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複雜社會中做正確選擇越來越難。這是智商問題、制度問題，也是進化問題。史上曾高度發展的諸多文明為何崩潰？真正原因在於：一個社會再也“想”不出辦法來解決面臨的問題。有人問薩拉馬戈為什麼會寫冷酷作品《失明症漫記》？他說，“雖然我活得很好，但這個世界卻不好。”
這個世界不好，我怎樣努力活得很好
《伐林追問》第54期，2020年2月3日首播
◆高伐林
新型冠狀肺炎危機之下，2020年的春節假期也被迫不斷延長。上個星期網上就流傳段子說，前天一覺醒來，假期還有5天；昨天一覺醒來，假期還有7天；今天一覺醒來，假期還有13天！
假期長，日子並不好過，因為不能出外，只能窩在住所：恐懼，惶惑，孤獨，無奈，也無聊……許多人身心交瘁。只能靠手機賴在社群媒體上，編段子傳段子讀段子，也是閒極無聊、苦中作樂而已。
不想要也得要的假期，如何利用？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徐瑾出主意說：這個時候看點書，也許可以讓你轉移注意力，放鬆神經。畢竟，恐懼很多時候在於無知，閱讀往往可以讓人鎮定。這段時間不少學者推薦不少書，讓我很有收穫。徐瑾給大家推薦了三本書：
美國學者麗貝卡•D•科斯塔的《守夜人的鐘聲：我們時代的危機和出路》
葡萄牙作家、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失明症漫記》
法國作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的《鼠疫》。
我們就來談談這三本書。
美國社會生物學家麗貝卡•D•科斯塔（1955～）。
今年65歲的科斯塔是美國社會生物學家，在日本東京長大，越戰時期住在老撾首都萬象，跨文化的經歷薰陶使得她具有全景視野。從硅谷的事業中急流勇退後，用了六年時間研究和寫作，對當今世界大勢和新潮提出了一種進化論解釋。《守夜人的鐘聲：我們時代的危機和出路》，這個標題據說很容易被類似的標題埋沒，但徐瑾稱讚全書犀利，節奏流暢，富於洞見。
《守夜人的鐘聲：我們時代的危機和出路》中文版。
《守夜人的鐘聲：我們時代的危機和出路》英文原著封面。
面對極端情況，一個城市一個社會如何反應，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們身處一個日益複雜社會，面臨多個選項，要做出正確選擇，越來越難。這是智商問題、制度問題，也是進化問題。科斯塔研究複雜社會的崩潰之謎。歷史上，曾經高度發展的瑪雅文明、羅馬帝國、高棉文明，為何走向危機？原因很多，科斯塔認為文明崩潰的真正原因在於：一個社會再也“想”不出辦法，來解決其面臨的問題。她把這種現象叫作“認知門檻”：“一旦社會遭遇了這個認知門檻，人們就開始將尚未解決的問題留給下一代，直到一個或幾個這樣的問題最終把文明推到盡頭。”
從進化角度看，認知門檻也是一種進化障礙。人類大腦落後於自身製造出來的信息與變化，無法跟上當前社會推進的各種節奏。這本書我沒有讀過，剛才的介紹，主要是以徐瑾的推薦為線索，這本書我很感興趣，我會找來好好讀一讀。
前幾天我在節目中介紹了21世紀中國作家三本反映瘟疫的小說，而徐瑾介紹的另外兩本書，是上個世紀西方作家的兩本反映瘟疫的經典文學作品。
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1922～2010）。
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的《失明症漫記》是一本很好看也很有深度的小說。薩拉馬戈比麗貝卡·科斯塔要大一輩，他1922年出生，1969年加入葡萄牙共產黨。要介紹他的一生和思想，我這裡不妨念一下他2010年6月去世之後，關於他的一篇訃告：“他反對過軍政府，反對獨裁，反對教會，反對美國對古巴的封鎖，反對布什和布萊爾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占領，反對任何政府對任何文學作品的任何審查，反對偽善的和吃人的資本主義，反對全球化，斥之為新極權主義和跨國公司控制下當代民主的失敗，因此後半生爭議不斷。”
他的墓志銘也非常醒目：“這裡安躺着一個憤怒的人。”
薩拉馬戈的《失明症漫記》寫得很殘酷。他筆下的失明症，是一種傳染病，傳上誰，誰就瞎了眼，這是一種白色失明症，“整個視野白茫茫一片，仿佛眼球被泡在牛奶里”。
《失明症漫記》中文版
一開始，政府毫不猶豫地決意隱瞞，稱其為“白眼病”，並將所有失明者關進破舊的精神病院，以恐怖和暴力手段嚴加管控。人們不知道這個病的傳染源、傳染途徑是什麼，在惶惶不可終日中，看得見的人被明天醒來不知能否看見的恐懼折磨，失明者在無盡的白茫茫中苦苦掙扎直至被絕望打敗。
在這個社會，我們原本依賴的道德、法律和社會制度的作用變得越來越微弱。全世界都失明了，此時金錢和權力權發揮不了任何作用。手持武器占有食物，掌握資源分配的大權便能奴役整個世界，蠻橫的人隨意霸占別人的房子，隨意糟踐別人的妻子，屍橫遍野。隨地大小便，隨時發泄獸慾，放任髒亂與醜陋，放棄尊嚴和自律，盡情展現人性醜惡面，反正沒人能看見，也就都不再放在心上，如流浪狗似的在垃圾場一樣充滿惡臭的城市裡，尋覓一切能填飽肚子的食物。
書中寫得分外冷酷的一部分，是那些強壯的持槍男人組成的統治者，不僅要求臣民交出錢財來換得食物，還得貢獻出女人來換取食物。失明者們又一次打破道德底線，同意獻上女人；許多女人自願去那裡，用她們的身體換取食物，讓自己活下去，也養活家人。
由《失明症漫記》改編的電影《盲流感》被2008年戛納電影節選為開幕影片。
無政府狀態導致暴力成為籠罩一切的主旋律。而且強弱異位：在正常社會中，盲人本來是弱者，但他有聽覺優勢，在大家都失明的新環境中，他反而成了強者，多年被同情、被貶斥導致內心扭曲，得到了機會之後，便對他人施暴。
書中閃爍人性光芒的主角，是醫生的太太，在相繼失明的人中，只有她未被傳染，但為了陪伴失明的丈夫，她假稱染病，成了盲人世界裡唯一看得見的人。但她也遭遇了暴力。
《失明症漫記》當然是個想象的故事，卻用文學的力量讓人們看到平時看不到的真實，作家銳利地向人們展示世界和人們內心的一切黑暗。有人問薩拉馬戈，你為什麼會寫這樣一部冷酷的作品？他說，“雖然我活得很好，但這個世界卻不好。”
阿爾貝•加繆（1913～1960）
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鼠疫》，名氣更大，提起瘟疫，多數人頭腦中的第一本書，往往就是《鼠疫》，無論有沒有讀過。
加繆比薩拉馬戈大9歲，但還是可以算同代人，不過薩拉馬戈活到了21世紀，加繆是在46歲上去世，那是1960年，死於車禍，開車撞到了路邊的樹上。
法國總統薩科齊有意將加繆的墳遷移進先賢祠，可是加繆的兒子反對，認為他父親一生反對虛名，不會接受搬進先賢祠受人膜拜。
法國小鎮維勒布勒萬的阿爾貝·加繆車禍紀念碑。
