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民粹主義主張減稅、放鬆監管，復興製造業，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最終的政策效果可能是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左翼民粹主義則倡導高稅收、高福利的再分配政策，但可能的政策後果卻是弱化經濟活力，甚至不可持續。目前這兩者都有走向極端的趨勢


　　老高按：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的文字越來越關注了。孫教授視野開闊，涉獵廣泛，思維敏捷，每隔三兩天，就會在其公眾號上發表新作，原創為主，也有推薦轉介，多不甚長，並不掰開揉碎地論述方方面面，卻屢屢別具慧眼，要言不繁，非常到位，每每讓我感到受啟發。例如上個月他寫了一篇《檔案門：一個最骯髒的門》，從四個方面論證了為什麼說愛潑斯坦檔案門，比水門和拉鏈門更骯髒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第一，從受害者的維度說，水門事件與拉鏈門的受害者是“制度”或“個體名譽”，而檔案門的受害者則是超過250名來自貧困家庭的“毫無反抗能力的未成年女孩”；
　　第二，從權力腐敗的維度說，如果說水門與拉鏈門還是“權力者的個體越界”，那麼檔案門則是“權力網絡的系統性腐敗”；
　　第三，從司法崩壞的維度說，水門與拉鏈門中，司法系統始終保持獨立調查的姿態，而在檔案門中，司法卻突破了被動失能的底線，走向主動包庇；
　　第四，從社會危害的維度說，水門與拉鏈門引發的是政治信任危機，而檔案門引發的是文明底線危機。
　　孫教授筆頭甚勤，話題豐富，源源不斷，他質疑、商榷的對象，包括國內外左右派代表性學者大人物。僅兩三個月來，就有如下五花八門的話題：
　　《深有同感：有股力量拖拽着幾乎所有人向下墜落》
　　《我們處在全球化海嘯退卻時的回抽過程中》
　　《十幾年前我說我們這代人是很荒謬的一代人，今天看，更荒謬》
　　《人們對貨幣失去信任意味着什麼？》
　　《為什麼一個最不缺土地的國家卻偏偏最垂涎別人的土地？》
　　《人多，人工就一定不值錢嗎？》
　　《如果說自發秩序，那日本近代的變化怎麼解釋？》
　　《千年變局，西方消失》
　　《給所有人發錢等於不發錢？》
　　《球長的就任與卸任？》
　　…………
　　毫不奇怪，每一篇出來都引起跟帖熱烈討論甚至爭辯。
　　萬維讀者網上的博客作者和讀者，對孫立平教授並不陌生，介紹和推崇他的人大有人在，輕蔑地說“孫立平究竟是個啥玩意兒？”的也不乏其人。
　　我從他的公眾號“老孫薦讀”中選出三篇，轉載如下，供大家討論。各位也可直接前往其公眾號。

　　預言帝：這個人非常有意思

　　孫立平，2025年11月5日


　　這個人非常有意思。
　　請注意，下面這句話可是他在1997年說的：
　　“（美國）忍無可忍的選民早晚會選出一位反民主、反體制的總統”。如果你覺得這句話可能還多少有點蒙的成分，請再接着往下看：

　　工會成員和未組織起來的非熟練工人總有一天會意識到，他們的政府從未努力採取措施來防止他們工資減少或失業。同時，他們也將意識到，那些居住在城郊高尚社區的白領們也很害怕失業，他們並不打算為社會福利交稅並讓其他人受益。
　　到那時，形勢將會惡化。那些生活在底層的選民們將認定，當前的體制已經失效，轉而尋找一個他們願意為其投票的強人，這個強人會向他們保證：一旦他當選，社會將不再由自鳴得意的官僚、花言巧語的律師、收入畸高的金融產品推銷員和後現代主義的教授掌控。 
　　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以及同性戀者在過去四十年間所爭取到的權益將會付之東流，侮辱女性的黃段子將會再度成為時尚……沒有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對大學畢業生們教導的繁文縟節一直心懷不滿，而這種憤恨也將找到一個發泄口。

　　再重複一遍，這些話是1997年說的。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揭曉，特朗普獲勝，當時的《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題目是《理查德·羅蒂1998年的著作預言了2016年大選的結果》（其著作是1998年正式出版）。如果再回看特朗普從第一屆到第二屆迄今為止的執政，你會不會驚嘆他的預言之準確？
　　這個人是誰？就是弗吉尼亞大學哲學教授理查德·羅蒂，那本書的書名是《築就我們的國家》（Achieving Our Country）。

