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不由分说的命题作文——出题者，是北京市革委会的专案组外调人员，自恃有尚方宝剑，降临到劳改农场、各单位“牛棚”，由不得你不写；作文者，是在中国名字一度熠熠闪亮的文坛祭酒、画苑泰斗、戏剧界名宿、评论界大咖……题目倒很简单


　　老高按：“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是中国现代派诗人卞之琳《断章》的名句，搬到这里来，我是想表达：当你评判某人之时，自己也成了别人评判的对象。
　　2023年秋，中国已故作家萧军的后人，淘到了一批文革“出土文物”：十二位中国著名文化人，包括巴金、丁玲、华君武等，对萧军历史问题和政治表现的外调材料。萧军的儿子、摄影师萧燕希望我读一读，是否能写点儿什么。我读后确实生发感触，写下一文，后发表在2024年第一期《今天》（北岛主编）上。现刊发于下，供更多朋友思考。
　　据悉，该刊本拟将这十二份外调材料一并全文刊发，但后来我读到这一期，只刊发了萧军的长孙萧大忠、文学评论家黄子平和我的三篇文章，据称该刊下一期才刊出了十二篇原文。


　　为一个时代留下的证词

　　◆ 高伐林


　　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组十二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大多曾熠熠闪亮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年代，有的甚至一直闪烁到八十、九十年代：文坛祭酒，画苑泰斗，戏剧界名宿，评论界大咖……他们出口成章，著作等身。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岁月中，他们沉默久矣，却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发声了：十二支笔给被中共当局打入“另册”的一位作家造像，因为偶然的机缘，五十四年后被我们读到了。
　　这一组文字，有一个总题目——萧军。
　　萧军早已是中共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中的“死老虎”，甚至可以说是“死老虎的老前辈”——早在四十年代晚期的东北，在中共东北局发动的围剿中就惨遭灭顶，人称那次围剿是中共全国掌权后“反右”和文革批斗的预演。除了五十年代经掌权者开恩出版了零星创作成果，萧军已经是被逼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文革一爆发，他就被隔离审查，进了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
　　这些人中与萧军交往的深浅程度大相径庭，与萧军的关系也多种多样。像丁玲，与萧军一度走得很近，但在延安，就演变成了名为“革命战友”、实则剑拔弩张的对头；再如端木蕻良，因为萧军的伴侣萧红后来成为端木的妻子，与萧军也分道扬镳——同是十二人之一的蒋锡金写道：萧军拿了刀要杀端木，但“自己昏倒，跌了一跤，把刀子丢了”，叹了口气说；“朋友一场，各走各的罢”；蒋锡金本人的人生轨迹中多次与萧军交错，他写下了最长的证词，竟长达二十四页，可以说就是一篇相对完整的回忆文章；还有一位方未艾，一九二六年在东北军当兵时，就和同一团的萧军结识，交往至少持续到一九六三年，那年萧军得知他因“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家庭困难，每月给他寄五元钱有一年之久。

　　巴金的证词。巴金（1904～2005），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晚年呼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未果。

　　但也有的人，像巴金，像华君武，像白危……仅仅在经历中的某一段与萧军擦肩而过。他们搜索枯肠，只能谈出一些道听途说。华君武就说：“我在延安和萧军没有直接来往，关于他的情况多半是从间接听来的。”
　　其中一些人未必有意愿写这样一个题目吧？但，这是一次不由分说的命题作文——出题者，是隶属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专案组外调人员，他们自恃有尚方宝剑，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劳改农场、在各单位的“牛棚”中，找到这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人，由不得你不交代：
　　与萧军有过什么交往？萧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二，

　　萧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历史上究竟有何“反动言行”、对革命有何危害？应该说，经过延安、东北和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早已查了个底朝天。蒋锡金就说：“反胡风运动时调查萧军的材料，我写了”；方未艾也说：“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在青岛被捕，以后先交代了我和肖军的关系，一切材料都已存在档案都经过政府核实”。那么这次为何又一定要倒腾陈谷子烂芝麻？
　　因为：文革的一个预设前提就是，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不彻底”，这次要重翻旧账，犁庭扫穴；更因为：历史问题对于某个审查对象的定性，具有“一锤定音”的重要性。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直接抓的包括整刘少奇在内的几个专案组，早就开创了先例：“路线错误”乃至一度“跟错了人”，都是次要的，要害是历史上进没进过敌人的监狱，是否当了叛徒、出卖革命、出卖同志？这才是核弹级别的材料，能定下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萧军的专案组也深谙，这是他的“问题”定性的关键：若没有发现这一类罪行，就只能允许萧军在有生之年延续他的“贱民”生涯；若发现了这一类罪行，那就能够名正言顺地，一掌将萧军打入更恐怖的下一层地狱。
　　这就是为什么萧军1937年12月在武汉被拘捕一事受到特别关注。我们无从得知专案人员如何追问，但从蒋锡金、端木蕻良等人的证词中，感受到这一点。他们不厌其繁地详细写出经过。萧军受到朋友办抗战刊物的牵连，他与特务厮打，导致对方将之带进警察局拘留所。从被抓到被放，只有几小时——因为适逢国共合作期间，蒋锡金说：通过熟人关系竟然通了天，找到正在武汉的蒋介石表态放人；而端木蕻良说：是正遇上艾青来串门，溜出去找胡风，胡风通过邓初民找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把人要出来的——营救的两个版本说法不一，但并无抵牾，很可能是双管齐下。总之是萧军被“未经审讯”“无手续无条件释放”，不存在被认定为变节的任何把柄。

