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調到中央後在報上電視上偶爾露面，人們說他與從山西提拔上來的陳永貴“一對老西”，以為華也是跟陳一樣的“泥腿子”土包子，與高新科技、現代管理、國際經濟八竿子打不着。華國鋒到北京，抓什麼呢？想不到吧，趕着鴨子上架，辦洋務


　　鄧小平下令：不要再批華國鋒“洋躍進”了

　　《伐林追問》第47期，2020年1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華國鋒的印象不怎麼好。他那一口山西交城方言很難懂，七十年代初期他到中央工作，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國務院業務組是在文革前期為應付動亂、維持生產成立的，有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余秋里等人。華國鋒在報紙上、電視上偶爾亮相。恰恰那時另外有個從山西提拔上來的政治局委員兼副總理陳永貴，開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會用白毛巾包頭，着意向人顯示他保持農民本色，讀者觀眾就說：陳永貴和華國鋒，一對老西！老西，是對山西人的一種蔑稱。

　　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支部書記陳永貴被毛澤東選中，當中共政治局和國務院中的“農民代表”。

　　大概是受陳永貴印象的拖累，加上一口方言，人們往往以為華國鋒也是跟陳永貴一樣的“泥腿子”土包子，沒文化的大老粗，與高新科技、現代管理、國際經濟八竿子打不着。
　　要說文化水平不高，也沒說錯。中共除了第一代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文化水平比較高之外，到開國大典走上天安門城樓的那一代中共領導人，就沒幾個知識分子了，其學歷不是黃埔軍校、就是農民運動講習所，要不就是紅軍大學、抗大出來的。但是他們也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沒文化。我講過，王震在人們印象中就是門大炮，他自己說他是關公廟的耍大刀的周倉。但我1984年親耳聽他在一個與文藝界人士的對話會上即興發言，不光講文化第三產業，還大談起凱恩斯經濟理論，大出我的意外。了解華國鋒稍微深入一點，也讓我對他刮目相看。
　　華國鋒到北京，抓什麼呢？想不到吧，抓外貿——趕着鴨子上架，辦洋務了。
　　那是中國最閉關鎖國的年代，城鄉居民的吃飯穿衣基本需求一直處於非常緊張狀態。1971年夏季，毛澤東在杭州聽身邊服務員反映，為買一條“的確良”褲子，排隊很長時間，飽嘗千辛萬苦。他問周恩來：為什麼不能多生產一點？不要千辛萬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來說：我們沒有這個技術，還不能生產。毛澤東又問：能不能買技術？周恩來說：當然可以。周恩來抓住這個機會，找李先念、余秋里，要他們研究辦這件事。具體組織工作，落到從湖南剛調到中央工作的華國鋒頭上。

　　七十年代的中國人穿衣色彩單調，當時都要憑布票供應。

　　方茂寫的文章《華國鋒與對外開放》介紹了這一段：
　　華國鋒過去沒有管過外貿，他邊干邊學，依託國家計委，組織了輕工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商業部、外貿部會議，討論和調查，多次聽取匯報、提出意見、親自修改，1972年1月22日，華國鋒和李先念、紀登奎聯名向總理周恩來報送了國家計委報告，周恩來批示“擬同意”，呈報毛澤東。毛澤東圈閱批准。報告建議引進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4套、化肥設備2套，約需4億美元。由華國鋒、余秋里指示和布置，輕工業部和燃化部組成考察組，分別到西歐、日本考察兩個月，初步選擇引進對象，給國務院寫了進口化纖設備安排方案的請示報告，定了下來。
　　萬事開頭難。華國鋒領導這項引進工作要遇到多少麻煩事，我不細說了，就說一件事：這些先進設備在哪落戶？當時，中國正在進行以戰備為中心的三線建設，規定重要的新設備必須放在西南、西北地區，“靠山、分散、進洞”，對一些進口設備也要求這樣做。這就像荒誕劇：從國外進口新技術設備，按照合同規定，外國技術人員應當負責安裝調試，但是三線地區是保密的，只能讓他們待在上海等大城市。中國技術人員遇到棘手難題，千里跋涉到上海去詢問，再趕回三線地區去安裝，這樣往返多次。洋專家對此不解也不滿：中國人搞什麼名堂！

