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路徑的張力，構成了中國現代化探索的基本圖式：革命派追求“畢其功於一役”的整體解決方案，改良派則信奉“日拱一卒”的漸進積累；前者相信制度先於素質，後者堅持素質先於制度；前者寄望於政權的強制力量，後者依賴於社會的有機生長


　　老高按：中國學者笑蜀，人們不陌生。半年前，去年8月，我曾在我的博客上介紹他的新作《最可怕的是極端，不是左右——關於2024美國大選的斷想》，他的看法我深感認同。今天我介紹他的另一篇文章《心智基建：接續百年改良先輩的未竟之路》，“改良”也是我想了很長時間的問題。
　　這裡再重覆一下對他的介紹——
　　1999年，笑蜀編了一本《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輯錄了中共奪取政權前發布的各種支持自由民主人權的言論，包括1941至1946年《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媒體的社論、文章，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領袖的講話、評論，內容是抨擊“一黨專政”，向全國人民信誓旦旦：這是我們中共的追求目標。
　　許多人相信，中共這一承諾，是中共建政一個重要的合法性來源。
　　笑蜀為何推出《歷史的先聲》，提醒民眾半個世紀前中共的承諾？“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時任中共意識形態沙皇的中宣部長丁關根，明察秋毫，嚴辭斥責，全國查禁。雖然十多年後，2013年，在雖已回歸但還沒有被中共完全掌控的香港再版，但在國內就基本絕跡了。好在近年來自媒體興起之後，此書時見流傳，給學人與民眾提供由中共自己鍛造的思想武器，“打着紅旗反紅旗”。
　　我見過笑蜀多次。他到普林斯頓大學當訪問學者，成天泡在東亞圖書館查閱、搜集資料。我去查資料時幾次見到他。不敢打擾，簡單寒暄幾句，沒有深談。


　　心智基建：接續百年改良先輩的未竟之路

　　笑蜀，FT中文網，2026年2月12日


　　張謇、盧作孚、晏陽初、梁漱溟等人照亮的道路，那條通過耐心、細緻、尊重個體的社會改良來夯實文明根基的道路，其價值在今天愈發清晰。

　　FT中文網刊發此文時配發的圖片。

　　一、歷史雙軌：激進與改良的現代化路徑分野

　　中國現代化進程猶如一條雙軌鐵路，一條軌道上行駛着孫中山式的革命列車，以雷霆萬鈞之勢試圖碾碎一切舊有結構；另一條軌道上則緩行着張謇、盧作孚、晏陽初、梁漱溟等人的改良列車，以細水長流之態浸潤社會肌理。這兩種路徑的選擇，源於對中國國民素質——這一現代化根本制約因素——截然不同的診斷與處方。
　　目睹“普遍愚昧”的國民現實，孫中山提出了著名的“訓政”理論。他認為，中國國民如“初生之嬰兒”，而革命黨人如“產此嬰兒之母”，必須經過一段“保養、教育”的訓政時期，方能預備實行憲政。這一思路隱含着一個邏輯悖論：以不民主的手段訓練民主，以強制的方式培育自由。革命派相信，政權力量可以像雕塑泥土般塑造國民性，通過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和政治動員，完成國民素質的跨越式提升。歷史證明，這種宏大敘事的改造工程雖能迅速改變社會表層結構，卻不可能深入文化心理底層。
　　與此同時，另一批知識精英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張謇在南通推進的“實業-教育-慈善”三位一體實踐，盧作孚在北碚開展的鄉村建設實驗，晏陽初在定縣推行的平民教育運動，梁漱溟在鄒平嘗試的鄉村自治改革——這些分散於中國大地的改良火種，共享一個核心理念：社會發展存在一個關鍵的“心智閾值”，沒有相當比例的公民達到“自我創造”的心智複雜度，任何制度移植都將水土不服。他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從宏大的國家敘事轉向微觀的個體成長，從政治革命轉向心智革命。
　　這兩種路徑的張力，構成了中國現代化探索的基本圖式。革命派追求“畢其功於一役”的整體解決方案，改良派則信奉“日拱一卒”的漸進積累；前者相信制度先於素質，後者堅持素質先於制度；前者寄望於政權的強制力量，後者依賴於社會的有機生長。這場關於中國現代化根本路徑的論爭，至今仍在以不同形式延續。

