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不由分說的命題作文——出題者，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專案組外調人員，自恃有尚方寶劍，降臨到勞改農場、各單位“牛棚”，由不得你不寫；作文者，是在中國名字一度熠熠閃亮的文壇祭酒、畫苑泰斗、戲劇界名宿、評論界大咖……題目倒很簡單


　　老高按：“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這是中國現代派詩人卞之琳《斷章》的名句，搬到這裡來，我是想表達：當你評判某人之時，自己也成了別人評判的對象。
　　2023年秋，中國已故作家蕭軍的後人，淘到了一批文革“出土文物”：十二位中國著名文化人，包括巴金、丁玲、華君武等，對蕭軍歷史問題和政治表現的外調材料。蕭軍的兒子、攝影師蕭燕希望我讀一讀，是否能寫點兒什麼。我讀後確實生發感觸，寫下一文，後發表在2024年第一期《今天》（北島主編）上。現刊發於下，供更多朋友思考。
　　據悉，該刊本擬將這十二份外調材料一併全文刊發，但後來我讀到這一期，只刊發了蕭軍的長孫蕭大忠、文學評論家黃子平和我的三篇文章，據稱該刊下一期才刊出了十二篇原文。


　　為一個時代留下的證詞

　　◆ 高伐林


　　一，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一組十二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大多曾熠熠閃亮在上個世紀三十、四十、五十年代，有的甚至一直閃爍到八十、九十年代：文壇祭酒，畫苑泰斗，戲劇界名宿，評論界大咖……他們出口成章，著作等身。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歲月中，他們沉默久矣，卻在一個特殊的場合發聲了：十二支筆給被中共當局打入“另冊”的一位作家造像，因為偶然的機緣，五十四年後被我們讀到了。
　　這一組文字，有一個總題目——蕭軍。
　　蕭軍早已是中共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中的“死老虎”，甚至可以說是“死老虎的老前輩”——早在四十年代晚期的東北，在中共東北局發動的圍剿中就慘遭滅頂，人稱那次圍剿是中共全國掌權後“反右”和文革批鬥的預演。除了五十年代經掌權者開恩出版了零星創作成果，蕭軍已經是被逼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文革一爆發，他就被隔離審查，進了關押“牛鬼蛇神”的“牛棚”。
　　這些人中與蕭軍交往的深淺程度大相徑庭，與蕭軍的關係也多種多樣。像丁玲，與蕭軍一度走得很近，但在延安，就演變成了名為“革命戰友”、實則劍拔弩張的對頭；再如端木蕻良，因為蕭軍的伴侶蕭紅後來成為端木的妻子，與蕭軍也分道揚鑣——同是十二人之一的蔣錫金寫道：蕭軍拿了刀要殺端木，但“自己昏倒，跌了一跤，把刀子丟了”，嘆了口氣說；“朋友一場，各走各的罷”；蔣錫金本人的人生軌跡中多次與蕭軍交錯，他寫下了最長的證詞，竟長達二十四頁，可以說就是一篇相對完整的回憶文章；還有一位方未艾，一九二六年在東北軍當兵時，就和同一團的蕭軍結識，交往至少持續到一九六三年，那年蕭軍得知他因“歷史反革命罪”入獄，家庭困難，每月給他寄五元錢有一年之久。

　　巴金的證詞。巴金（1904～2005），曾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晚年呼籲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未果。

　　但也有的人，像巴金，像華君武，像白危……僅僅在經歷中的某一段與蕭軍擦肩而過。他們搜索枯腸，只能談出一些道聽途說。華君武就說：“我在延安和蕭軍沒有直接來往，關於他的情況多半是從間接聽來的。”
　　其中一些人未必有意願寫這樣一個題目吧？但，這是一次不由分說的命題作文——出題者，是隸屬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專案組外調人員，他們自恃有尚方寶劍，上窮碧落下黃泉，在勞改農場、在各單位的“牛棚”中，找到這些“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人，由不得你不交代：
　　與蕭軍有過什麼交往？蕭軍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二，