　　華國鋒（前右）與鄧小平。

　　華國鋒得知了這些怨言。他想去想來，又請示周恩來、李先念，做出重大決定，基本放棄在三線地區選址，要輕工業部和國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電部等組織工作組，到遼寧、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區實地考察廠址。經過比較，確定只把部分設備和企業放在大三線的四川，大部分放在沿海：上海市的金山衛，遼寧省的遼陽，天津市的北大港，等等。這就對國民經濟的戰略格局做了局部調整。
　　這次引進，着重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項目上，化肥和輕紡工業這兩方面用外匯占總額的50.7％，引進設備陸續投產後，中國人均紡織品年消費量從1965年19尺，提高到1978年的25尺，改革開放初期就取消了使用20多年的布票和棉花票。
　　1976年初風雲突變，“四人幫”猛烈攻擊這次對外引進，作為國務院代總理的華國鋒成了靶子。2月下旬，張春橋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和大軍區負責人“打招呼會議”上，攻擊進口成套乙烯裝置和出口原油是“買辦資產階級”，“比蔣介石還厲害”。3月13日，國家計委向政治局匯報，“四人幫”在會上向華國鋒發難。江青追問說：“把美國的化肥設備裝到大慶，是給大慶抹黑，這不是丟人嗎！”“是誰批準的？”

　　左起：葉劍英、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

　　華國鋒拒不檢討，要部下查找中央審批原件，找到了毛澤東用紅筆圈閱的報告，及“四人幫”自己的圈閱，複印送給江青，她才罷休。
　　鄧小平把華國鋒整下去時，扣給他的五條錯誤中，有一條是經濟冒進搞“洋躍進”。“躍進”戴個“洋”的帽子，頗有挖苦意味。所謂“洋躍進”，指在引進國外先進設備、技術和國外資金方面，貪多求快，超出國力，類似五十年代造成巨大災難的“大躍進”。
　　華國鋒雖然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先後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和工業學大慶會議，但他心裡明白，僅僅靠革命精神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他聽取出訪代表團匯報時多次尖銳地指出：“我們太落後了。說是大慶式企業了，夜郎自大，就得出去看看，差得很。”中共高層大多贊同擴大和加快引進，而最積極者是華國鋒和鄧小平。這方面言論太多，我只能羅列一二。

　　中國命名了很多“大慶式企業”，但華國鋒對此有清醒認識。

　　1977年7月，國家計委報送了一個65億美元的引進方案。7月26日，政治局聽取匯報，剛剛復出的鄧小平提議引進還可以加一點，譬如搞100億美元也是可以的。葉劍英當即贊成，說“不算多。投信任票”。華國鋒、李先念也都表贊成。於是引進規模擴大到150億美元。
　　10月18日，華在國務院會議上說，中央常委開會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點。鄧小平說：我也有這種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點，換回材料設備。一個月後，政治局連續三次聽取國家計委匯報，肯定了計委修訂後的方案。鄧小平說：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速度來逼一下。應該有這個雄心壯志，對引進150億美元成套設備，鄧小平認為沒有什麼危險，還說再過兩年，也許可以再多些。華國鋒同意，肯定國家計委這個計劃經過努力可以實現。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一個突出議論的話題是加速和擴大引進。鄧小平認為：引進技術的談判，要搶時間；對共同市場，也要迅速派人去進行技術考察，幾百億的長遠合同要考慮；要進口大電站、大化工設備，不怕冒頭。還說：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這個決心，試一試，不行也不要緊。葉劍英說：要在23年內完成四個現代化（“23年”指的是到20世紀末。——老高注），……要把我們的建設速度加快，再加快。華國鋒也表示贊成。
　　1978年3月13日，政治局再次聽取國家計委關於引進新技術和設備的匯報。華國鋒說：這是加快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鄧小平說：重要的是爭取時間，要縮短從談判到進口的時間。如果一個項目能縮短半年，早投產一年半載，就把錢賺回來了。
　　4月19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等五部委關於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匯報。鄧小平發言中明顯流露出不滿：擴大進出口貿易問題，我已經說了多次，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膽一點，搶時間進口設備，是划得來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粉碎“四人幫”以後，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資本主義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為我們所用。華國鋒說：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見。他再次強調：我認為還是要考慮爭速度問題。西德、日本戰敗後，十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們的經驗。我們要經過23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真正動腦筋，想辦法，爭速度，引進的問題太急了不行，慢騰騰也不行。
　　這些都顯示，高層都同意加快引進，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主張，鄧小平恐怕更積極。事實上，華國鋒也注意到要循序漸進、綜合平衡。他多次說過，引進時要把關，引進後要充分利用。1978年6月1日，他聽取一個考察組的匯報時，指出引進要全面考慮，“要分輕重緩急，不能齊頭並進。先上什麼，後上什麼，要有個次序。”“國外引進與國內條件要平衡。”“不能看了國外的東西都是好的，都要引進，而忽視了國內好的、先進的東西”。

　　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

　　葉劍英的侄子、曾任中信香港集團總經理、正天科技集團控股公司董事長的葉選基，披露了一個情況：鄧小平多年之後說：不要再提“洋躍進”了，與1958年的“大躍進”不是一碼事。在葉選基看來，這實際上為華國鋒的所謂“洋躍進”錯誤平了反。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鄧小平自己改了口，就認為一定沒錯了。是不是錯誤，還要具體分析。但這至少說明，就算是錯也不該華國鋒一人擔責。胡耀邦說得比較公道：“一個是高指標，一個是大轟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國鋒同志是有一份責任的。但是，當時指標是中央全會討論了的，大家都舉了手的，我也是有錯誤的，因為當時我是中央委員之一，我也是吹過的。”“經濟上的嚴重失誤、嚴重錯誤，我的意見，不要把主要的賬算在國鋒同志身上”。應該說，過熱或許確實過熱，並沒有發燒，方向是正確的，在以後幾十年一直作為黨和國家的重要方針。
　　這裡我還想談談經濟特區問題。