　　二、心智閾值：民主制度背後的公民複雜度

　　“心智閾值”這一概念，猶如一道無形之門，將形式上的制度與實質上的運作分隔開來。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的實踐中發現，文盲率高達80％的農村，不僅缺乏現代生產技能，更缺乏基本的公民素養。他將“愚、貧、弱、私”歸納為中國鄉村的四大痼疾。其“四大教育”（文藝、生計、衛生、公民）並非簡單的慈善，而是一套系統的心智與生活再造工藝。通過識字班、合作社、衛生網和公民訓練，他試圖將分散、被動的農民，轉化為具有自我組織能力和公共意識的現代公民胚芽。
　　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指出，中國問題的解決“非從鄉村自治入手不可”，而鄉村自治的前提是農民“自覺心的啟發”。他試圖將儒家倫理與現代自治相結合，通過“村學—鄉學”體系，把抽象的“禮俗”轉化為可執行、可審計的日常治理程序，在共同體層面重建理性協商的“心智習慣”。
　　張謇與盧作孚則從實業與城市治理切入。張謇在南通打造的，不僅僅是一個工業體系，還是一個“實業—教育—公益”三位一體的區域性現代文明孵化器。盧作孚的北碚實驗更具象徵意義。他明確拒絕為反對而反對，為破壞而破壞，主張“以建設之力為破壞之前鋒”，為此不僅創辦學校、圖書館、博物館，還建設公園、運動場、醫院，甚至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辦科學院——中國西部科學院。在盧作孚看來，現代化不只是工廠的煙囪和鐵路的延伸，更是“人的現代化”：“今天中國什麼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訓練的人，所以根本在先解決人的問題，解決人的訓練問題。”但百年樹人，急不得，於是強調“微生物革命”，認為社會進步應該是無數微小改良的累積。這既跟波普爾社會零星工程的理論暗合，更與北歐國家的教化傳統驚人地相似——他們都相信，真正的社會變革必須從改變人的心智結構和行為習慣開始。
　　改良派的共同邏輯是：經濟發展與心智開發必須同步，物質基礎的改善必須伴隨人格與認知的升維。他們相信，現代化不是一場可以強行降臨的暴雨，而是一場需要深耕細作的農事——必須耐心培育土壤中的每一顆種子。於是，百年中國展開了兩條路徑的競賽，一條如狂風驟雨，追求速效的整體變革；一條如潤物細雨，致力於微觀的漸進積累。它們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舞台上並行、交織，最終迎來了殊途同歸的命運。

