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擁抱或同情特朗普主義的人來說，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在一個沒有普世價值、缺乏有效國際法約束的世界裡，相互對立、實力不均的國家，究竟如何才能和平地解決它們之間必然會出現的經濟、領土和權力爭端？歷史的答案，似乎並不樂觀


　　老高按：今天與各位博友和讀者分享兩位歷史學家對特朗普主義的分析。第一位，昆恩•斯洛博迪安，我完全不熟悉，此前從沒有讀過他的作品；第二位，尤瓦爾·赫拉利，我讀過他的《簡史》三部曲和近年出版的《智人之上》（當然都是中文譯本），相對熟悉。
　　赫拉利剖析了特朗普所奉行的世界觀，簡明扼要，一針見血；而斯洛博迪安揭示了特朗普背後一股“不太可能聯盟”的思想淵源，更為深刻。
　　當然，我“不懂歷史，稀里糊塗”（這是博友讀者對我的中肯評價），說得對不對，各位盡可得出自己的結論。


　　特朗普主義的過去與未來：赫拉利“如果還有人對他感到驚訝，就是自欺欺人了”

　　不懂經也叔的Rust，公眾號“不懂經” 2025年4月18日


　　經過多年的困惑和不確定，一個“後自由主義全球混亂”的輪廓正逐漸清晰。
　　自特朗普踏入美國政治核心舞台以來，“特朗普現象”便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和時局中的最大變量。他到底是咋回事，他到底要幹什麼，他到底想要什麼？
　　特朗普的崛起、執政風格乃至卸任期間的持續影響力，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與困惑。這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其言行背後究竟蘊藏着怎樣的邏輯？他的支持者又被何種力量所吸引？
　　要理解這一複雜現象，我們需要深入探究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意識形態根源，以及他本人獨特的世界觀。
　　最近看到兩份資料。一是《哈耶克的私生子》的作者、波士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昆恩•斯洛博迪安，在《名利場》的訪談中，揭示特朗普背後一股“不太可能聯盟”的思想淵源。
　　二是《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剛剛發表的一篇文章，精闢地剖析了特朗普所奉行的世界觀。在赫拉利看來，特朗普的政策高度一致，世界觀又如此清晰，如果至今仍有人驚訝，恐怕只能歸咎於故意自欺。
　　下面我們結合這兩位學者的洞見，試着勾勒出“特朗普現象”的前世今生、前因後果，它的邏輯演繹以及對未來的衝擊。
 

　　昆恩•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

　　一、“新融合主義”：特朗普背後“不太可能的聯盟”

　　許多人認為，冷戰的結束標誌着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新自由主義的火焰從此熊熊燃燒。然而，斯洛博迪安教授指出，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他發現，並非所有新自由主義者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
　　恰恰相反，一些頗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如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默里•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與漢斯-赫爾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等人，反而深感憂慮。

　　1. 冷戰後的焦慮：當“敵人”成為變色龍
　　斯洛博迪安在其研究中驚訝地發現，在這些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儘管傳統意義上的“紅色敵人”看似消失了，但他們所警惕的“利維坦”（leviathan，即龐大的國家機器）依然存在。社會福利國家規模龐大，各種福利項目照常運行。
　　更令他們警惕的是，一股新的“威脅”浪潮正在湧現——女權主義、環保主義、民權運動、政治正確、平權行動等等。在他們眼中，這些新興的社會和文化運動，無非是舊敵人的新偽裝，是對資本主義和經濟自由構成的新挑戰。斯洛博迪安寫道，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就像變色龍”。
　　正如斯洛博迪安所觀察到的，右翼人士後來常用的“文化max主義”、“性別意識形態”乃至近期的“覺醒”等標籤，實際上都是他們用來描述這些“新敵人”的術語。
　　這種認知催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聯盟，形成了特朗普現在背後的深層力量。