　　蕭軍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歷史上究竟有何“反動言行”、對革命有何危害？應該說，經過延安、東北和中共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早已查了個底朝天。蔣錫金就說：“反胡風運動時調查蕭軍的材料，我寫了”；方未艾也說：“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在青島被捕，以後先交代了我和肖軍的關係，一切材料都已存在檔案都經過政府核實”。那麼這次為何又一定要倒騰陳穀子爛芝麻？
　　因為：文革的一個預設前提就是，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都“不徹底”，這次要重翻舊賬，犁庭掃穴；更因為：歷史問題對於某個審查對象的定性，具有“一錘定音”的重要性。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直接抓的包括整劉少奇在內的幾個專案組，早就開創了先例：“路線錯誤”乃至一度“跟錯了人”，都是次要的，要害是歷史上進沒進過敵人的監獄，是否當了叛徒、出賣革命、出賣同志？這才是核彈級別的材料，能定下永世不得翻身的鐵案。蕭軍的專案組也深諳，這是他的“問題”定性的關鍵：若沒有發現這一類罪行，就只能允許蕭軍在有生之年延續他的“賤民”生涯；若發現了這一類罪行，那就能夠名正言順地，一掌將蕭軍打入更恐怖的下一層地獄。
　　這就是為什麼蕭軍1937年12月在武漢被拘捕一事受到特別關注。我們無從得知專案人員如何追問，但從蔣錫金、端木蕻良等人的證詞中，感受到這一點。他們不厭其繁地詳細寫出經過。蕭軍受到朋友辦抗戰刊物的牽連，他與特務廝打，導致對方將之帶進警察局拘留所。從被抓到被放，只有幾小時——因為適逢國共合作期間，蔣錫金說：通過熟人關係竟然通了天，找到正在武漢的蔣介石表態放人；而端木蕻良說：是正遇上艾青來串門，溜出去找胡風，胡風通過鄧初民找到八路軍駐漢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把人要出來的——營救的兩個版本說法不一，但並無牴牾，很可能是雙管齊下。總之是蕭軍被“未經審訊”“無手續無條件釋放”，不存在被認定為變節的任何把柄。

　　蔣錫金的證詞。蔣錫金（1915～2003）。詩人、作家，魯迅研究專家。1958年被打成“右派”。

　　多人交待，互相比對，能夠去偽存真。蕭軍如何從西安前往蘭州的那段經歷，出現在塞克、白危等好幾位作者筆下，也有明顯矛盾之處：塞克說同行者有白危，但白危卻說自己已經在蘭州，還是蕭軍、塞克等人前來蘭州的邀請者、操辦者。核對一下，不難發現，白危說得對，而塞克記憶有誤。
　　相類似的另一例是：有人在證詞中說蕭軍參加了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但丁玲明確地說：“蕭軍沒有參加過西北戰地服務團”。
　　這些證詞彼此不一，好在對蕭軍來說都無關緊要。
　　命題作文者收上全部文本後，想必細細比照過，更與蕭軍所寫的數十萬字“檢查交待”一個字一個字地摳過，應該能印證蕭軍本人的交代並未耍滑頭、耍花槍。不過，對於我們今天的普通讀者和研究者來說，若是想從中看到有爆炸性、顛覆性的披露，就難免會失望了！

