校放假期間我們每周坐下來兩次，我口述，他聽着，在關鍵點上他向我發問，我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敘述方式解釋那些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和事。我倆的口述對話用卡式錄音機全部錄下來，每盤磁帶大約一個小時長。我們一共錄了約四十盤。布蘭福德說，等到我們基本上錄音完畢，他就整理成英文文本。
　　我倆試圖擬定出一個不落俗套的書名，幾番琢磨，決定書名是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我的爺爺奶奶沒名字》），既符合事實，又很特別，覺得這挺棒！布蘭福德對美國的出版界很熟悉，建議我們書稿大體完成後，找一個出版界的Agency（為作者努力物色最合適的出版社且出書各項條件具吸引力），儘快與出版社簽約。他特別中意位於紐約市的知名老牌出版社Farrar, Straus & Giroux，說該出版社在學術文化界聲譽佳，還會組織新書會友活動，版稅也很像樣。
　　於是我倆一邊做錄音，一邊提前享受書籍出版發行後的精神物質雙收穫。可是一年以後，布蘭福德卻抽不出時間把這個項目繼續下去，他要儘快把博士論文完成，通過後拿到學位，抓緊時間找一份高校的教職，他覺得自己在同系博士生中年齡偏高，不能再耗了。我理解他的考量，但心裡卻痛惜不已！他把所有的錄音磁帶收拾好交給我，說妥善保管着，等到他的教職穩固後，我倆再繼續合作做成這本書。他1988年畢業以後，我倆再也沒能見面。在電子郵件和電話中，他多次表達了惋惜和遺憾。這個計劃的流產是我在美國十年留學和工作期間最傷感的四件事情之一。

　　第二次我被鼓勵寫回憶錄的刺激也是來自洋人，不是一位，而是一個小組。1989–1990學年期間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社會學系一位教授的電話，說有媒體來採訪我。我進到教授辦公室，才知道有一個教育紀錄片小組在為一部關於現代中國的三集大型影視作品做前期研究，幾位哈佛大學資深教授推薦了我，說我經歷過1950年代晚期以後的中國曆次大衝突大動盪。採訪小組認真地解釋了這部三集作品的意圖，主要是為英語世界高等院校的教育，提供依據大事件參與者們的經歷和反思為基礎的生動鮮活的影視資料，增加西方年輕學生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真切了解和辨別能力。三集的總題目是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中國：一個革命的世紀》，Youtube），第一集基本上已經錄製成功了，內容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場大革命，即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拼搏。第二集的內容是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繼續革命，包括1949年到1976年的歷次政治風暴。第三集是鄧小平領導的推動現代化的革命。我的經歷將被包括在第二集和第三集裡，以第二集為主。整個三集的製片人和總編輯是一位在國際上很受尊重的媒體人，Sue Williams女士，據我後來知悉（但我沒有與她詳細討論過她的家世），她家族的上輩曾經在1949年前的中國工作，做慈善事業。她對中國既有深厚情誼又有客觀理解，她強調這三集作品是以中國的民眾為主題，深入草根社會。我被告知，這部作品不是商業操作，而是嚴肅的教育作品。她們先要系統地採訪我們，把資料整理完畢後，再拍攝電視片。我當然非常樂意參與。她們的工作延續了數年，我1993年春離開美國之前，已經看到第二集在美國和英國的公共電視台播出，隨後在25個國家上映，受到普遍的高評，很快獲獎多項，諸如兩項Cine Golden Eagles at the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兩項Christopher Awards。[3] 我在第二集中講述的1958年起發生在我們皖南鄉下的慘景，令發達國家的觀眾驚恐哀傷；我講述的1966年夏季開始的紅色狂飆，令西方高等院校的師生血脈噴張。那些我輩中國人真實經歷的細節之力量，遠勝過抽象的社會科學概念。拍攝小組成員希望我繼續和她們合作，把當代中國幾輪的翻天覆地特別是普通中國人如何備受煎熬老老實實講給全世界聽。[4]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我告訴Sue Williams，她們製作的這三集歷史記錄片，猶如墓園裡聳立的一座無名烈士紀念碑，讓觀摩者侍立在它的面前，追思那些生命和姓名都已經化為泥土的無數小人物；把他們碾壓成泥土的歷史巨輪，從來沒有表示過憐憫和歉意。Sue Williams說會把我的這個評語轉告她的同行和朋友們，讓他們知悉，一個差一點也被革命巨輪碾成泥土的中國青年，是如何看重她主導攝製的作品。
　　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大疫情期間美國的高校經常不能開設面對面的課程，教授們只好儘量尋找具有教育素質高的影視資料讓學生們觀看。在一個北美最大的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學術團體裡，上述紀錄片被熱情地推薦：“A Century in Revolution, a six part series but two parts, two hours, are on Mao 1949 -1976（with never to be repeated interviews with actual participants）. Unbelievably fantastic. Really gets a sense of why the disasters happened, from grassroots to top leadership.”意思是這部記錄片在所有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影視作品裡，獨樹一幟，因為被採訪的主角們都是1949年後毛澤東發起的歷次翻天覆地運動的參與者。