　　2. “新融合主義”的誕生與“三大硬要素”
　　面對新的“威脅”，這批思想家迫切需要新的理論武器。他們將目光投向了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在該書中論證了政府干預市場與個人自由的內在矛盾。
　　然而，斯洛博迪安認為，默里、羅斯巴德、霍普等人對哈耶克的思想進行了“致命的曲解”。他們不僅繼承了哈耶克對國家干預的警惕，更極端地認為，只有某些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在心智上天生適合資本主義。

　　　　　　昆恩•斯洛博迪安《哈耶克的私生子》

　　斯洛博迪安將這群人稱為“新融合主義者”（new fusionists）。他指出，他們的政治主張植根於所謂的“三大硬要素”：
　　硬（天生）人性(Hard-wired human nature)：他們相信人性中存在着固有的、難以改變的等級或差異，這種差異決定了人們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同表現。
　　硬邊界(Hard borders)：他們主張嚴格的邊界控制，反對寬鬆的移民政策，認為外來文化和人口會稀釋本國文化的純粹性，甚至拉低整體智力水平，從而威脅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
　　硬通貨(Hard currency)：他們推崇金本位或類似的“硬通貨”，認為只有黃金等實體貨幣才能對抗政府濫發貨幣（他們稱之為“貨幣社會主義”）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災難。
　　為了支撐這些主張，他們不惜與生物學家、進化心理學家甚至種族民族主義者結成“骯髒同盟”，積極推廣將種族與智商（IQ）掛鈎的偽科學理論。
　　1994年出版並引發巨大爭議的暢銷書《智商鍾》（The Bell Curve），便是他們推崇的代表作之一。這本書由查爾斯•默里和心理學家理查德•J•赫恩斯坦合著，暗示不同種族之間存在智力差異，並對社會政策產生影響。

　　3. “新融合主義”與特朗普的連接
　　這種“新融合主義”思想，雖然在主流學界備受質疑，卻為後來特朗普的崛起以及他所凝聚的“本土主義右翼”（nativist right）打下了某種思想基礎。
　　斯洛博迪安指出，特朗普的第一屆政府內部，就充滿了試圖利用他來實現各自目標的、意識形態各異的人物。其中，新自由主義智庫的寵兒亞瑟•拉弗（以“拉弗曲線”聞名）和史蒂芬•摩爾（曾直言資本主義比民主更重要）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是特朗普任內唯一重大立法成就——2017年大規模減稅的主要推手。
　　然而，特朗普政府中也有像貿易代表羅伯特•萊蒂澤這樣的人物，他們推行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如加征關稅），實際上與傳統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原則背道而馳。這種矛盾在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中或許會更加凸顯。
　　更有趣的是，斯洛博迪安認為，“新融合主義”有助於理解一個看似奇怪的現象：為什麼硅谷的部分科技精英會願意與特朗普站在一起？他解釋道：“這表明他們擁抱了一種——坦率地說——按智力與IQ來排名人類能力的意識形態。”

　　4. 硅谷的“智商迷戀”與“生物化信用評分”
　　硅谷精英們談論IQ的方式，可能不像默里等人那樣赤裸裸地與種族掛鈎，但斯洛博迪安認為，這種對智力或能力的排序思想，依然深刻地影響着他們的觀念。
　　IQ作為話題：在硅谷的社群和網絡論戰中，IQ仍然是一個不時出現的話題，有時甚至會牽扯到種族與IQ的關聯討論。
　　代理指標：更常見的是，這種“排名”思想通過對“能力”、“效率”、“貢獻”的強調，體現在具體的政策辯論中。例如，關於H1B工作簽證的爭論。一方（如特朗普陣營的史蒂夫•班農）可能更強調公民身份所帶來的“族群歸屬權”；而另一方（包括一些科技領袖如馬斯克）則更傾向於從經濟效用出發，主張讓有能力為經濟做出貢獻的人（無論其出身）獲准入境。
　　“黃金卡”設想：特朗普提出的“黃金卡”（gold card）制度就是上述理念的一個自然延伸。按照該設想，頂尖大學（如哈佛、耶魯）的外國畢業生，可以通過支付高額費用（例如一百萬美元）留在美國，這就是是將基於能力（或學歷）的篩選與經濟價值直接掛鈎。
　　斯洛博迪安認為，這種“移民定製”策略，實際上是用一種關於能力差異的“暗號”，來暗示其背後的等級觀念，將人按某種標準（教育背景、智力、財富）劃分並“標價”。
　　斯洛博迪安將這種趨勢稱為潛在的“生物化信用評分”，即試圖用某種看似客觀的、甚至與生物特徵相關的標準來衡量人的價值和資格。