薩拉馬戈和加繆都可以說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刻影響，薩拉馬戈是中年加入共產黨，而加繆早在22歲時，那是1935年，他就加入法國共產黨。不過他在二戰以後與薩特等左派知識分子決裂，堅決反對馬克思主義。
加繆的父親在1914年大戰時陣亡，隨母親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外祖母家，生活極為艱難。加繆靠獎學金讀完中學，又以半工半讀方式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繆參加了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地下抵抗運動，主要是通過編輯出版報紙進行宣傳。19歲就發表作品，寫小說、寫散文、也寫劇本，也寫哲學和思想隨筆，29歲發表長篇小說《局外人》而成名，34歲發表的《鼠疫》更得到很高評價，十年後，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是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
《鼠疫》（La Peste）英文版。
加繆在他的作品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他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自由人道主義道路；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使他在二戰之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並最終在全世界成為他那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導師。
《鼠疫》中文版之一。
《鼠疫》被視作加繆的代表作之一。內容講述阿爾及利亞的奧蘭突如其來發生瘟疫，讓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無知，掩飾諉過，甚至想利用災難來獲取利益，原來過着萎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憑着黑市門路，為大家帶來各種違禁品，成為了城中的風雲人物；小百姓恐慌無助、自私貪婪，過着頹廢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鎖，無人能夠自由進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親朋好友，一位到城公幹的記者，被迫過着無親無友的生活，只有寄望參與志願隊消磨時間。主角里厄是位醫師，妻子遠在療養院，生死未卜，他與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挺身而出救助病人。
對這部小說，很多人願意從加繆寫作的真實背景解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身在法國南部的加繆無法與親人通信，從而陷入孤獨和對法西斯的憎恨中，於是，鼠疫成了法西斯的隱喻。然而，如果忽略這一真實的歷史背景，把“鼠疫”看做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困境，那麼《鼠疫》會因其對困境中人性的深入觀察以及塑造的絕望中人類抱團取暖的真情，而具有更廣泛普遍的價值。
《鼠疫》這一中文版突出作者是“存在主義文學巨匠，‘荒誕哲學’先鋒代表”。
在《鼠疫》中，加繆表現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着沒有意義。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批判存在主義，西方文學史家仍然把他列為存在主義流派的作家。《鼠疫》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絕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決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在力抗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病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
《鼠疫》這一中文版上標有“孩子們必讀的諾貝爾文學經典”，被當成少兒讀物介紹。
面對鼠疫這一極限境遇，《鼠疫》中的不同人物——醫生里厄、志願者塔魯、神甫、小職員及罪犯等紛紛做出了選擇。在加繆心目中，里厄與塔魯是小說中真正重要的兩個人物。里厄自始至終沒日沒夜地救治病人；塔魯則積極奔走，建立衛生防疫志願組織。兩人都為反抗鼠疫付出了沉重代價，里厄不停地奔忙，以致在妻子臨死之前都無法與其見面，塔魯則因染上鼠疫而獻出了生命。
這部小說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小說中貫穿着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鼠疫》多次被搬上銀幕和熒屏。
加繆的《鼠疫》無疑比《失明症漫記》要積極、樂觀一些。所描寫的“鼠疫”不僅僅是戰爭，而且也是人類過去曾經經歷、現在正在面對、甚至將來仍舊無法倖免的各種災難的象徵和縮影。它警醒人類：威脅着人類幸福和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人們沒有理由盲目樂觀自負，更沒有理由肆意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和精神家園。這一點，我想今天我們大家可能感受更深：現在回想一年多以前中國朝野那種“厲害了我的國”的喧囂，回想胡鞍鋼等一批學者宣稱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甚至鼓譟習近平思想對全球的主導意義等等，如何讓國人狂喜，是不是覺得就像一出荒誕鬧劇？
在新冠肺炎危機下讀這幾本書，除了文學的滋養，我們可以反思不少問題。《鼠疫》人物有句話，適合共勉：“每個人身上都有鼠疫，因為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是的，沒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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