　　蒋锡金的证词。蒋锡金（1915～2003）。诗人、作家，鲁迅研究专家。1958年被打成“右派”。

　　多人交待，互相比对，能够去伪存真。萧军如何从西安前往兰州的那段经历，出现在塞克、白危等好几位作者笔下，也有明显矛盾之处：塞克说同行者有白危，但白危却说自己已经在兰州，还是萧军、塞克等人前来兰州的邀请者、操办者。核对一下，不难发现，白危说得对，而塞克记忆有误。
　　相类似的另一例是：有人在证词中说萧军参加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但丁玲明确地说：“萧军没有参加过西北战地服务团”。
　　这些证词彼此不一，好在对萧军来说都无关紧要。
　　命题作文者收上全部文本后，想必细细比照过，更与萧军所写的数十万字“检查交待”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过，应该能印证萧军本人的交代并未耍滑头、耍花枪。不过，对于我们今天的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来说，若是想从中看到有爆炸性、颠覆性的披露，就难免会失望了！

　　三，

　　那么，这批证词史料，是否就没什么价值呢？当然不是。我认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能让今天的读者有所收获。
　　第一个层面，这些文本，再现了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政治、文化风貌：让我们进一步全面地、立体地了解国民政府统治下包括租界在内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坛纷争；也进一步全面地、立体地了解截然不同于国统区的中共延安边区，如何思想交锋、如何收归一统；尤其是通过有血有肉的人与事，让我们明白，这一大批文化人，本来思想基础与中共指导思想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究竟如何通过中共连续整风、改造，不断甄别、分化，要么成为革命文艺事业的打手，要么被淘汰出局。
　　例如，我们读到当事人、参与者所描绘的：抗战爆发后的临时首都武汉，文化人从各地汇聚而来，如何办刊、办出版社、办书店，文人们夜以继日，奔走呼号，寻找能够栖身、更能够发声的空间，合纵连横，朝秦暮楚，“东方不亮西方亮”，胡风等人拨打小算盘，运筹大棋局，杂志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旋起旋灭（蒋锡金的证词）；
　　再例如，我们读到当事人、参与者所记叙的：一九三八年，中共驻兰州的负责人谢觉哉等，与国民党省市党部、国民政府省教育厅之间，围绕着几个从事抗日救亡的青年宣传团体，如何明争暗斗，以求为我所用（白危的证词）；
　　其中有不少细节，让我们以小见大：例如文化人到江汉关海关检疫船“华佗”号上栖身过夜；例如教育厅厅长来探访，看见炕头的托尔斯泰像，竟“悻悻而去，说我们公然在屋里挂着马克思的像”……勾勒出当年的政治气氛，令人莞尔。

　　第二个层面，就是十二位作者本身。
　　众所周知，任何文字，都会带上写者自己的“指纹”，这十二位作者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上的名人，这些文本，从侧面折射出他们的隐秘内心。
　　我们读到：有人凡称国民党及其政府机关，必加“伪”字，像这样奇特的句子：“伪甘肃省教育厅要办一个剧团，派伪团长曲××来拉拢我们”；
　　我们读到：有人提到抗战期间中国最高领袖，必称之为“蒋该死”；
　　我们读到：有人将自己蜷缩在鲁迅的身影之下，证词通篇多为转述鲁迅对萧军的看法——当然选择的主要是负面看法；
　　……
　　这些证词，都很有时代特色——不是抗战时代的特色，而是文革年代的特色。他们的文字折射的正是他们在群众暴力批斗、拷打下动辄得咎、心有余悸的屈辱处境，传达出他们畏葸、萎缩、莫可奈何的心态。
　　自保心理，人皆有之，不过自保策略也有两种，一种是防御型，信奉祸从口出、言多必失，于是问什么答什么，绝不节外生枝，避免引火烧身。像巴金，短短一千多字的证词，左一个“我不清楚”，右一个“我都说不出”。
　　还有一种是进攻型：以攻为守，问一答十。未必真幻想“立功赎罪”，却时时刻刻自觉遵循“党性原则”，有意无意地在揭发批判他人中证明自己的革命本色和存在价值。丁玲写下的证词，就颇有“大批判稿”功能：“我个人认为萧军去延安和离开延安。都不是为了革命的。”“萧军没有参加（整风）学习，是他表示不愿参加学习的。这是很特殊的事……他的态度却是很清楚的，就是他公开的不合作，公开的反对党。”“萧军平日狂妄到了极点。他说他要指挥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他说如果共产党要他做党员的话，除非凯丰的那个位置。”——凯丰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丁玲不愧是丁玲，她的证词，打蛇都打在七寸上，都是当时的专案人员最看重的政治要害：萧军与胡风的勾结和争夺；萧军与托派分子王实味穿一条裤子；萧军办的报纸反苏；萧军当年就顶撞文革红得发紫的康生……丁玲只是没有料到，斗转星移，她当年所揭发的“罪”竟然变成了“功”，批判词倒成了表扬状。