　　5. “硬通貨”的迴響：從黃金到加密貨幣
　　“新融合主義”的第三個硬要素——硬通貨，也在當代找到了新的迴響。斯洛博迪安觀察到，“金本位主義者”（goldbugs）與“加密貨幣兄弟”（crypto bros）之間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
　　共同的動機：兩者都對由國家控制的法定貨幣體系深感不信任，將其視為政府“無能”或“干預”的表現。他們都渴望一種獨立於政府控制的價值儲存和交易媒介，無論是古老的黃金還是新興的加密貨幣，都被視為對抗通脹、甚至防範某種“市場末日”的終極保障。
　　烏托邦式的幻想：斯洛博迪安指出，無論是回歸100％黃金儲備的金本位，還是實現一個完全由加密貨幣驅動的經濟體系，在現實中都是幾乎不可能的神話。
　　這樣的體系會極大地限制信貸擴張，可能導致嚴重的通貨緊縮，扼殺經濟活力。黃金和加密貨幣，在現實中更多是作為法定貨幣系統的對沖資產或投機工具存在。
　　極端的邏輯：但有趣的是，這種對“硬通貨”的極端忠誠，有時會讓他們擁抱可能毀滅資本主義本身的方案。斯洛博迪安形容這類似於一種“准red衛士”傾向：意識形態的純粹性壓倒了經濟理性。
　　在他們描繪的“末日景象”中，當現有金融體系崩潰後，人們可以用隨身攜帶的金塊，或者數字錢包里的加密貨幣，進行原始的易貨交易。這是一種將人類生活簡化到極致的“陰暗烏托邦”。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往往相信自己能在混亂中“事先得到證實”，並有機會廉價收購他人的資產。
　　儘管這些硬通貨主義者對高度金融化、虛擬化的現代經濟有着敏銳的批判（他們準確地看到了其中的荒謬之處），但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只會讓問題變得更糟，無論是回歸金本位還是全面擁抱加密貨幣。

　　6. “直接經濟學”的誘惑
　　斯洛博迪安還提出了一個“直接經濟學”（direct economics）的概念，來解釋特朗普某些政策和行為的吸引力。他認為，“三大硬要素”——硬人性、硬邊界、硬通貨，都是對現代生活中過度抽象化、去物質化的反撲，試圖恢復一種人們感覺正在失去的“直接感”。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人們會本能地尋求“安全避風港”。這可以是真的黃金，也可以是象徵性的身份認同（如白人特權、國民身份）帶來的安全感。史蒂夫•班農提出的從“股東價值”轉向“公民價值”的口號，恰恰迎合了這種對“直接感”和補償失落感的渴望。
　　特朗普深諳此道。他通過一系列“把戲”或“策略”，讓支持者感受到一種“政治收益感”和直接的權力體驗：
　　行政權力的運用：總統利用行政命令調整貿易政策（如加征關稅），似乎只需“一揮手”就能改變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的航向。對於那些將總統視為自身意志延伸的支持者來說，這帶來了巨大的賦權感。
　　直接現金補貼：疫情期間發放的、印有特朗普名字的紓困支票（被戲稱為“特朗普元” Trump Bucks），讓民眾直接感受到來自最高領導人的“恩惠”。
　　象徵性經濟參與：購買與特朗普相關的meme模因幣（如“特朗普幣” TrumpCoin 或 “MELANIA”幣），也被視為一種繞過華爾街精英、銀行家、經濟學家等傳統權威，直接參與“經濟”的方式。
　　斯洛博迪安認為，當有人提供這些“直接經濟學”的途徑時，人們會感到滿足，覺得權力回到了自己手中，變得真切而具體。