　　下一位鼓勵我寫回憶錄的，也是洋人，Nancy Hearst，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的主管，我們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好朋友。1991年秋季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後，等待着1992年6月初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這期間，我一邊在修改我的博士論文，力圖儘快在西方出版，同時在哈佛本科生學院“社會研究委員會“教兩門小組討論課，為大學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做學士論文提供幫助。為了核對資料，我每周都要去Nancy的圖書館呆好幾個小時，有次她認真對我說，“小丁，你真的打算一輩子教書？我看你最適合的工作是做歷史記錄片系列，先把你本人經歷過的那些可怕的事件寫成文字，然後與電影電視界的專業人員合作拍攝。觀眾以大學生為主，也可以到公共圖書館播放，舉辦討論會和講座，這樣你的讀者群觀眾群就大的多啦！你的生活經驗不是很多人共有的，你應該把它們記錄在案，再變成影像資料傳播開來。”Nancy在這個圖書館裡工作了幾十年，對有關亞洲的各類圖書資料的讀者群受眾群的相對大小、對哈佛大學師生有關亞洲問題的研學和閱讀習慣、對美國和亞洲在文化教育領域裡的長期互動，觀察入微，把握精準。她的忠告時不時地迴響在我的腦海里，直到如今。她本人也沒有忘記這個忠告，2008年夏季她來北京出差與我會面時，還提到了這件事，還建議我做系列口述史。
　　可是，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我還是走了一條大學教書匠的常規路。1993年初春我應聘來到剛建立的香港科技大學，在社會科學部教學和研究，忙得沒時間看經典電影（我是電影迷，曾建議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進口這類偉大的作品，後來真的進口了幾個系列，包括日本百年經典電影集），更沒有多餘的時間寫回憶錄和做記錄片。隨後又離開香港，應聘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忙於做跨國研究項目。過了幾年又返回香港科技大學，終於在2000年初獲得了tenure（長聘教職可以一直做到法定的退休年齡）。手裡端着鐵飯碗，於是就動了念頭，想做自己多年裡無暇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非常渴望做的幾件事，其中包括寫回憶錄。

　　到了這個時候，鼓勵我寫回憶錄的變成了華人，其中最要緊的是海外華文世界最富盛名的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的發行人林載爵。我們相識是在哈佛大學，1986年初夏，他那時是聯經出版公司的總編輯，先到劍橋大學然後到哈佛大學來進修。他早年在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任教，對多個歷史學分支都熟悉，曾經饋贈我幾厚冊中央研究院歷史所編輯的口述史，他督促我也要留下信史。於是我就把自己的第一本回憶錄書稿交給他出版，在海外讀者里引發了熱烈的議論，因為我的回憶錄並不遵循傳媒界和學術界的定規套路，方方正正鋪陳下去，而是儘量讓被追憶的人物和事件保留鮮活的草根氣息，拒絕用黑白分明的政治臉譜作描述。[5]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錢永祥讀後對我說：“學良，你應該多寫寫這樣的文字，別花那麼大精力寫象牙塔格式的洋八股。寫洋八股的學者有的是，用不着你添加進去，但擁有你的經歷把它們寫出來的人卻太少了，這些更有歷史價值！”一位台灣的大學教授給我的電子郵件（所署日期2005年2月15日，即我的《液體的回憶》發行後約7個月）說：“回憶買書過程，談不上折騰，卻也一波三折！過年前三度到：誠品書店，金石堂書店，另一次在台大附近校園書房，都空手而回，店員說賣完了！趁過年假期，到台北101大樓，台灣規模最大書店PAGE ONE（新加坡人開的國際書店），終於買到《液體的回憶》！迫不及待地拜讀！真是百感交集！莫名感動！對你參與革命的心路歷程以及特立獨行的風格，我有更深刻的認識！……我會介紹研究生看你的大作！”受到他們的真誠鼓勵，我給台灣自我定位於大中華知識圈的《思想》雜誌第一期寫了一篇紀念中國文化大革命發動四十周年（1966年–2006年）的長文，以回憶和反思為主旨（此文引發的爭議頗為情緒化）；又過了幾年懇請林載爵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回憶錄。[6]