　　董文華和她演唱的《春天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歌里唱的老人是誰？

　　我們都聽過董文華唱的那首歌《春天的故事》：“有一位老人在南海邊上畫了一個圈。”我對阮銘先生做《歷史明鏡》訪談節目，提到這首歌，阮銘問我：這“一位老人”是誰？我一下被問愣了：鄧小平啊！阮銘說：你怎麼知道？歌里說了嗎？我仔細看看歌詞，才注意到，確實一個字沒提“鄧小平”。但是董文華唱這首歌，包括我在內的聽眾全都認定歌中所唱的“有一位老人”，指的就是鄧小平。這不是我們理解錯誤，歌詞雖然沒有提“鄧小平”這個名字，但這首歌就是歌頌他的。官方將這首歌選作12集大型電視片《鄧小平》主題曲，並由嫦娥一號衛星在太空播放。也就是官方將創辦特區主要歸功於鄧小平。
　　阮銘回顧那段歷史說，率先提出類似特區思路的，是1978年擔任遼寧省委書記的任仲夷。他最先向華國鋒建議：“將大連建成北方經濟的對外窗口。”華國鋒同意了，但後來卻沒有實現。習仲勛在廣東主政，向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對寶安和珠海實行特殊政策的建議，任仲夷調到廣東接任之後，積極推動實施。

　　任仲夷任遼寧省委書記時最先向華國鋒建議中央給予特殊政策，“將大連建成北方經濟的對外窗口”。

　　中國旅美獨立學者高新介紹過，美國伯明翰大學經濟系的一位學者在中國大陸發表過一篇《華國鋒與經濟建設、對外開放》，認為華國鋒才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早的奠基人，早在1977年，中央就派出經濟考察團赴歐洲考察，對經濟政策的調整進行準備；而深圳特區的最早提出，是1978年，在華國鋒擔任中央最高領導人期間。
　　高新認為，這篇文章的觀點，恰恰也是一些中共黨史工作者，特別是一批中央黨校的研究和教學人員的觀點，開始了一步步的對華國鋒恢復名譽，此後的中國公開報刊才被允許出現越來越多的為華國鋒正名的回顧文章，鄧小平去世之後，一些當年與華國鋒共事的前領導人，也勇於把為華國鋒張目的回顧文章公布於世。肯定了當年的華國鋒，也就起到了批駁的效果，澄清鄧小平時代對華國鋒所做的違反史實的政治貶損。

　　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回憶文章中如實敘述華國鋒大力促成建立經濟特區。

　　十多年來一直有學者說，華國鋒也應該算是中國經濟特區的開創者之一。當時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谷牧回憶，1978年4月初，他委派的港澳經濟經易考察組回國後，提出要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加工基地，力爭經過三五年努力，把這兩個地方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遊區。這份報告第一次提出了在設立出口加工區時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設想，六點建議，已經初具後來深圳、珠海特區的獨立進出口、獨立使用外匯、利潤自留、出入境特殊照顧等特區政策雛形。1978年6月3日，華國鋒在聽取這個小組的匯報之後，立刻表示“總的同意”，而且要求“說干就干，把它辦起來”。

　　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袁庚等百人“改革先鋒”稱號，頒授獎章。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內地在港單位。時任常務副董事長的袁庚用了兩個月時間在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後，1978年10月9日提出了《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致黨中央、國務院的請示》。10月12日，華國鋒等中央五位主要領導人全部圈閱同意，這才有了讓全國人民耳目一新的蛇口工業區。

　　1979年蛇口工業區五灣順岸碼頭施工現場。

　　上面所說，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三中全會之後，1979年4月中央開工作會議。4月8日，習仲勛在中南組發言說：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會上，福建省也提出在廈門建立出口加工區的要求。會議期間，華國鋒多次和習仲勛商討建立出口加工區問題，有時一談就幾個小時。鄧小平也贊同這一設想，說名稱“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習仲勛最先向中央建議設立特區。

　　會議結束時，華國鋒代表中央做出決定：“小平同志提出的問題，會後由谷牧同志到廣東、福建去研究一下如何具體解決，廣東可以搞一個新的體制，試驗進行大的政策。”華國鋒已經想到，這不僅僅涉及幾平方公里，而是尋找對外開放的排頭兵、試驗場，以新的體制打開突破口，牽動整個沿海地區、乃至中國的對外開放。

　　深圳特區，成為改革開放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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