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调到中央后在报上电视上偶尔露面，人们说他与从山西提拔上来的陈永贵“一对老西”，以为华也是跟陈一样的“泥腿子”土包子，与高新科技、现代管理、国际经济八竿子打不着。华国锋到北京，抓什么呢？想不到吧，赶着鸭子上架，办洋务


　　邓小平下令：不要再批华国锋“洋跃进”了

　　《伐林追问》第47期，2020年1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华国锋的印象不怎么好。他那一口山西交城方言很难懂，七十年代初期他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国务院业务组是在文革前期为应付动乱、维持生产成立的，有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余秋里等人。华国锋在报纸上、电视上偶尔亮相。恰恰那时另外有个从山西提拔上来的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陈永贵，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会用白毛巾包头，着意向人显示他保持农民本色，读者观众就说：陈永贵和华国锋，一对老西！老西，是对山西人的一种蔑称。

　　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陈永贵被毛泽东选中，当中共政治局和国务院中的“农民代表”。

　　大概是受陈永贵印象的拖累，加上一口方言，人们往往以为华国锋也是跟陈永贵一样的“泥腿子”土包子，没文化的大老粗，与高新科技、现代管理、国际经济八竿子打不着。
　　要说文化水平不高，也没说错。中共除了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文化水平比较高之外，到开国大典走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就没几个知识分子了，其学历不是黄埔军校、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要不就是红军大学、抗大出来的。但是他们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没文化。我讲过，王震在人们印象中就是门大炮，他自己说他是关公庙的耍大刀的周仓。但我1984年亲耳听他在一个与文艺界人士的对话会上即兴发言，不光讲文化第三产业，还大谈起凯恩斯经济理论，大出我的意外。了解华国锋稍微深入一点，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华国锋到北京，抓什么呢？想不到吧，抓外贸——赶着鸭子上架，办洋务了。
　　那是中国最闭关锁国的年代，城乡居民的吃饭穿衣基本需求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状态。1971年夏季，毛泽东在杭州听身边服务员反映，为买一条“的确良”裤子，排队很长时间，饱尝千辛万苦。他问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技术？周恩来说：当然可以。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找李先念、余秋里，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具体组织工作，落到从湖南刚调到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头上。

　　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穿衣色彩单调，当时都要凭布票供应。

　　方茂写的文章《华国锋与对外开放》介绍了这一段：
　　华国锋过去没有管过外贸，他边干边学，依托国家计委，组织了轻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商业部、外贸部会议，讨论和调查，多次听取汇报、提出意见、亲自修改，1972年1月22日，华国锋和李先念、纪登奎联名向总理周恩来报送了国家计委报告，周恩来批示“拟同意”，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批准。报告建议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约需4亿美元。由华国锋、余秋里指示和布置，轻工业部和燃化部组成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两个月，初步选择引进对象，给国务院写了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的请示报告，定了下来。
　　万事开头难。华国锋领导这项引进工作要遇到多少麻烦事，我不细说了，就说一件事：这些先进设备在哪落户？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规定重要的新设备必须放在西南、西北地区，“靠山、分散、进洞”，对一些进口设备也要求这样做。这就像荒诞剧：从国外进口新技术设备，按照合同规定，外国技术人员应当负责安装调试，但是三线地区是保密的，只能让他们待在上海等大城市。中国技术人员遇到棘手难题，千里跋涉到上海去询问，再赶回三线地区去安装，这样往返多次。洋专家对此不解也不满：中国人搞什么名堂！

　　华国锋（前右）与邓小平。

　　华国锋得知了这些怨言。他想去想来，又请示周恩来、李先念，做出重大决定，基本放弃在三线地区选址，要轻工业部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组织工作组，到辽宁、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区实地考察厂址。经过比较，确定只把部分设备和企业放在大三线的四川，大部分放在沿海：上海市的金山卫，辽宁省的辽阳，天津市的北大港，等等。这就对国民经济的战略格局做了局部调整。
　　这次引进，着重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项目上，化肥和轻纺工业这两方面用外汇占总额的50.7％，引进设备陆续投产后，中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从1965年19尺，提高到1978年的25尺，改革开放初期就取消了使用20多年的布票和棉花票。
　　1976年初风云突变，“四人帮”猛烈攻击这次对外引进，作为国务院代总理的华国锋成了靶子。2月下旬，张春桥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和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攻击进口成套乙烯装置和出口原油是“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3月13日，国家计委向政治局汇报，“四人帮”在会上向华国锋发难。江青追问说：“把美国的化肥设备装到大庆，是给大庆抹黑，这不是丢人吗！”“是谁批准的？”

　　左起：叶剑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

　　华国锋拒不检讨，要部下查找中央审批原件，找到了毛泽东用红笔圈阅的报告，及“四人帮”自己的圈阅，复印送给江青，她才罢休。
　　邓小平把华国锋整下去时，扣给他的五条错误中，有一条是经济冒进搞“洋跃进”。“跃进”戴个“洋”的帽子，颇有挖苦意味。所谓“洋跃进”，指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和国外资金方面，贪多求快，超出国力，类似五十年代造成巨大灾难的“大跃进”。
　　华国锋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工业学大庆会议，但他心里明白，仅仅靠革命精神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听取出访代表团汇报时多次尖锐地指出：“我们太落后了。说是大庆式企业了，夜郎自大，就得出去看看，差得很。”中共高层大多赞同扩大和加快引进，而最积极者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这方面言论太多，我只能罗列一二。

