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緊緊盯着那些逃荒的婦女娃娃們深一腳淺一腳踉踉蹌蹌的步子、敲開的沒敲開的每一扇門。她的這些作品，不會混同於中文世界任何一位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它列在文壇，就填補了一項認知空白；它豎在圖書館，就撐起了一角記憶空間


　　老高按：幾個月前讀到美籍華人女作家依娃的小說集《走陝西》，頗有所感，斷斷續續寫下了八則斷想，定了個總題為“跟着依娃走陝西”。文章雖不盡如意，後來還是被作者確定為她這本書的序。現在該書已經正式由博登書屋出版了，在這裡刊登我這八則斷想，希望更多讀者能關注這本書，關注依娃寄予最深切同情的逃荒的婦女兒童。

　　依娃小說集《走陝西》由博登書屋出版。

　　認識依娃已經十三年了，雖然好幾年之後才見了面。今年年滿花甲的依娃，母親是一位從甘肅來到陝西的逃荒女。但一直到四十多歲，依娃對姥姥、媽媽的傷心史都沒有關注。後來她讀到楊繼繩的《墓碑：1958—1962年中國大饑荒紀實》，大感震驚，儘管似信非信，但聯想到了母親常常說到的“我是叫花子”，終於啟動了尋訪大饑荒受難者的沉重工程。

　　依娃（左）與她曾經是“叫花子”的母親近照。

　　她經過幾年由近及遠的調查採訪，先後整理出三本口述歷史：《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尋找逃荒的婦女娃娃》《尋找人吃人見證》，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被俗稱為“大饑荒三部曲”。依娃由此贏得不少人的讚許乃至獲得若干獎勵，如首屆新世紀華人文學獎等，還應邀到哈佛、到華盛頓等地的華人文學團體演講。但是也不出意外地遭到磨難，導致被迫中止繼續回國調查，無法繼續寫出“大饑荒三部曲”的續篇，她只好改弦更轍，於是我們就讀到了《走陝西》這部小說集。
　　大饑荒是中共建政七十六年歲月中無可掩蓋、更無可粉飾的極其慘烈的浩劫，尤其是人口下降最嚴重的四川、河南、甘肅、安徽、山東這幾個省。到現在仍有不少人認定大饑荒是“反動勢力的憑空捏造”。我最不能理解的是其中不乏有獲取信息能力、更有機會接觸內部機密資料的資深學者和相當級別的媒體主管，竟一口否定《墓碑》和許多學者根據大量資料推算出餓殍高達數千萬是“造謠抹黑”。前幾天我讀到前中央監察委1961年任命的安徽饑荒調查組組長李堅之子的文章，他根據父親的翔實回憶說，父親當年衝破省委的重重阻撓，調查出，安徽省在饑荒中餓死350萬人——但李堅在向上級的最終匯報中，留了餘地，只說是300萬人。
　　今天的中國，正在翻開新頁，但我們怎能忘卻這血漬斑斑、淚痕斑斑的舊頁！

　　依娃與墓碑作者楊繼繩合影。


　　跟着依娃走陝西 

　　◆ 高伐林


依娃：
　　終於讀完了你的《走陝西》。
　　我說“終於”，因為這部小說集，儘管文字流暢，情節跌宕，讓我被每篇作品中人物的命運緊緊抓住，但是不得不每篇讀完之後都大喘一口氣，好好定一定神，才能再翻開下一篇。
　　現在，讀完了全書，我也得好好定一定神，再斷斷續續寫下我的讀後感。

　　斷想之一

　　是的，這不是能輕輕鬆鬆讀完的文字——我這麼說，希望不至於會讓一些讀者打退堂鼓吧？但是如果我不指出這部書的沉重，我就是在對你、也對讀者撒謊了。
　　通常人們對閱讀小說的心理預期是什麼？許多人可能會不假思索地說：審美呀！
　　沒錯，除了消遣解悶，我們期待着撲進眼帘的是作者精心結撰的優美文字：辭彙的光彩，句式的韻致，每個字如精雕細鑿的鑽石，每段話又如隨物賦形的流泉；讀者更期待沿着作者設置的文字坐標，被一步步帶領到以人物、景物、意象等等建構的第二時空中巡禮、流連，見識廣闊的社會層面，探知精微的人心褶皺，從而喚起形象思維，產生情感共鳴，使自己的心靈得到愉悅、淨化和升華，用更富感性的方式理解世界與命運……
　　但是，你這位自稱的“野生作家”，捧出的作品集，讀者迎頭撞上的是什麼？
　　讀你的小說，與其說是“審美”，不如說是“審丑”，“審慘”，“審惡”，“審假”——
　　就從開卷第一篇《小姐妹》這篇小說中舉例吧：