　　三、未竟的耕耘：改良派為何湮沒於時代風暴

　　平心而論，溫和改良派並非空想家，他們在局部創造了令人驚嘆的成就。定縣在十年間構建了覆蓋數十萬人的平民教育與社會改造網絡；鄒平的鄉村自治實驗展現出了文化重建的獨特韌性；南通與北碚則成為享譽海內的“模範縣”與“模範鎮”。這些成就證明，通過系統、耐心的“社會工藝”，提升國民心智、建設現代文明是可能的。
　　然而，他們的道路終究被時代的風暴徹底打斷。究其根源，在於他們所處的歷史場域，與北歐那種允許社會緩慢、自主演化的包容環境截然不同。
　　首先，是時間的匱乏。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深陷於帝國崩潰、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全面危機之中。救亡圖存的急迫性壓倒了一切。“啟蒙”需要從容的時間，而歷史給予中國的，卻是一個又一個“最後關頭”。晏陽初們需要數代人的接力，而國家面臨的卻是存亡絕續的即時威脅。在“生存還是毀滅”的命題前，精細的社會刺繡工藝，不得不讓位於粗暴的政治外科手術。
　　其次，是結構的枷鎖。改良派實驗大多避開土地所有制這一根本問題。無論定縣還是鄒平，其合作化努力都在高度租佃化的生產關係面前舉步維艱。梁漱溟本人也清醒意識到，不觸動地權，任何鄉村建設都如沙上築塔。然而，徹底的土地改革容易引爆劇烈的社會革命，這恰恰是他們試圖以改良繞開的路徑。他們被困在了一個悖論里：不改造深層經濟結構，心智啟蒙難以紮根；而改造經濟結構，又可能引爆他們竭力避免的激進革命。改良的道路，因而被鎖死在這一結構性的兩難之間。
　　再者，是國家能力的缺失與後來的全能化。清末民初，國家政權衰微，無力為民間實驗提供制度性保障與資源支持，這是改良派得以自主探索的前提。然而，這種自主性也意味着脆弱。抗戰爆發，實驗區頃刻瓦解。後來的新政權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與整合能力，其建設模式是高度集中的、政治掛帥的。原有的民間社會網絡、自治實踐與漸進改良邏輯，被視作不合時宜甚至是顛覆性的，從而被吸納、改造或消解於國家主導的宏大敘事之中。
　　最終，溫和改良派的湮沒，並非理念的失敗，而是歷史語境的選擇。在“總體性危機”面前，社會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迅速集結力量、達成最低限度整合的“解決方案”。激進革命以其目標的鮮明、手段的徹底、組織的嚴密，提供了這樣一種方案。而細膩、多元、漸進的社會改良，因其緩慢和局部性，在生死存亡的競賽中失去了吸引力。這不是思想與思想的較量，而是時代條件對道路的篩選。

　　四、循環的迷思：激進路徑的代價與未解的困局

　　然而，改良固然失敗，但激進革命也並未成功——歷史並未在激進革命者當權之後，賜予中國一條通往現代性的一勞永逸的捷徑。孫中山設想的“訓政”未能如願培養出成熟的公民，反而在複雜的政治實踐中，常常異化為新的和更高級的威權形態。更深遠的是，革命本身所蘊含的“破舊立新”的絕對化思維，與持續的社會、文化、心智改造所需要的包容性、實驗性和耐心，存在着深刻的張力。
　　暴力革命能夠摧毀舊制度的硬件，卻並不能迅速安裝並運行新制度的軟件——尤其是國民心智這一最底層的操作系統。它可以動用國家力量掃除文盲，卻難以輕易培育理性批判精神；可以灌輸新的意識形態，卻難以內生穩定的權利與責任意識。當革命褪去其神聖光環，人們發現，許多古老的幽靈——專制主義、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人情社會——改頭換面後重新歸來。激進的“整體解決”方案，恰恰可能因為斬斷了社會有機演化的脈絡，而製造出新的斷層。
　　百年輪迴，今天我們似乎又回到了某種“原點”。經濟的飛躍有目共睹，但國民素質，尤其是公共理性、法治精神、科學素養與道德底線的缺失，依然構成現代化進程中最頑固的“軟阻力”。網絡空間的非理性喧囂、公共事務中的信任匱乏、創新文化土壤的貧瘠，無不指向那個曾被晏陽初、梁漱溟們深切憂慮的“心智閾值”問題。我們建立了宏偉的大廈，但其地基之下的心智土壤，是否已得到同步的、堅實的演化？
　　顯然，暴力革命的老路今天不應、也難於重啟。它所帶來的巨大社會成本與歷史創傷，以及對漸進積累的文明因子的破壞，已是深刻教訓。那麼，我們是否已經困在歷史的夾縫之中？激進之路已證其弊，改良之途率遭中斷，那麼吾國吾民的出路到底在哪？

