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问“川普是恶霸还是善霸”，不如换一个问题：在权力高度集中、全球秩序松动的时代，怎样减少任何人变成“霸”的机会？答案不会简单，也不会快。但只有走这条麻烦的路，人类才有可能避免一再在“求明君—失望—再求明君”的循环里打转


　　老高按：几天前，我素所尊敬的两位学人，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老一辈异议人士徐文立先生认为：“人类社会需要‘善霸’”——“善霸”的说法显然是出自“恶霸”的杜撰之辞，让我想起已故中国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曾经从“恶作剧”一词杜撰出一个“善作剧”，引人一粲！
　　徐文立先生认为：只有川普这种“神选之人”，才能做这个“善霸主”，才能对抗一系列“乱象”。
　　而年轻一辈的学者罗慰年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写了一篇不短的商榷文字。这篇文字，受到其论敌徐文立先生的激赏，将之在自己的博客刊出，并称之为“是我1978年11月26日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民主墙）以来，得到的回响最快、最精彩的商榷文，在此深深地谢谢罗慰年先生的慷慨和他的文章及其深思熟虑”。
　　徐文立先生同时表达了不同观点，点评说——
　　罗慰年先生最似是而非的观点是：
　　“求明君—失望—再求明君”的循环，是政治生态中最具迷惑性和破坏性的滥调！
　　他们的君子之争很有意思，让我获益良多——当然，在观点上，我更倾向于罗慰年所说。这里转贴其文章，供更多朋友辨析和评判。


　　川普是“善霸”还是“恶霸”？

　　——与徐文立商榷关于“善霸”的观点

　　罗慰年，2026.01.24

　　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期待

　　在中文公共空间里，公开、热烈为川普张目而且写出一整套理论的异议知识分子，并不算多。徐文立算是其中代表人物。徐文立在《人类正常生活秩序论》中，强调人类社会需要秩序、需要权威，需要“正常”的等级与规矩，否则就会滑向无政府状态。二十多年后，他在一则评论中写道，“人类社会需要‘善霸’”，并明确点名：只有川普这种“神选之人”，才能做这个“善霸主”，才能对抗中共的“新鸦片—芬太尼战争”、非法移民潮、“黑人的命也是命”、觉醒主义、多元文化、少年变性等一长串他所列举的“乱象”（Xu）。在这个框架里，川普不像传统理解的“霸道独裁者”，反而是维护正常秩序的“必要之恶”，甚至是“必要之善”。
　　徐文立认定当下世界正陷在严重危机中；认定主流自由主义和“政治正确”已经腐烂；认定需要一个强人来“矫枉过正”。徐文立从“秩序论”出发，强调“善霸”的建构性。最后都把川普推向一个类似古代“霸主”的位置，视作可以重启世界秩序的“强权之善”。问题在这里就出来了：在现代宪政民主体系中，一个民选总统真的可以扮演“善霸”的角色吗？ 还是说，这种想象只是把古代的“王霸之辩”硬套在21世纪的现实上？
　　在中国传统政治语言里，“霸”从来不是一个中性词。《左传》里讲“尊王攘夷”，齐桓公、晋文公被称为“五霸”之首，但孔子对“霸道”态度谨慎，认为“王道”“霸道”有本质差别：霸主靠权谋、武力、盟约维持秩序，缺乏德性基础，所以只能“权宜一时”。后来“秦政”常被视作“极端霸道”的典型，统一是统一了，却留下深重的暴政记忆。
　　现代国际关系学说里，“霸权”大体继承了这一含义：能力巨大的一国，利用优势塑造秩序。美国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安全同盟，其实就是一种“霸权秩序”。只不过冷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秩序披上“自由主义”“国际法”的外衣，被很多人称为“仁慈霸权”。
　　“善霸”这个说法，试图把“霸”的强制一面和“善”的价值一面缝合在一起。听上去很诱人：既要强有力的领袖，又要好的结果。但从第一性原理看，这个组合其实很危险。第一，权力的本性是扩张。任何高度集中的权力，如果缺乏足够约束，就有滑向滥用的倾向。制度设计的关键不在“找一个好人掌权”，而在“假定掌权者可能做坏事”，然后用规则限制他。美国宪法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华盛顿会永远高风亮节”的假设上，而是建立在“任何人都可能滥权”的警惕上。
　　第二，人类知识有限，预见能力有限。即便是出于善意的强人决策，也很难准确判断复杂社会的长期后果。强推贸易战、突然撕毁条约、以意识形态划线，很容易制造超出预期的副作用。把希望寄托在“善霸”的主观动机上，实际上忽略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第三，善恶判断高度主观。在徐文立那里，“善霸”的标准之一，是能否强硬对抗中共、伊斯兰极端主义、激进性少数运动等等；在另一些人那里，恰恰可能反过来，把保护少数群体、坚持多元文化视作“善”。如果只能靠“谁掌话语权谁定义善恶”，那么“善霸”随时可以在别人眼里变成“恶霸”。
　　所以，“善霸”这个概念在逻辑上并不稳固。它更像是一种在巨大恐惧感之下的心理投射：世界太乱，需要一个“老大哥”来收拾残局。理解这种情绪很容易，但历史经验提醒人们，小心这种情绪为新式威权铺平道路。