　　牛車剛剛經過，香香指着尾巴翹起，肛門撐開，拉出一團又一團糞的牛勾子。新鮮的牛糞濕呼呼地落在地上，還冒着一些白氣，距離我們不到兩尺遠。我真希望牛勾子裡拉出的那幾團是我媽剛剛蒸出鍋的玉米麵發糕，燙得手裡捧不住。
　　“姐，玉米！牛屎里有玉米哩！”
　　娃娃的眼睛是針尖尖。香香掙脫我的手，興奮得小跑起來，幾乎是撲向那一堆牛糞，甚怕誰給搶着去了。她遠遠地就看見牛糞里混雜着沒有消化的玉米粒，完整的玉米粒，金子一樣誘人。香香蹲下來，兩隻手就在牛糞里摳，摳出一顆往嘴裡送一顆，摳出一顆往嘴裡送一顆。我沒有遲疑一下，像香香一樣硌蹴下來，在還溫熱的牛糞上摳出一顆往嘴裡送一顆，摳出一顆往嘴裡送一顆。香香的手很快，我的手更快，香香害怕我摳多了，她吃不上。我害怕香香摳多了，我吃不上。

　　這寫的是什麼？莊戶人一對餓極了的小姐妹，爭着搶着，從牛糞中摳出牛沒有完全消化的玉米粒，摳出一顆，就忙不迭地往自己嘴裡塞一顆！
　　解決了溫飽、實現了小康的當代人，不敢站上體重磅秤、為腰帶撐到最後一個孔而煩惱的當代人，讀這樣的描寫，難以理解、難以想象，更難以置信。
　　嚴酷得讓人咋舌、衝擊甚至突破讀者心理忍受閾值下限的文字，與任何“魔幻主義”“黑色幽默”無緣。
　　類似這樣的文字，每一篇都有。這不，隨手一翻，《甘谷尕娃娃》中寫大人孩子只能“吃牲口都咽不下去的”蕎麥皮玉米芯，屎硬得像鐵豆子，只能用手指伸進肛門“一點一點往外摳”，以致餓殍遍地之際，不少人竟是脹死的……
　　這樣的小說，是否兒童不宜？是否過敏體質不宜？是否潔癖者不宜？
　　你是一位恐怖小說家嗎？雖然筆下世界並沒有超自然的惡魔厲鬼，卻聚攏比恐怖小說還要恐怖的氛圍；你是一位災難小說家嗎？雖然並不展示災難的駭人全景，卻從日常事物的微觀上，對我們一一指點災難的猙獰面相……

　　斷想之二

　　不，你的小說並沒有嚇退我。真實，對我有強大的吸引力。
　　真實是我們這些讀書人，經常提起的一個話題，連帶着也會討論實錄與虛構的界限。
　　在美國圖書館中，fiction（虛構）和non-fiction（非虛構）兩大類圖書分得清清楚楚。這個區別中國人也不難懂，那就是《三國演義》與《三國志》的區別，前者是羅貫中創作的通俗小說，後者是陳壽撰述的歷史專著。
　　到了當代中國，增加了一個因素：政治權力。情況就複雜許多，我們看到了兩種相反的現象：一種，明明是紀實，偏說是虛構；另一種，明明有虛構，偏說是紀實。
　　前者，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是：作家楊顯惠調查甘肅夾邊溝近三千勞教人員（多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餓死大半的悲劇，一步一個腳印地採訪倖存者和死者家屬，如實寫下他們受到非人折磨、走向死亡的經歷。但他的第一篇文稿，在《上海文學》2000年7月號上發表，放在小說欄目；此後每月一篇，結集為《夾邊溝記事》，也標為“小說集”。原因是不言而喻的：良知不允許作者與編者視而不見、緘口不言，但是這樣血淋淋地撕開毛澤東時代的巨大傷口，又政治風險極大。他們不得不披上“小說”這件斗篷來掩護，增加一點安全係數。楊顯惠說：若標明“是紀實文學、報告文學，壓根兒沒法發表。寫成小說，編輯發的時候膽子就大了”。
　　後者，明明有虛構，偏說都屬實，例子就太多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報告文學蔚為大觀，無不強調“真人真事”，“完整披露真相”，“作者回憶親歷”“當事人坦承內情”……紀實類書籍銷售量遠遠高出小說類，令作家們紛紛順應市場，打起“真實”這樣的招牌，讓讀者心甘情願地掏腰包，其實，唉，此類書中充滿了“合理想象”——“合”什麼“理”？你懂的。
　　簡而言之：
　　明明是紀實，偏說是虛構，主要為避開政治權力的鉗制，尋找監控稍微鬆動的縫隙；
　　明明有虛構，偏說都屬實，主要為迎合市場消費的喜好，貼近更有經濟效益的賣點。
　　而你的這部作品集，好就好在大大方方、實事求是地標出：它們是小說。你沒有必要用“紀實作品”來標榜，招徠讀者，也用不着以“虛構作品”的名義來規避中國大陸的政治風險，它們肯定不可能在當下的中國大陸出版。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過來人如我，才不管你標明是“小說”還是別的，讀你這些作品，我只感到：山是真山，水是真水，人是真人，窮是真窮，餓是真餓，呻吟是真呻吟，呼救是真呼救。