　　五、接續火種：新時代“心智基建”的叩問

　　正是在這樣的困局與反思中，那段被中斷的改良傳統，以及遠方的北歐教化經驗，重新煥發出啟示性的光芒。它們共同指向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真理：國家的現代化，根本上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無法僅靠自上而下的革命或訓政來完成，它必須依賴於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細雨潤物般的長期“心智基建”，即盧作孚所主張的“微生物革命”。
　　北歐諸國（如丹麥、瑞典）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和平轉型期，通過廣泛的民眾高等教育、合作社運動、成人教育與公民社團活動，成功提升了整體國民的理性素養、組織能力與協作精神，為後來的福利國家與穩定民主奠定了深厚的公民社會基礎。它不是推倒重來，而是一場漫長、自覺的“國民啟蒙運動”，其核心是將知識、技能與公民權利意識，像毛細血管一樣滲透到每一個個體。這與張謇的“實業教育並重”、晏陽初的“四大教育聯鎖”、盧作孚的“現代化建設與人的改造同步”，形成了跨時空的深刻呼應。
　　今天，接續這份未竟的事業，開啟新時代的“心智基建”，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大哉問”。這絕非簡單地回歸民國社會建設的形式，而是要在全新的歷史與技術條件下，重拾其核心精神：
　　首先，從“宏大敘事”回到“微觀實踐”。心智的成長發生於具體的、可感知的生活世界。它需要的是更多的“定縣實驗”、“北碚模型”——在社區、學校、企業、網絡社群中，創建那些能夠訓練理性對話、公共協商、合作解決問題的“微型公共領域”。它重視的不是口號，而是可重複、可審計的協作程序（如羅伯特議事規則），是讓公民在處理共同事務中學習權利與責任。
　　其次，從“政治灌輸”轉向“全人教育”。新時代的“心智基建”，必須超越功利性的技能培訓，邁向涵蓋科學理性、人文素養、倫理自覺與審美能力的“全人教育”。它需要將梁啓超所說的“新民”、晏陽初所說的“公民”、盧作孚所說的“公共理想”，真正落實為教育體系與社會薰陶的核心目標，培養能夠進行複雜思考、具有誠信、同理心與責任感的健全個體。
　　再次，從“國家主導”到“社會共育”。政府固然責無旁貸，但“心智基建”的真正活力源於廣闊的社會領域。企業、媒體、公益組織、文化機構、網絡平台，都應成為公民素養的培育者。鼓勵類似“百年職校”這樣專注於底層青年心智與技能發展的社會創新，支持旨在提升科學素養與批判性思維的科普與媒體項目，讓社會自身煥發教育的力量。
　　最後，擁抱技術，但捍衛人的主體性。數字技術為大規模、個性化的學習與連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然而，必須警惕技術對人的異化與思維淺薄化的助推。新時代的心智建設，要善於利用技術擴大啟蒙的廣度與效率，但同時必須牢牢錨定人的理性、尊嚴與創造性這一根本目的。
　　歷史沒有終結，只是換了一個考場。張謇、盧作孚、晏陽初、梁漱溟等人手中的油燈，或許曾在狂風中熄滅，但他們照亮的道路——那條通過耐心、細緻、尊重個體的社會改良來夯實文明根基的道路——其價值在今天愈發清晰。重啟“心智基建”，不是懷舊，而是面向未來的必需。它要求我們以更大的智慧與耐心，將中斷的線索重新接起，將理性的火種播撒於更廣闊的心田。這或許是一場比經濟崛起更為漫長和艱難的旅程，但也是一個偉大文明真正走向成熟的必修課。在這條路上，我們沒有狂風暴雨的捷徑可走，唯有依靠那細雨潤物的、堅韌的、持續不絕的耕耘。
　　（《北歐秘訣》，雷娜•瑞秋•安徒生著，麥客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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