　　丁玲的证词。丁玲（1904～1986），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1955年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

　　四，

　　注意一下这批文本写下的时间：从一九六九年仲夏，到一九七〇年年初。在这同一时段，萧军正被集中隔离办“学习班”，七、八月写了几份检查。
　　当时的中国，疾风暴雨的造反热潮接近尾声，横扫一切的特大洪水正在退去，中共九大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开过，群众专政的态势，开始让位给由干部、军人和造反派代表“三结合”组成的“新生红色政权”来主导。这个时节，派出这么多人进行外调，说明当局有意要“收”，期望“大乱达到大治”——虽然文革真正结束，还在遥遥六年之后。
　　这个时间，正是“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年代中一个让人们惊魂稍定的片刻。这个形势，在这十二篇命题作文中得到了反映。即便是这个政治斗争相对和缓的时节，我们也分明看到十二个灵魂被扭曲：
　　所有这些文本，都聚焦于萧军的负面情况（只有塞克的证词中提到“萧军离兰州时，正是张国焘叛变革命时，听说萧軍在兰州报纸上写了一篇骂張国焘的文章”，算是一个例外），他们多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非常清楚萧军在当局眼中的身份和地位。不止一人写到萧军的我行我素、自由无羁，突出的都是与革命队伍如何格格不入。
　　让我跌破眼镜的还是塞克。人们知道，塞克是当年“延安四大怪”第一怪——因为他特立独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独立人格。有件轶闻说：延安文艺整风前夕，礼贤下士的毛泽东要调查研究，想到了塞克，派人去请他。岂料，塞克拒绝了！说毛泽东那里重重岗哨，他不愿在哨兵眼皮子底下走动。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决定：塞克来，就一路撤岗。这个故事，是不是让人联想起杜甫笔下的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塞克对同样特立独行的萧军却并未惺惺相惜。他在证词中揭发：“萧军在文艺座谈会上疯狂的说：别看我吃了小米不干事，别觉着不合算，我写出一本书来，它是会走路的。我听后觉得太不像话……”“他自绝于文艺界，文艺界的老人，凡是知道萧军的，都对他印象极坏，没有人再愿意理他了。”

　　塞克的证词。塞克（1906～1988），是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界领军人物之一，与冼星海合作《生产大合唱》。

　　塞克如此，其他人也大多如此。这些人多在北洋、国民党权力当局面前呈现傲骨，却都在这组证词中坍塌了人设，令我们怎一个惋惜了得！
　　正因为这些文本是在难得的相对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才更有普遍意义，更让人深思：知识分子们被编织进了“加害型体制”的长链，每人都是其中的一环。就算没有卖友求荣之心，也不可能有实事求是之文。
　　阅读这些文本，我们对于一些苦思难得其解的问题若有所悟：
　　当时被蒙在鼓里、日复一日等待裁决自己命运的萧军，固然是悲剧人物，这些对萧军历史提供证词的作家、艺术家，难道不也是悲剧人物？时代是如何将一个个曾才气勃发的作家、艺术家变得平庸！有棱角、有芒刺就难以生存，我们怎能对这些证词的作者求全责备？在邪恶的道德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人，怎么可能在道德上不受到损害呢？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恶梦醒来是早晨，早晨仍在恶梦中”——就像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那样梦中套梦。读这些文本，我也有这样的感受：从牛棚出来，却仍然在牛棚。证词的这一页页真的翻过去了么？知识分子将被强加的“加害链条”斩断了吗？
　　学者陈徒手曾说过：“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过后，其后果估计要四五十年时间才能抵消，要通过几代人的记忆磨损才能更换。”——我看陈徒手的时间表还是乐观了。如果中国的政治运动不时地回光返照，“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毛泽东语），那么后果很可能需要一两个世纪“才能抵消”，乃至绵绵无期。
　　作为给萧军写下的证词，这些文字早就过时了；但作为对一个时代的证词，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今天》2024年第一期封面。12位文化人在文革中写下的证词，刊登在同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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