　　三，

　　那麼，這批證詞史料，是否就沒什麼價值呢？當然不是。我認為，至少在兩個層面上，能讓今天的讀者有所收穫。
　　第一個層面，這些文本，再現了上個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的政治、文化風貌：讓我們進一步全面地、立體地了解國民政府統治下包括租界在內地區的社會狀況和文壇紛爭；也進一步全面地、立體地了解截然不同於國統區的中共延安邊區，如何思想交鋒、如何收歸一統；尤其是通過有血有肉的人與事，讓我們明白，這一大批文化人，本來思想基礎與中共指導思想是“兩股道上跑的車”，究竟如何通過中共連續整風、改造，不斷甄別、分化，要麼成為革命文藝事業的打手，要麼被淘汰出局。
　　例如，我們讀到當事人、參與者所描繪的：抗戰爆發後的臨時首都武漢，文化人從各地匯聚而來，如何辦刊、辦出版社、辦書店，文人們夜以繼日，奔走呼號，尋找能夠棲身、更能夠發聲的空間，合縱連橫，朝秦暮楚，“東方不亮西方亮”，胡風等人撥打小算盤，運籌大棋局，雜誌像雨後的蘑菇一樣旋起旋滅（蔣錫金的證詞）；
　　再例如，我們讀到當事人、參與者所記敘的：一九三八年，中共駐蘭州的負責人謝覺哉等，與國民黨省市黨部、國民政府省教育廳之間，圍繞着幾個從事抗日救亡的青年宣傳團體，如何明爭暗鬥，以求為我所用（白危的證詞）；
　　其中有不少細節，讓我們以小見大：例如文化人到江漢關海關檢疫船“華佗”號上棲身過夜；例如教育廳廳長來探訪，看見炕頭的托爾斯泰像，竟“悻悻而去，說我們公然在屋裡掛着馬克思的像”……勾勒出當年的政治氣氛，令人莞爾。

　　第二個層面，就是十二位作者本身。
　　眾所周知，任何文字，都會帶上寫者自己的“指紋”，這十二位作者多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藝術史上的名人，這些文本，從側面折射出他們的隱秘內心。
　　我們讀到：有人凡稱國民黨及其政府機關，必加“偽”字，像這樣奇特的句子：“偽甘肅省教育廳要辦一個劇團，派偽團長曲××來拉攏我們”；
　　我們讀到：有人提到抗戰期間中國最高領袖，必稱之為“蔣該死”；
　　我們讀到：有人將自己蜷縮在魯迅的身影之下，證詞通篇多為轉述魯迅對蕭軍的看法——當然選擇的主要是負面看法；
　　……
　　這些證詞，都很有時代特色——不是抗戰時代的特色，而是文革年代的特色。他們的文字折射的正是他們在群眾暴力批鬥、拷打下動輒得咎、心有餘悸的屈辱處境，傳達出他們畏葸、萎縮、莫可奈何的心態。
　　自保心理，人皆有之，不過自保策略也有兩種，一種是防禦型，信奉禍從口出、言多必失，於是問什麼答什麼，絕不節外生枝，避免引火燒身。像巴金，短短一千多字的證詞，左一個“我不清楚”，右一個“我都說不出”。
　　還有一種是進攻型：以攻為守，問一答十。未必真幻想“立功贖罪”，卻時時刻刻自覺遵循“黨性原則”，有意無意地在揭發批判他人中證明自己的革命本色和存在價值。丁玲寫下的證詞，就頗有“大批判稿”功能：“我個人認為蕭軍去延安和離開延安。都不是為了革命的。”“蕭軍沒有參加（整風）學習，是他表示不願參加學習的。這是很特殊的事……他的態度卻是很清楚的，就是他公開的不合作，公開的反對黨。”“蕭軍平日狂妄到了極點。他說他要指揮兩個黨（國民黨和共產黨）。他說如果共產黨要他做黨員的話，除非凱豐的那個位置。”——凱豐是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丁玲不愧是丁玲，她的證詞，打蛇都打在七寸上，都是當時的專案人員最看重的政治要害：蕭軍與胡風的勾結和爭奪；蕭軍與托派分子王實味穿一條褲子；蕭軍辦的報紙反蘇；蕭軍當年就頂撞文革紅得發紫的康生……丁玲只是沒有料到，斗轉星移，她當年所揭發的“罪”竟然變成了“功”，批判詞倒成了表揚狀。

　　丁玲的證詞。丁玲（1904～1986），曾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1955年被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主要成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