　　來自中國大陸的鼓勵我寫回憶錄的人也不少，不過通常話講到一半就進入“但是”語境也即文化大革命期間風行的“但書”：丁老師，你的經歷雖然像重慶火鍋葷的素的麻辣燙樣樣都有，但許多內容在中國大陸是出不來的，敏感的環節太多，不好處理。這是大實話。而一個人寫回憶錄時若是要預先考慮必須迴避中共官方審查機構不放行的內容，那他的回憶錄的史實價值又所剩幾分幾厘？所以我這麼些年來，並沒有試圖在中國大陸出版自己的回憶錄，也許要熬到眼下的所謂“新時代”完結之後方有機會。
　　2024年清明節時令，我在為創辦於上海的《知幾研學》作系列讀書報告會的過程中，與該讀書會的創辦人之一戴志勇商定，我倆合作做我的回憶錄，由我口述，他記錄並及時提問，這對我是一件極其開心的事情！1993年春天我從波士頓到香港之後，和中國大陸的嚴肅媒體發生了愈益密切的交往，那個時代的中共管理社會文化領域的體制還延續了1980年代的相當寬鬆靈活的傳統。我得此機會，常常能夠對不直接涉及最敏感話題的公共事務發表分析和評論。在所有曾經與我做過長篇專訪或評論欄目的出色媒體人中（他/她們共有約20位），戴志勇是最過硬的。他那時是廣州《南方周末》的大參考版主編，與我做的幾個題目，後來成為幾乎每隔一兩年都被讀者挖掘出來再做網絡傳播的名篇，比如關於蘇聯制度為什麼路子越走越狹窄、改革越來越無望、生機越來越枯竭、終於樹倒猢猻散。比如中國的廠商尤其是國有大型公司到了海外經營，為什麼不與時俱進改善自己的管理和操作方式，卻有意識無意識地延續它們在中國本土的糟糕習慣，導致經常的虧損和重大工程方案的敗棄。比如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機構，為什麼不能像香港的大學一樣（指2018年以前），向世界上那些最卓越的院校學習，發展出一批與先進國家大學接軌的自由開放的好學校。比如那幾位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發揮了領軍作用的思想家，為什麼晚年都一再強調他們的理想主義源於青少時代的自由獨立思考，也即1949年以前的中國教育和文化環境。比如中國的公共醫療體係為什麼一方面不堪重負，一方面對極少數特權人士無上限地浪費資源；等等。所以，早年我與戴志勇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我倆合作做我的口述回憶錄，也一定會是卓有成效的。

　　我對自己的回憶錄有一個意識清晰的定位：作為一介平民個人，我的回憶錄絕無可能像歷史上的重量級個人（dominating figures）的回憶錄，他/她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文、所作所為不論是正是邪是勝是敗，都有記載下來的價值，即便有些細節相當瑣細。我的回憶錄的歷史價值則是基於另一種維度的份量：我所目擊的、經歷的、參與的許多事件，屬於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不多見的、甚至絕無僅有的異常現象（abnormal, unusual and /or extraordinary happenings and events）。這些事件不僅巨大地和深刻地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甚至幾億人的生活和命運，而且對那以後的中國乃至周邊社會的變遷繼續發揮着強韌的左右支配力。我只要把能夠憶及的事態誠實地記載下來，就為當今的和往後的人們留下一部鮮活的見證史（eye-witness accounts/ records）。見證史的價值不在於見證者本人的分量，而在於被見證的事態的分量。在若干的時間段，我也曾鼓吹過、發起過甚至組織過規模不等的群體活動，它們在當時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它們的某些遺產在後來的歲月里被人們反覆提起。在回憶錄的適當部位，我也會對我以前的言論和作為進行反思，這個建議是台灣署名“顧爾德”的一篇嚴肅書評針對《液體的回憶》而發的；香港的青年讀者群特別是曾經聽過我的中國文革課、20世紀全球共產主義興衰課、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比較課、東西方專制獨裁政體比較課的學生們（很多來自中國內地和其它國家），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都是合情合理的。[7] 我的反思包括自我批判，將立足於比較政治社會學的理論和19–20世紀比較革命史的主要脈絡。這些革命除了中國本身的革命運動，還涵括俄羅斯革命和蘇聯的瓦解，德國的左派和右派革命，以及日本的反革命。
　　我跟戴志勇合作做這部口述回憶錄，商定好先不要把做多大規模、出多少卷冊放在心上，我們現在也確定不了。我們的時間起點是1950年代中後期，終點是2020年代末期。我倆的對談，應該像一條自然河流一樣。河水淌得快還是慢，是洶湧澎湃，還是悠悠緩緩，隨它而去。談到六七次後，我們一定要抓緊時間先把記錄的文字初稿進行核對和校定，因為人的記憶不可能百分之百準確，在重要的關節點上一定要儘量找到旁證資料。這對於我們留下當代中國的口述信史的最高目標至關重要，要確認回憶者沒有故意講假話，也不是記憶缺失，我們就得交叉核實。我讀過的有史學價值的那些回憶錄，在這些方面都花了很大的功夫。否則，久遠以後的人們就不知道你是有意隱瞞了事實呢還是有意做了歪曲。不要等到It's too late才後悔當初沒有抓緊時機極盡所能作一一的對照。
　　最後一點說明：在過去的二十幾年裡也就是我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返回到香港科技大學的1999年起，一直到大約2022年，海內外媒體對我的採訪很多（指與我個人經歷相關的話題），但都是零零碎碎的片段。它們是一些離散的點，沒有形成線，更沒有塑成面。現在我倆做這個系列口述回憶錄，就把前面的事忘掉，從頭做起。一位出色的散文作者在為他自己的暢銷多年的集子所寫序言中說：“這幾十篇散文的寫作上，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寂寞的環境裡，寂寞的寫成的。在永州的寂寞中，柳宗元寫出他的清新遊記；在江州的寂寞中，白居易唱出他的動聽歌聲；到了寂寞的異地印度，弗爾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A Passage to India）悟出的故事才洞澈人世的疎離；住在寂寞的異國巴黎，屠格涅夫寫出的說部才烘托出祖國的荒冷。我常常感覺寂寞也許是一個作者嘔心瀝血時所必有的環境，所必付的代價。”[8]
　　我現在正處於我平生最寂寞的時期。