　　美國左派的歷史分化與流變

　　上面的預測，與其說是一種預測，不如說是一種分析，羅蒂對美國社會思潮與社會走勢的分析。
　　在這個分析中，老左派和文化左派是兩個最核心的概念，他認為，在上個世紀60年代前後，美國的左派發生了一個轉向，即從老左派轉向文化左派，正是這個轉向，為他上面預測的事情的發生提供了土壤。
　　羅蒂指出，老左派的核心特徵是一套實踐性的政治哲學，這股思潮以進步主義運動、羅斯福新政和民權運動為代表。他們不滿足於抽象的理論批判，而是通過立法等手段推動經濟平等和社會正義，如確立每周40小時工作制、婦女選舉權和反種族隔離政策。
　　在組織形式上，老左派與工會和進步社會團體保持着密切聯繫，通過這些組織動員群眾、促成社會變革。他們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經濟民主、社會福利、教育改革等具體議題，而非抽象的理論建構。老左派的政治策略是漸進式的改良，而非革命性的顛覆。他們相信通過持續的社會改革，可以逐步實現更加公正、平等的社會。
　　但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左派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羅蒂敏銳地觀察到，左派力量的主流或左派興趣的重點從主張自上而下改良轉到主張自下而上的改制，從主張通過立法改進來解決貧窮、失業和無家可歸等社會問題，轉向主張通過學術研究、課堂教學和校園文化來揭露各種歧視。
　　這在實質上意味着從階級政治向身份政治的轉向。
　　羅蒂概括了文化左派的幾個突出特徵：
　　首先，文化左派過分執迷於所謂以“承認”為標識的文化政治問題，而越來越少關注階級利益和經濟再分配的現實政治。他們發展出了一整套“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理論。
　　其次，文化左派在理論取向上，重資本主義制度的總體批判而輕社會改良的具體探討；重德、法理論而輕美國本土思想資源；重伸張弱勢社會群體的權益和身份認同而輕整合新的社會共識；重解構性的智性分析而輕社會大眾對理想主義的情感需要。
　　第三，文化左派在政治立場上表現出明顯的世界主義傾向。他們認為“民族國家”的概念已經過時，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復興民族國家的政治努力毫無意義。這種世界主義立場導致文化左派拒絕認同任何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想，也不願承擔公民義務。

　　文化左派的政治迷途

　　羅蒂尖銳指出，文化左派“只喜歡談論‘制度’而不喜歡談論具體的社會實踐”，其批判停留在話語層面，未能提出解決貧困、失業等現實問題的方案。這種轉嚮導致左派失去了工人階級的支持，為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埋下隱患。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民主黨在今天的失敗，也就順理成章了。
　　羅蒂對文化左派最尖銳的批判集中在其“身份政治”上。他認為，文化左派過分執迷於所謂以“承認”為標識的文化政治問題，而越來越少關注階級利益和經濟再分配的現實政治。這種轉向的後果是嚴重的：“對種族、民族和性別等身份認同所產生的‘身份政治’的過分強調，瓦解了左翼形成統一政治力量、訴諸政治行動的能力，並使左翼偏離了對再分配和社會正義等政治經濟議題的關注”。
　　更嚴重的是，文化左派的身份政治加劇了社會的分裂。羅蒂警告說，身份政治撕裂了社會和政治變革所需要的內部團結，使左翼淪為“空談誤國”的文化左翼，而不再是曾經有力量動員群眾、促成社會變革、立法改進和政治改革的行動左翼。
　　羅蒂還批評了文化左派的精英主義傾向。他指出，文化左派主要由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組成，他們享有“終身教職”所保障的優裕生活條件，失去了與普通民眾的聯繫，也失去了對現實問題的敏感。他批評左翼知識分子脫離現實，只在象牙塔中進行抽象的理論批判，而不參與實際的社會改革。

　　羅蒂的全球化批判

　　這本書還有一個很令人感興趣的地方，就是對全球化的批判。再強調一遍，那可是1997年，正是全球化方興未艾、人們彈冠相慶的時刻。
　　在經濟層面，羅蒂揭示了全球化的不平等性。他援引統計資料表明，全球化並沒有給美國大眾帶來普惠，只有最富有的25％的美國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另外75％的美國人則發現他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這種不平等不僅體現在國家內部，也體現在國家之間。羅蒂警告說，由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底層那75％的美國人與底層的95％的世界人口會發生尖銳的矛盾。
　　在政治層面，羅蒂分析了全球化對民族國家主權的挑戰。他指出，在當今經濟文化生活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已出現了一個凌駕於民族國家的文化、道德、法律和價值觀念之上的“跨國超級階級”。這個階級的出現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權威，也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基礎，因為民主制度依賴於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和忠誠。
　　在文化層面，羅蒂批判了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同質化趨勢。他認為，全球化不僅是經濟和政治的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這種文化全球化往往表現為美國文化或西方文化的擴張，這對其他文化傳統構成了威脅。同時，文化全球化也導致了地方性知識和傳統價值的喪失。