　　回到事实：川普第二任期第一年的底稿

　　要判断川普是“善霸”还是“恶霸”，离不开具体事实。这里不看八年前第一次入主白宫，而是看他“回锅”之后的第一年——2025年的底稿。第二任期一上来，川普就在移民问题上“踩足油门”。2025年1月重启边境国家紧急状态，叫停CBP One手机预约程序，下令军方准备在南部边境部署，并推动把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他扩大了DEA、ATF、联邦法警等部门的驱逐权限，赋予ICE更大自由裁量权，可以对不少在拜登时期合法入境、持人道或临时身份的人“翻旧账”，设定各地办事处每日驱逐配额，并授权在法院、学校、教堂等传统“避难空间”实施抓捕。
　　大规模驱逐行动很快铺开。资料显示，从2025年1月下旬开始，联邦移民执法进入洛杉矶等大城市，动用武装力量配合突击行动；同时，对75个国家暂停签证受理，造成大量家庭被迫分离。更严重的是，学界和媒体都指出，第二任期的驱逐行动中，已有多起美国公民被错误逮捕、拘押甚至驱逐出境的案例，政府本身没有系统统计这些“失踪公民”的数字。这条线一路延伸，就和徐文立口中的“新鸦片——芬太尼战争”纠缠在一起：川普试图用更极端的边境控制和刑事化手段回击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的毒品流入，在支持者眼里这是“重典治乱”，在反对者看来则是把一场公共卫生与社会政策危机，粗暴地打成军事化、警察化的斗争。
　　在制度层面，川普同样明显加大了对联邦机器的“清洗力度”。2025年1月24日，他在就职后一周内一口气撤换了17个联邦机构的独立监察长，未按法律要求提前30天通知国会；又清掉隐私与公民自由监督委员会中所有民主党委员，使该委员会无法达到法定人数而实质停摆。随后，一轮“效率改革”打着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政府效率部”）的名义展开，大批被视为“不听话”的职业官僚、劳工委员会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和对外援助机构高层被扫地出门，理论上为的是“瘦身”和“去深层政府化”，实际效果却是行政权更集中在少数忠诚派手中。
　　外交与对外经济方面，第二任期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关税治世”和“个人外交”。2025年初，川普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实施10％的基准关税，同时对中国在fentanyl相关产品和广泛商品上加征额外关税，引发新一轮贸易战，导致第一季度GDP下滑和市场大幅震荡。随后，白宫在11月公布对华“迷你协议”：中国暂停对美国农产品一揽子报复性关税，美国则把“芬太尼关税”的额外税率下调10个百分点，但保留10％的“对等关税”和其他301措施，整个结构仍是高关税、高不确定性。
　　对盟友这边，旧账翻新、加码再来。最典型的是“格陵兰危机”再升级。川普延续第一任期“买岛”未遂的执念，这次干脆多次公开提出要“吞并”格陵兰，或者至少拿下美军基地所在区域的主权，以英国在塞浦路斯的“主权基地”模式为参照。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本来已经由1951年条约保障，丹麦和格陵兰方面明确表示“领土主权不在交易之列”，并宣布追加数十亿欧元的国防预算来强化北大西洋和北极防务，以对冲华盛顿的压力。这场博弈不仅再度伤害欧美盟友间的信任，也让外界看到一种极端“资产化”的地缘观：岛屿、基地、海峡都被当成可以在谈判桌上明码标价的筹码。
　　简单汇总：2025年，川普的第二任期第一年显示出一幅很清晰的图景——社会上，移民执法从“择重点”变成“无差别扫荡”，甚至波及合法身份者与本国公民，引发持续抗议；体制内，大规模“换血”弱化了传统监督机制，把更多权力集中到总统与小圈子手中；对外，则以关税、军力和领土构想重画版图，从中国到欧盟、从乌克兰到格陵兰，盟友和对手都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这样的底稿，很难用简单的“善”或“恶”拍板下结论。支持者会说，这是对“白左失控”“全球主义腐蚀”的一次粗暴校正，是徐文立口中“必要的善霸”；反对者则指出，这一整套组合拳以维护秩序为名，却在国内削弱法治和权利，在国际上破坏多边规则，把美国推向一条更加孤立、更加粗鲁的道路。从事实看得出的至少有一点：川普的政治实践始终围绕美国自身利益展开，但他选择的手段，是以高压、对抗和个人化决断为主，并不在乎程序和规范，更不在乎盟友与弱者的感受。这也正是讨论“善霸还是恶霸”时，绕不过去的现实背景。