　　斷想之三

　　這些故事引起我注意的另一個特色，是荒誕。
　　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剛剛說了吸引我的是真實啊。
　　荒誕的真實，真實的荒誕。那個歲月就是這樣矛盾，將荒誕深深地摻和在真實之中。哪裡還需要運用“荒誕派”的先鋒手法，寫實地描寫，就向讀者呈現出了荒誕的面貌。
　　荒誕來自一組又一組驚心動魄的反差：官家口號與民間災情的反差，家人倫理與求生欲望的反差，報章衛星與幕後貓匿的反差，乃至基層掌權者驕橫與愚昧的反差，農民們勤勞終生與命運不幸的反差。
　　到火車站領回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當媳婦，“彩禮”就是兩個黑饃；孤兒兄弟倆挨家登門求人收養，年幼無知的弟弟卻比哥哥更搶手……細想一下，哪一個故事不荒誕！？《人販子張廣祿》，更堪稱荒誕的樣板：
　　張廣祿迫於生存壓力，把女兒丫丫送到幾百里外的陝西——其實就是賣到陝西，換了幾十斤玉米，想背回甘肅家裡磨成面，加上些榆樹皮、玉米芯面，就能讓老婆和兒子毛蛋一家三口對付上一個多月。不料，就在要檢票進站上火車的時候，被檢票員攔下了——

　　“好像是玉米嘛？”檢票員捏了捏口袋，口吻嚴肅地說：“同志，根據陝西省委的文件，任何私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攜帶小麥、玉米、穀子、豆類等雜糧出省，一旦發現，當即沒收。少量的批評教育……玉米，你不要想背出我陝西，陝西的糧食是給陝西人吃的，不是給甘肅人吃的。”檢票員一把拉下張廣祿背上的糧食口袋。
　　“同志，我求求你！求求你！行個好，讓我背回去。我天水老家遭了災了，地里沒有打下糧，沒有吃的。我婆娘娃都等着我回去，等這些糧食……”張廣祿急哭了，隔着鏡片都能看見他眼中的淚水，他不敢說自己的老父親老母親一夜就一起死了，不敢說村里一家一家的死絕戶了，不敢說甘谷的火車站上天天拉餓死的人，更不敢說這些玉米是用自己十二歲的丫頭換來的……“同志，這是救命糧啊！”
　　“呲——！”的一聲，玉米袋子被扯裂了，玉米一下子傾瀉而出，黃燦燦的散落一地……

　　幾十斤救命糧在火車站被哄搶一空，他還被收容了十多天。好不容易回到家，家門卻都大敞開，空無一人。本家嬸子告訴他：“你回來遲了，娘們倆逃活命去了。”
　　作者寫到這裡感嘆：“老天爺真會開玩笑”——這是多麼殘酷的玩笑！
　　我們這代人彼此回述、我們對後人談起大躍進歲月，往往重點放到“火紅年代”的荒誕無稽上，什麼“深翻三尺”、“狗肉湯澆地增加肥力”、“畝產十萬斤稻穀”，還有郭沫若、周揚主編的《紅旗歌謠》中那些所謂“革命浪漫主義民歌”：“稻堆堆得圓又圓，社員堆稻上了天，撕片白雲揩揩汗，湊上太陽吸袋煙”……
　　（你的文字喚起我的回憶：八九歲時隨父母回湖北鄂城老家，一片灰黃的歪歪倒倒的農舍土牆上，用石灰刷上白得耀眼的標語：“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懵懂的我，第一個念頭就是好滑稽！）
　　大躍進大饑荒確實太脫序出軌、太離情悖理，正常人乍一看去，必然先注意到其外在的戲劇性。然而，這雖是鬧劇，更是慘劇！你的小說，寫出偶然中的必然，寫出無常中的正常，讓我們啞然失笑的瞬間體驗到深入骨髓的悲涼哀痛。