　　需要右派剎車，但未來會是左派天下

　　孫立平，2025年11月6日


　　（標題中“需要右派剎車”，猛一看以為孫立平在規勸右派剎車，細讀才發現他是說世界右轉是對激進左翼的剎車，當今世界正需要這樣的剎車。——老高注）

　　我知道，題目中的這個判斷，可能會令許多朋友覺得心裡不舒服。但我說的是，在未來，這是一個大概率的事實。當然，這裡說的“左”，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的左，不是近些年激進左翼的左，不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左，更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極左。
　　有人會說，您說反了吧？現在世界的潮流是向右轉啊。不錯，目前的潮流是在向右轉，但從歷史的眼光說，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矯正。而從更長遠來看，未來一定是一個左的世界。
　　我們先說現在整個世界的右轉是哪來的。從根本上說，是對左翼迷失的一種反應，是對激進左翼的一次必要的剎車。概括地說，冷戰結束後特別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後的激進左翼，有三大迷失：
　　第一個迷失是幼稚的全球化。這個我們還是用我多次引用的盧比奧的話來說吧：冷戰結束了，蘇聯垮了，而總統們——我這裡說的是總統“們”，因為這是美國兩黨總統的共同問題，變得狂妄自大，目中無人，我記得當時流行的說法叫：“歷史終結論”。狂妄自大的總統們，開始瘋狂地支持全球化，美國瘋狂邀請全世界各個國家參與到全球化來。
　　第二個迷失是文明衝突的內部化。早在所謂“黑命貴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我當時說，亨廷頓意義上的文明衝突，都是發生在國際的舞台上。而這次的事件，讓我不禁意識到一個問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僅僅是美國，包括西方其他國家的左翼政府，對移民包括非法移民採取放縱的態度，結果是其人口構成發生重大變化，立國的根基甚至發生動搖。
　　第三個迷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的議題，不僅偏離了普通民眾最關心的諸如就業、收入、不平等、貧富差距等關鍵的民生關懷，而且莫名其妙地轉向性別等問題，甚至弄出幾十種性別的鬧劇。巴黎奧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就是這種鬧劇的巔峰。結果是，傳統上左派的王炸成了右派的籌碼，在不平等問題越來越突出的時候，肩扛公平大旗的左派卻陷入危機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右翼的崛起，整個潮流的右轉，是一件理所當然且必要的事情（對此，我原來寫過無數的文章，在此不再贅述）。

　　但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說，未來的世界很可能還是一個左的世界。為什麼？這不取決於我們的意願，不取決於思想，而是取決於人類在未來將要面對的長遠問題。這個問題是什麼？就是科技進步等因素的推動下，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社會中被淘汰的人越來越多。
　　首先，我們要認清一個事實。無論在道義的層面如何評價，從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段來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一個不可否認甚至無法改變的趨勢。為什麼會這樣呢？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中論證說，這取決於這個規律：從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段來看，資本報酬的增長速度要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高於勞動增長的報酬。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曾經做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從2000年到2011年年底，美國最富10％的人與最窮10％的人相比，收入差距擴大了19％。
　　第二，失業人數會爆發性增加，越來越多的人被科技淘汰。赫拉利指出，催生新的不平等的是巨大的技術力量。非但如此，未來的貧富差距會遠遠不同於歷史上的那種差距。科技發展所預示的社會前景已經越來越清晰。第一，把財富創造出來越來越不成為問題，人了將告別有史以來的匱乏時代。第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成為財富的直接創造者，從這種意義上說，對於社會來說是無用的人。
　　所以，未來的真正問題是，我們在一個財富的創造與越來越多的人基本無關的社會中，如何使人們能夠更好更人性化地使用這些財富，使人類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上能夠快樂幸福地生活？我覺得除了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路，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辦法。現在一些國家開始探討的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前一段時間我提起的楊安澤給每個公民發錢一類的舉措。——老高注），以及徵收機器人稅等問題，指向的就是這個。
　　說到這裡，有朋友可能會說，孫老師您現在是不是成為一個左派了？讓我想想……好像不是，我算中間偏右吧。在激進左翼肆虐的時候，我對世界的右轉一直抱肯定的態度；但在一些地方右得過頭的時候，我也在提醒，不要拋棄左派的某些價值。事實上，世界有許多事情用左右其實也是說不清楚的。
　　就這樣。


　　一年之中，我們見識了一個撕裂的世界如何更加極化

　　孫立平，2025年11月9日


　　一年之中，我們見識了一個撕裂的世界是如何更加極化的（當然，這個趨勢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了）。這就是美國的右翼民粹主義和左翼民粹主義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