　　把事实对表“善霸叙事”

　　在徐文立的故事里，川普身上至少有三个“善霸”指标：
　　敢用硬手段——不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脸；
　　目标指向“真正的敌人”——中共、“左翼”“多元文化”“伊斯兰极端主义”等；
　　最终能为世界带来秩序和安全。
　　把这三个指标挨个对上面的事实对照，会出现一种很复杂的图景。第一，川普确实敢“硬”。对盟友，他公开威胁要减少对北约、日韩的军事投入；对国际机构，他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扬言撕毁多边贸易协议；对移民，他推动修墙、强化驱逐；对媒体，他频繁指责“假新闻”。这种风格对很多厌倦“政治正确”的人有强烈吸引力，看上去像是“终于有人不装了”。从“敢不敢出手”这一条看，他符合“霸”的特征。
　　第二，他对“敌人”的界定，却远比两位作者设想的更模糊。 在徐文立那里，主要敌人是中共极权和配套的“芬太尼战”“非法移民战”；在川普那里，敌人名单要宽得多——包括墨西哥移民、部分穆斯林国家、批评他的媒体、多数国际机构，以及那些“不够忠诚”的盟友政府。对中国，他的确在贸易和技术上施压，也多次提及中国源头的芬太尼问题，但大部分措施集中在关税、禁令和高调言论上，对真正切断毒品供应链、加强公共卫生应对、整治美国内部制药公司责任等更复杂的环节，推进有限。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这些“硬手段”是否真的在构建一个更好的秩序？经济上，大规模减税和监管松绑带来了短期繁荣，却加剧长期债务和不平等；外交上，反复削弱多边规则，固然让部分盟友开始承担更多军费，却也让美国在许多议题上失去话语优势，为中俄等国留下空间；社会上，种族关系和身份政治对立被不断放大，公共话语越来越碎片化，互信下降，暴力事件增多。
　　从结果看，川普更像是在把原有秩序拆得七零八落，却很少提出一套稳得住的“新秩序”。“善霸”理论要求他最终能为世界带来更有序的局面，而第一年的现实却更接近于制造不确定性与风险溢价。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比喻，可以说：川普像一个把旧房子视作“破烂”的新房主，一上来先拆墙、砸窗、改管线，喊着要装最新式的智能家居。拆的时候的确很爽，旧屋的各种弊病也借机暴露，但新系统迟迟装不上，结果就是一家人住在灰尘和乱线之间，不知道未来会变好还是变坏。
　　理解徐文立的文本，也要看到他的背景。徐文立长期和中共专政打交道，深知中国体制的残酷和控制力。对这样一代人来说，中共是压迫经验里最核心的对象。于是，在他们的政治世界地图上，“谁能打压中共，谁就是潜在的善人”——至少是暂时的盟友。在这种结构下，只要川普敢于对华强硬，哪怕方式粗糙，哪怕同时攻击其他自由主义价值，也容易被包装成“善霸”。对他们而言，担心的不是川普破坏西方自由制度，而是西方自由主义太软弱，以至于没能力反制中共。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过去几十年里，西方资本和技术对中国的放任合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喂大了”一个专制大国。
　　问题在于，把希望押在一位强人身上，很容易忽视制度和社会本身的责任。对芬太尼危机，如果只看到中国化工企业和墨西哥贩毒集团的链条，而不深挖美国自身长期的处方药管理失败、医疗体系扭曲、贫困地区绝望感，就会把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简化成“中共发动的新鸦片战争”。对非法移民，如果只看到“他者入侵”，而不看到全球不平等、美国经济结构、拉美政局、气候变化等长期因素，就会把问题误判为可以通过修墙和军队部署来一次性解决的“边境战争”。
　　“善霸”叙事不愿承认这些结构性矛盾，更不愿承认美国内部的制度与文化问题。它把现实压缩成一个戏剧性的“强人拯救世界”，在情绪上非常有感染力，在分析上却显得单薄。对于许多身处中国或华人社会的读者来说，这种叙事还有一个隐性诱因：对权威的熟悉感。在高度集权制度下长大的人，很容易把“靠谱的强人”视作解决问题的捷径，而不是继续走昂贵、缓慢、充满争吵的制度改革之路。习惯了“毛泽东式”的故事，就会自然寻找“川普式”的镜像。