　　二、赫拉利的警示：特朗普的“對立堡壘”世界觀

　　如果說斯洛博迪安側重於挖掘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意識形態暗流，那麼尤瓦爾•赫拉利則着重分析了特朗普所展現和奉行的獨特世界觀。赫拉利認為，人們之所以對特朗普的政策感到驚訝，往往是因為未能理解其內在的高度一致性和清晰邏輯，甚至可以說是“故意自欺”。

　　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今日簡史》《智人之上》等書的作者。

　　1. 自由主義秩序 vs. 特朗普主義零和博弈
　　赫拉利首先對比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
　　自由主義世界觀：將世界視為一個潛在的“雙贏”合作網絡。它相信人類擁有共通的體驗、利益和價值，這些可以構成普世價值、全球機構和國際法的基礎。合作（如全球抗疫、自由貿易）能夠讓所有參與方受益，衝突並非必然。思想、商品和人員的跨國流動，被視為潛在的互利機會。
　　特朗普主義世界觀：將世界視為一場殘酷的“零和遊戲”，每一次互動、每一筆交易都必然有贏家和輸家。因此，思想、商品和人員的流動本質上是可疑的，可能被用來剝削或削弱己方。國際協議、組織和法律，在他們看來，要麼是某些國家用來算計另一些國家的工具，要麼是一個削弱所有國家、讓少數跨國精英受益的陰謀。

　　2. “堡壘世界”的藍圖與致命缺陷
　　基於這種零和博弈的認知，特朗普所青睞的替代方案是什麼？赫拉利將其描繪為一幅“對立堡壘”的圖景：
　　理想世界：地球被分割成一個個獨立的國家堡壘，彼此之間由高聳的牆隔開——不僅是物理的牆，也包括金融壁壘、軍事壁壘、文化壁壘。雖然放棄了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和與他類似的民粹主義者聲稱，這將給各國帶來更多的穩定與和平。
　　被忽略的歷史教訓：然而，這個藍圖遺漏了一個關鍵問題：數千年的歷史反覆證明，孤立的堡壘並不會安於現狀。每個堡壘都會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繁榮和權力（領土、資源），而與鄰近的堡壘發生衝突。
那麼，在一個沒有普世價值、沒有全球機構、沒有國際法約束的“堡壘世界”里，這些對立的堡壘該如何解決彼此的紛爭呢？

　　3. 衝突解決方案：“弱者必須屈服於強者”
　　赫拉利指出，特朗普對此的“答案”簡單而粗暴：弱者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強者的要求。依照這個邏輯，衝突之所以會爆發，完全是因為弱者拒絕接受現實、拒絕低頭；因此，戰爭的責任永遠在弱者一方。
　　解讀特朗普的“怪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特朗普會將俄烏事件咎於烏克蘭自身。許多人對此感到費解，甚至以為他被俄方宣傳蒙蔽。
　　但赫拉利認為，更簡單的解釋是：在特朗普的世界觀里，正義、道德、國際法都無關緊要，唯一重要的是權力對比。既然烏比俄弱，它就應該投降。既然烏拒絕投降（拒絕“和平”，在特朗普的定義里，“和平”即“投降”），那麼戰爭的責任自然就在烏克蘭。
　　格陵蘭的例子：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特朗普考慮“購買”甚至“吞併”格陵蘭的想法。在他看來，如果丹麥（相對弱小）拒絕將格陵蘭割讓給美國（相對強大），而美國隨後動武，那麼由此產生的一切暴力和流血，責任都在丹麥一方。