　　斷想之四

　　記敘那個年代裡有名的無名的知識分子痛苦遭遇的書，已經出版了不少——當然，再多也不多，那個時代摧殘學人、毀滅文化的罪惡與苦難，罄竹難書，多多益善，沒個夠！
　　然而，展現那個年代裡中國底層農民悲慘命運、以“饑荒”為題材和主題的書，卻少之又少；這些書中，多是像李世華《共用的墓碑》那樣的回憶錄，而創作小說、無論長篇中篇短篇，數量很少——是這一群體、這一題材的難度，讓作家們躊躇再三嗎？而這些小說，無論莫言《紅高粱家族》、李銳《厚土》、朱曉平《桑樹坪紀事》，儘管不乏以地地道道、土生土長的農民為主角，卻都涵蓋百年滄桑，浩嘆數代悲劇；至於聚焦他們在慘烈之最、絕望之最的大饑荒中九死一生的經歷，恕我孤陋寡聞，我實在想不起來。
　　而這，正是你的小說不可取代的獨特價值所在：這是迄今唯一一本小說集，描寫大饑荒中“弱勢群體中的最弱勢群體”婦女和孩子逃荒求生，實在是太稀缺、太珍貴了！
　　你筆下的主人公身份各異：被“炒豆子”（一種農村人自創的酷刑）斗死在黎明前的農婦，千里扒車乞討求人收養的孤兒，到火車站前盤桓，夢想撿一個飢不擇食的異鄉女子當媳婦的光棍……還有名聲難聽卻被眾人感激的人口販子，受命“救援”婦女回原籍卻引發怨恨的工作組員。他們多屬於中國人數最多、地位最低的群體，都是大饑荒中的受難者，都是你的親人，你的長輩，你的鄉黨。你懷着熾熱的衝動，緊緊盯着他們深一腳淺一腳踉踉蹌蹌的步子、敲開的沒敲開的每一扇門。你的這些作品，不會混同於中文世界任何一位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它列在文壇，就填補了一項認知空白；它豎在圖書館，就撐起了一角記憶空間。

　　斷想之五

　　作為一位美國華人女作家，十多年前，你親身演繹了如何追尋真實。一年又一年，自費每年回到中國，前往甘肅、陝西農村和城鎮調研，先後出版過“大饑荒三部曲”的口述記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尋找逃荒婦女娃娃》《尋找人吃人罪證》，引起國內外讀者的廣泛關注，震驚了當時的我。
　　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你付出了多大犧牲。你笑言自己是“調研個體戶”，“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沒有團隊、沒有助手”，沒有向任何機構申請過項目經費，沒有向任何人開口求得經濟援助，不辭勞苦，不畏艱辛，跋山涉水，走鄉串戶，從汗水到汗水，從淚水到淚水。
　　這個調查採訪的課題本身，讓你面對的難度加倍：第一，如此敏感、揭瘡疤的課題，怎麼可能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幫助？他們不理睬、不過問，你就算燒高香了；第二，課題決定了你的調查對象絕大部分是文盲，表達能力受到很大限制；第三，大饑荒畢竟過去了半個世紀，即使是當年剛能紀事的孩子，現在也年過花甲，他們的記憶被歲月磨損得還剩多少？
　　你為什麼從一個文藝愛好者大步跨越到歷史記錄者？我記得你說過：因為你逃荒的母親給了你飢餓基因，一旦知道了身世，就激活了對苦難鄉親的愛，激活了追尋真相的決心！那段日子，你經常陷入悲傷、難過之中。但是，鄉親們的苦難，又給你無限的力量，讓你堅持寫下去：“我要和大饑荒受難鄉親一起受苦，我就當我餓死了，又活了，我要寫。……感謝上帝安排讓我做這份‘苦差’！”
　　三部口述歷史，凝聚了你的汗水，更沉澱了大饑荒受難者、倖存者的血淚，為探尋、反思半個世紀前中國大地上那場駭人聽聞的慘劇，增添了實實在在的證據。