　　与其期待“善霸”，不如认真面对“恶”的结构

　　如果把目光放长一点，从制度史的角度审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反讽：中国近代百年，反复在“求一位明君”与“建设现代制度”之间摇摆；美国两百多年，则一直在通过制衡和法治，把任何潜在“霸主”压回到制度框架里。
　　冷战后，美国的确出现了“单极霸权”心态，自诩“历史终结”。这股心态在两党间都有影响，既表现在克林顿、布什时期的对外干预上，也表现在奥巴马时代对全球秩序自信的下滑。在这种长期背景下，川普的上台是一种极端反弹，把“美国优先”推到口号极致。
　　但就算如此，美国制度仍然展现出相当韧性。旅行禁令被联邦法院多次驳回、修改；媒体和公民社会对政府持续监督；2018 年中期选举中，选民用选票改变国会力量对比；川普要购买格陵兰、要单方面退出多项条约时，遭到来自行政、立法、司法、盟友的多重牵制。这些制衡不一定总站在“正确的一边”，但至少说明一点：美国再怎样，也很难真正容纳一个彻底不受约束的“霸主”。川普更像是在制度的钢筋混凝土中用头猛撞的人，撞出许多裂纹，却没能把整个大厦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从这个角度看，把川普塑造成“善霸”，实际上高估了他的能力。一个被司法、国会、选举、媒体、盟友多方掣肘的总统，很难像古代霸主那样随意重写世界秩序。把他当成“唯一能拯救世界的人”，与其说是现实分析，不如说是投射了对中共强权的巨大恐惧，以及对西方制度蜕化的深深失望。

　　回到开头的问题：川普究竟是善霸还是恶霸？从事实看，他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也难以简单归为“纯粹的恶”。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对中共科技、产业风险的重新评估，这一点比起过去的盲目乐观，算是现实主义的一步；他在移民、气候、多边秩序上的政策，却确实造成了长远损害，加剧了全球不稳定；他把社会撕裂当作政治动员手段，让公共讨论越来越像“敌我斗争”，这一点与许多威权政治的套路高度相似。
　　如果非要贴一个标签，“善霸”并不合适，“危险的民粹型强人”可能更贴近现实。他既不是哥伦布式的开路者，也不是重新设计世界制度的工程师，而是把旧秩序中的不满情绪放大，用简单粗暴的口号回应复杂问题。
　　徐文立的文字，折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专制与衰落双重焦虑时的心态：一方面深知赤裸裸的“恶霸”可以有多可怕；另一方面又对“柔软的自由主义”感到不耐烦，渴望一个“强而善”的霸主来替自己出手。可历史一再提醒人们：没有哪一个人，真的配得上被托付这种期待。善与恶，并不是通过寻找哪一个“霸主”来完成区分，而是通过制度和社会不断自我纠错来一点点积累。对中共的警惕、对芬太尼危机的忧虑、对非法移民管理的担心，这些问题都是真问题；但解决它们，需要的是扎实的政策、透明的讨论和可被校正的权力，而不是把希望压在某位“神选之人”身上。
　　与其问“川普是善霸还是恶霸”，不如换一个问题：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全球秩序松动的时代，怎样减少任何人变成“霸”的机会？答案不会简单，也不会快。但只有走这条麻烦的路，人类才有可能避免一再在“求明君—失望—再求明君”的循环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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