　　四，

　　注意一下這批文本寫下的時間：從一九六九年仲夏，到一九七〇年年初。在這同一時段，蕭軍正被集中隔離辦“學習班”，七、八月寫了幾份檢查。
　　當時的中國，疾風暴雨的造反熱潮接近尾聲，橫掃一切的特大洪水正在退去，中共九大在一九六九年四月開過，群眾專政的態勢，開始讓位給由幹部、軍人和造反派代表“三結合”組成的“新生紅色政權”來主導。這個時節，派出這麼多人進行外調，說明當局有意要“收”，期望“大亂達到大治”——雖然文革真正結束，還在遙遙六年之後。
　　這個時間，正是“人妖顛倒是非淆”的年代中一個讓人們驚魂稍定的片刻。這個形勢，在這十二篇命題作文中得到了反映。即便是這個政治鬥爭相對和緩的時節，我們也分明看到十二個靈魂被扭曲：
　　所有這些文本，都聚焦於蕭軍的負面情況（只有塞克的證詞中提到“蕭軍離蘭州時，正是張國燾叛變革命時，聽說蕭軍在蘭州報紙上寫了一篇罵張國燾的文章”，算是一個例外），他們多是“識時務者為俊傑”，非常清楚蕭軍在當局眼中的身份和地位。不止一人寫到蕭軍的我行我素、自由無羈，突出的都是與革命隊伍如何格格不入。
　　讓我跌破眼鏡的還是塞克。人們知道，塞克是當年“延安四大怪”第一怪——因為他特立獨行，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獨立人格。有件軼聞說：延安文藝整風前夕，禮賢下士的毛澤東要調查研究，想到了塞克，派人去請他。豈料，塞克拒絕了！說毛澤東那裡重重崗哨，他不願在哨兵眼皮子底下走動。毛澤東聽到匯報後決定：塞克來，就一路撤崗。這個故事，是不是讓人聯想起杜甫筆下的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塞克對同樣特立獨行的蕭軍卻並未惺惺相惜。他在證詞中揭發：“蕭軍在文藝座談會上瘋狂的說：別看我吃了小米不幹事，別覺着不合算，我寫出一本書來，它是會走路的。我聽後覺得太不像話……”“他自絕於文藝界，文藝界的老人，凡是知道蕭軍的，都對他印象極壞，沒有人再願意理他了。”

　　塞克的證詞。塞克（1906～1988），是抗戰時期延安文藝界領軍人物之一，與冼星海合作《生產大合唱》。

　　塞克如此，其他人也大多如此。這些人多在北洋、國民黨權力當局面前呈現傲骨，卻都在這組證詞中坍塌了人設，令我們怎一個惋惜了得！
　　正因為這些文本是在難得的相對正常的情況下產生的，才更有普遍意義，更讓人深思：知識分子們被編織進了“加害型體制”的長鏈，每人都是其中的一環。就算沒有賣友求榮之心，也不可能有實事求是之文。
　　閱讀這些文本，我們對於一些苦思難得其解的問題若有所悟：
　　當時被蒙在鼓裡、日復一日等待裁決自己命運的蕭軍，固然是悲劇人物，這些對蕭軍歷史提供證詞的作家、藝術家，難道不也是悲劇人物？時代是如何將一個個曾才氣勃發的作家、藝術家變得平庸！有稜角、有芒刺就難以生存，我們怎能對這些證詞的作者求全責備？在邪惡的道德環境中能夠生存下來的人，怎麼可能在道德上不受到損害呢？

　　很多人有過這樣的體驗：“惡夢醒來是早晨，早晨仍在惡夢中”——就像電影《盜夢空間》（Inception）那樣夢中套夢。讀這些文本，我也有這樣的感受：從牛棚出來，卻仍然在牛棚。證詞的這一頁頁真的翻過去了麼？知識分子將被強加的“加害鏈條”斬斷了嗎？
　　學者陳徒手曾說過：“暴風驟雨的政治運動過後，其後果估計要四五十年時間才能抵消，要通過幾代人的記憶磨損才能更換。”——我看陳徒手的時間表還是樂觀了。如果中國的政治運動不時地迴光返照，“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毛澤東語），那麼後果很可能需要一兩個世紀“才能抵消”，乃至綿綿無期。
　　作為給蕭軍寫下的證詞，這些文字早就過時了；但作為對一個時代的證詞，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

　　《今天》2024年第一期封面。12位文化人在文革中寫下的證詞，刊登在同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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