　　4. “弱肉強食”邏輯的三大弊端
　　赫拉利強調，這種“弱者屈從”的邏輯存在至少三個嚴重的弊端：
　　謊言被揭穿：它徹底戳破了“堡壘世界能讓所有國家更安全、安心發展”的謊言。現實是，弱小的堡壘很快就會被強大的鄰居吞併。世界不會變成馬賽克式的獨立堡壘，而是會重新組合成少數幾個帝國。
　　特朗普本人也從不掩飾其帝國野心。他在國內築牆的同時，卻覬覦他國（包括盟友）的領土和資源。他對丹麥的態度就是明證——丹麥作為美國幾十年的忠實盟友，在阿富汗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犧牲（按人均計算，丹麥士兵的陣亡率甚至高於美軍），但特朗普不僅毫無感謝，反而希望丹麥屈從於他的意願。
　　赫拉利直言：“他要的不是盟友，而是附庸。”
　　無休止的軍備競賽：既然沒有哪個國家願意被視為“弱者”而任人宰割，那麼所有國家（無論大小）都將面臨巨大的軍事壓力，被迫將大量資源從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領域轉移到國防上。結果是，軍備競賽不斷升級，蠶食各國的繁榮，卻讓所有人都感覺更不安全。
　　判斷強弱的困境：特朗普主義要求弱者向強者投降，但從未說明該如何準確判斷誰強誰弱。歷史上，國家對自己和對手實力的誤判屢見不鮮，並往往導致災難性後果。
　　* 1965年，美國堅信自己遠強於北越，足以迫使對方屈服，結果卻陷入戰爭泥潭並最終失敗。如果美國當初知道自己是“弱勢”一方，是否應該提前投降？
　　* 1914年，德國和俄國都自信能在短期內獲勝，結果卻陷入了殘酷的世界大戰。沙皇俄國最終崩潰，德國也因未能預見到美國的干預而戰敗。那麼，當初究竟是德國該向俄國讓步，還是沙皇該向德國投降？
　　* 在當前的東西競爭中，誰又該是那個“識時務”先行投降的一方？
　　赫拉利指出，與其陷入這種危險的零和思維，更好的選擇是共同努力，尋求互利共贏。但一旦你這麼想，就已經否定了特朗普主義的基本前提。

　　5. 回歸舊秩序與面向新挑戰的無力
　　赫拉利最後警告說，特朗普主義並非什麼新鮮事物。它本質上是人類在自由主義秩序興起之前的數千年裡一直奉行的世界觀——一種充滿了帝國擴張、弱肉強食和無休止戰爭的模式。人類已經無數次嘗試過這種模式，歷史早已證明其最終結局。
　　更糟糕的是，在21世紀，這種“對立堡壘”的世界觀不僅要面對傳統的戰爭威脅，還要應對氣候變化、失控的人工智能等全新的全球性挑戰。這些挑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獨解決，它們迫切需要強有力的國際合作。
　　然而，特朗普主義的世界觀，恰恰否定了這種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對於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的潛在風險，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往往採取否認或忽視的態度。

　　結語：看清輪廓，預備未來

　　自特朗普當選以來，人們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穩定性充滿了憂慮。經過多年的困惑和不確定，一個“後自由主義全球混亂”的輪廓似乎正逐漸清晰：自由主義者眼中的“合作網絡”正在被特朗普式的“對立堡壘”所取代；世界各地紛紛築起高牆、升起吊橋。
　　從斯洛博迪安對“新融合主義”意識形態根源的挖掘——那種對“硬人性”、“硬邊界”、“硬通貨”的執念，對智力/能力排序的迷戀，以及對“直接經濟學”的運用，到赫拉利對“對立堡壘”零和世界觀及其危險後果的剖析，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特朗普現象”的複雜性及其潛在破壞力。
　　如果這條路線繼續下去，短期內可能帶來更多的貿易戰、軍備競賽和地緣政治衝突；從長遠來看，其最終結局可能是全球性的衝突、生態的崩潰以及技術的失控。
　　正如赫拉利所言，我們可以為此感到悲傷和憤怒，並努力扭轉這一趨勢，但我們或許再也沒有理由對此感到驚訝了。
　　對於那些擁抱或同情特朗普主義的人來說，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在一個沒有普世價值、缺乏有效國際法約束的世界裡，相互對立、實力不均的國家堡壘，究竟如何才能和平地解決它們之間必然會出現的經濟、領土和權力爭端？
　　歷史的答案，似乎並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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