　　他們不是體現一種風格，而是代表一種政治

　　很多人都在說，在這次美國地方選舉中，獲勝的馬姆達尼學習和掌握了特朗普的社會動員技巧，如他們都把自己定位政治的局外人，都善於利用社交媒體、都慣於使用粗俗誇張的言辭吸引注意力、都重情感忠誠而非政策細節等。當然還有加州州長紐森更是不遑多讓，他從2025年夏天開始，使用全大寫字母發帖、大量感嘆號和AI生成圖片，風格與特朗普的Truth Social幾乎完全一致。
　　有人說，這表明他們順應時代潮流，善於利用新的傳播渠道。
　　也許有這個因素，但我認為，這種政治風格與其說是社交媒體時代的創新，不如說是一種政治的固有風格，即民粹主義政治的固有風格。你可以看看歷史上那些著名的民粹主義領導人，沒有一個口才不好的，沒有一個鼓動能力不強的，沒有一個不語出驚人的，沒有一個不能讓人們熱血沸騰的。這就是民粹主義的特色。
　　這在美國的歷史上也不乏其人。19世紀民粹領袖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為了反對金本位制，在民主黨大會演說中最後喊出的是：你們不能把人類釘在黃金十字架上，結果是現場聽眾狂熱到拆椅子當燃料；20世紀的“平民獨裁者”休伊・朗，其競選標語就是：每個男人都是國王。他的口頭禪就是：你窮不是因為你懶，是因為有人搶了你。
　　他們一般不需要邏輯，不需要論證，甚至不用講理。因為他們是民粹主義，他們面對的是不需要道理而只需要情緒的大眾。只要喚起忠誠與仇恨，他就是天降的救世主。

　　民粹主義是不滿與憤怒的直接宣泄

　　在討論極權主義的時候，我曾說過，極權主義的能量來源於對社會情緒的烏托邦式系統整理（2017）。而民粹主義則是不滿與憤怒的直接宣泄，簡單明了，直接俘獲人心。
　　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其核心在於強調與誇大“純潔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之間的對立，主張以民眾的意志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右翼民粹主義和左翼民粹主義雖然在政策主張上尖銳對立，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將所謂建制派視為敵人。
　　特朗普在成功地將共和黨MAGA化之後，共和黨內的建制派幾乎土崩瓦解，要麼被邊緣化，要麼臣服於特朗普。而馬姆達尼，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主黨人，而是共和黨（此處疑有筆誤，應為“民主黨”。——老高注）中的一個另類。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左右的民粹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反精英、反建制。
　　所謂“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Establishment。這個詞，美國在用，歐洲的一些國家也在用。從直接的意思來說，有點我們漢語中的“當權派”的意思，即掌握着權力的上層政治人士。稍微引申一點，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團的近義詞。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也可以將其看作是上層精英。
　　用班農的話來說，這些建制派，是一種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力量的合謀。換句話說，這些人都是全球化利益的獲得者。而民粹主義意欲喚起的，就是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者說是代價承擔者。他們要麼是紅州的紅脖子，或是藍州的中產。

　　右翼民粹主義與左翼民粹主義

　　這次民粹主義浪潮洶湧，不僅僅是在美國，歐洲也在內，與這些年發生的三件大的事情或者說三個趨勢，有着密切的關係。
　　第一件事情：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中論證說，這取決於以這個規律：從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段來看，資本報酬的增長速度要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高於勞動報酬增長的速度。芝加哥大學兩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從2000年到2011年年底，美國最富10％的人與最窮10％的人相比，收入差距擴大了19％。
　　第二件事情：產業轉移與移民造成的失業。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製造業崗位大幅流失：在2000-2025年間，美國製造業就業從1,728萬減至1,276萬，淨減少450萬（約26％）。其中，鐵鏽帶受到的影響最大，其失業率長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底特律失業率一度達26％。即使一些人在服務業找到新的就業機會，但就業質量大為下降。
　　第三件事情：人工智能的衝擊。有數據標明，截至10月底，美國科技企業裁員已經超過18.4萬人，為2024年全年1.2倍。其中，英特爾年內累計裁員2.4-3.39萬人（占比22％），成為“裁員王”；微軟年內累計裁員1.92-2萬人（約占9％）；亞馬遜全球裁員1.4萬人；IBM計劃年底前裁員2,700人。同樣的趨勢也發生在製造業和服務業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就是對上述趨勢的反應。
　　而右翼民粹主義與左翼民粹主義即是這種反應中不同的政策主張。概括地說，右翼民粹主義主張減稅、放鬆監管，復興製造業，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最終的政策效果可能是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加劇；而左翼民粹主義則倡導高稅收、高福利的再分配政策，但可能的政策後果卻是弱化經濟活力，甚至在實踐中也不可持續。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這兩者都有走向極端的趨勢，一邊是特朗普的MAGA運動，另一邊是馬姆達尼的民主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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