　　初稿於2024年6月28日–7月1日；
　　修訂於2024年7月14日競選中的特朗普被槍擊後的清晨

　　注釋：

　　[1] 參閱丁學良：《我讀天下無字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增訂版），第90 -97頁。
　　[2] 大家知道，美國人習慣於用不帶姓氏的名稱呼對方。我的名的拼音對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是個難題，他們很難發音準確。於是我就請周圍所有的美國人都用我的姓稱呼我，他們不會拼錯。後來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大陸人，也學了台灣香港的留學生，主動起一個英文的名，入鄉隨俗。可是早先我們那一代的赴美留學生，極少這麼幹。我本人深受古典小說和傳統戲劇的影響，信奉“大丈夫四海為家，坐不改姓，行不改名！“ 所以在海外四十餘年，都沒有起一個英文名。
　　[3] From http://www.zeitgeistfilms.com/film.php?mode=filmmaker&directoryname=chinaacenturyofrevolution.
　　[4] Robert Kohler, “‘Mao Years’Sheds Light on Series of Ruthless Campaigns”, Los Angeles Times, 13 April 1994; Walter Goodman, “The Pric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New York Times, 14 April 1994; Paul Cohen, “Review of the Mao Year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 February 1995:54:pp. 275-276；
　　[5] 丁學良：《液體的回憶：水、淚、血、酒中的三次革命回憶錄》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4年 5月第一版）。
　　[6] 丁學良：《革命與反革命追憶：從文革到重慶模式》（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3年2月第一版）。
　　[7] 這些課程在2018年6月之前的香港科技大學，屬於 Special Topic Course 範疇，它們和科技專業沒有關聯。準備授課的教師必須事先作系統的研究，包括參考西方著名大學的相似課程，論證香港的大學生（即便是科技專業的）也必須有同樣的受教育經驗，否則學生難以在往後的生活和工作中，應對影響社會各階層的重大政治經濟戰爭事態。我申請的所有這類課程，儘管也有一些爭議，最終均得到學部、學院和大學的批准，可見那個時代香港科技大學的開放、自信、寬容、自由，
　　[8] 陳之藩：《旅美小簡》（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77年6月第三版），第1頁。


　　近期文章：

　　美國的名校為什麼左翼思潮占絕對上風
　　特朗普看到了美國真的病狀，但他是否能開出對的藥方？
　　人工智能：民主追求者的噩夢，獨裁者的福音？
　　同窗說：民主黨輸了，我贏了一百美元：川普為何會捲土重來
　　為什麼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社交媒體上的言論自由
　　俄烏那片地方確實麻煩，川普是不是一把能斬亂麻的快刀？　　
　　多數美國人願意再給川普一次機會，“是在拿未來賭博”　　
　　投票截止日：說一說與大選看似無關、其實有關的歷史數據
　　大選倒計時最後一天：假信息意在引發美國公眾的信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