　　斷想之六

　　事過十來年，你為什麼又從一個歷史記錄者，跨越到小說作家？
　　一目了然的原因，是撞上不可抗的障礙，再回大陸繼續調查已經不可能。你不得已才揚長避短，轉而在豐富素材的基礎上寫作小說。
　　僅僅是這些原因嗎？大千世界，可寫的題材成千上萬啊，為什麼你還是固執於大饑荒？
　　你的這一步跨越，有跡可循。在投入口述實錄的階段，你就說過：“（楊繼繩等學者）他們從宏觀上披露和研究，我是從對一個個的個體生命的關注着手，不研究數字、百分比等等。我要寫出一個人、一個婦女、一個家庭在大饑荒中的遭遇、經歷、心理歷程--不只是吃或者死。我是寫'人'，寫他們的痛苦、感情、血淚。”

　　當一個小孩伸出小手說：“媽，我餓得很，我要吃饃。”可母親給不了，眼看着孩子活活餓死……我就想，我也是一個母親，我怎麼辦？人間最悲慘的事，莫過於一個母親親眼看見自己的孩子被活活餓死！(《依娃答記者問》)

　　你道出的正是藝術創作的鐵律啊：關注人，關注個體，關注人的情感和人際關係。從投身口述實錄轉到創作小說，正是水到渠成！
　　真實，並非文藝作品的優質證，卻是文藝創作的及格線。從紀實到虛構，我看到了你摸索、探尋這二者不同和相通的可貴努力，一以貫之的，還是你的初衷：要探究真實，要升級真實——從事件的真實轉移到人物的真實，從歷史的真實伸延到心靈的真實，從生活的真實升華到藝術的真實。

　　斷想之七

　　不知道你會不會慶幸：推出這麼一部小說集之前十年，就先出版了三冊沉甸甸的口述紀實？如果沒有"大饑荒三部曲"墊底，可想而知，那些硬是閉着眼睛咬定“大饑荒是境外反動勢力造謠”的人，會怎麼煽動對那場慘烈災難半信半疑的讀者，朝這部小說集潑髒水了！
　　一些人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想象那個“烏托邦”沒有貧富不均，沒有貪官惡吏，沒有特權霸道，只有一大二公的優越性、集體勞動的歡笑聲。他們真是大錯特錯！苦難不過被時間和官方描繪加載了濾鏡、打上了柔光。真實的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被有良知的學者恰如其分地稱作“農奴制度”，而六十年前的大躍進-大饑荒年代，更是連求做農奴都不可得的年代。
　　把魯迅的告誡銘刻於心吧：“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斷想之八

　　2024年布克獎得主、英國作家薩曼莎·哈維（Samantha Harvey），在其一部紀實作品中，提到了皮拉罕人——生活在巴西的一個部族，被稱作“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們只活在當下，每人都只關注自己親身經歷和目擊的事件。他們的語言沒有過去時態和將來時態，描寫時間的詞語少得可憐——他們幸福的“秘訣”，原來就是不理會歷史。
　　我們願意這樣嗎？我們應該這樣嗎？我相信你絕對不願意，我也絕對認為不應該！隔絕歷史（且不說是否真做得到），固然過去的痛苦不再埋進現在，成為不時發作的病灶，也不會成為影響未來的隱患；然而過去的經驗教訓也就不會成為現實的鏡子，更不可能指引一代又一代人，避開覆轍，繞開陷阱。
　　皮拉罕人那種幸福，我們是不需要的。我們需要記憶的痛苦、智慧的痛苦——那也就是"真實"的痛苦。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希望大家都來讀一讀你的《走陝西》，都來跟着依娃的筆走陝西，哪怕走來沉重。這是大饑荒受難者的血淚凝成的沉甸甸的警號：永遠不要讓遠去的那個噩夢，死灰復燃；永遠不要讓我們的後代“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再次踏上飢餓與死亡的逃荒路。

　　《走陝西》封面上的人物之一牛俊娣近照，時年87歲。


　　近期與相關文章：

　　譯者眼中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作家，戴上了諾貝爾文學獎桂冠
　　她把毛澤東時代的苦難告訴世界
　　專訪大饑荒調研者依娃的開場白和結束語
　　想起電視劇里說的：“你爺爺一失誤，我爺爺就要飯”
　　川普起訴媒體、天價索賠，算不算打壓新聞自由？
　　狂熱分子，極左和極右本是同一種人
　　這一場白宮晚宴可能影響美國未來，值得詳加解讀
　　介紹孫立平兩篇短文：瘮人危機前景下的“哄你玩”
　　訂正一個民間失實之辭也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閱兵就閱兵吧，怎好意思說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中國的左右之爭與西方的左右之爭不是一回事
　　川普治國：美國的自由市場體系正被強扭向國家資本主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