　　中国命名了很多“大庆式企业”，但华国锋对此有清醒认识。

　　1977年7月，国家计委报送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7月26日，政治局听取汇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赞成。于是引进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
　　10月18日，华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换回材料设备。一个月后，政治局连续三次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速度来逼一下。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对引进150亿美元成套设备，邓小平认为没有什么危险，还说再过两年，也许可以再多些。华国锋同意，肯定国家计委这个计划经过努力可以实现。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要在23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23年”指的是到20世纪末。——老高注），……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也表示赞成。
　　1978年3月13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设备的汇报。华国锋说：这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邓小平说：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发言中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华国锋说：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他再次强调：我认为还是要考虑争速度问题。西德、日本战败后，十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们的经验。我们要经过23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
　　这些都显示，高层都同意加快引进，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主张，邓小平恐怕更积极。事实上，华国锋也注意到要循序渐进、综合平衡。他多次说过，引进时要把关，引进后要充分利用。1978年6月1日，他听取一个考察组的汇报时，指出引进要全面考虑，“要分轻重缓急，不能齐头并进。先上什么，后上什么，要有个次序。”“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不能看了国外的东西都是好的，都要引进，而忽视了国内好的、先进的东西”。

　　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

　　叶剑英的侄子、曾任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正天科技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的叶选基，披露了一个情况：邓小平多年之后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在叶选基看来，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的所谓“洋跃进”错误平了反。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邓小平自己改了口，就认为一定没错了。是不是错误，还要具体分析。但这至少说明，就算是错也不该华国锋一人担责。胡耀邦说得比较公道：“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应该说，过热或许确实过热，并没有发烧，方向是正确的，在以后几十年一直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
　　这里我还想谈谈经济特区问题。

　　董文华和她演唱的《春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歌里唱的老人是谁？

　　我们都听过董文华唱的那首歌《春天的故事》：“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我对阮铭先生做《历史明镜》访谈节目，提到这首歌，阮铭问我：这“一位老人”是谁？我一下被问愣了：邓小平啊！阮铭说：你怎么知道？歌里说了吗？我仔细看看歌词，才注意到，确实一个字没提“邓小平”。但是董文华唱这首歌，包括我在内的听众全都认定歌中所唱的“有一位老人”，指的就是邓小平。这不是我们理解错误，歌词虽然没有提“邓小平”这个名字，但这首歌就是歌颂他的。官方将这首歌选作12集大型电视片《邓小平》主题曲，并由嫦娥一号卫星在太空播放。也就是官方将创办特区主要归功于邓小平。
　　阮铭回顾那段历史说，率先提出类似特区思路的，是1978年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他最先向华国锋建议：“将大连建成北方经济的对外窗口。”华国锋同意了，但后来却没有实现。习仲勋在广东主政，向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宝安和珠海实行特殊政策的建议，任仲夷调到广东接任之后，积极推动实施。

　　任仲夷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最先向华国锋建议中央给予特殊政策，“将大连建成北方经济的对外窗口”。

　　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高新介绍过，美国伯明翰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学者在中国大陆发表过一篇《华国锋与经济建设、对外开放》，认为华国锋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奠基人，早在1977年，中央就派出经济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对经济政策的调整进行准备；而深圳特区的最早提出，是1978年，在华国锋担任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
　　高新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恰恰也是一些中共党史工作者，特别是一批中央党校的研究和教学人员的观点，开始了一步步的对华国锋恢复名誉，此后的中国公开报刊才被允许出现越来越多的为华国锋正名的回顾文章，邓小平去世之后，一些当年与华国锋共事的前领导人，也勇于把为华国锋张目的回顾文章公布于世。肯定了当年的华国锋，也就起到了批驳的效果，澄清邓小平时代对华国锋所做的违反史实的政治贬损。

　　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回忆文章中如实叙述华国锋大力促成建立经济特区。

　　十多年来一直有学者说，华国锋也应该算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开创者之一。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谷牧回忆，1978年4月初，他委派的港澳经济经易考察组回国后，提出要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这份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在设立出口加工区时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设想，六点建议，已经初具后来深圳、珠海特区的独立进出口、独立使用外汇、利润自留、出入境特殊照顾等特区政策雏形。1978年6月3日，华国锋在听取这个小组的汇报之后，立刻表示“总的同意”，而且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袁庚等百人“改革先锋”称号，颁授奖章。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内地在港单位。时任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用了两个月时间在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1978年10月9日提出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10月12日，华国锋等中央五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这才有了让全国人民耳目一新的蛇口工业区。

　　1979年蛇口工业区五湾顺岸码头施工现场。

　　上面所说，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4月中央开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会上，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会议期间，华国锋多次和习仲勋商讨建立出口加工区问题，有时一谈就几个小时。邓小平也赞同这一设想，说名称“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最先向中央建议设立特区。

　　会议结束时，华国锋代表中央做出决定：“小平同志提出的问题，会后由谷牧同志到广东、福建去研究一下如何具体解决，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政策。”华国锋已经想到，这不仅仅涉及几平方公里，而是寻找对外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以新的体制打开突破口，牵动整个沿海地区、乃至中国的对外开放。

　　深圳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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